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和对立——当代“中国威胁”论透视

偏见和对立——当代“中国威胁”论透视

钮维敢　

    【内容提要】西方国家用不完全归纳法对历史事实进行推演得出的结果，却被当作完全归纳推理的论断去应用，从而形成“中国威胁”论，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实力的不断强大与西方大国国际主导地位稳定程度之间的关系。“中国威胁”论利用民主和平论和经验主义历史哲学观进行推理，其内核是冷战思维。近现代国际局势的剧烈动荡都是孳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经济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世界经济安全的深远危害，却反映了中国是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不是威胁。

    当代“中国威胁”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美日为中心向世界扩散。由于中国的努力，“中国威胁”论一度消沉，但到2005年前后，又掀起一轮“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中国威胁”论与中国的发展、强大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它主要出自西方反华势力蓄意歪曲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
    一、当代“中国威胁”论的产生
    当代“中国威胁”论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上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在与西方大国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威胁”论的依据是经济、军事力量的迅速强大会使得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谋求与自身实力相称的更大权益，从而要求打破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或对这种现有秩序进行调整，以致威胁到他国的既有权益。
    “中国威胁”论，基于西方担忧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威胁”。中国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贸易扩展是现代经济史上举世无双的，这给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带来史无前例的提高，也会产生对其他国家的挑战。这种挑战之一就是要给美国人带来失业。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一部分人认为华工“抢”他们的饭碗有点相同的地方。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中美贸易中美国的贸易逆差日益增大．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不仅认为中国会威胁其经济，还会带来军事安全上的威胁。理由是：中国越是强大，越富有，就越能够发展更先进的国防，就越能制造出更多更加优良精准的武器系统：假如中国保持它的现有经济高增长率，中国核武器的数量会绝对地增加，威力会绝对地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持续增长，不仅影响中国本身，而且波及亚洲乃至世界。这就是西方比较流行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走强，使得美国右翼政治家和学者担心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会成为美国的挑战者。于是，西方学术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中国历史上曾经不断对外侵略的论证。中国与周边国家由于历史等原因而形成的领土纷争恰好成为西方冷战思维者鼓吹“中国威胁”的材料。“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国家一部分人不愿意放弃冷战思维、是从经验主义历史观出发的，对中国国家实力的发展和中国内政、外交进行错误估计所得出的悲观结论。
    二、当代“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逻辑层次
    “中国威胁”论大体首先是从经济上过于夸大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然后从军事上夸大中国军力的无节制、非透明增长；再从历史文化传统上论证中国人具有侵略特质的民族性；最根本的是，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被西方反华势力看成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对立物，具有对外扩张性。这些构成了当代“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逻辑骨架。
    1．西方对华和平演变失败，逆转成“中国威胁”心理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价值观制导下的对华期待与中国现实发展及未来走势的偏离是“中国威胁”的重要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反华势力看到了中国经济政治改革出现了经济市场化、政治西方化的希望。他们期望中国自然平稳地过渡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期望属于和平演变的范畴。另外，西方也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转型必然走向如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的崩溃。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中国崩溃”论也隶属于和平演变范畴。然而，中国经受住了政局短暂动荡之后，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于是，他们又认为，中国崛起之后会打破现有国际秩序，可能会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西方国家的反华势力，几乎用尽了各种推理和论证方法，营造“中国威胁”论。从平稳的演变理论到崩溃的和平演变论再到“中国威胁”论，可以看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心理变化过程：期望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会平稳地朝向西方资本主义轨道发展不成之后，于是参照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判断、期望甚至引导或创造条件让中国走向全面崩溃。这样的推测和期望一再流产。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发展，客观上造成国际行为体的综合实力不得不重新排序。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一方面，和平演变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己经难以奏效，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异质国家在不断发展壮大，主导现有国际秩序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自然要担心：中国会不会冲击和改变国际社会秩序现状。这个心理变化的关键是，中国实力不断强大和西方大国的国际主导地位稳定程度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中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传统造就的民族性。对此核心的看法不同，就决定了推测这个关系的变化走向将会得出不同结果。韩国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异质性和更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西方学者讨论的焦点都集中在中国崛起是否会对东亚及世界秩序产生负面影响上。
    2.“中国威胁”论者从经验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出发，用不完全归纳法对历史事实进行推演
