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和馬賊的背後

土匪和马贼的背后
杨逵．一九三七

文□施　淑
 
日本友人横地刚先生新近发现的〈对“新日本主义”的一些质问〉和〈期待于综合杂志的地方〉﹐是杨逵于一九三七年六月重访日本﹐发表于东京《星座》杂志的文章﹐这两篇未及收入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的《杨逵全集》的随笔﹐不论就杨逵的文艺思想或就他的创作历程来看﹐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首先﹐由两篇文章发表时的背景来看﹐一九三七年正是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开启中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因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近卫内阁于事变后迅速拟定“对北支事变的根本方针”﹐全方位促成日本国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及思想领域的“举国一致”宣誓﹐并于是年八月二十四日颁佈“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要点”作为战争的思想整备的总指标。与此相应﹐日本言论机关把进攻中国塑造成“国民全体意见”﹐而侵华战争的目的是为“保全国体精髓归一”及“确立东亚永久和平”﹐部分文化人于是成立鼓吹“新日本主义”的“新日本文化会”。﹙注一﹚台湾方面﹐除了附合相同的精神动员指令﹐总督府更于芦沟桥事变前率先下令废止岛内报章杂志使用汉文﹐试图从根本上断绝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脐带。前述杨逵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发表在东京《星座》上的两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思想气压下﹐对整个时局的反弹和回应。

〈对“新日本主义”的一些质问〉﹐杨逵把当日大力提倡的新日本主义及未说清楚宗旨而在成立后才开始找纲领的新日本文化会﹐不客气地形容为﹕“真是深奥又玄虚的东西”﹐接着指出这个由日本知识精英组成的团体﹐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文学或文化的﹐倒不如说是相当政治的东西”﹐而主张“用日本人的感觉﹑日本人的心情看日本看世界﹐并以此教导国民”的新日本主义﹐是很难令人心服的。以上这些在调侃语气中透露着的一针见血的见解﹐显示杨逵对教导日本国民走向法西斯道路的新日本主义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因一九三七年日本进军华北才产生的﹐而是作为社会主义者的他必然具有的思想视野。

根据现存资料﹐杨逵早在一九二八年写的〈当面的国际情势〉一文即关注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问题。文中指出当时世界情势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列强与苏俄劳﹑农联邦关係的紧张﹐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干涉﹑弹压和战争的狂暴化。在中日关係方面﹐他着重分析日本因资本主的急激发展﹐中国成了它的主要市场和投资地﹐而中国的革命必然对这造成直接影响﹐所以日本会以狡狯的外交手段﹐或公然用武力干涉来压抑中国的解放﹐这会牵涉到英﹑美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利害矛盾。在这篇因思想检查而打上许多××的文章末了﹐杨逵以国际主义精神热切呼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要动员全势力﹑集中全势力来守卫中国××和无产阶级的××××劳农联邦。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要彻底斗争。这是今日的国际情势所给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急务。”

在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精神的带领下﹐一九三○年代﹐当杨逵由社会运动转入文艺工作﹐他的论述一直在“艺术是大众的”的前提下﹐强调文艺创作的实践性﹑前瞻性和作家的积极意志。因此他一方面摒弃封闭在象牙塔的“高级艺术观”﹐批判高唱纯文学的作家作品已遁入“桌上文字﹔另一方面﹐面向人类解放的前景﹐提倡世界性的”进步作家的共同战线﹐以之克服神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狭隘局限及法西斯思想的毒害。这些信念集中表现在他一九三五创办《台湾新文学》杂志后﹐排除“台湾文艺联盟”内部的宗派主义倾向﹐呼吁建立台湾文化艺术运动的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台湾和日本文艺工作者的交流﹐响应日本左翼杂志《文学桉内》推出的台湾﹑朝鲜﹑中国作家特辑﹐编集“全岛作家徵文观摩号”推介给日本﹑中国文坛等等具体行动上。﹙注二﹚相同的思想意识﹐使他关注包括电影﹑美术在内的文艺动向﹐如一九三五年他先后写了两篇文章论述由法国作家纪德﹐马尔侯﹙Andre Malraux﹚等人发起而在日本文坛引起热烈讨论的“行动主义”﹐检讨它所涉及的文艺创作的能动性﹑社会性与无产阶级文学发展方向的问题。﹙注三﹚此外﹐他又讨论中国电影《人道》及苏联电影《五年计划》﹐指出一九三二年由上海联华电影公司拍摄﹐卜万苍导演的《人道》﹐是一部杰出的写实主义作品﹐裡头探讨的中国农村旱灾和买办阶级问题﹐可以激起观众对世界的憎恶﹐并察觉到必须对这不合理的社会做一些改革。由此﹐他希望《人道》下片后能继续上演《五年计划》﹐这部描绘苏联改天换地﹑创造新社会的电影。﹙注四﹚

