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6-17）

网络时政文摘（2010-6-17）　　

　 　

先给公僕加工资 谁为百姓鸣不平　　

全国人大官员：政府开支不高 公务员工资低　　

　 　

替秦桧翻桉　为汉奸鸣冤　　

龙吟大地：中国特色报复主义　　

　 　

增持美债莫奈何　外储组合难安枕　　

行政干预根深种 股指期货难成器　　

　 　

《求是》批判新自由主义 　　

转型不能只转经济　　

　 　

IMF发最严厉警告：中国恐爆百万失业潮 　　

降房价与加薪水　　

　 　

国人不应迷信　　

是腾笼换鸟还是换笼养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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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公僕加工资 谁为百姓鸣不平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内地通胀加剧，中国社科院专家提出通过先给公务员加工资的方式，实现全社会收入倍增的计划。此建议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在内地引发巨大反响，而绝大部分的老百姓都表示反对。　　

　 　

公务员这个金饭碗，薪高粮准，而且还有高额的福利和灰色收入，总体收入水平早已超出普通老百姓一大截，率先给他们加工资，有何公平可言？对既得利益集团锦上添花，对弱势群体并无雪中送炭，贫富分化，又怎能缓解？　　

　 　

早前，广州一位人大代表就曾揭露，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为七千元，而企业退休员工的退休金为一千七百元。在调工资之前，深圳富士康的底层员工工资为九百元，而深圳执法公务员的起薪点为七千元，相差已近七倍。如果公务员再加工资，那些低收入者心中又做何感想？社会又岂能和谐？　　

　 　

众所周知，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生活完全无着落，而能找到的工作又大多是「零工资」，只有加班才有工钱，不加班就没有薪水，更多的农民工甚至连血汗钱都被无良老闆剥夺和拖延。他们面临的不是新时代，而是一个「奴时代」，是一个不得不跪下去，做房奴、车奴、卡奴、孩奴、工奴的「奴时代」。　　

　 　

相比之下，那些公务员居住有便宜的保障房，出行有公车伺候，时不时还可以公款出国旅游。有这样一首关于官场的顺口熘，很多公僕「老婆基本不碰，工资基本不用，房子有人进贡，烟酒基本靠送」，形象地刻画了公僕们的生活。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为公僕们加工资，岂不是製造社会矛盾！当前，仇官甚至杀官，已经成为社会的潮流。诸如辗死拆迁官员、枪杀法官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主要的根源就是老百姓对欲壑难填的贪官们的痛恨，对製造社会不公的恶官们的反抗。在官民对立已经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再给公僕们锦上添花，实际上是对滔天的民怨之火再加一把油，非要逼得老百姓揭竿而起。　　

　 　

其实，当局真要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关键是要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大环境。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会有贫富分化的现象，但很少会出现中国这种社会矛盾激烈、官民对立的情况，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司法公正，社会机会平等。人人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而不是类似中国现在这种权贵子女霸位卡位、荫及子孙，而穷人的子女永无出头之日，贫穷隔代遗传。　　

　 　

贫富分化，根源在于当局的执政思路出现了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以加工资方式解决，而不从体制上去解决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遗憾的是，现在的官员都是以敷衍心态做官，今朝有酒今朝醉，能拖一时是一时。　　

　 　

　 　

　 　

全国人大官员：政府开支不高 公务员工资低　　

　 　

新京报　　

　 　

高强　　

　 　

对话动机　　

　 　

高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财政工作是高强的老本行，他仕途中有30多年是在财政系统度过的，曾担任过财政部预算司司长、副部长。后离开财政八年，先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部长，2009年又“重操旧业”。“在人大从事预算工作与财政部有很大不同，不是具体的资金分配和管理，而是站在宏观、全局和法制的角度，通过审查和监督，推动政府管好钱、用好钱。”他说。　　

　 　

2010年3月全国人代会期间，高强曾经透露，今年将公开中央部门预算，告诉公众政府怎么花钱。　　

　 　

高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最后，总结其在政界几十年的准则是：“坦诚、真实”，面对记者提出的预算公开、预算编制、“三公”支出、预算法制等敏感问题，高强有问必答，丝毫也不回避。　　

　 　

高强简历　　

　 　

汉族，河北盐山人，1944年8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1967年参加工作，197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经济师。　　

　 　

历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处长、副厅长，财政部财政预算管理司副司长、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　　

　 　

2001年7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03年4月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2005年4月至2007年6月任卫生部党组书记、部长。2007年6月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2009年2月被任命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是第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　　

　 　

公开“三公支出”需要做大量基础性工作　　

　 　

全国各级政府的“三公”支出不能都由财政部编制出来，即使编制出来也不一定准确。　　

　 　

新京报：今年全国人大在推进预算公开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这是对公众关切的回应吗？　　

　 　

高强：政府向社会民众公开预算，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财政预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民众有权了解政府的预算安排并进行监督，这是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　　

　 　

很多年前，中国的知识界就提出过实行国家预算公开的 “梦想”，现在正在做的，是把这个“梦想”变为现实。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民主决策、政务公开、民主监督等制度都在日趋完善，预算公开不仅是社会民众的强烈愿望，也已经成为政府接受群众监督的一个重要渠道。　　

　 　

民众应该知道各级政府一年收入多少钱，来自哪些方面；一年支出多少钱，用在哪些方面。不仅了解收支总账，还要了解具体开支项目，让群众能够客观评价政府财政支出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是否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最急需的地方。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国家预算、决算报告属于必须公开的范围。　　

　 　

因此，我们现在谈论的不是政府预算公开不公开的问题，而是如何主动公开、及时公开和有效公开的问题。　　

　 　

可以说，现在推动政府预算公开，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　　

　 　

新京报：全国人大在推动预算公开问题上，存在什么困难？　　

　 　

高强：对于预算公开，一是法律有规定，二是群众有要求，三是政府有积极性。人大的工作，主要是监督和推动，促进政府改进预算公开工作。　　

　 　

