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史的研究，心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对“文革”史的研究，心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从“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的真相所想到　　

近从共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看到孙言诚写的“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一文，（孙文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出于好奇，我又找来王年一著的《大动乱的年代》翻一下，发觉对相同事件史实的陈述竟完全不同，究竟孰真孰假？现将孙文和王文关于此事件的不同陈述抄录以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孙言诚在“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一文中对该事件的前后经过是这样陈述的：　　

“文革初期，和全国各地一样，青海省的革命群众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两派是随着文革的进程逐步形成和对立起来的。　　

文革发动者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矛头应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的走资派。为了树立样板，中央下令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张大字报的矛头是对着北大党委的。青海虽然偏居西北，却阻挡不了党的声音，得风气之先的人纷纷起来造党委的反。例如：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五名师生给院党委贴大字报，格尔木机关干部给县委贴大字报，民族学院教师傅承信给院长贴大字报等等。”　　

“与此同时，党也传来了反右的声音。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面对混乱局面，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万—40万右派’（据王任重笔记）。对西北地区，更有具体指示，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中央批示：‘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　　

据此，王昭在省委党委扩大会上说：‘要划分左、中、右’，‘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保守群众声威大震，造反者陷入灭顶之灾。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连同支持他们的副院长达洛，都被揪出来批斗。格尔木县机关干部被定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责成海西州派工作组前往，把贴大字报和支持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　　

“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对于已经是反革命的造反派，这不啻天外纶音。他们咸鱼翻身、东山再起，纷纷成立战斗队，最后汇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西宁市迎来了第二次革命高潮。”　　

“　1月23日　，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主席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大趋势，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多数干部所接受。正如张云生所说，他们绝不会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地方上都已参加了保守派。军区党委会后不到三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选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宣传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　　

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1月25日　，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　1月28日　，张晓川联合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军队，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了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　　

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王昭（注：青海省省长）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杨植霖（注：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1月29日，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　2月2日　，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9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　2月3日　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时，队伍上街。205部队抽调205辆军车，各部队抽调4000多名战士，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捍卫队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脸上画着八•一八，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　2月13日　，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青海日报》社始终是青海文革的中心。报社里八•一八占绝对优势，编辑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八•一八。　1967年1月12日　，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的报纸，称作‘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支持八•一八。　　

　2月8日　，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11日晚，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军管。张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了，答复是：‘需要请示’。　　

　2月14日　，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军管遭到了八•一八的抵制，进入报社的军管人员被八•一八的人赶出来，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上午11时，部队包围了报社。”　　

“部队的汽车、装甲车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南面占领了西宁市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屋的晒台，西面在民房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桥上站着从草原调来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2月15日　，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6081、205、8122部队12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八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八•一八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2月19日　，八•一八上街游行，反对军管。途经报社时，捍卫队前去阻截，八•一八的车辆轧死了捍卫队队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准备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2月20日　、21日，捍卫队10万人抬着张桂兰的尸体环城游行，沿途砸烂八•一八办事机构。赵永夫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23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常委除刘贤权外全部赞成。　　

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动员：‘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张晓川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　　

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戌司令部发布通令：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下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13个连围攻报社。11时10分，军队枪击八•一八的广播站，所有喇叭登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红色公安’（公安厅的群众组织）按照开列的名单，把八•一八的头目一一逮捕归案。第二天，一千多捍卫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双方对峙了一天。夜12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民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三人、打伤九人。当晚逮捕了20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800多红卫兵赶出大楼，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五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满，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了类似‘镇 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出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三角铁、烟火烧、火烧、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团共三千人，被斗的1884人，打成轻伤的214人，重伤54人，监督劳动544人，被捕入狱114人，抄家114户，逼死1人，被打流产三人。青海氮肥厂只有150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60人。就连高等院校，镇压也很惊人。青海民族学院把150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37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47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39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27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营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二• 二三事件”后，“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 　　

“三月初 ，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西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川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　　

王年一著的《大动乱的年代》对“赵永夫事件”是这样表述的：　　

青海发生了所谓“赵永夫事件”。西宁市的群众组织“八   •一八”，在北京来串连的一些学生的支持下，借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报社内大搞打、抢、抄、抓，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非法强占报社的个别人，还呼喊反革命口号。他们拥有一批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行武力威胁。西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认为，如果任其胡作非为，后果不堪设想。部队对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交出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占据报社的人向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进行反击，一些人被当场击毙，其余的人被驱出报社。一切情况，青海省军区都向林彪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2月23日，叶剑英听了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的电话报告后，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在西宁的街头，很快出现了大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叶”被误作“林”）中央文革小组对青海事件最初保持沉默，几天后就利用《简报》刊登红卫兵来信，信中哭诉他们被赵永夫武装镇压的经过。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　3月11日　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间，“调查”了两次。所谓“调查”，就是只听取由中央文革小组挑选出来的“受害者”的控诉。是非曲直完全颠倒，“罪魁祸首”是赵永夫。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　3月24日　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解放军二0五部队副主任）、王昭（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隔离反省；“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①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宣布这个决定的会上，赵永夫当场被捕。　　

