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守住什么样的道德底线

在世界文化史上，文明之树在道德的培育下越来越繁茂。人类走出野蛮时代的标志，就是道德观念的确立。道德是协调群体利益的最深入灵魂的规则，它缓解了冲突，带来了和谐。然而，从道德诞生之始，道德便开始异化。为人服务的道德，有时却站在人的反面。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道德教条的越来越僵化，道德便逐渐蜕化为扭曲人性、限制自由的罪魁祸首。于是，在生活现实和各种故事中，便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惨烈的与道德的抗争。现代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对道德的解构开始的。在西方，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震耳欲聋的“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中开始。今天，道德早已被一些思想家解剖得体无完肤。著名的　李银河　博士从主张一夜情“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到认为“开淫乱Party”不违法，最近，又惊世骇俗地提出“乱伦有理”。现在，道德似乎已经被逼到了社会舞台的边缘，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道德？在我们追求自由的时候，我们应该守住什么样的道德底线？如果我们彻底摧毁道德的堤岸，欲望的洪水会不会淹没整个社会，进而毁掉我们所有人的幸福？当我们因为追求自由而抛弃道德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又走进另一个异化的圆圈，最终发现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其实，这个问题每天我们都有可能面对。不管白天我们多么辉煌，在静静的夜晚，它也许会突然钻进我们的身体，折磨我们的灵魂。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了孔家店，但是，却没有树立起一个新的道德规范。这是现在我们的社会道德混乱的原因。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倒塌的废墟上建立起崭新的道德大厦。这就象穿衣服一样。也许原来的衣服确实有点陈旧过时，甚至有点破烂。但是，我们应该去换一件新的，因为我们还是需要穿上衣服。尽管也有人喜欢裸奔，但偶一为之则可，时间长了会受不了，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天。　　

　　 现在，有人说　李银河　博士在被妖魔化。其实，并不是人们在妖魔化她，而是她的理论看上去象妖魔。当然，看上去象妖魔不一定就是妖魔，许多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往往被视为洪水猛兽。我们无须对李银河本人猜测什么，我们只需要对她的观点进行理性和感情的思考，以便我们在已经溃决的道德堤防后面，重新建立起阻挡欲望洪水的大坝。　　

的确，建立新的道德秩序，是个庞大的工程。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能完整地描绘它的模样。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受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无法逃避它的追问。一觉醒来，我们会忽然发现，昨天还在坚守的道德堤岸已经轰然倒塌，而泛滥的洪水正汹涌而来，要淹没我们的精神家园。在我们退无可退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应该在什么地方筑起我们最后的道德防线。 　　

孝的观念也许已经陈旧，可是，当我们看到含辛茹苦的父母，被冷漠无情的儿女抛弃街头，我们会有何感想？忠的观念也许已经过时，可是，当你的属下利用你的信任图谋私利，最终导致你一生事业毁于一旦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贞洁的意识也许已经落后，可是，当身体写作、妓女女家、木子美的一夜情日记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去接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标准也许太高，可是，当我们看到有人利用自己地位和金钱的优势，毫无愧色地掠夺穷人的最后一块铜板，我们会不会愤慨？热爱祖国的口号在思想家看来也许缺乏深度，可是，当周作人、胡兰成，甚至汪精卫这些早成定论的民族败类，突然被一些文化精英奉为至宝的时候，你的心情会不会平静？　　

　也许，道德多样化是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也许，道德多样化是自由的基础，或者反过来说，自由是道德多样化的基础。也许，道德多样化有时不涉及我们的安全，但是，我们不能保证道德多样化总是不涉及我们的安全，不管是个人安全、家庭安全、社会安全还是国家安全。　　

道德也许并不意味着对和错，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对和错。对社会来说，道德可以多样化；对个人来说，道德标准却非常明确。公权力也许完全可以放任道德的多样化，然而，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却无法回避具体道德标准的选择。而我们现在思考的就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至少应该坚持怎样的道德标准。这就是所谓道德底线。如果连道德底线也要放弃，那我们就可以听任欲望的洪水把廉耻、善良、正义甚至幸福等美好的字眼统统冲到大海里去了。　　