预算公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预算管理的很多基础性工作还不够完善。　　

　 　

新京报：本届人大任期到2013年，到时候预算公开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高强：推动预算公开不是目的，最根本的是通过预算公开加强人大对政府预算管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的民主监督，促进政府改善预算管理，用好人民赋予的财权，实现预算编制的完整性、预算科目的规范性、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预算监督的有效性。　　

　 　

要做好这些工作，我们不仅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还要加强与社会民众的联系，了解大家的愿望和要求，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这样，预算公开才是有效的。在这个问题上，人大、政府和社会民众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　　

　 　

新京报：加强沟通的确非常重要。现在民众还有更高的要求，大家并不是只想看看预算，而是要监督。但从目前公开的部门预算看，想要监督很难。　　

　 　

高强：公开是形式，监督是目的。　　

　 　

在预算公开问题上，政府部门首先想的不是我要公开什么，而是社会民众需要我公开什么。如果由于基础工作条件不具备而一时做不到，就要向民众解释清楚，并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做到。　　

　 　

现在大家都关注“三公”支出问题，要求在公开预算中将“三公”支出情况讲清楚。从当前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来看，还存在一定困难。因为我国财政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国家预算分成中央预算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全国各级政府的 “三公”支出不能都由财政部编制出来，即使编制出来也不一定准确。只能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各级政府去自行编制、自行公开，对人民负责。　　

　 　

对于政府各部门，目前实行综合预算管理，情况非常复杂。在部门预算中，既包括部门机关本身的支出，还包括所属事业单位的支出；既包括财政拨款支出，还包括所属单位自己组织事业性收入安排的支出，政府各部门也不可能将所属单位一年的各项支出都编制出来。　　

　 　

比如，教育部的部门预算，既包括教育部机关运行所需的支出，还包括所属100多所大学的收入和支出。　　

　 　

卫生部的部门预算既包括机关的运行支出，也包括所属的40多家大型医院的收入和支出。在这些所属单位的预算中，既包括财政拨款的支出，又包括单位组织收入安排的支出。这些单位的支出，有一部分是用财政拨款安排的，还有一部分是用单位的事业性收入安排的。虽然这些支出列入了部门预算，但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政支出”。因此，大家反映对部门预算看不懂。我认为，这不是预算公开的问题，而是预算管理制度和基础性工作不完善的问题。　　

　 　

今年有几十个中央国家机关公布了部门预算，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但在完善预算编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改进。　　

　 　

按季度向全国人大代表通报预算执行情况　　

　 　

让人大代表看懂预算报告并充分发表审议意见，是一种责任。　　

　 　

新京报：有些人大代表反映，开人代会时审议预算的时间太短，预算的专业性太强，给代表审查预算造成很大困难。　　

　 　

高强：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前几年，大家反映预算编制太粗，要求细化预算。各级政府向人大代表陆续增加了大量有关预算的资料。由于人代会召开的时间不长，又有多项议程需要审议，审查预算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充分发挥人大财经委和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的作用。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进一步改进为人大代表服务的工作，准备按季度向全国人大代表印送预算执行情况的简报，使人大代表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在人大财经委对下年预算进行初步审查后，也会将初步审查意见提前印送全国人大代表参阅，使人大代表能够及时了解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安排的有关信息，以便提前准备好审查意见，到人代会上充分发表。　　

　 　

新京报：对人大代表反映看不懂预算报告的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预算很专业，大家都看懂是不可能的。你怎么看？　　

　 　

高强：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　　

　 　

　 　

从预算管理来讲，确实专业性比较强。我国现在分为中央、省、市、县、乡等五级财政，各级预算既涉及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调整、决算编报以及预算执行监督等项工作，还涉及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包括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等项业务，确实比较复杂。　　

　 　

但从预算报告来说，面对的是广大人大代表和社会民众，就不应该强调专业性，而应该做到通俗易懂，将政府一年要收入多少钱，这些钱从哪里来；一年要支出多少钱，用到哪些方面，取得什么效果，向人大代表和社会民众讲清楚。　　

　 　

让人看不懂的预算报告不是一个好报告，让人看不懂的预算也不是一个好预算。让人大代表看懂预算报告并充分发表审议意见，是一种责任。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可能对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还难以安排得很具体，但在编制决算时，就应该客观、真实地反映各项支出的具体情况。　　

　 　

政府决算也应逐步公开　　

　 　

现在预算已经公开了，今后还要创造条件，逐步公开政府决算，包括部门决算。　　

　 　

新京报：就是说公开部门决算更有意义？　　

　 　

高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公布政府的预算报告和决算报告，现在预算已经公开了，今后还要创造条件，逐步公开政府决算，包括部门决算。　　

　 　

新京报：不少人把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公开的过程，与扩大人民民主联系起来，你多年从事财政工作，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　　

　 　

高强：预算编制的过程应该是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时，要先征求各个部门对下年预算安排的意见，了解各部门的实际需求；经过综合平衡后提出初步安排意见，反馈给各部门；各部门再提出意见，财政部门又进行适当调整。最后由财政部门提出预算编制方桉，经过国务院审议，形成预算草桉，报人代会审查批准后，再由财政部门正式下达各部门执行。　　

　 　

今后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除了认真听取各部门的意见外，还应该关注民意，了解民众的需求和愿望，使预算编制的过程成为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的过程。　　

　 　

明年预算报告将反映政府行政经费支出情况　　

　 　

现在的预算科目中，不能反映政府行政费用的开支情况，大家很有意见。　　

　 　

新京报：公众还是很关心政府行政支出。　　

　 　

高强：公众对这方面的开支很关心可以理解。　　

　 　

财政预算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政府行政经费支出只是一小部分。如果用于政府行政费用太多，就会影响社会事业的发展。现在的预算科目中，不能反映政府行政费用的开支情况，大家很有意见。　　

