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七个问题

改革七宗“罪”　　

一，　　

忽视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的认同的界限。就好像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都可以只凭一人的信口一说，就可以完全确定、定义似的。　　

社会主义，要按说可能也没什么正统的说法。因为马恩列斯定的社会主义，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完满，但实际在实践实行中，其实有许多也是多多少少不得不修改，不偏正。而这样就是说，社会主义其实只要是大家都认准了，都认可了的，都认同了的，那也就基本没什么大碍。而这样就是说，你认为人民公社不是社会主义，认为它阻碍了生产力，可事实上它在中国已经搞了几十年，且在某些方面不一定全都没有一点建树，比如红旗渠、大寨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讲，公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事实也不一定就此就能认定所谓社会主义，可能在以前，可能我们都搞错了。因为如果全都搞错了，那么为什么至今还要保留一个什么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或者公有为主体的名堂呢？　　

其次，社会主义是什么，其实有时不用人们说，人们也能理解。比如邓小平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等等。可事实上，他不这么讲，怎么？人们搞社会主义就不知道要发展经济，要巩固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基础吗？我看不一定。那么既然社会主义是什么，其实可以不必非得由某一人一口说出来，或者一手指定、划定出来，那其实就是说明，社会主义要怎么搞，其实完全可以征求更多人的更多意见，而不必非得千篇一律，强求一致。　　

我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毛泽东时期搞的社会主义虽然不一定算好，但起码在某一种程度上，或者某一层面上，则还是要比现在要强的多。而就此其实我们也应该认定，并不是x同志（重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今天肯定就全都比以前要全都强似百倍，不是！　　

二，　　

忽视了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时时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危险。具体就是阶级斗争虽然不一定非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该讲时一点不讲，其实也是一种失误。　　

比如讲，说今天不存在阶级斗争，但事实表明，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阶级。而有阶级，由于利害的关系，有时由于阶级关系所引起的阶级斗争，有时可能也就不可避免。具体的就是当外来入侵者入侵时，虽然它不一定是代表一个阶级，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但是如果由于国家、民族的统治性质不同，比如他们国家的统治性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占上风，而中国则主要基本普遍还是平民老百姓占上风，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承认它是阶级斗争也不顶用。　　

还有，国内有时也经常容易产生由于各种利害关系而产生的骚乱。那么如何判断此种骚乱的性质呢？一般来讲，多数我们都是把它判定是恐怖主义行为。但事实在今天，在中国，真正能搞得起恐怖的，其实可能还不是那些布衣之士。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多大能耐。那么恐怖主义的来源在哪里呢？还是只能来自少数整日作威作福，鱼肉百姓鱼肉惯了的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社会渣子。所以他们虽然不一定代表某一个阶级，但其阶级的明显性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总想恢复人吃人的旧制度的统治。从这一点来讲，他们即使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却有可能比他们更甚。　　

中国不搞阶级斗争已多少年了，但实际这些年来，我们却并没因为不搞阶级斗争，而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过上几年比较舒心的日子。恰相反，有时越是不提搞阶级斗争，整个阶级、社会的复杂矛盾，复杂问题却也还是越演越烈。　　

比如官员的普遍腐败问题，比如民间的黄赌毒问题，又比如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上的潜移默化的潜规则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阶级及其斗争不仅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这就更能足以说明，不搞阶级斗争不仅不是一个明智之举，而且有可能是要断送中国几千年古文明，最起码是要毁掉由老一辈革命家们所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　　

三，　　

在文化领域，我们不搞一花独放，搞多元化，这本是个进步。但事实表明，在现实面前，没有一花独放，也就没有更多的百花争艳。这是因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人的思维意识一般总还是按照一种自然生长发展环境规律去发展的。具体就是只有更多的一花独放，也才能招引来更多的百花竞放。所以思想文化领域，单纯搞什么百花，搞什么多元化，有时不仅不一定能为文化领域的发展繁荣带来更多的举措，而且时时有可能有扼杀、遏制百花繁荣的存在。　　