    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是以追求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为了追求权力和利益，不同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实力，以打破与己不利或不满意的权力和利益格局，重新塑造或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权力或利益最大化的国际秩序。这就要对原先的国际秩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特别是要对主导国际秩序的国际行为体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支配权力进行重新洗牌。一般而言，后起之秀的强国会要求夺得国际秩序的主导权甚至是绝对霸权。就近代海上霸权而言，荷兰的国际霸权让位于西班牙，西班牙让位于英国，就是因为各国实力的消长变化而造就的。同样是因为实力的消长带来的欧洲30年战争，最终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作为欧洲封建保守国家的异端，凭借强大的陆军，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欧洲封建联军在共同剿灭拿破仑帝国的基础上，建立维也纳反动体系。然而，德国作为后起之秀，随着其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日益要求改变既有的世界殖民体系，要求在欧洲以及国际事务中拥有与自己实力相称的权利，这酝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代替了维也纳体系。但是被打败的德国重新进行武装，带着复仇的情绪与实力日益强大的日本一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再从区域国际关系看，近代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就是随着其实力的增强而一步步挑战东亚势力范围内的英美俄等强国。最后发展到全面侵华战争，进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西方国家从这些典型的历史事实得出结论：一个国家一旦实力增强到一定程度，就会打破原来的地区格局甚至是突破国际秩序，挑战原来的国际关系主导国家的主导权，最终战争往往难以避免。这是美国对全球国际关系发展考察得出的所谓经验。根据这种不完全归纳法推理，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产生了恐惧。他们认为中国的不断强大，自然会挑战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现有国际秩序主导权，拥有地区乃至国际霸权。这势必给国际社会带来不稳定，威胁人类和平。这就是“中国威胁”论的基底。
    但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经验主义哲学基础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理论对事物进行考察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是有出入的。它的方法是不完全归纳法，即把一定限量的历史现象或事实作为研究对象，然后从中抽取一般性特征而得出结论。但其荒谬之处是把这个结论当作普遍规律，可以辐射性地适用于既定限量的研究对象之外，以局部代替全部，造成以偏概全。其实，这是以不完全归纳法推理得到的结论来代替完全归纳法推理得到的结论，用相对来代替绝对。他们因此认为，在现当代中国开始崛起之前的这些“规律”，就“理所当然”地适用于未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同时，西方国家的一部分政治或学术精英所列举的这些历史现象，不乏既定主观目的性地抽取，往往进行定性论证和分析。也就是在论证前就设定观点，然后在庞杂的历史现象中筛选一些来佐证他们预设的观点。因为，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举一个历史反例就能推倒以上西方所谓的霸权更替历史规律。“中国威胁”论是由当代美国部分政治或学术精英炒作起来的，而恰恰是美国的历史就能推翻他们的结论。根据东西方关于世界历史的共识，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实力在1894年左右就超过了英国等欧洲列强，成为世界首富。但美国人大多认为，美国没有谋求世界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美国挑起的。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战胜国。美国的综合实力在二战爆发之前就成为世界之首，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持怀疑观点。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到此，我们可以说，对“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大体加以评断—自相矛盾。还有，就是法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大国，它们的经济军事力量在中国崛起之前就非常强大了。为什么它们不挑战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然而“中国威胁”论者很“睿智”地转入另一个领域—民主，进行取证。
    3.“中国威胁”论者认为，民主国家间不会打仗
    民主和平论的要义是：民主国家常以和平方式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战争一般是由非民主国家引起的，尤其是由专制国家发动的。近代的德意志帝国和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国都是专制国家，所以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是军国主义专制帝国，所以在亚太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二战结束以来，所有的战争都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非民主国家之间，或由非民主国家挑起的对民主国家的战争；民主国家往往结盟来防止或对付非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是“中国威胁”论者认为民主能够防止或制止战争的主要论据。他们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如：两伊战争，印巴克什米尔战争，中印边境战争，尤其是中苏珍宝岛战争，中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等等，来证明专制是战争的滋生源。“中国威胁”论者预先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定性为专制的代名词，认为这种制度对内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对外与民主国家争夺势力范围，对其他非民主国家进行渗透控制，甚至发动侵略战争，是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然后他们再把所列举的历史事实与定性的对象进行揉合，使其相互应和，从而得出所谓民主带来和平的规律。
    但是根据历史记载，古代希腊城邦国家大多是非常民主的，却彼此间战争频繁。而且，特洛伊战争是典型的民主国家对外发动的战争。也许民主和平论者会说，他们说的民主国家是指近现代民主国家。可是美国曾经对墨西哥的侵略和蚕食、美国与西班牙进行的海战、美国对巴拿马的军事入侵和逮捕巴拿马前总统诺列加以及其他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入侵和颠覆活动都说明，美国作为民主国家也具有极为强烈的侵略性，也会在一定的时空内用发动战争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当代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仅受到非西方世界的谴责，也受到了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对和批评。就是在美国国内，相当数量的民众也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侵略战争。
