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为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各纵队应继续提高政策教育的电报写了一个批语，批语强调政策和策略教育的极其重要性，他在批语中说

　　“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

　　在写这个批语的同一天，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情况的通报”的指示，指示通报了最近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或左或右的偏向纠正情况，他在指示中说：

　　“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毛主席通过二十余年的革命历程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是无数的血的经验换来的，没有这条宝贵经验，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和成功。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主席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会议决议，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在诸条独特原因之中，有一条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他在分析湘赣边的正确政策时说：

　　“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

　　江西瑞金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国民党除了对红色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在经济上还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为了突破封锁，红色政权采取了发展经济的政策，毛主席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报告指出：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红色政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以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做为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使红色政权克服了经济难关。毛主席说：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为民族大义，摒弃前嫌，向国民党伸出了和平之手，在毛主席起草的“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中国共产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 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之后，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屡屡发生与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磨擦，共产党内对合作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分歧，为了抗日大局，毛主席非常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政策。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指出“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除了党的总政策，毛主席又强调了多项具体政策，如政策组织的“三三制”；土地政策的减租减息；人民权利的“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文化教育政策的“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军事政策的“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等。毛主席要求坚决执行这些政策，他指出：

　　“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开幕词为“两个中国之命运”，他指出：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主席指出：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规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他要求：

　　“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政治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他在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

　　“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分析了共产党为什么越来越大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他说：

　　“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杀俘虏官兵，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要求立即纠正违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他指出：

　　“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他说：

　　“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他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说明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对经济工作政策，他指出：

　　“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日，毛主席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谈时，对政策问题，他说：

　　“政策对不对将影响一切关系。第一，对敌关系。在战场上是要坚决消灭敌人的，但敌人一经放下武器，便应宽待俘虏，有时还须释放几个军官，以利瓦解敌人。第二，对人民关系。应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以孤立少数敌人。动员人力物力，不要使其枯竭，不要使人民不满，要救济被难人民。对各民主党派要团结和教育他们。”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要求不要四面出击，他说：

　　“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话，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他说：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眼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眼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写党内通信，要求基层干部们从共产风、一平二调中吸取教训，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说：

　　“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了许多谈话，谈到革命历史经验，他说：

　　“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天津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河北农村整风整社等问题，他说：

　　“今年这-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相当危险。”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主席会见佐佐木等日本社会党人士，谈到建党和党风问题，他说：

　　“党的作风首先是政策问题一一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方面的政策。单有简单的口号，没有具体的细致的政策是不行的。有了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各方面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会见在中国的外国友人，谈到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他说：

　　“有些事情，在一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好像整个天都黑了。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路线正确，人民总是会逐步觉醒起来，同我们站在一起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到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关系，他说：

　　“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要靠典型，脑子出计划，实践出好材料。这样地方与中央合作，制造出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只生产精神。”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为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批语，要求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并指出：

　　“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

　　所谓政策，就是为政的方针以及实现这些方针的方式方法，毛主席将它提升到事关政党生命的高度，可谓高瞻远瞩，历史兴亡多少事，兴者，政策正确；亡者，政策错误，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毛主席是一个政策大师，策略大师，他的伟大之处，他能出正确的政策，他能让政策体现党的意志，体现人民的意志，体现科学的精神，因此他的政策有力量，有号召力，能够战胜最强大的敌人，能够建立最伟大的功勋。

　　美国有个总统叫肯尼迪，他的办公桌上摆着《毛泽东选集》，抽空就研究一下毛主席思想，他把毛主席思想总结了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可别说，这个总统没白学，抓住了毛主席思想的精髓。

乌有之乡网站特别附录：

乌有之乡网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亲爱的读者、作者、红友们：

　　到今年九月，乌有之乡将迎来建立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期待那时我们能共同庆祝纪念。近二十年来，乌有之乡在反对帝国主义（美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道路和成就）、反对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化、私有化、买办化、资本全球化）、反对修正主义（阉割歪曲抹黑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工农兵劳动人民利益、捍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乌有之乡大力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积极战斗，走过了曲折复杂的艰难历程，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欠薪民工、码农等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积极发声，使得一些爱学习肯思考的劳动群众及其优秀子弟从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觉悟起来，让一些积极向上的进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联络了曾经跟随毛主席参加两场革命的革命前辈及其优秀儿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终如一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红色卫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农兵学干且顶着逆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在后毛时代先后觉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时期仍然真心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社会舆论场上一个重要的红色阵地。并且，从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红色战友，开辟了新的战线，发展了新的阵地，创建了数家新网站和一批自媒体账户，丰富和开拓了红色阵营，为21世纪中国红色大潮的发展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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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