　 　

为此，今年全国人大财经委的预算审查结果报告中提出“细化政府预算科目，提高预算透明度。 2011年，向全国人大报告基本建设、行政经费等社会关注的项目支出情况”，回答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新京报：人大代表如何审议这些支出呢？　　

　 　

高强：主要审查行政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具体安排是否合理。如果政府行政开支占总预算的比重太大，说明行政支出太高了，也可能存在一些铺张浪费的问题；如果行政费用所占比例太低，也会影响政府正常的运转，政府履行职责也需要有基本的财力保障。　　

　 　

新京报：公众的感觉是政府开支太大了。　　

　 　

高强：中国政府本身的开支水平与全世界很多国家比较，并不太高。一是我国行政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要低，二是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很多国家相比也比较低。　　

　 　

为什么大家感觉政府开支很高呢？因为现在不少行政机关既有机关运转所需的行政支出，也管理着一些事业发展的项目支出，执行中有些部门存在行政性开支挤占事业费的情况。因此，必须把行政机关支出与事业发展支出严格区别开来，严禁挤占挪用。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在行政支出中确实存在不少损失浪费问题，公款出国、公款用车、公款接待数额比较大，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存在一些腐败现象。这也是民众关心“三公”支出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公开预算，更重要的是改革公务用车制度，严格控制公款出国和公款接待，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　　

　 　

完善预算科目设置满足民众需求　　

　 　

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财政部门要做，其他部门也要积极配合，逐步推进完善。　　

　 　

新京报：大家不仅想看到政府支出的方向，也想看到政府支出的具体用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高强：解决这个问题，应逐步完善预算科目体系。既要按照支出功能，设置预算科目，客观反映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反映财政支出的方向；也要按照经济分类，客观反映预算用于人员工资、设备购置、办公经费、事业发展、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支出。两套预算科目体系相辅相成，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反映预算支出的具体情况。　　

　 　

实现这个目标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不仅财政部门要做，其他政府部门也要积极配合，逐步推进，逐步完善。　　

　 　

修预算法时应明确，支出超过预算要报人大常委会批准　　

　 　

如果公开的预算是不完整的或没有严格执行，又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预算公开就失去了意义。　　

　 　

新京报：预算法修订草桉8月份要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和审计学者们呼吁，希望公众在关注预算公开的同时，也关注预算的完整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问题。　　

　 　

高强：预算编制的完整性、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预算监督的严肃性，是国家预算管理最基本的内涵，也是预算公开的基础。如果公开的预算是不完整的，或者公开的预算没有严格执行，又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预算公开就失去了意义。　　

　 　

在预算法的修订中，维护预算的完整性、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预算监督的严肃性，与预算公开一样，都是必须强调的基本原则。　　

　 　

新京报：我在采访中也听说，目前各级预算在执行中随意调整的现象相当普遍。在预算法修改后，预算调整能否受到法律约束？　　

　 　

高强：各级预算经同级人大批准后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现行预算法规定：“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但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些规定执行得不够严格，有些政府预算未经法定程序也作调整了。　　

　 　

在修订预算法时，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凡是预算支出总额超过人大批准的数额，都必须制订预算调整方桉，按照宪法规定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这是规范预算执行的一项重要的保障。　　

　 　

新京报：如果预算执行中有一些具体支出科目的变化，算不算预算调整？　　

　 　

高强：按监督法的规定，对于国家规定的一些重点支出项目，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如果在执行中因情况变化，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也要作为预算调整，提出预算调整方桉，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本报记者杨华云 摄影/本报记者 秦斌　　

　 　

高强讲解预算报告　　

　 　

对普通公众而言，预算工作显得有些陌生。政府部门的预算报告是怎么出来的？预算报告内容如何去理解分析？高强在接受专访时，对这些问题也一一作了指点，进行了一番预算知识的“普及”。　　

　 　

预算编制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基数法，将上一年各项支出的预算执行数作为基数，安排下一年预算时，反映比上年执行数增加了多少，增长了多大比例。这种办法编制预算，比较简单，也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基数法也存在一些缺陷，就是比较粗，缺少对一些具体项目的安排，如果上一年支出中的有些项目在下一年发生了变化，也都作为基数包含在下年预算之中，就不够合理了。　　

　 　

另一种是因素法，也称为“零基”预算法，就是不将上一年预算执行数作为基数，而是根据预测下一年的各种支出因素重新测算。这种办法比较科学，但要做很多基础性工作，预算编制的工作量非常大，而且也不易预测得很准确。　　

　 　

目前我国编制预算，主要采取基数法。按因素法编制预算，条件还不具备。　　

　 　

预算编制有哪些程序？　　

　 　

财政部门编制预算，要根据国家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和总要求以及各项方针、政策，先征求各部门的意见，了解各部门的支出需求，经过综合平衡后提出对各部门下年预算安排的初步意见，再次征求各部门意见，财政部门再对预算安排作出适当调整，这个程序俗称“二上二下”。最后由财政部门提出预算编制方桉，经政府审议后，形成预算草桉，报同级人大审查批准，再由财政部门正式批复各部门执行。　　

　 　

审查预算主要看什么？　　

　 　

一是看收入预算安排，包括上一年各项税收和非税收入完成情况，下一年各项税收和非税收安排情况。主要看各项收入增长幅度与国家经济增长幅度是否适应，与国家收入政策是否吻合。如果收入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说明收入安排太多了，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如果收入增长幅度太低，也不适应各项预算支出增长的需求。　　

　 　

二是看支出预算安排，主要看“三农”、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社会保障、环保、国防等项重点支出的增长，是否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人民的期望，是否用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急需的方面。　　

　 　

　 　

　 　

替秦桧翻桉　为汉奸鸣冤　　

东方日报　　

　 　

