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讲认真

最讲认真

 肖文宏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1957年11月1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版，第651页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及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大凡读及此者，不免心生好奇。此句为胡适之《差不多先生传》的开篇句。其所谓“中国最有名的人”，有一双眼睛，两只耳朵，一个鼻子，一张嘴，只不过看得不很清楚，听得不很分明，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记性不很精明，思想也不很细密。此人，“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是为其处事之方、为人准则。此人，“他姓差，名不多……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差不多”三字，为其一生的精准概括。他小时侯，买红塘成了白糖，直言“红塘和白糖不就差不多吗？”若如此，白糖与食盐岂无异乎？他在学堂，以陕西为山西，坦称“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若如此，莫斯科岂不成了墨西哥？他在一个钱铺做伙计，常将“十”写成“千”，“千”写成“十”，笑言“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若如此，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岂不仅为五十余年？！这位先生死到临头之际，断断续续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

“凡事只要差不多，何必太认真！？”其所之于中国，源远流长，可上溯到至圣先师的孔老夫子。柏杨考证，孔子曾经感叹：“现在是认不得‘真’的时代，你一定要认‘真’，只有活活饿死”。柏杨直言，不认真是“丑陋的中国人”昭著丑态之一，而认真是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只有认真才能救中国人。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天朝大国，沦为任人宰割。礼仪之邦，成了酸臭的酱缸。一代又一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以求国家的强盛、人民的自由幸福。他们于文明的冲突之中，有所感知，有所感悟，有所触动，有所激动。于是，之于国民性的批判自然而生。严复，积极倡导西学，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胡适，师从唯心主义大师杜威，服膺其实用主义哲学，倡导“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追求“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行为之道。《差不多先生传》一文，幽默诙谐、简洁勾勒，夸张的文笔背后包含着改造国民精神的严肃主题，其用心着实良苦。《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则尖锐犀利；柏杨，用无情的“骂”的方式批判中国人传统的劣根性。据说柏杨由小说创作转为杂文写作，是认为杂文更可以向“匕首一样”直插问题的“心脏”。批判，能够击中要害，坚决、彻底，值得赞许；可是，仅有批判就足够了么？！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中国的脊梁”，是更为值得人们赞许、并称颂。

近代以来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以至于“一穷二白”。“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曾经是个石油工业落后的国家，曾经被外国人讥笑作“贫油国”。1960年开始的大庆石油会战，石油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们用“革命加拼命”的实际行动甩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由此引发的“工业学大庆”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工业化进程。大庆石油工人，不仅为国家奉献出宝贵的石油，那个内外交困时代尤其宝贵的石油；他们所创造的“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的工作作风和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科学求实、爱国奉献的“铁人精神”，更是新中国工业崛起和振奋的不尽力量。

1960年，是大庆石油会战开始的年份。那一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发表了他的《丁文江的传记》；两年后辞世。那一年，柏杨开始使用这个笔名在《自立晚报》撰写专栏“倚梦闲话”。那个时代，一弯浅浅的海水，隔绝了两岸的讯息。那个时代的他们两位，如果能够得知“三老四严”为普通中国人所创造并践行，如果能够得知大庆“铁人”的战天斗地，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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