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抗震救灾－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新契机

乔良：抗震救灾－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新契机

抗震救灾启示录

    乔良是中国著名军旅作家、军事理论家、评论家，空军少将。现任空军某部创作室副主任、空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他与王湘穗合著的军事理论著作《超限战》一书出版，惊动了美国五角大楼，被认为"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在前苏联解体后遇到的首次强力挑战"。2007年开始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新解三十六计》系列。

    《装备制造》杂志记者在抗震救灾第一时间采访了乔良，乔良以独特的视角，别开生面地为我们讲述了一场应急救援战争。

    卓越的表现与装备的不足

    《装备制造》(以下简称"《装备》")：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的政府应急机制和国防动员应急机制运转灵活、高效，这当中关键所在是什么？同时还存在哪些不足？

    乔良：首先，我们国家行政权力集中，容易协调各方面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这是能够迅速运转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行政权力过于分散，资源的配置无法调配的话，估计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权力的集中是快速反应的前提。同时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次救灾充分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应对各种危机，各种自然灾害能力的巨大变化。这次救灾和10年前抗洪救灾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用说 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说真正地在抗震救灾中显示得淋漓尽致。但不近如人意的地方也还有很多，近十年来我们看到国家应对大灾，无论是洪水，还是疫病，应该说都是尽了全力了，但尽力和有机制还是两回事，每次灾害来了都全力以赴地应对，但是你的机制不健全，机制不够畅通，就会有劲使不上。现在某些网友对军队的快速反应时的表现有些微词，实际上是这些人缺少现场感，想想十万大军拥挤在一个狭长的地带，很大程度上不是军队不尽力，而是有劲使不上。另外，这次情况有点特殊，军队需要迅速集结，再一个交通不便，且被地震严重损毁的这么一个狭长地带，实际上就是让美国人来他也未必会比中国人干得更出色。香港的媒体报道，中国这次显示出了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行动非常迅速，军队到达灾区也很迅速，但是装备上不如美国。但实际情况是灾区处于一个狭窄的空间，不能容纳很多直升机，有一个灾场容量的问题。所以说，老百姓有那种急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再急迫的心情也不能代替客观事实。另外有人说：比武警先到现场的是民众，比军队先到现场的是武警，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老百姓先去自救，然后武警才到，军队为什么来这么晚，而实际情况距离灾区最近的部队就是武警，武警距离灾区九十公里，军队距离灾区都在200公里以上，所以这不是凭着情绪，一腔激情就能解决的事，必须客观地来看待问题。

    《装备》：汶川大地震对中国的国防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显示出中国军队装备方面的一些不足，在地震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军队都不能有效的投入到救灾现场，我们的军队该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新军事变革？

    乔良：首先肯定的是，中国军队这次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聚集到这么狭长的一个地带内，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些年来，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我们没有看到哪个国家能做得更好。在克服种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军队的投送能力大家都很关注，但首先要看到这个地方的道路不通、地域狭窄、天气多变等环境因素。地势、气候都极大地限制了军队投送能力。

    中国人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强大的国防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要保障，而强大的国防首先需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军事变革，在国外也叫军事革命，它是以美国肇始的武器革命为开端，这次武器革命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紧密相关的，这一轮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武器的信息化，真正实现了远程精确打击，因为武器信息化之后才能做到远程精确打击，但是一场军事革命光靠武器革命是不能完成的，还必须有军队体制编制的革命和相关的作战体制、作战方式，或者通常我们所说的军事思想的革命，即武器革命、编制体制革命、军事思想革命，这三样东西合到一起才能完成一次军事革命。

    眼下中国军队正在加紧推进新军事变革。其实中国的军事变革一直在进行着，中国从1985年大裁军到现在已经裁减员额近200万人，这支军队一直在消肿，消肿实际上是军队变革的一种外围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触到了编制体制变革，但是编制体制变革不是以消肿为唯一目的，中国军队要想完成一次军事变革，就必须连续完成刚才我谈的几大要素，这是个规律性的东西，缺一不可。

    建立消防、地震、抗洪、防疫四支部队

    《装备》：抗震救灾对中国政府应急机制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如何完善我们的政府应急机制和国防动员应急机制？

