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楚文明（笔记）

老子与楚文明（笔记）　　

一、老庄哲学源于分权制的楚文明　　

旧史家把楚文明视为华夏文明内一个附属的偏远次级文明，并将其归属于周王朝的“诸侯”。但新考古资料逐渐证明楚文明不但不同于华夏文明，并且很早便拥有自成一体的文化，相当的精致并特殊，甚至比华夏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同于华夏文明的“火”及“鸟”类图腾族，楚文明以“蛇”及“兽”类图腾为主，分布地区几乎遍及黄河南岸到长江南北岸。或许由于山岳及沼泽太多，这个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独立性高，作战的机动能力很强，部族间的组织松懈，大多采取平等的联盟方式，不像华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阶级组织。　　

华夏文明因为面对大自然的严峻挑战，一向讲求组织以发挥集体力量，而周公旦的封建及宗法制度更使社会组织结构的紧密到达了最高峰。当时施政的着眼点是天下秩序的整合，所以力求组织阶层分明——王、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秩序的建立必靠彼此身分的认同，后来儒家学说便以此为蓝本而形成。　　

长江流域一带，自然条件良好，生存竞争压力不大，因而哲学家思考上倾向崇尚自然，一切皆为上天所赐，平等成了主要精神。于是以老庄为主的道学，便成为楚人的国家意识形态。　　

二、老子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与伦理学　　

老子所谓道，“天之道”也，是指事物发展、变化、运动的总规律；相当于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宇宙中永恒的逻各斯。”而老子所谓德，则是人之道，即人世上祸、福、兴、亡、成、败相互替易变化的规律。如果说《道经》是老子的自然哲学和方法论；那么《德经》就是老子的历史哲学和政治论。老子既是一位高深的思辨玄学家，又是一位有权术的政治谋略家。因而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道德经》一书既是后来很多思辨玄学理论的发源之地，也是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乃至阴谋野心家，从中汲取斗争策略术数权谋的秘本珍籍。　　

老子认为，事物之由不存在（无）走向存在（有），然后，积小而成大积弱而变强，以至于全盛，最终达到顶点。再一变而为走向反面，终至灭亡而消失。如是生生不已，这就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生生灭灭、存在发展所普通遵循的永恒之“道”。　　

在老子书中，以大量的事例，对道的这一原理作了具体生动的说明。他说：“物壮则老”（30章）“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天之道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77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76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2章）。“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22章）。　　

正是由这一原理出发，老子引出了他的治国。平天下之术，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军事哲学和伦理学。对于老子的这一部分思想，可以归结为六个字即：以反求正之术。用老子自己的话说即：“玄德深矣，与物反矣，乃复至于大顺”（65章）　　

实际上老子的逻辑是极其简单的。既然一切事物总是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大者，将变为小；强者，将变为弱；贵者，将变为贱；那么为了使大者常大，强者常强，贵者常贵，就应该反其道而求之。处大而若处小，处强而着处弱，处贵而苦处贱。即自觉地、主动地使自己经常处在小、弱、贱的地位上。这样按“道”的规律发展，结果则格格是相反即转化为大、强、贵。　　

我们可以把老子的这种策略思想概括为以下这样一个图表：　　

　　　　　　　　　　　　　　　　以反求正之术　　

　　　　　　　　　　以退为进　以辱为荣　以少为多　　

　　　　　　　　　　以贩为进　以缺为成　以损为益　　

　　　　　　　　　　以愚为智　以冲为盈　以柔为刚　　

　　　　　　　　　　以弱为强　以屈为伸　以掩为张　　

　　　　　　　　　　以后为先　以拙为巧　以废为兴　　

　　　　　　　　　　以下为上　以讷为辩　以予为夺　　

　　　　　　　　　　　　　　无为则无不为　　

作为用兵之道老子主张以不战制战，以退制进，甚至以败制胜。他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雄天下……善有果而以，不敢以取强。（30章）“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胜而不美……胜以丧礼处之。”（31章）“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69章）　　

这套思想在后世影响极远。例如毛泽东对江青说：“军事上是有进有退的，没有大规模的后退和转移，就不能麻痹敌人而最后得到前进和进攻。在政治斗争中，许多的时候是需要忍耐和妥协，没有妥协不能争取群众，也不能得到多数的同情。只有看起来是让步和妥协，才能选择到最好的进攻时机。每次我们的后退和妥协，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检查，都是使我们的对手发疯的条件，让对手到了得意忘形的时候，他们的弱点才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发起进攻了。”毛泽东本人就是以退为进的军事高手。　　

