愤世嫉俗的韩非

愤世嫉俗的韩非　　

一、人性论与法治　　

战国时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逐渐建立起自由竞争的官僚等级制，代替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贵族等级制。在东方六国，平民阶级中也有许多有才干的人进入政府，但国家政权基本上仍然控制在氏族贵族手中。到战国末期，氏族贵族政治日益显露出其落后性、腐朽性。由于氏族贵族势力强大，东方六国根本无法实现依法治国，结果国家的诸多政策常常由贵族个人好恶决定。这就导致赏罚不公的出现，有才干的人难以有所建树。并且某些贵族为了私利常常会不顾国家利益。比较典型的是楚国贵族对爱国者屈原的排斥。楚国的灭亡正是贵族政治腐朽性的典型表现。氏族贵族政治导致国家力量分散，很多贵族不受　国　君的限制，以至某些贵族为了私利实际上成了卖国者。秦国最重要的一条对外政策就是：对身居高位的人，能收买就收买，不能收买的就刺杀之。而现实是六国有许多贵族都被秦国收买。六国中最后一个被灭亡的国家是齐国，齐国是不战而降，这正是秦国收买政策取得胜利的成果。　　

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对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是主张中央集权的。他主　张国　君要从贵族手中收回赏罚权，并且用这种赏罚权来管理臣下。这种赏罚权就是法，——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在废除氏族贵族政治，建立官僚政治方面，韩非继承了荀子的观点。因而在“法”的观念上，韩非和荀子也是相似的。韩非所理想的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等级制；二是依法赏罚，不避亲仇。　　

韩非和荀子的不同之处是：荀子除了讲究法治，还重视道德教化，而韩非则完全排斥了道德教化，只讲法。这和他的人性观点是密不可分的。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私的，是好利恶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甚至父子之间在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他和荀子的人性论不同，荀子也认为人性是自私的，但同时人又是可以教化的。而韩非却认为人性自私难以改变，他说：“圣人治国，不要求民众去做什么善事，而是要求民众不违法去做坏事。能够主动去做善事的人，全国也找不到十个；而要求民众不做坏事，普通人都有能力做到。圣人治国的政策是按大多数人的情况设立，而不是为少数人设立的，所以，圣人不讲德治而讲法治。”（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显学》）　　

关于韩非的人性论，我们从他对各国大臣的揭露中也可以看出来。韩非耳濡目染众多大臣为了私利而欺　蒙国　君、危害国家利益，他自己出身王室，对这样的人深恶痛绝。所以在这一方面，韩非的观点有着鲜明的个人色彩。　　

正是基于个人独特的人生阅历，韩非对人性完全不抱希望。所以，他只讲法，而不讲德。　　

二、对权臣的痛恨与术　　

东方六国，贵族势力大，形成了与　国　君抗衡之势。韩非认为，这些权臣不忠　于国　君，行事多为私利，他们与　国　君的关系是对立的。他说：“　国　君的利益在于让有才能的人做官，而臣下没有才能却想做官；　国　君的利益在于把爵禄赏给有功劳的人，而臣下没有功劳却想得到赏赐；　国　君的利益在于让有才能的人为自己服务，而臣下希望　国　君能任用和他有私交的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孤愤》）韩非的这番话并非没有道理。战国时期，确实很多大臣　和国　君不一心，常常做　于国　君不利的事，甚至杀害　国　君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韩非作为王室中的一员，他是　和国　君站在一起的，所以，在他的学说中，“法”是第一位的，而仅次于法的就是“术”。他说：“术，就是按照人的能力授与他官职，并且要求他完成自己的职责。　国　君根据他完成职责的情况来进行赏罚。”（术者，因任而授官……《定法》）。也就是说，术是　国　君驾驭臣下的方法。韩非认为，　国　君应该想方设法管理好臣下，不能让臣下蒙蔽自己。他在《内储说》《外储说》等篇中，为　国　君怎样防止臣下欺蒙出了很多主意，也列举了众多臣下欺　蒙国　君的例子以提醒　国　君。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这样：“　国　君能够一个人决断大事，则可以成为天下的王。”（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也就是说，韩非对大臣极不信任，认为　国　君必须能够独立决断大事，这样就不会被大臣欺蒙，才能够为国家谋大利益。　　