    现当代西方民主大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过大规模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还没对西方民主国家发动过战争。朝鲜战争，尤其是越南战争，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发动的典型对外侵略战争。越南战争一直是美国的一个梦魇。在1995年越战结束20周年时，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出版了回忆录，其结论是：“我们错了、完全错了。”越战结束25周年时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文章，题为《久长的越战阴影》。基辛格认为，对美国而言，越战悲剧的最大创伤是“美国例外论”的动摇。美国是一个很有道德自信的国家，美国人普遍相信美国特有的价值，并认为这些价值适合世界。然而，基辛格说，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社会对此产生分歧，人们对美国价值的真正有效性以及美国人应在多大程度上推行和捍卫这些价值，出现了争议。在分析了美国军事、外交政策的矛盾性、双重性和不连续性后，基辛格得出了一个结论：“当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配上倨傲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时，主导地位就会让人生厌，领导作用就会被视为霸权。然而，霸权帝国几乎会自动导致普遍的反抗，这就是所有霸权寻求者早晚会自我衰耗以尽的原因。”
    “我们错了、完全错了。”这是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虔诚忏悔；基辛格的《久长的越战阴影》，是对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深刻分析和总结。他们都是亲自经历过对越战争的。但作为当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若干年之后，他们的这些表述无疑是从另一个侧面对民主和平论进行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讽刺。西方国家同样根据经验主义哲学分析国际共产主义历史中的成败。他们列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出现挫折的例子，却不提成功的例子：他们列举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历史进步性的一面，却不谈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不提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斗争，更不提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之历史事实。其实，民主和平论认为的民主国家没有科学的标准。其中，对德国发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割裂历史进行断章分析，而不是联系历史的延续性进行透析。从广义上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都属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但最后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发展为法西斯专制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是酿成大战的重要根源之一。人们比较统一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资本主义民主世界分化出法西斯专制来。
    现当代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之所以没有发生战争，应该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考察和分析。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结果基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世界直接军事争夺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温床：冷战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培养了共同的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龙头老大，绝对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总体局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的相互包容局面造成如果相互发生战争，不仅势必两败俱伤，而且不利于共同对付共产主义：核武器时代的互相摧毁能力对和平具有一些积极意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发生战争的重要因素。
    三、“中国威胁”论实质是冷战思维作祟
    1．冷战思维带来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对立是“中国威胁”的认识论基础，是“中国威胁”论的内核
    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GDP总量和军事实力还没有超过英国或法国等西方大国，但美国对英国和法国没有感到威胁。这主要是由于西方反华人士按照冷战思维来理解和认识中国造成的。他们认为，社会制度决定了，强大起来的中国将威胁其他国家行为体，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一个新崛起的国际行为体必然客观上带来国际关系力量结构的变化，可能带来国际秩序的重组。但关键是这种变化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这又主要取决于这个新崛起的国际行为体是否有意愿采取和平方式施动于国际社会。这是新崛起的国际行为体是否具有威胁性的关键。而西方国家反华势力“无论从民主意识形态还是从冷战经验，都自然而然认同那些和美国一样摆脱专制和享有自由的国家，而冷战的体验又使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国家就像斯大林式的苏联和法西斯德国那样具有侵略性，因此，他们相信中国‘制度决定论’的侵略性”。这种推理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非民主的甚至是独裁专制的。这样的政府在国内是如何对待其国民的，就会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对待其他国家和人民，必然对外侵略。这就等于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有对外采取非和平行动的意愿。这是民主和平论的基本要旨，是以不同意识形态和民主价值观对立来认识中国而产生的，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根据。
    民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民主的确对战争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为民主的机制本身就是立足于和平和发展的考虑。但是，不能把自己国家的民主强加于他国。在国际交往中更不应该鼓励用非民主的方式来达到民主的目的，特别是一个国家为了私利而假借民主的旗帜。民主和平论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把资本主义民主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用民主与和平之间的一般机制来代替，实质上是为了铲除社会主义民主，达到资产阶级民主一统世界，从而炮制一套国际关系理论，推导出“中国威胁”，具有强烈的冷战思维。
    冷战思维是指冷战开始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制定外交政策或者进行外交活动时，不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而且以权势政治、甚至极端的权势至上立场或眼界来对待国际事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立和国家利益之争是冷战思维的核心因素。冷战思维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对立、势不两立的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认知模式。它排除相互对立的国际行为体之间会存在双赢或共赢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威胁”论中的冷战思维原因，有学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冷战结束十余年后，美国至今有人对‘冷战思维’情有独钟，这种思想与论调完全是与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主流不符的杂音滥调。”“中国威胁”论是冷战思维者假借民主和平论对中国发展壮大进行理解和推演而形成的。“中国威胁”论是当代冷战思维者强调世界单质化于资本主义、泯灭世界历史多样性发展而构建出来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遏制和扼杀中国的逐渐崛起，最终铲除对立方—社会主义。