王年一对“赵永夫事件”是这样评析的：　　

类似的事件，还有许多。广东、内蒙、安微、河南、湖南、福建、西藏等省、自治区都发生了类似事件。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军队贯彻执行《军委八条》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无可非议。有的地方抓人过多，虽有各种原因，但应该承认是个缺点。这个缺点迅速改正了，放了人。激进派响应号召造反、夺权，背后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这种支持一般是通过派往各地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之类组织的红卫兵的支持来表示的），虽有种种越轨行为，但除了极个别坏人外，不能归咎于他们。军队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有“保”与“革”的两种倾向的斗争。大派与激进派实际上也有“保”与“革”的两种倾向的斗争。大派拥护军队，军队支持大派，激进派拥护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激进派，是很自然的。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支持造反、号召夺权本身。种种冲突，归根到底是它引起的。　　

王年一是解放军国防大学的中共党史教员，其所著的《大动乱的年代》由时任中共中央党史办负责人廖盖隆作序，可见该书的论述评析是带有官方色彩的，换句话说，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撰写的。　　

问题是：厘清史实是正确评价历史的前提，对党史包括文革史的研究，必须贯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如果王年一对“赵永夫事件”的表述是客观，真实的，则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部份的理解。而如果孙言诚关于“文革中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的表述是客观、真实的，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就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兹浅析如下：　　

    一、文革初期存不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报全党、公布全国的。《五•一六通知》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路线方针、政策。《五•一六通知》号召全体党员、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而当广大学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名，纷纷起来批判学校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思想时，孙言诚在文章中披露说，此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竟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批示：“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甚至还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40万右派。”（据王任重笔记），“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如果孙文所披露的属实，则当时党内确是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造反，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对群众起来造反要“灭火”，运动的重点是抓学生中的“右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但是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规定，则是经过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的，而且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时并没有任何公开的反对意见。也就是说，《五•一六通知》是经过民主集中程序，由中央集体决定的。今后凡是在行动上贯彻《五•一六通知》的，就是尊重集体领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如在行动上故意违反《五•一六通知》的，就是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党的纪律。　　

如孙言诚文章披露属实，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在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产生后，仍然指示运动的重点是抓师生中的右派，把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引导为重点抓学生右派的新的“反右运动”，这难道与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不是背道而驰么？而且当时主持中央工作这部份常委在采取这些做法之前，并未提交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常委全体会议讨论并获得批准，甚至事前也没有向党中央主席通报。这是不是有点擅权专断、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三、党内存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虽然头上也有“老干部”、“开国功臣”两顶桂冠，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倘若确如孙言诚文章所披露的那样的话，那这个赵永夫就是混进党里、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他，千方百计篡夺了青海军区的领导权后，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与政，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拥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万七十九人。被迫害的还有支持“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据孙文披露，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洗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写道：赵永夫在指挥开枪屠杀群众后，还“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注：青海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张江霖（注：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烧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这样下结论的：“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0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调查，亦未搜到一枝枪。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如孙言诚文章披露属实，那“青海二•二三事件”说明了什么？中共中央在《五•一六通知》中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也就是说，对如赵永夫这一小撮走资派，要造他们的反，夺他们的权。这难道不必要吗？这难道不正确吗？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赵永夫就不会跳出来反对，也就不会有青海二•二三惨案发生，所以说，这一切都是文化大革命惹的祸，带来的灾难。正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所说的：“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支持造反，号  夺权本身。种种冲突，归根到底是它引起的。”　　

孰是孰非？笔者想起了定时炸弹，如果它不在拆弹时爆炸，以后仍然还是要爆炸的，那时恐怕死伤更多、损失更大。　　

四、怎样看待文革期间的“灾难”？　　

若诚如孙言诚文章披露，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在新的“反右运动”中有大批师生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右派”的帽子而遭受迫害，客观公正地讲，这笔账不应算在文化大革命上，因为这个“反右运动”恰恰是违背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恰恰是违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同样，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中，不少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被打死打伤，成千上万的群众被逮捕入狱，捆绑吊打，受到“群众专政”、监管改造，这笔账也不应该算在文化大革命上，而应该算在“制造”该事件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　　

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灾难”，孙言诚在文章中提出他的一个新观点：“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派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的这场反右。”　　

不过，从孙言诚文章中所陈述的青海文化大革命历程看，一般师生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右派”的帽子而遭受批斗、迫害，是自文革初期的“反右”运动始；在武斗中开枪把人打死打伤，把大批群众抓捕入狱，对不同观点群众实行残酷的所谓“群众专政”，也是自一九六七年二月赵永夫等指挥军队“镇反”始。　　

五、关于平反冤假错案　　

假如“青海二•二三事件”的真相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里所写那样，那么文革后，给赵永夫平反就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但如果“青海二•二三事件”的真相，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里所写为假，而孙言诚在“文革中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中所披露为真的话，这个当年最后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调查处理的案件，就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而不是什么冤假错案。但文革后，却又立即给赵永夫平反并晋升一级，对当年反对赵永夫做法的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则同时免去职务，对张江霖还作“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处理。——笔者孤陋寡闻，至今未见赵永夫平反的相关材料，也未知赵永夫平反后是否写有关于当年被冤枉错整的回忆文章，因此不便妄测胡评。不过，究竟应该如何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文革后的“平反冤假错案”，相信历史自有公论。　　

最后要强调的，由于笔者并没有全面掌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文献和全部史料，对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作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仅仅是就孙言诚写的“文革中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一文和王年一著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关于“赵永夫事件”的述评的差异，而产生的一些粗浅看法而随手把它记下来，其中难免缪误，仅供研究文革史者参考。 　　

二0一0年十一月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