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武力挂帅”不管用？

               为什么“武力挂帅”不管用？

（印度报）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眼镜蛇大队在恰蒂斯加尔邦丹特瓦达区奇塔尔纳德附近展开战斗行动。资料图片：阿鲁南苏.罗伊.乔杜里

    对不断增加的毛派分子的威胁的反攻，必须建立在坚决斗争的精神至上，并在斗争技术中体现出来。

    联邦农业发展部长加伊拉姆．拉美什在一篇关于关于极端左翼的文章（《从的卢巴蒂到巴舒巴蒂？》，印度报，2011年10月）中尖锐地说到：“那不是纳萨尔派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创造了成熟的现实条件，而是成功的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的奇怪的失败。”

    人们常常把纳萨尔派造成的痛苦的原因归结于极端左翼主义。那不再是什么稀罕事——它从1967年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村的“春雷”开始，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一场广泛的武装运动。毛派分子已经开拓出一片他们称为“革命根据地”（Compact Revolutionary Zone）或者“红色走廊”的地盘，从安得拉邦的的卢巴蒂延伸到尼泊尔的巴舒巴蒂，包含了七个邦的部分地区：安得拉邦，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德萨邦，西孟加拉邦，贾坎德邦和比哈尔邦。他们也在中央邦活动。他们这片区域总共包括了200个区，其中有60个为“高度敏感区”。这是一个大包袱。他们也被报道与东北地区的叛乱武装有紧密联系。

    牢固的基础和思想体系

    毛派运动的发展可能是印度社会经济方面最突出的政治发展之一。 一个由计划委员会成立于2008年的关于“极端地区发展挑战”的专家组指出：“纳萨尔运动不得不被视为一场在贫苦农民和原住民（adivasis）中有牢固基础的政治基础。尽管它公布了夺取邦政权的长期战略，但在日复一日的示威中基本上被看作一场为了正义、平等、保卫、安全和地方发展的战斗。

    他们对“战争剧场”、危险中心和集结地包括偏远、隔绝、难以进入、荒凉和多山的地形、很少有或者不正常管辖的地带以及社会中经济亏损和被疏远的那一部分。毫无疑问，毛派分子已经找到了和贫困人群共奏心弦的空间，并且穿着罗宾汉和恩人的斗篷。　　

    极端左翼主义没有停止从20世纪60年代的低沉中走出来。以社会发展潮流的的分化、基层设施和统治的欠缺、政策、计划和施行的脱节为标志，社会发展的进程已经开始。政治空白产生了刺激。

    极左分子信奉的是毛泽东在他的“红宝书”“1927年农民的起义”“ 作战方针”中发表的路径、思想和策略——都在对抗蒋介石的中国革命中实践过。那些教义号召骨干分子去为对抗专制统治、社会经济的不公正、贫穷、腐败、不发达、地方主义和其他公共问题而战斗，并且在任何农村地区都产生一个简单的统治以向不公正作斗争，煽动对制度和精英的仇恨。

    翻开一页印度毛派对毛的格言的阐述《印度革命的战略和战术》，寻求武装力量的夺取（通过枪杆子）和用战争解决问题。给各邦公共建设造成损害时“革命的中心目标和最高形式。”。毛派分子已经寻求用武装斗争、刺杀、勒索、讹诈、纵火、怠工以及攻击警察部队和邮局来推进他们的日程。他们已经储备了武器和弹药，逐渐建立了资金力量和打击力量。

    这个游戏计划最终要推翻民主政府，夺取政权。为了给他们的斗争增加有效手段，一个叫做“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的军事组织已经建立。它已经成为熟练的攻击部队。PLGA已经拥有战线司令部、管理、通讯、高级武器、爆破、技能和游击战术，互相协作与促进。

    邦政府的行动

邦政府发动的对毛派分子的战斗行动不可避免，同时又斗志昂扬，猛烈无比，而且对手违反宪法，是“无政府混乱的鼻祖”。最高法院在社会人类学家南第尼•松达尔和其他人提出的公诉状中裁决:“尽管事实上社会经济环境和某些政策由邦政府而起，导致了极端暴力的出现，我们也不能宽恕这种行为。邦政府有责任、有道义和宪法支持，应该去和这样的极端主义作战以保护我国人民的安全。”