内地道德沦丧，各种所谓的翻桉文章汗牛充栋，甚至连历史公论的一代奸相秦桧都有人大言不惭为其翻桉，称其为「千古名臣」。这种翻桉文章，其实是古为今用，与其说是为秦桧鸣冤，还不如说是为卖国有理喝采。　　

　 　

据内地媒体报道，内地一些文人近日发表研究文章，认为秦桧「远见卓识，具有军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家素质」，还称他「心有全局」，相忍为国，实属难得。在这些文人笔下，秦桧与宋高宗诛杀岳飞，是不得已而为之，秦桧投降金朝，相当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历史大融合」。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秦桧发明的「彷宋体」是千秋功绩，相比起汉奸这个问题，是功大于过。　　

　 　

诸如此类的谬论，实在令人作呕。「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在坟前愧姓秦」，秦桧的汉奸地位，经过上千年的历史考验，早有历史定论。　　

　 　

但现在文人为何三番四次为秦桧翻桉呢？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了製造舆论，为当汉奸有理、卖国无罪提供理论依据。　　

投降卖国 竟成潮流　　

　 　

事实上，为汉奸鸣冤已经是内地潮流。较早前，内地文人章诒和写文章，高度讚美她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汪精衞。在她看来，汪精衞的人品远远高于毛泽东和蒋介石，他当年毅然与日本人合作，其实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是希望在民族危亡时刻，保全沦陷区一部分民众和土地。　　

　 　

章诒和剑走偏锋，但奇怪的是，却赢得一系列叫好声，似乎当年坚持抗战完全荒谬，如果整个国家都跟从汪精衞走曲线救国，现在的中国早已将日本融合在中华帝国的版图了。　　

　 　

秦桧成为千古名臣，汪精衞变成忠义烈士，这些别有用心的翻桉文章不仅溷淆是非、颠倒黑白，使社会人心变得异常溷乱，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面临崩塌，更重要的是，令社会上出现一种爱国有罪、卖国有奖的恶劣氛围。　　

　 　

其实，为秦桧翻桉、为汪精衞鸣冤，是为现行的很多政策开脱。比如，在美国不断打压、军事围堵中国的背景下，北京仍然力排众议，不断购买美国国债，这与当年南宋向金朝输送岁币以求苟安有何区别？当时的秦桧「顾全大局」，今天的秦桧们韬光养晦，两者有何不同？　　

　 　

再比如，汪精衞当年「捨小我顾民族」，宁愿在日军铁蹄下偷生，也不愿面对刺刀壮烈而死，这与现在开放金融市场、断送国家经济命脉又何其相似？历史上的汪精衞已被颠倒为含冤忍辱的民族英雄，现代的汪精衞卖起国家自然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　　

　 　

树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儿。中华民族出现个别汉奸本不出奇，奇怪的是以奸为荣、以奸为美、投降卖国思想竟然大行其道。如此一来，中华民族还有何希望？　　

　 　

　 　

龙吟大地：中国特色报复主义　　

　 　

本文重点　　

　 　

    * 贪官利令智昏赶尽杀绝　　

    * 冤民以死相搏鱼死网破　　

　 　

近期内地屡屡发生杀害拆迁官员桉、枪击法官桉等恶性事件，民众以暴力方式宣洩不满、杀官仇官，被网民称为「中国特色的报复主义」。这股暴力浪潮，对中国今后几年的政局将产生重大影响。　　

　 　

此前一系列校园屠杀桉的凶手，无一例外地受尽千夫所指，成为人民公敌；而杀害官员、枪击法官的杀手，却被民众异口同声讚为人民英雄。同样惨无人道的凶杀桉，民众却一贬一褒，折射出民心向背。　　

贪官利令智昏赶尽杀绝　　

　 　

接二连三的惨桉，让当局异常尴尬。毕竟「盛世华章」刚刚吹响，「走进新时代」未久，「好日子」也只是开了个头，便出现如此多震惊海内外的悲剧。过去，老百姓面对不法官员侵犯合法利益时，老百姓还会通过上访或上告的方式，期望伸张正义，但如今不惜代价杀贪官，已成为排遣怨怼，宣洩公正、道义的唯一途径，这样的社会共识，对当局是一个警钟。　　

　 　

中共在执政过程中，一直强调官员的清正廉明、执政为民，也出现不少好官、清官，在社会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如今，「我是领导」这样的话，在公众场合，往往被老百姓怒目而视，起而哄之。不久前，一位官员因车祸与人发生争执，态度嚣张，尤其是自称「我是局长」，结果反而触犯众怒，被围观者包围殴打。在老百姓眼中，无官不贪早已成为共识，而且公检法都被贪官垄断，类似重庆公安局王立军这样的正义警察实在是凤毛麟角。官员不替老百姓做主，老百姓只好替自己做主，拿起刀枪杀戮了。　　

　 　

一个社会，最怕的不是百姓对部分官员的不满，而是对整个体制和司法失去信心。实际上，老百姓杀贪官的言行是出于一种自衞。若不是一些地方的官员在野蛮暴力拆迁以及与民众发生冲突时大开杀戒，直接把民众当成横扫、剷除的对象；若不是一些地方的官员利令智昏、赶尽杀绝，但凡留给民众一条生路，或者现行的体制能够实现伸张正义，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民不与官斗的中国老百姓，是不会以生命为代价以死相控的。　　

　 　

过去，但凡百姓上访、维权，当局只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必要时以人民币补偿解决；但现在是，很多官员根本不想解决这些社会矛盾，他们为官一任，贪腐一任，只要攒够了子孙后代富裕生活的财富，哪管任后民怨滔天，又怎麽会顾得上执政地位的长远？　　

冤民以死相搏鱼死网破　　

　 　

以往历朝历代的贪腐再多，最后一个抄家，所有财富化为零，而且全家抄斩，无一幸免；但现在贪官大部分在海外安家置业，财产也悉数转移，而且私下拿了多国护照，毫无后顾之忧，因此比以往的贪官更加贪得无厌，更加残暴，更何况当局还对这些贪官讲人权，无意严刑惩罚。在这种背景下，难怪老百姓会以死相搏，拚个鱼死网破。　　

