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主主义阶段认识问题和改革开放的关系 (原创修改稿)

论新民主主义阶段认识问题和改革开放的关系 (原创修改稿) 　　

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大历史贡献。毛泽东同志曾经在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问题，做过多种设想。因为以前看资料时间长了，记不得哪篇文章中毛主席提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阶段的时间设想了。但最近搜索相关资料时，有人称七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同志做《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报告讲到时间时，毛泽东同志插话说“十五年”。如果这个资料不假，则证明笔者的记忆无误。　　

说到新民主主义，就必须得从农村开始说起：　　

笔者对改革开放的反思，最早是从农村体制改革开始的，印象特别深的是，当年搞极端平均化分配，一个手扶拖拉机，一家分机头，一家分车厢，结果出现机头当抽水机的用，车厢马拉的情况。更不要说大量的已经建设的设施农业，有点价值的钢架、茅竹等，全部分给各家，至于已经初步建立的加工面、米、油、糖、毡等初级的五小工业，有的被承包，有的就被彻底废弃了……

对这个现象的反思困扰了笔者多年，笔者也和朋友同事辩论了二十多年。更深刻或理论上的怀疑是二十一年前后的那几场冲击，苏联随后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发生了巨大挫折，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比较沉闷，只有个别激进者思考着国家的未来，很多人都只醉心于发财或到发达地区有个好工作好收入就行了。这个时期，笔者仔细学习了建国初前后的一些文献，形成了一些观点。

核心就在于新民主主义问题的理解和处理上，方天佑先生机械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也不想多说什么了，请你认真地看《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大量的内容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或者说是过渡时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或从建设国起用十八年时间“建成社会主义”，反复强调“进到社会主义”，“过社会主义的关”等等。甚至还有“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等提法。

在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完成之前，中国社会的性质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或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在“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这个方天佑为什么有意回避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是有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设想，这个设想无疑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可是建国后，刘少奇同志对新民主民主的认识突然有所改变，抛弃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新民主义主义社会只是过渡阶段的观点。当恢复任务完成后，从“一五”计划开始起，刘少奇同志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而毛泽东同志却仍然坚持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设想，但没有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构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直接提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化三改造”路线。现在看来，当年用三个五年计划或十八年时间的过渡，虽然也与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有偏差，但不会出现大问题，但后来发展到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即一化三改事业居然一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这个加速，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剧烈变革，是带来了巨大损失的。

笔者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正确的原因是它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然而人不能摆脱历史，毛泽东同志也不例外。

建国后的党的高级干部，面临着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问题，存在着一个竞争关系，即来自于白区的高级干部和来自于根据地的高级干部的竞争问题，而这种竞争往往表现为理论上的互相批判。建国初期刘少奇对东北农村改革的批评，就被高岗理解为“有意整我们”。而1947年少奇同志领导土改时比较激进的“左”的错误，也被有些人理解为整人。

来自于白区搞地下工作的高级干部，总体上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更多一些，他们总是从一个极端偏向另外一个极端。一五开始时，由于新民主主义认识问题，党内又产生了竞争，对高饶事件的处理，压制了来自根据地高级干部的势头，同时使部分投机思想严重的人，从极端化右倾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开始向极端化“左倾”，以迎合固宠。典型的55年前后，本来毛泽东同志是比较冷静的，但柯庆施的表现促使毛泽东同志严厉地批评了“小脚”女人，导致各项工作突然加速的（详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

此后柯庆施的一系列表现在党内树立了极坏的榜样，他专门搞极端化“左”倾，迫使其他白区成长起来的高干部也极端化“左”倾，甚至连一贯以学习毛泽东而知名的刘少奇同志，也开始激进。毛主席说十五年超英，少奇同志加快到三五年…58年毛泽东同志退二线后，一线领导一方面要树立威信，另一方面迫于来自根据地的干部压力，必然就会通过极端化“左”倾的方式来获得道义的优势，毛主席要压缩空气，原想请陈云同志出面讲话，用经济专家的身份说服一线领导，压缩计划，结果陈云同志没有理解主席的意思，在会上就自己的“保守”和“赶不上形势”做了自我批评。由此看出，当时党内长期是有一种宁“左”勿右的思想或倾向的。对此，小平同志是有非常公正的评价的，大意是当时我们都没有经验，都想把中国尽快搞好，我们都犯了错误云云…

大跃进后，毛泽东同志集中力量纠偏，结果彭德怀同志进言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击中了一些极端化“左”倾者的要害，他们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强烈要求批判彭德怀，结果批彭总，又中断了毛泽东同志纠偏的努力。党内风气继续狂热化极端化（详见《刘少奇：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不给平反！》一文）。毛泽东同志通过调查重新开始纠正偏差，特别是纠正人民公社的平调风的时候，时任广东雷县县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又上报了一份瞒产情况的情报（《毛泽东传1949-1979》上册），结果全国开始了反瞒产运动……

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痛教训，加上毛泽东同志退二线专心搞理论，组织撰写《九评》过程中集中力量研读马克思列宁其余，反思中国和苏联的教训，终于得出结论，正宗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加巴黎公社原则指导下的高度发展的人民民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要害是官僚化，必然要打破官僚国家建立体现巴黎原则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以上是笔者的一个认识过程。国家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或源头，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问题的分歧所引起的，而造成失误的体制原因则是传统皇权思想影响下的官僚主义，官员们媚上欺下，甚至瞒上欺下，即令毛泽东这样的世界级伟人，也无法在初始阶段就识破官僚主义的危害，而只能在他全面总结了苏联弊端后，才发现了真理，为中国发展万年健康计，不惜冒着身破名裂、与妻子离婚的巨大风险，毅然发动打破官僚国家的二次革命……

世界上哪一个领袖能做到这一点呢，没有一个！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受到了冲击，他没有参与全过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了解主席的深刻用心，“文化大革命一时看不清”。如果以小平同志的实干家精神，继续在主席身边领导这项工作，小平同志是能够理解主席的思想的。

同时由于当年我们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缺了一课，毛主席去世后，党内思想活跃，逐步开始产生了补课论。这些理论又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完全符合。而实干家的作风，就使小平同志采取了列宁的革命改良主义，采取让步政策，毅然启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初衷是正确的，而且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是始终坚持两手抓的辩证思想的，这样坚持下去也不会错。可是其他人呢，由“左”的极端化，一下子跳到右的极端化，导致了现在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