这种以反求正的策略思想推广于政治斗争，则可以产生一套设队陷敌、阴谋制人的权谋术数。故老子说：将欲掩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39章）又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65章）“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　　

这种权谋术略构成老子政治哲学中阴险的一面。亦成为后世许多政治、阴谋家张权制敌的法宝。所谓“君王南面之术”者实即指此。　　

还是从“以反求正”的原理出发老子提出了他的伦理哲学——一种独特的人生价值观点。　　

第一老子依据相反者相成的原理，认为人类行为的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反相成、互为依托的。没有绝对的美，亦没有绝对的善。美和善，是与丑和恶的观念相对比较而存在的。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2章）又说：唯之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何若？”（2章）　　

第二，由这种善恶相反相成的价值观出发，老子抨击西周晚期儒家的礼义观念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贞臣。”（18章）“故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38章）　　

第三，既然美和善总是相伴着丑和恶，智慧总是相伴着诈伪，礼义总是相伴着堕落，总而言之，既然人类在文明形态上的每一种进步，都总是伴随着道德与纯朴人性的堕落；那么，对人性最根本的改革，就是彻底地放弃对美、善、智慧、礼义道德和社会物质文明的追求，而回归于原始纯朴无知无欲的人性中去。所以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权，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与往来。”（80章）　　

后一段话，体现了老子的最高社会理想。这种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理想（《礼记》）是非常不同的。基本上，老子是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科技与工艺，甚至反对理智性和知识的。他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48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有而不恃，功成而弗居。”（2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63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64章）“是以至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　　

应该指出，老子这种社会理想，表面看是一种反人性、反文明、反理性、反道德的荒谬思想。但另一方面，这正是哲学史上对于人类异化所发出的第一次抗议呼声。　　

根据这种无为而治的人生哲学，老子阐述了他所理想的圣人模式。这种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不敢为天下先”，“知其白，守其辱”，“专气致柔”——无知无欲无为如同初生的“婴儿”。 　　

老子这种拒绝承担伦理责任的人生哲学有其消极的一面。这种消极方面后来在庄子、列子一派的战国后期道家伦理学中得到更为极致的发挥。这种消极的道家伦理在认识论上发展到彻底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在价值论上则是彻底否定生存的责任和意义。不是使人敢于面对历史，面对社会的挑战，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而是使人缩入个体生存的蜗壳，以个人的生存得失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因此后期道家实际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苟生哲学。老子这种无为哲学的消极面，后来与儒家哲学中那种重等级，明尊卑、贵古贱新的哲学相结合，遂成为维系两千年停滞的中国封建制度的两大精神枷锁。　　

老子的哲学，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春秋时代乃是古代中国史上一个天族地转的大时代。在整个中国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都正在进入一个旧结构解体和新因素重新组合的过程。诸侯起来了，天子失势了。卿大夫起来了，诸侯又没落了。短短二百四十年间，大小战争二百九十七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一。无数世家公侯或陵夷废灭，或降在皂隶。而昔日的贱臣庶人，却纷纷登上政治权力的角逐舞台。一切传统的典章制度，都在动摇看、颠倒着、扫荡着。变革的观念深深浸润人心。当时有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这种历史进程说：“社楼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已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左传·昭公32年》）。　　

老子的哲学思想，是这个历史时代中的一位贵族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所作的哲学概括。也是他对于时代向他的阶级所提出的严峻挑战，所给予的理论回答。如果说，老子以物之必交，必反来概括时代的运动乃是深刻的。那么，他以为可以以反求正以无为达有大，以不变之术来抗拒宇宙历史必变之流，则是貌似机智而实则愚蠢的。　　

生活于春秋那样一个变动的时代，老子对于历史辩证法的这种否定运动是有着深刻认识的。这一点在他的哲学中可以看得十分明显。然而老子没有认识到，在历史的辩证否定中，同时发生着社会形态的更新即肯定运动。新的，更高级的社会文明正孕育在旧文明的破坏中。他所看到的只是旧事物、旧制度的崩溃灭亡，却看不到新的社会组织、新生活的强大萌芽。这也正是老子对人生、对历史采取那种极为悲观、消极、无为观点的原因。　　