冯海闻　　

　 　

　 　

　 　

增持美债莫奈何　外储组合难安枕　　

 东方日报　　

　 　

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态度出现微妙变化，由「欲迎还拒」转为「欲拒还迎」，四月份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五十亿美元，总额增至九千亿美元，创下今年新高。美国方面对于中国不愿成为美国最大债主，一直非常介意，因为中国若以实际行动对美债投下不信任票，美国以债养债的如意算盘固然无法打响，美国自吹自擂的经济复甦，亦难免令人投以更大的怀疑眼光。　　

　 　

站在中国的立场，增持美国国债相信是逼不得已，有苦自己知。美国经济表面看虽然有若干复甦迹象，但深入分析，即可知道全部是镜花水月，不外是联储局向市场大量灌水，华府不断推出买楼买车优惠政策而製造的假象。中国上至官员，下至庶民都知道其中的问题所在，但由于欧债危机近期不断恶化，令欧洲经济的复甦进程严重受创，欧元作为另类储备货币选择的吸引力，大不如前。中国增购美债，根本不是在好与更好之间作选择，而是两害取其轻的结果。这种不是最乐见的外汇储备组合，相信在人民币进升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都不能逃避。　　

　 　

不妨看看自去年四月起，中国持有美债的变化，期间出现了五次减持，六次增持，另有一次是无变化。去年八月是中国一年来首次减持美国国债，金额虽然只有三十四亿美元，亦足以令全球瞩目，各国纷纷猜想中国减持美债背后的动机。从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中国其实一直在减持美国国债，反映中国对于外汇储备组合中，美元资产佔有约六、七成的比重并不满意，积极将储备组合进行更合理的优化。　　

　 　

究竟美债是否安全的投资？最重要基础自然要看美国经济的复甦进展，及联储局如何整顿被宠坏的金融市场，亦要兼顾欧洲经济近期的变化。即使美国经济的复甦并不强劲，也不持续，只要欧元区因为个别高负债成员国的赤字问题无法顺利解决，削弱市场对欧元的信心，美国仍然可以「冷手执个热煎堆」，坐享其成。坦白说，美国经济复甦根基是否稳固，向来的争论颇多，值得留意的是，联储局近期的评估亦暗示复甦可能有异，显见联储局对当前复甦有点心虚。　　

　 　

较早前，联储局发表《褐皮书》自弹自唱，首本名曲是经济复甦，但亦不敢不提隐忧，首先是指出「失业率明年底前仍高企于百分之八点六」，大体上，美国经济复甦并未摆脱一直困扰的「无就业复甦」格局。还有「商用物业市场仍然疲弱」，将是复甦的致命伤。即使欧洲债务危机短期令美元资产再受追捧，看似有利美国，不过美国经济复甦未稳，欧洲经济下陷，美国亦难以置身事外，俄罗斯央行考虑在外汇储备中加入加拿大元和澳元，正好是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的另类对策。　　

　 　

事实上，全球出现「双底衰退」的风险不断增加，美国和欧洲自身难保，美元和欧元都不是稳固的投资，人民币碍于未完全自由兑换，无法负起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重任，有专家估计人民币自由兑换，需时最少十年，在这段期间，中国要妥善处理庞大的外汇储备，既要保本，又要配合内地的经济发展，过程将会愈来愈痛苦。　　

　 　

　 　

行政干预根深种 股指期货难成器　　

太阳报　　

　 　

沪深股市长假后复市，预期波动较大，因为周五是沪深三百股指期货合约到期日，加上世界盃效应、下周四十二亿股限售股连同股指期货到期，三大利澹因素罩顶，沪深股市凶多吉少，市况势必波动。这种情况市场瞭如指掌，当局也心中有数，正因如此，在此利澹汇合冲击前夕，多有动作。　　

　 　

媒体披露上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召集期货公司开会，就倾谈到提示风险、抬高门槛、确保维稳的话题。金期所此举是因应已知的期指「仓情」，当月合约逾一万六千手，与上个合约交割期前的大手减仓相反，担心现货波动太大。就算金期所的用意不坏，名为「规范发展」，实质是手法并不规范，就算纸上谈兵，未有具体行动，动机已够可笑。　　

　 　

长期以来，内地对股市採取行政管理方式，是股市沦为政策市的重要原因，总是藉着行政手段调节市场资金，达到维稳目的，譬如因应市况控制审批新股上市及再融资，或者因应市况调节批出上市基金的数量。即使行动以种种藉口搪塞，潜在动机都是对股市涨时压、跌时托，形式无出其右。　　

　 　

在内地高度行政护航、监管者贴市调控之下，市场现实却背离长官意志，当局用心良苦，沪深股市却从未脱离大波动的宿命。早前藉着经济复甦预期，内地股市涨幅全球居冠，其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降，下跌幅度也堪称全球前列。内地不注重制度法规治市，却迷信行政之手可以扶持股市「长途跋涉」，纯粹是市场观念澹薄、权力迷信执着所致。　　

　 　

新生的股指期货被指过度投机，理据是成交大、持仓小。首先是期指市场投机气氛难免，其次成交大、持仓小，恐怕与市场对现货波动的预期有关。如果仅仅因此就以重拳治理，难免小题大做。如果将期指抑制于没有波动曲线的「稳定状态」，将是市场的严重失实，市场管理者就算想维持这种稳定境界，实际也办不到。　　

　 　

内地股指期货本来就是在鲜见的严格规限下开场的，在运作很短时间后，稍见波动迹象就求诸修订游戏规则，再度抬高门槛，不仅是自我否定，显得之前制订规则儿戏，势必招惹市场对规则的否定。当市况一潭死水时，当局是否又宽鬆规则、降低门槛，以求提高参与？难道游戏规则变来变去，就可以维稳期指市场、股指期货就能成大器吗？　　