这些年我们搞多元化的思想引领，同时又强调什么核心价值观念。就好像既有了百花，又有了核心，这不正好是有主有从吗？可事实证明，搞文化发展，事先就定下什么是主，什么是从，不仅不一定能为主从打下一个良好的关系基础，而且有时多容易为主从的颠倒而混淆了是非的黑白。像近些年既有反倾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同时也有正倾向主义（主张恢复毛主义），结果是打得一锅粥，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而这就说明，一个好的文化开端的引领，其实根本无需事先就确定什么是主，什么是从。因为所谓主从，完全可以根据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　　

四，　　

在中国搞改革，本是需要千辛万苦。可在一些人看来，改革是只需要搞好一定的制度设计便可。似乎搞改革只是搞制度，搞设计。像设计什么模型，设计什么建筑，设计什么工程一样。　　

但事实表明，改革既不可能是搞制度，更不可能是搞设计。因为设计的制度，多数都只能是牵强附会，多数都只能是属于半途而废，多数都只能是中途夭折，因为它根本没有可靠的社会根基和基础。具体就是搞改革，本应该是什么问题最突出，什么矛盾最明显，那就应该首先改什么，而不是什么容易就先改什么，什么不容易，就放在最后再改。因为容易的先改了，实际是极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造成一种只要坚持、持续的改革下去，改革就无有不成功的。　　

但事实表明，越是存有侥幸心理，有时却是越是容易把问题搞得极其复杂化。因为搞改革，不是搞投机，不是投机一次，下次肯定就还有机会。所以忽视改革的总体性、全面性、客观性、需求性，是我们当前改革的第四宗罪。　　

五，　　

改革的第五问题是片面启用文革中曾受到压抑的一些知识分子。具体的就是所谓知识分子，其实在我国是一个属于较为庞大的群体。因为谁也不能说工农中就一点有知识的人也没有。可现存的情况却是工农是工农，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曾有学历，有文凭，有文化的人。比如既能在媒体上写文章，还能在会议上发表一定的演讲。更有甚者还能论著出书等等。比如不仅在文法上要有胜似一筹的表现，而且在逻辑推理，知识渊博上还要更有突出等等。　　

可事实表明，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等于非得有多少才学、才智、知识，才叫知识分子，不等于。那么知识分子是什么呢？我以为，知识分子，首先应是能对知识，比如不管是文化、体育、技术、文艺等等领域的知识，能做出一定的突出的有贡献。可我们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除了死记硬背，生搬硬套，照猫画虎，总是抄袭别人，其它一点能力没有，那这能叫知识分子吗？知识分子不是非得有知识，你没知识，但只要能对知识做出贡献，同样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而你做不出贡献，整天抄别人的，算个知识分子也没用。　　

改革中，由于我们多数只是片面的启用了一些文革中受压抑的知识分子，结果这些人就往往只会把自己曾经受到过压抑的知识拿出来当宝贝。结果却不知，你的那些宝贝，也许在你受压抑时它算得上是个宝贝，可一旦解除了压抑，全都释放了，则也可能会是累赘。　　

六，　　

物质利益在改革中是不能不考虑的。但考虑物质利益不能不考虑物质利益的来源。像现在许多人都一致主张搞什么分配改革，我以为其实可能就是本末倒置。因为搞分配改革你得先搞分配来源的改革。你不搞分配来源的改革，你这分配的改革岂不成了无树之木，无鸟之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赶着鸭子上架？所以分配改革，必得首先改了分配的来源。比如不再这么分配了，不再那么分配了等等。否则你今天拿着东家的米去填西家的窟窿，明天又拿西家的种子去种东家的地，那它最终能落得一个清静、干净吗？　　

七，　　

改革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让人们都生活的更好，而是只要不难就行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我们还根本看不到有多少可实际的最幸福的生活，能在等着我们。恰相反，接踵而来的困境却可能要一个比一个更容易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中国虽还算不上个大国，但大国的责任却可能是一点也少担不了。从这意义上讲，今后的改革不应再怎么越改越好就怎么改，而应该怎么越改越没有更多的难题就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