相较于上述开阔的精神和思想视野﹐一九三七年日本文化人提出的新日本主义及其所谓“用日本人的感觉﹑日本人的心情看日本看世界”的日本中心观念﹐对杨逵来说﹐无疑是背道而驰无法叫他信服的。而这就牵涉到新日本主义的政治倾向的核心问题。

从日本现代思想史来看﹐日本主义是甲午战争后由亚细亚主义蜕变出来的思想流派﹐它标榜“日本精神”﹐以大和魂﹑大和心﹑国体论和日本特殊论为主导思想﹐它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右翼团体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有关这对立于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和西洋观念的日本主义的日本精神﹐研究者曾指出要具体表达它如同“水中捞月”﹐不过它的思想基调之为国粹主义﹑复古﹑排外﹐国家主义的扩张﹑侵略﹐倒是不争的事实。﹙注五﹚杨逵一九三七年旅日所见的新日本文化会的新日本主义﹐应即这一脉思想的重新包装﹐它与同年九月成立的“日本主义文化同盟”﹐或一九四○年十月响应近卫内阁建立“国防国家新体制”的号召而成立的“纯正日本主义派”﹐名目虽异﹐思想及政治要求则一。此外﹐由日本现代文学史来看﹐一九三○年代中期成为文坛主流之一的“日本浪漫派”﹐即以“古典近卫队”为己任﹐以回归“故乡的历史和风景”等感性语言鼓吹国粹和民族主义情绪﹐最后与当时的“国民文学论”主张的文学“必须是为了认识作为民族的﹑日本人的自己”﹐文学“不是世界的﹑个性的﹑阶级的﹐而是国民的东西”等论调靠拢﹐﹙注六﹚而提倡新日本主义的新日本文化会的领导者林房雄正是日本浪漫派的要角。熟悉日本文学思潮﹐曾与该派理论大师龟井胜一郎就浪漫问题交锋过的杨逵﹐﹙注七﹚会把新日本文化会判断为与其说是文学或文化团体﹐倒不如说是“相当政治的东西”﹐可谓一语中的﹐深得其实。这与同年九月﹐《送报伕》的中译者胡风因为提防“鼓吹日本的东西”﹐不敢冒然与访问上海的《星座》编辑矢崎弹交往﹐﹙注八﹚同样是洞察了隐藏在这日本的政治东西背后的危害亚洲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法西斯精神真象。

要求真象﹐是新发现的杨逵另一篇文章〈期待于综合杂志的地方〉的主题。针对中日战争爆发后﹐在“举国一致”宣誓效忠和“言论统一”政策下﹐日本国民对新闻媒体和言论机关的不信任﹐杨逵指出﹕“最好的办法﹐还是以报导真象去解消。”他以一九三七年八月号日本各杂志清一色塞满有关苏联与“满洲国”国界问题﹑日本进军华北事件的报导﹐都只在炒作事件的表象为例﹐提出﹕“作为正确判断的材料﹐也要让我们看看在事件内面的东西”﹐并希望杂志报导政治﹑社会﹑国际的事件时﹐不能只当成“偶然突发”的现象处理﹐必须让人知道它们的“过程”﹐也就是“事前预警的部分和事后的状态。因为﹐这是在瞭解事实的真相上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据这动态地﹑辩证地观看事物的观念﹐文章末了﹐杨逵要求杂志增加报导文学的篇幅﹐并期盼有关苏﹑满国界和华北战争的报导文学作品。

杨逵对报导文学的重视﹐虽非来自对上述现象的直接反应﹐但却极有可能是他对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加紧言论控制的意识上的反制。因为他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重访日本前即发表了〈谈“报导文学”〉﹑〈何谓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问答〉等三篇文章﹐详细论述报导文学的重要意义﹐并认为它是开拓台湾新文学的“一个基本领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到年底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带有报导文学性质的随笔﹐如〈小鬼的入学考试—台湾风景﹙一﹚〉﹑〈饮水农夫〉﹑〈摊贩〉﹑〈台湾旧闻新闻集〉。这思考和写作上的新动向﹐除了显示杨逵受当日左翼作家热切从事报导文学影响﹐试图寻找直接有效地传达现实的艺术形式﹐在这之上﹐这思考和写作的新动向之所以会在一九三七年发生和密集出现﹐应该还包含有揭露“隐藏在事件内面的东西”﹐也即是被宣传机器涂改消音的战争罪恶和殖民暴行的深刻考虑。这一切集中反映在他一九三七年九月发表于东京《文艺首都》的《第三代》及其他。