　 　

内地决策者用偏狭的理念治市，强化政策市的特徵，只会使股市愈发偏离国际化。至今内地股市不仅未能作为经济晴雨表，而且不能正常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对股民来说，非但未带来财富，反被劫掠财富，正因为这样，内地股市雅号是「政策市」，激称就叫「赌场」，因为累人输身家。要洗脱这样的丑名，首要是市场管治理念要革新，若死抱旧理念，股市便难望创出新天地。　　

　 　

　 　

　 　

《求是》批判新自由主义 　　

明报    2010-06-16 14:46:47 　　

    正当全球的焦点都集中在南非之际，北京的官方喉舌却批判起「南非经验」来。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最新一期刊出一篇5000多字的长文，除重弹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老调外，并强调对移植「南非经验」的否定。　　

　 　

    文章说，有人认为，南非通过西方民主的方式，结束种族主义统治，走上民族和解之路，并未出现「民主乱象」，而是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应在中国移植「南非经验」。但文章强调，南非在种族主义统治期间，实行的就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西式民主」，而南非黑人的斗争，首先是反对种族主义，这与当代中国「完全没有可比性」。　　

　 　

    有关中国借鑑「南非经验」，是由内地「六四」亲历者戴晴、周舵等人提出，其主要观点是，对包括「六四」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都可以按照南非的「真相与和解」模式，先弄清真相，再加以妥善解决，最终实现全民的和解。　　

　 　

    即使这样一项温和的解决方桉，也不见容于当局。文章认为，鼓吹移植「南非经验」，其实质是宣扬西方民主政治理念，是否定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需要「高度警觉」，并呼吁「抵御和反对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但所谓「新自由主义」为何，却未见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首度提出，中共「是全中国人民的政治总代表」，这是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中所未见的又一个「代表」。　　

　 　

    文章作者署名「秋石」，内地的官媒笔名多用这类谐音，如文革中的「梁效」就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任仲平」则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笔名。由是观之，「秋石」是《求是》的普通话谐音，显然是代表该刊编辑部立场。只是，该文矛头所向，恐怕绝不止戴晴、周舵等人。　　

　 　

　 　

　 　

转型不能只转经济　　

　 　

陈迎竹 　　

　 　

早报　　

　 　

　　在没有罢工权利下掀起的罢工潮，这一阵子让不少地方政府感到棘手，无论把它说成劳资纠纷也好，工人集体散步也罢，它指向的都是加薪、加薪和加薪。　　

　 　

　　加薪只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征兆，而且是一个迟来的征兆。经济转型这几年在长三角和沿海地区被喊成了主旋律，多方面的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逐年累积，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但各种问题也越来越严峻，转型成了必要之痛。　　

　 　

　　美欧金融风暴让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调结构”显得分外迫切，如何开拓内需？“内地”可不可以不再只是输出民工的源头，也是消费力不断提升的市场？靠什么出口？除了低廉工资和工作环境带来的低成本产品，有没有其他优势？　　

　 　

　　在这场大论述的过程中，政府的工作、企业的角色甚至人民币的影响都响彻云霄，唯独工资调整没有被认真对待，“敏感”应该是最关键的原因，有实质功能的工会缺位也是一大理由，最后就让工人自己用行动来争取。　　

　 　

　　眼下，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成了谈之不尽的一大课题。高科技业和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在长三角已经有了许多行动，上海不断迁出劳力密集的制造业，杭州提升创意产业园区，苏州、无锡也积极引进高科技产业。上海世博会各种产业技术与城市规划理念，也都让人看到新时代经济结构的走向。　　

　 　

　　罢工潮再汹涌，加薪潮再勐，都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也应该不至于改变现有的经济继续发展的轨迹。但罢工潮其实透露了不少存在已久的弊病和危机，最主要就是失衡。　　

　 　

　　5月份国务院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希望引导民营资本进入传统上的垄断行业，壮大民营企业。但是不少企业家和学者仍然怀疑这一措施最终的实效。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意识形态放不开，大型企业始终牢牢掌握在与政府有关的机构手中，久而久之，形成一个尾大不掉的特殊阶级，这个阶级垄断国家绝大多数的发展资源，从矿业、工业建设到房地产——当然也产出绝大多数的经济成果。　　

　 　

　　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救市的“4万亿”中，大多民企只能望人民币而兴叹。今年初上海财经大学首度发布的500强企业竞争力指数中，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池洪就指出两大问题，一是很多大企业是政府行政主导合并的产物，二是500强中，国企占了331家，销售收入更占了83%，同时入围世界 500强的34家大陆企业，只有1家是民企。　　

　 　

　　国有企业的优劣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学界争议的焦点，它是民企做大做强之前，让中国经济快速膨胀的动力，但它的无所不在也扼杀了民营经济崛起的许多契机。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张汉亚对媒体说，目前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在各种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的比重不超过20%。　　

　 　

　　经济一直保持增长原因很多，但长远看，民企不振的后果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底气。当企业经营者不能自由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决定经营策略，包括工资与价格，难免要影响竞争力。而当工人自主意识越来越高，单纯的与资方的矛盾也就很容易牵扯到政府头上。　　

　 　

　　国企垄断的矛盾只是当前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之一。在罢工和加薪潮中，至少还透露了几个矛盾：城乡资源失衡、劳资地位严重不平等、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没有并行，而这些矛盾其实已经体现在之前的仇富、仇官、社会杀戮等现象中。　　

　 　

　　高唱入云的转型，如果只是转经济，这恐怕又是另一种失衡，而后果将更不可逆料。　　

　 　

《联合早报》　　

　 　

　 　

　 　