    邦政府发动了许多针对极左分子的攻势。然而，这些行动局限于一元化的鹰派色彩本能的军事武装进攻，常常引来过多的人权侵害和其他指控。毛派分子没有被邦政府发动的进攻阻止，而且从恐怖、流血和作战中解脱了。他们远远没有被钳制和束缚，而是一次又一次复活。对不断增加的毛派分子的威胁的反攻，必须建立在坚决斗争的精神至上，并在斗争技术中体现出来。用迅速发展的猛攻和心理战来抹除对政府部门和安全部队的负面和歪曲的观念和对人权的零容忍和指控，重建信心，恢复风格，也是必要的。另外，还需要一揽子对归顺者的善后措施以及安全部队实行的服务导向的城市行动计划。这样的框架可以给斗争形势一个永久的结束，正如在特里普拉邦用此方法战胜了长达三十天的暴动，获得一个惊人的成功。仅仅宣布“战争”，直率的说辞、刺激性的挑战、无情而不加青红皂白的进攻不是一个适合的或者有创造性的答案。这些都会起到反作用并且与大多数人疏远。上来就猛打猛冲，打过之后的发展却不动身。反攻行动必须用两条腿走路，迅速的、更加迅速的军事推进与要与合作共生的安全手段紧密联系，同步进行。　　

比哈尔邦首席部长尼第什•库马尔在一次接受《阵地前沿》（Frontline）采访时特意提到：“只用武力不能让毛派分子彻底完。当政府不履行诺言的时候，各种武装就会如雨后春笋。”他的政府把这一条具体化在一个叫做“aapki sarkar aapke dwar ”（你的政府在你的门前）的机构里，有效防止比哈尔邦的毛派分子的高速增长扩展到较大的范围。

    毛派运动已经刻上民众起义的印记，而不单单是革命。它所作的一切就是用煽动地方出现的问题以传播恐怖主义并伺机狡猾地攻击或伏击安全部队。当部队扑上前去展开攻击的时候，毛派分子会撤退并让出地盘，直到再次出现。近来，无业游民和罪犯已经上了毛派分子的贼船，穿上带有政治标志的长袍，体面地然而真正地沉迷于血淋淋的犯罪活动中去了。毛派分子最初由思想鼓舞和发动，但是这些年来他们违背思想潮流去从事冒险主义和恐怖主义。这可以从杀害无辜市民、小农场主、妇女和少女的案例中反映出来，与“消灭阶级敌人”的魄力形成鲜明对比。

    反攻毛派的政策的核心重中之重应该根本上基于一点，即“以贫困者为中心”，包括在被漏掉的“雨影地区”的经济增长、三位一体的安全介入、甚至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分配。俘获被边缘者和失去力量的部分是决定性的。精心构想的完整的多元的战略具有极紧要的意义。积极的心态、聪明才智和清澈的洞察力以及当权者的感知是必需的。应该有有力的政治过程。政治空白不应该存在。受了（毛派）影响的邦之间应该有可行的协调与配合。用以挑战的创造性答复，生气勃勃的基层政府机构比如袖珍的“帕恰亚特”（pachayat,即印度的乡村行政委员会）和毛派占据地区的当地机构也是必需的。应该有参与到与极端主义的战斗中，以调节邦安全部队的人权侵犯，对人权侵犯和其他过分行为必须零容忍。这些应该与有力的心理手术相结合以使骚乱和痛苦的思想得到改变。

　（作者是特里普拉邦和恰蒂斯加尔邦的前最高长官。）　

译者后记：这篇文章因为是印度的一个高级官僚写的，所以文章观点比较反动，且有对毛派游击队的污蔑与谩骂。这篇文章的大意与蒋介石当年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时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是比较类似的，无非是劝那些地方长官和军事长官多动脑子，因为“共匪”实在是太狡猾了。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这个印度官僚似乎连自己的国语英语都用不好，所以文中可能有许多不通顺的地方，望读者谅解。原文网址http://www.thehindu.com/opinion/lead/article2732615.ece?homepage=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