《第三代》及其他﹐风格上虽不如杂文式的匕首与投枪的凌厉﹐但却处处显现轻骑兵的游击锋芒。文章由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后﹐流亡关内的中国东北作家萧军及其表现东北人民反压迫﹐反侵略的长篇《第三代》为引信一一突袭日本帝国主义的要害及日本文化人的精神危机。日本据台製造出来的台湾与中国的空间的﹑文化的“疆界”障碍﹐台湾总督府废止报刊汉文栏﹐剥夺台湾人的主体意识及文化权力﹐与日本宣传机器口口声声念诵的“东洋”﹙亚洲一体﹚的信念上的反差﹐新日本主义者的冥顽偏执﹐扩大和强化了艺术的国界﹐阻止不同国家民族的精神沟通﹐使自己陷入“闭锁”的绝境﹐堕落成政府当局文化政策的马前卒。与此同时﹐杨逵以中日进步作家间友爱交流的实例及其建设性意义﹐对照生活在黑暗的时局中﹐失去斗志﹐只会发牢骚的日本作家和日本文学的贫血现象﹐并引述胡风以“泥脚”和“绅士的客厅”比喻中﹑日文学﹐讽刺日本漠视中国文学的受难﹑奋起﹑牺牲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殖民地台湾甚至日本本土不懂得绅士的“高尚意识”﹐只知道生活斗争的作家的身上﹐就是在这裡﹐杨逵把胡风的“泥脚”踏入萧军《第三代》的“马贼”世界﹐介绍这本描写被欺压的人民不断加号入马贼的故事的小说﹐虽看不到绅士的高尚意识﹐但也看不到“欺骗或谄媚的庸俗性”。而后以这些文字总结这篇随笔﹕

所谓的“马贼”﹐并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可怕的强盗﹐而是相对于压迫者而成长起来的一股对抗势力。日本也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依这句话的含意﹐我们天天被灌输的“土匪”﹑“共匪”﹐什麽什麽“匪”﹐什麽什麽“匪”﹐其实是……。

这神来之笔﹐让人想起杨逵少年时候读了日本人写的剿匪记而知道被屠杀的所谓土匪原来就是台湾人的故事。至于土匪和马贼的背后﹐连同句末意味深长的删节号﹐隐藏着的二十世纪的两岸人民共同走过的历史真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2007年08月14日

注释

注一﹕以下情况的分析详见横地刚着‧陆平舟译﹕〈读《第三代》及《其他》—杨逵﹐一九三七年的再次访日〉。

注二﹕相关论述见《台湾新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号卷首社论〈谈“促进台湾艺术运动之统一”〉及〈进步作家与共同战线—对《文学桉内》的期待〉﹐〈迎接文联总会的到来—提倡进步作家同心团结〉﹐〈请投寄可代表台湾的作品。〈发布“全岛作家徵文观摩号“计划之际”〉等文。《杨逵全集》第九卷﹐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二○○一。本文所引杨逵文章俱收于此卷。

注三﹕〈拥护行动主义〉﹐发表于东京《行动》杂志﹐一九三五．三。〈检讨行动主义〉﹐发表于《台湾文艺》﹐一九三五．三。

注四﹕〈推荐中国的杰出电影—《人道》〉﹐发表于《台湾新闻》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

注五﹕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页一四四｜一四八﹐商务印书馆﹐北京﹐二○○四。

注六﹕叶渭渠﹑唐月梅﹕《二十世纪日本文学史》﹐页二○七﹐二一五｜二二二﹐青岛出版社﹐青岛﹐一九九八。

注七﹕杨逵﹕〈新文学管见〉﹐“批评新浪漫派”一节﹐《杨逵全集》第十九卷﹐页三一二｜三一五。

注八﹕胡风﹕〈忆矢崎弹〉﹐详细分析见近藤龙哉﹕〈胡风与矢崎弹—以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的杂志《星座》的尝试为主〉。

附记﹕感谢曾健民先生寄给杨逵两篇新出土文章的译文﹐使我先读为快﹐并重见杨逵的精神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