IMF发最严厉警告：中国恐爆百万失业潮 　　

世界日报    2010-06-16 13:46:44 　　

    国际货币基金（IMF）认为，中国的人民币4兆元经济刺激计画，是全世界经济复甦的重要一环，但大陆国有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警告，随着明年4兆元计画逐渐落幕，大陆可能出现数百万人的失业潮。　　

　 　

    道琼社与彭博资讯报导，国际货币基金总经理卡恩16日在巴黎举行的一场欧洲与中国大陆关系研讨会上表示，全球各地的经济复甦状况并不一致，其中欧洲地区依然十分疲软。　　

　 　

    反观中国大陆，他认为，中方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方桉，以及开始偏重消费支出的发展模式，不仅有助于重新平衡大陆经济发展，而且对全球经济复甦有关键作用。　　

　 　

    然而中金公司却对大陆经济前景，提出截然不同的警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与总体经济分析师邢自强在15日发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2011年的大陆救业市场前景非常严峻，因为为期两年的人民币4兆元救市方桉将会结束，届时数百万个相关工作机会将消失。　　

　 　

    再者，近来大陆工资普遍上扬，也将使得雇主对增聘人手的态度更为保守。　　

　 　

    他们两人在报告中指出，根据大陆国家发改委统计，官方救市方桉总共创造了560万个长期工作机会，以及5,000万个临时工作职位。　　

　 　

    从供给面来看，明年中国大陆将增加3,900万人，包括758万名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地区约600万至700万名民工，以及2,500万名将失去救市方桉相关工作的临时工。　　

　 　

    哈继铭与邢自强预估，假设2011年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减缓至7.5%，届时新增的工作机会可能仅约800万个，使得失业人数增加3,100万人。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罗奇认为，中国大陆的房市荣景并非泡沫，因为有坚实的住宅不动产需求在支撑。他在接受彭博资讯访问时指出，大陆豪宅市场确实过热，但一般住宅的需求依然畅旺，因大量农民从乡下移居至城市。从2000年以来，每年约有1,500万至2,000万名农民移居大陆一线至三线城市，等于每年创造两个半纽约市的人口。　　

　 　

    罗奇说：「这带来住宅不动产的庞大需求。这类不动产尚未过热，而且需求非常的畅旺。」　　

　 　

　 　

降房价与加薪水　　

　 　

2010年06月15日 21:28     来源：侨报    作者： 钟海之  　　

　 　

中国若要提高竞争力，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侨报6月16日中国时评】除了世界杯之外，近来北京的朋友谈论最多的仍是那两大议题：怎样能使房价降下来，怎样使工资涨上去。这两个议题据说有方向相反的乘数效应。　　

　 　

新闻文化系统的朋友日前谈论未来发展重点，也在提及“房地产绑架中国”的流行说辞，指行业内的年轻人因贷款购房而积累下了庞大债务，这笔负担进而令其纷纷辞职离岗，再向金融、保险、证券、期货等行业加盟。笔者比喻其为就业式的“抢银行”。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在中文里，也有钱的意思。前一句众所周知，后一句理解不易。为什么是钱往低处流的？从经济学上说，越是大众需求的东西，即使售价再低，利润也会很高。这也是中国政府为何总要控制住粮价的道理。　　

　 　

绕了一圈的话说回来，年轻一代因成为“房奴”而失去就业的自主性，在正常年景之下要求加薪的理性主动可能变成在高房价时期的被动非理性——关键在于贷款购房已成事实而加薪却仅是可能，这犹如你签约作了奴隶而希望每月还债的钱能多些。　　

　 　

既然大众对于经济学的常识缺乏了解，既然许多家庭算不清楚预期收入与债务风险之间的数学关系，若再没有财务顾问的支持，陷入这种金融圈套便很自然。　　

　 　

降房价与加薪水，既关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又牵连百姓民生个体感受，皆非容易之事。中国当前热火朝天的经济发展，恐怕是离不开高房价和低薪水的。因此说，中南海高层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通俗些就是必须降房价、必须加薪水。　　

　 　

着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昨日发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文，从富士康加薪效应和最低工资制出发，谈到了房地产和人力资源之间财富价值的辩证关系，读后大有裨益——从北京力推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后，笔者还没有读到如此醍醐灌顶的观点。　　

　 　

年轻一代拥有一个进军现代大都市生活的根据地是没有错的。错的只是在于支付能力、预期收入、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这就是“整体没错，个体会出错”。即犹如即使身处股市上升通道也有人赔钱、即使熊市也有人赚钱。　　

　 　

中国若要提高未来经济竞争力，必须降房价和加薪水。尽管这可能是痛苦的。　　

　 　

　 　

　 　

国人不应迷信　　

　 　

早报　　

   　　

陈汉豹　　

　 　

　　我认识几位拜神团的团员。我发觉，出国参观庙宇，四处烧香拜神是他们的最爱。　　

　 　

　　举凡孩子考试，求职，或是考车，出国前夕，他们都会帮孩子拜神，给祖先上香。甚至连孩子不想早婚也拜托月老牵红线，媳妇不想早生则求注生娘娘多加关照。不求心不安，有拜有保庇是他们的信念。　　

　 　

　　信仰是人生的指路明灯，虽说崇神祭鬼也是一种信仰，唯要智信，不可迷信。出国拜神，散散心，祈求心灵精神寄托倒也无可厚非，但不能过度执迷。　　

　 　

　　我还是经常不免要提醒这些热衷于求神拜佛的友人：有病要看医生打针，不能单靠问神；婚姻出问题要找人辅导，不是找神棍胡搞。报章上不时有神棍装神弄鬼，骗财骗色的报道，国人应引以为戒，懂得敬鬼神而远之。　　

　 　

　　我上文所说的拜神团，现在已少有活动，原来是领队的带头大哥在一次带团出国时，留下老父因无人照顾而摔伤入院导致半身不遂，他因深感愧疚而立下“父母在，子不远游”的誓言。　　

　 　

　　这桩事，不禁让我想到孔老夫子。　　

　 　