    乔良：现在上上下下，对于在自然灾害面前军队能做什么，期望过高。这次地震就能够看出来，军队是干什么的，国家养着你们是干什么的，首先是看家守院的，守护国家安全。自然灾害，军队肯定也要出力，但军队不是专业救灾队伍，所以我认为通过这次汶川大地震真正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不是一遇灾害，就想着如何调军队去救灾，而是急需建立一支我们国家自身的救灾部队，从专业化的教育训练到拥有各种专业设备。中国现在没有专业救灾部队，救灾的主力是消防部队，而消防部队担任的职责主要是救火，现在同时又担负了某些救灾任务，他们也有一些救灾的设备，但这些设备并不是完全适用于抗震救灾。所以，中国完全应该走在全世界前面，先行建立一支专业救灾部队，这其中包括消防、抗洪、抗震、防疫四支专业队伍，这四支部队必须是充分专业化的，都有自己的专业设备，比如，消防部队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救火，要有百米云梯这样的装备；抗洪部队要有冲锋舟、大型推土机；抗震的要有大型的吊装机、切割机；防疫部队要有检疫洗消的设备，在疫区进行各种各样的消检。把这几支队伍都建立了，救灾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为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中国有句俗话：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儿。强调一点，建立了专业的队伍，并不是救灾中不需要部队，部队还得来，但是来打下手的，专业的队伍把技术活做完，我们的部队再上手，出力，这样效率要高得多。同时，我们建立的专业队伍专业的精神与心理素质都与普通的部队不一样，专业的精神与心理素质在救灾中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国家的应急机制，主要应该朝专业方向倾斜，而不是靠全民动员的方式，我们的人海战术全民动员过去行之有效。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应该和专业机制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装备与技术的作用。

    《装备》：在抗震救灾中，中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北斗"的建成，将对中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

    乔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对中国不论是国防还是民用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次抗震救灾是人道主义救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我们还不太封锁信息，该提供什么卫星资料还是给我们提供。但如果不是地震灾害，不是人道主义灾难，而是一场战争或地区冲突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什么都拿不到了，立即就会被信息封锁。因为1996年东南沿海演习的时候，中国就面临这种情况，周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不给我们提供气象云图、气象资料，回答就是四个字"因故无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指望别人是不行的。有很多人说咱们国家发展航天事业是花钱去挣个脸面，其实完全是片面的看待这个问题。虽然载人航天，或是绕月工程似乎和国计民生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些工程的成功实施意味着我们技术的进步和成熟，有了这样一种技术进步和成熟，卫星导航资源、情报侦察这些东西全在技术范围之内，等于全都解决了。有的人认为，中国现在不应该造大飞机，造大飞机不如买飞机便宜，但作为一个大国，这些技术如果成熟了都可以用于其他方向。比如长虹，作为一个军工企业，它的技术资质很强，它的电视生产利用军工技术转民用，迅速就发展起来了，如果没有那种很雄厚的经济与技术实力，军转民是不容易实现的。所以有时这种技术上的军民互享、共享，实际上是很必要的，所以说，对于尖端技术如何造福于民，我们不应该抱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偏见。

    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又一契机

    《装备》：在抗震救灾中，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和国防科技工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其中许多救援装备都是国外制造，一个国家强大的国防必须基于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如何发展壮大中国装备制造业和国防工业？

    乔良：军队的建设需要装备的拉动，装备的发展带动整个军队机制、体制的改变。拉动装备的发展首先有个需求问题，没有需求拉动不了技术的进步，也就拉动不了装备的发展。通过抗震救灾也可以看出目前无论是救灾还是作战，我军都急需提高快速投送能力，怎么解决？一个是大型运输机，另外一个是直升机。中国的直升机太少，军用、民用的直升机都太少，有了更多的直升机可能情况会更好一些，因为是在争分夺秒，天气也不是24小时都很坏，中间有那么两三个小时稍微好点，直升机马上就能派上用场，让伤员后撤，医务员的前送，马上就可以实现。对于快速投送能力建设来讲，大型运输机和直升机建设是当务之急。目前中国军队用装备的进步拉动军队建设的意识比较强烈，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装备建设中，由于西方的技术封锁以及我们自己研发能力的不足，装备的进步肯定有一个过程。装备建设中有三个问题：第一，你是否下决心这么干；第二，你的资金投向是否向这方面倾斜；第三，你能获得多少技术。所以这中间肯定有一个过程，首先得有这个意识。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我们国家动员能力很强，但能够投入救灾的手段却不多。所以动员起来又能怎样，十万大军上灾区，也就是手刨、肩扛，靠战士们这点体力。一个人有多大体力？你能表彰战士们几天不吃饭，几天不睡觉，但他们有生命的极限，他们不是机器，十万大军能有多少能量，在救灾过程中更多释放出来的不是物理能量而是精神能量，精神能量支撑着十万大军。人的物理能量都有限，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人多，而是更为专业的队伍与专业的设备。