    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改善和逐步建交后，我国开始逐步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冷战结束以来我们更坚决主张和践行摒弃冷战思维，强调在国际交往中，在民主和价值观上应该求同存异、不以意识形态划线。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一部分人却不愿意放弃冷战思维，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看成是人类文明和自由民主发展的终极模式，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专制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2．当代冷战思维者用民主和平论为载体，抛出“中国威胁”论来掩盖资本主义民主的危害性
    在这方面极具影响的代表之一是，香港前总督彭定康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接受英国BBC广播公司采访时爆料“中国是民主的威胁”，声称：中国的潜在威胁不在于其廉价的出口商品，而是“民主的灭亡。”他主观地认为，中国在传扬着人们不需要民主也可以致富的观念，这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他进而补充说：“我认为中国是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下表现好得叫人惊讶的一个例子，但它同时在挑战这个体系的根基。”整个谈话绝口不提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何以导致爆发把全球都拖下水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模式何以成功，更无任何检讨、反思、道歉、自责之意。至于那些发展中国家因为移植西方民主模式，出现的令人失望的现象，甚至造成的累累的灾难，更是不入彭定康的法眼。再联系到2008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莫名其妙地邀请达赖、支持“东突”的种种举动，这些在西方民主幌子下制造出的“中国威胁”，都是为了挽救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西方制度，为了转移国内民众视线，为了维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话语霸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世界经济安全的深远危害。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加自由市场模式”，不仅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而且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许多民众的强烈质疑。更让西方尴尬的是，针对美国经济形势的恶化，美国《基督教箴言报》有文章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支持美国人追求经济和个人目标的政策和制度，未能跟上过去20年间的迅猛变化；美国当今的社会契约过时了；法国《费加罗报》刊文，认为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促成了西方人权幻想的破灭。冷战思维者的人权政策不是普遍真理，更不总是奏效的。因为它违背了世界多样性的普遍规律。无节制的人权和自由民主，是造成美国普遍负债超前享乐和负债经营的思想基础，也是美国经济泡沫积累的精神根源。2008年以后的中国与2008年前后的世界经济状况让“中国威胁”论者得到的教训是：世界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模式的梦想无法实现，当代冷战思维自我迷幻造成所谓的资本主义优越性，如果还没彻底破灭，起码是暗淡了。国际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是威胁全球经济发展的源头，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经济灾难的祸根。
    四、结语
    对于中国崛起，西方某些人用民主和平论与冷战思维推理出中国威胁西方。西方国家反华势力炮制“中国威胁”论的推理逻辑和论据本身就存在问题，它是为了铲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和平论把民主看成是和平或战争的唯一变量，忽略了和平的其他社会因素，从而造成这种理论僵化而使决策过程缺乏理性。民主是战争或和平的众多社会变量中的一个而已，且不是决定性的变量。民主和平论是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民主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划归非民主国家，并认为民主国家不具有侵略性。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民主和平论作为推断“中国威胁”的一个重要理论，它自身的缺陷决定了西方国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是站不住脚的。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偏见是“中国威胁”论的核心，历史经验主义哲学观是“中国威胁”论的方法论。
    当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实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在冷战基本结构尚且残存的背景下，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抱有冷战思维的西方反华势力的警惕和防范。中国作为诸多冷战遗留问题的直接当事国，即便自身想要彻底走出冷战留下的阴影，在短时期内也难以摆脱反华势力借用冷战机制遏制中国。
    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元凶，一战和二战的爆发都有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刻根源：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泛滥造就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而铸就这些世界灾难的最为深刻的根源，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支柱—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价值观念。
    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成为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动力源，并且中国致力于追求和平、发展和合作的和平外交，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我们强调：和谐世界可以和而不同：对于国际问题，相关国际行为体应该在平等协商中求得共赢或双赢；对难以解决的分歧可以求同存异。而美国主流政治势力有人认为：“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自由民主的信念犹如汹涌大海中的岩石。现在它更像风中的种子，把自由带给每个民族。在我们的国家，民主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而是全人类的希望。民主，我们不会独占，而会竭力让大家分享。民主，我们将铭记于心并且不断传播。”。这是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打扮成仁慈而普世的福音，要向全球扩展、要求各国从美国嫁接。但不幸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社会舆论正在反思甚至质疑资本主义价值观给世界带来的危害，并在重新认识中国模式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已经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的发展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而是其重要保障。
    当代“中国威胁”论，不定期地对中国形成威胁。在未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随着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推进，“中国威胁”论还可能重新泛起。欲有效击破之，必深刻理解之。
    （《环球视野》第337期，摘自2010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