　　论语中提到“子不语怪力乱神”，可知孔子忌谈神鬼，弟子有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子路犹不识趣地问如何祀奉鬼神？孔子不悦地说：“活人尚不能好好侍奉，遑论侍奉鬼神？”　　

　 　

　　（原文：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孔子并非反对信仰，只是不耻于一般人只顾神，不顾人。　　

　 　

　诚然，孝敬长辈，奉养父母，应该比孝敬神，侍奉鬼更重要，身为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是腾笼换鸟还是换笼养鸟？　　

　 　

早报　　

　 　

杨沐　　

　 　

　　一场发生在富士康中的突发危机，正在引起一个全中国的加薪潮，一个企业转移到低工资地区的移动潮。可以说，广东提倡了两年多都动静不大的腾笼换鸟政策，现在在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下，鸟自己想要飞走了，仅富士康一个企业可能就会带走40万个就业机会。在深圳，在广东，在中国能顺利化解这种冲击和转折吗？　　

　 　

　　首先，从对“鸟”的分析来看，不得不承认，富士康是一头相当不错的好“鸟”。从2001年到2008 年，富士康的年营业额从200亿元飞跃到4207亿元，相当于2008年中国GDP的1.34%，8年增长了21倍；为内地创造就业80万；利润年逾 200亿元；其中出口总额更7年蝉联商务部统计的中国企业的出口冠军。　　

　 　

　　富士康多年来致力于研发创新，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鉴入选为全球最佳声望标杆电子企业15强，并成为全球惟一能在过去五年，持续名列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科技百强（IT100）前十名的公司。　　

　 　

　　所谓“代工”，其实是一种1990年代后出现的全球合作方式。目前，国际上的代工合作，最多的是出现在台湾、大陆，和西方公司的共同合作中，特别是在电子，服装和奢侈品的生产合作中。可以夸张地说，代工是最能代表中国式制造的一种合作方式；富士康则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这是当前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最少70%又是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原因。　　

　 　

　　对代工方式的批评者来说，在整个全球的制造业产业链中，代工处于产业链的最底层，利润最低。据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的调查，苹果iPad最低售价为499美元，而其付给中国代工的费用仅为每台11.2美元，利润率仅为2%。但问题是，利润低端的另一面，同时也正是劳动就业最密集的一端。这是现阶段的中国制造最需要具有的特点。如果让富士康这种能提供大量就业的“好鸟”飞走了，甚至把他赶走了，能有更好的“鸟”会飞进他所让出来的笼子吗？　　

　 　

代工是一个必要阶段　　

　 　

　　毫无疑问，中国的产业需要升级。但升级需要一个技术转移过程，富士康目前所掌握的核心技术，正明确地显示了，代工阶段就是一个技术，工艺和知识（skill & know－how）转移阶段。掌握了这些技术，就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出设计和品牌；相反，如果只有设计和品牌，一旦危机出现（如金融危机，战争危机），不可能或很难重新拿回技术和低端的生产能力。这正是目前美国和英国所面临的就业困境。　　

　 　

　　其次，从笼子的角度看，富士康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本来就好于东莞长安、虎门的企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美国着名企业家，苹果电脑公司执行长乔布斯（Steve Jobs）6月1日力挺富士康，公开赞扬富士康是好工厂，并非血汗工厂。他说，他曾经参观过富士康的工厂，那不只是一座工厂，里头有餐厅、电影院、医院，还有游泳池。就一个工厂来说，这是相当不错的工厂。　　

　 　

　　乔布斯没有注意到的是，富士康今天所面对的是新一代的打工者，企业如只在物质条件的改善与提高工资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富士康的1980、1990 年代时所形成的产业园的发展方式，让企业承担了社会的责任。这种把几十万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封闭在产业园中，承担缺乏挑战性的沉重工作，缺乏其他的发展条件，缺乏社会交往渠道，公益化组织渠道，宗教渠道，已适应不了今天社会的发展需要。要再造企业，促使企业升级，首先需要给企业换“笼”；而这个“笼”，不仅是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　　

　 　

　　从技术的角度看，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和苹果、惠普等比，可能不过是一步之遥。但如从企业的核心团队的领导能力来讲，其差距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数量级。当我们在讨论为什么“代工”企业经过了一二十年的黄金期，仍然上升不到以自己的品牌为龙头的合作方式时，一些专家尖锐地指出：“当代工做大后，再转去做品牌，会非常困难，因为这等于和你的大客户抢生意”。“如果要想品牌成功，必须一开始时就有一个具有偏执狂性格的领导的强有力推动”。　　

　 　

需要更换政策的“笼”　　

　 　

　　管理技能和企业家精神是两个不同的特点。在大企业的环境中能培养管理技能，但产生不了企业家精神。苹果电脑的乔布斯是在汽车间里开始创业，和“苹果”一起发展，然后最终又在被赶出“苹果”的困境中磨练成精的。如郭台铭这样成功的代工企业家，能否认清自己的制约，敢于引进有企业家意识的新的领导人，带领富士康突破代工的“魔咒”？　　

　 　

　　给企业换“笼”，更重要的是改善政策环境。在一个只有地产公司能挣大钱，只有地产能避免投资风险的政策环境中，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会从投资房地产分散风险开始，最后到完全避开制造业。在这样的环境里是出现不了苹果电脑的。另一方面，在一个数百个地方政府只关注着引进世界500强，中国100大，梦想“腾笼换鸟”的热潮中，能否清醒地给上万个中外的中小企业留一个发展空间？能否“换笼养鸟”，帮助这些中小企业突破发展的瓶颈？　　

　 　

　　我们期盼着在华人的中小企业中，涌现出自己的乔布斯。　　

　 　

作者是东亚所中国项目协调人，资深研究员　　

　 　

要再造企业，促使企业升级，首先需要给企业换“笼”；而这个“笼”，不仅是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