    经过近20年的忍耐期，中国国防建设近年来对科技的投入一直在加大倾斜，按照西方的说法，我们的国防资金投入是在逐年增加，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按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情况来说，我们的投入比例远不如发达国家，应该说现在的国防投入，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必要的，即使这样，我们仍然是亡羊补牢，在急起直追，因为我们的国防发展，滞后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

    《装备》：看到报道说我们的救灾队伍不如NGO民间的组织，比如郑州那个，没有他们专业，他们带有好多专业的设备，我想问是不是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思路，把我们的应急动员能力隐藏于民间？

    乔良：我觉得我们现在仍很忽略发挥社区和NGO这类组织的正常作用，我们一直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西方国家的社会组织中，有各种各样的救援会，如在地震中丧失亲人的，会有亲友会，彼此之间被共同命运联系在一起，都知道地震无情，我们活下来了，将来不管哪里再发生地震，我们要为那里做更多事情，慢慢发展出自己的基本组织，包括救援知识、技术的交流，咱们国家对这种民间力量一直是不提倡。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将来决定世界走向的是几股力量：一股力量是主权，就是政府的力量；另一股是跨国的国际组织，像联合国这种；第三股就是民间组织 NGO。这三种力量是决定将来国际走向的力量，中国现在着重于前两项，而对于NGO，忽略得比较多，这种忽略可以说是从技术组织一直到政治组织都忽略，其实西方国家和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软力量较量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NGO来实现的。在技术力量方面，也有大量的国际组织。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关注不足，很多应有的组织在我们国家连萌芽状态都没有。

    《装备》：国外有媒体报道：抗震救灾给了中国一次机会展示自己，也给了世界一次机会重新认识中国。抗震救灾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哪些重大的影响，在国际博弈中，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自己？

    乔良：通过这次地震这场大灾，无论政府还是人民应该思考的东西很多，这件事让我们损失惨重，无论是人员还是财物，同时又让我们受益匪浅，这种受益有的是国际对中国的观感，中国政府自身的这种形象，以中国政府领导动员中国人民的能力，以及这支军队接受的考验，这场灾难对于灾区人民来说是件坏事，对中国来讲则有可能把一件坏事转化为好事，我们已经有近20多天时间没有听到关于奥运的批评了，从整体来讲，人类基本上还是以良知主导为主要方向的。

    中国要学习做大国，要加大我们的话语权，改变我们的话语系统，西方要求我们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一方面是在限制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会负责任，近几年国内外各种大的事件很密集，给了我们很多的锻炼机会，比如这次抗震救灾，允许国外救援队与援助资金的进入，就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一定掌握一个"度"，在国际交往、博弈中，过去我们对这个"度"一直把握不准或把握不足。

    西部大发展的新起点

    《装备》：在抗震救灾中，体现中国强大的国民经济动员能力，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能力？这个能力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乔良：灾区的重建将是拉动西部加速发展的契机，将成为西部加速发展的一次前哨战，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在十字路口，我们应该把这次抗震救灾中体现的中国强大的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充分运用起来，在四川的重建中带动整个西部开放，把灾区重建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拉动内需，完成中国的经济转型。

    在西部大开发提出8年后的今天，开发西部的热潮逐渐退却，这里有我们政府把东部充足资金投入的决心不够的因素，而基础设施落后仍然是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灾区重建中，应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交通与通讯这两者的建设，将带动灾区的重建甚至带动整个西部大开发的进程。重建要着眼长远，立足于四川甚至立足于整个西部。与三线建设和西部发达的旅游资源相结合，让西部的技术与东部的经济互通、互动；加大发展旅游业；充分利用重建的政府优惠政策，带动西部大开发走出跨越的一步。

    中国应以这次灾区重建为突破口，立足于四川腹地为舞台，使中国西部经济走上一个新台阶。这样的经济发展构成的经济生态链，也为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提供了新的平衡前景。这既是中国经济导向的原则，也是地震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这是一个多方长期的战略共赢，也将成为我们社会真正和谐的基础。

来源：《装备制造》杂志    特约记者/秦伟 记者/邵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