 也许，权力诞生于恐惧。但是，即使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应该无所畏惧，我们在生活中难道不应该有所敬畏吗？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全都无所顾忌的时候，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我们有资格监督别人守法不守法，然而，法的权力不同样诞生于恐惧吗？　　

 而所谓道德也只有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才有意义。因为，道德本来就属于现实生活的范畴。　　

 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是洪水猛兽，它们甚至也说出了很多必须知道的真理。但是，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思想是不够的，甚至一个人只接受一种思想的涵养也是不够的。就象我们吃饭不能偏食一样，就象中药往往需要配伍一样，文化上的单一必然会影响民族精神的健康。任何药物都能治疗病痛，但任何药物也都会因其副作用而带来不良的后果。中医的配伍就是为了用另外的药物抵消副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治疗方面的功能。文化也是这样。莱布尼兹读什么都觉得正确，就是因为他善于发现药物的治疗作用。尼采读什么都觉得荒谬，就是因为他善于发现药物有害的一面。

 一百多年前，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是治疗我们民族病痛的良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曾经猛烈唤醒我们民族的危机意识，许多仁人志士因此而走向救亡图存的道路。但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同时也对社会道德起着一定的解构作用。当整个社会都在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以仁爱为基础以和谐为目标的的道德意识就没有了存身之地。　　

所以，就象中药需要配伍一样，我们的文化也需要多元。就象病情不同中药的君臣佐使位置不同一样，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应选用不同的思想做为主流文化。在今天这个经济繁荣物欲横流的和平年代，和谐的思想应该逐步占据社会的主要位置。　　

 我无意建立具体的、广泛而严密的道德秩序，我只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讨我们从原来的道德堤防能否无限制地后退，我们退到什么地方就不能再退了，那个地方就是我说的我们的道德底线。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怎么能被用来解释宗教或者道德范畴呢？这并不奇怪。首先，目前的道德问题是“宗教或者宗教的职能的缺失”造成的。也就是说，道德和宗教紧密相连，宗教往往是最激烈的道德卫士。而达尔文的学说尤其是在延伸到社会学之后，却对宗教或者道德起着极大的解构作用。所以，达尔文的学说发表伊始，就很自然地受到基督教会的猛烈攻击。其次，既然道德是“对现实世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式的残酷竞争的一种反叛”，就说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道德某种程度的对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又怎么不能用来解释道德呢？ 　　

另外，道德的标准当然不能由政府来确立，它应当由全社会来完成。在很大程度上，道德甚至是文化演变的结果。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因此对公权力充满敌意。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做坏事，也可以做好事。它既可以破坏自由，也可以保障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它可能的专制而把它规定为自由的敌人。既然公权力所应当关注的是“道德所介入的社会的生态是否平衡”，我们怎么能完全排斥公权力在道德领域的影响呢？　　

道德怎么会有底线？在这里，道德是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概念。其“具体表现形式本就互相构成有机的整体”的道德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当然无所谓底线了。当道德和底线联系起来的时候，是在历史的范畴里被运用。

这就象河流的堤防一样，当被静态的理解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存在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所谓底线。底线在改变堤防的时候才需要提出。也许原来的堤防过于狭窄，影响了洪水的正常宣泄，于是，堤防需要后退一下，重新建设。这个时候，底线的问题就出来了。因为，我们需要思考，堤防退到什么地方才合适，退到什么地方就不能再退了，或者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堤防，还是干脆放纵洪水随便流淌。　　

今天，我们的道德堤防已经被侵蚀得千疮百孔，这当然不能说全是欲望洪水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也许是它的位置建得不合适。但是，我们往往容易走极端。我们很可能在争取解放的时候，而彻底否定道德堤防存在的价值。所以，当社会潮流都在摧毁它的时候，却没有人敢于旗帜鲜明地建设它。当旧的堤防被彻底摧毁，而新的堤防还一无所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文明又要面临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