韩非对不以国事为重的权臣非常痛恨，把他们比作“恶狗”“社鼠”。他通过大量事例揭露了权臣品格的下劣无耻。他认为，作为臣子就应该对　国　君忠心不二。　　

但是，东方六　国的国　君有没有能力管理好臣下呢？对此韩非不抱太大希望。他通过讲述一件事曲折地表明了这种看法：一个　国　君想亲自处理国事，就让权臣把一些文件送给他。他刚看了一会儿就瞌睡了，于是又把国事交给权臣处理。　　

所以，六国的现实是权臣的势力一直很大，　国　君与权臣的矛盾非常突出并且时时激化。以下犯上的事情常常出现。　　

所以，韩非的“术”，也只能是针对个　别名　君而言。在他的术中更多的表现的是对权臣的痛恨。或许这和他出身王室有直接关系。　　

三、耕者与学士　　

韩非说：“官吏收税的对象是农夫，而　国　君供养的对象却是学士。农夫给国家交了很多税，学士却得到许多赏赐，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百姓用力于耕作而少说空话，那是不能的。”（夫吏之所税，耕者也；……）“那些隐居之人，国家太平时，他们不出力做事，国家发生战乱时，他们又不能披甲作战。礼遇这种人，就会让从事耕战的农夫、士兵不再努力耕战。”（且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在这里，韩非否定了对国家富强不能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认为对这种人不应该有所礼遇。在《五蠹》中他总结出五种这样的人：脱离实际称颂先王之道，批评当世法治的学士（孟子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人）；那些借助其他国家的势力来谋取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的从事外交的人；为了显扬个人名声而触犯国家法律的游侠刺客；那些聚集在权贵门下逃避国家劳役的人；那些不顾百姓利益，囤积居奇获取暴利的工商业者。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不断，各国统治者都感到地位岌岌可危。尤其是秦国强大起来后，六国的统治者很感恐慌，就想方设法想富国强兵。但由于自身的局限，中央集权难以建立，国家的衰弱就成了必然。也就是说，六国的统治者找不到一条富强的道路。所谓的“病急乱投医”，他们就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学说以及各种人物投入了极大的注意力，希望借助这些学说和人物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养士”就是这种心理的一种典型反映。而事实上，贵族所养的这些士人，大多没有什么治国才能。真正有才能的人，在六国这样的环境中也难以有所建树。战　国四　君子中最让人称道的　孟尝　君所养的“鸡鸣狗盗之徒”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韩非认为，这些人是国家的蛀虫。“　国　君如果不除去这五种蛀虫，供养真正对国家富强有用的人，那么即使国家灭亡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　　

韩非否定了那些对国家无用的人，而认为　国　君应该赏赐对国家做出实际贡献的人。比如耕种土地多给国家交税多的人，有战功的人，治理地方有功的人。他说：“有功劳的人要赏赐，赏赐丰厚，人就会更加努力。”（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　　

在战国时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秦国，也只能是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秦国。也正是这个原因，韩非对秦国是颇为向往的。　　

四、韩非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　　

在韩非之前的思想家，大多不能摆脱“法先王”的观念（荀子所谓的法后王，事实上指的是周文、武王，也属于先王），学习古代文化是应该的，但之前的思想家往往对先王过于迷信。到了韩非这里，则是完全摆脱了先王的限制，而提出“所以圣人不向往远久的古代，不效法过去流传下来的规则，按照当前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政策。”（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韩非的这种“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世界观，是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解放，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补充：韩非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国家要强大，不能依靠外国，而要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征服天下的　国　君，……把国内治理好了，再以强盛的国力去征服其它国家。”（王者，……治内以裁外而已矣）在这方面，韩非继承了荀子的进步观点。这里，韩非是要否定战国时期那些“纵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