三、大汉文明是南北文明的融合　　

楚文明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绝不亚于黄河流域的华夏体系。中原没有任何一国的文化比楚人更多姿多采，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楚人吞并了几十个国家和部族，透过通婚把各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像他们的始租，并非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河神更是位妙目流盼的美女。其他的神祗，或是彩衣姣服的巫女，又或桂酒椒浆的芳烈。楚辞更是音节委婉，词藻缤纷，充满哀艳缠绵的情绪。　　

然而，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难，列国中以楚国的地方势力最是强大，身居最高领导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务上都必须咨询各大部族的长老或领袖。加上其族群分散于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结的力量较弱，使楚国在整体作战力上并不显得特别强。例如楚国在抗秦一事上反覆摇摆，背后实有说不出来的苦衷。其间在楚悼王时代，兵法家吴起虽曾以生命为代价，促成楚国的中央集权改革运动，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后，急于施展富国强兵之术的李斯所以会抛弃祖国，西入秦境寻求发展，也在于深感楚国集结国力困难，规模虽大，却不适于激烈竞争的挑战。因此进入战国时代后，楚国的领域虽然更大了，但竞争上的表现反而不如春秋时期。　　

六国里最有条件成就霸业的，本是楚人。楚国地处南方，土地肥沃，自惠王灭陈、蔡、杞、莒诸国后，幅员广阔，但正因资源丰富，生活优悠，民风渐趋靡烂，虽有富大之名，其实虚有其表，兵员虽众，却疏于训练，不耐坚战。所以楚国虽然占有南方全部土地，对秦国却处处被动挨打。楚怀王二三其德，受骗来秦，困苦而死，楚国更是一蹶不振，先后三次迁都。秦灭楚之战，虽然各部落兵力数量非常庞大，即使王翦的六十万大军也非其对手。但王翦不以硬碰硬，他下令进入楚境后，各军团立刻构筑防御堡垒，坚壁清野，不肯进行会战，楚军虽数度挑战，但王翦以逸待劳，相应不理。久而久之，联盟式的楚军，缺乏强有力的指挥及领导，便逐渐松懈了下来。加上人数庞大，粮食补充困难，行政体系混乱，各自为政，各部落军团不得已只好向东退却。王翦趁机追击，楚军士气溃散，被击得大败，总司令项燕战死，郢都也被攻破，庞大富足的楚国因而灭亡。　　

然而，楚国由于是分权部落国家，因此并未遭到全面击溃。最后主力的项燕军团虽然失败，主将也死于战场，但分布各地的部族仍拥有相当的独立抗战能力。因此早自秦始皇在世时，便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隐言，楚地的游击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秦始皇三次巡行之所以都以楚地为重点，主要原因便在于此。　　

始皇去世后，首先起义的陈胜、吴广使以楚军作号召，初期声势最大的反抗军——项梁军团，更是以楚军主帅项燕的后代自居。刘邦的集团大多属楚国的平民阶级，原本是附属项梁军团的副帅，应算得上是楚军的庶系。所谓楚汉相争，其实刘邦也是楚人，实际上是楚楚相争，可以视为刘邦的楚庶系联合中原诸侯，以对抗项羽的楚嫡系的一场战争。　　

由于刘邦出身民间，没有传统的包袱，立国之初以老庄无为的思想为治国哲学，同时杂取儒法。数千年的华夏文明至此破灭，一个融合华夏文明及楚文明的崭新文明——汉文明诞生了，而刘邦则是这一新文明的创建者。因此，尽管在史迁笔下，刘邦形如无赖，但是，一代史学大师汤恩比却认为，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凯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　　

秦能够兴起，秦始皇能灭六国，是因为他不受传统文化的约束。刘邦能够战胜项羽，也跟他没有传统的包袱有关。所以毛泽东说，落后往往能够战胜先进，原因就在于此。落后方往往不受传统的约束。所以我反对复兴传统文化的提法，为什么我们不能开出创新的文化，而一定要在几千年前的古墓打转呢？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老子始终被看做最深奥、最丰富的古代思想家之一。然而，这却正是中国文化史的悲剧。因为只应该是哲学思辩之起点的地方，却被后人看作了终点。老子哲学被看作古代思辨哲学的的最高产物，成为后代无数思想家不断追溯的理论源泉。甚至直到中国哲学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被不断重复的某些老子哲学命题。黑格尔曾批评老子以“无”为本体的原理说：“在纯粹抽象的本质中，除了只在一个肯定的形式下表示那同一否定外，即毫无表示。假若哲学不能赶超出上面那样的表现，哲学仍是停在初级的阶段。”　　

两千多年过去了，难道我们还“停在初级的阶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