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之谬

五　常　先生学贯中西，大作迭出。其《佃农理论》、《经济解释》等著作以前就认真读过，只不过自己功力不够，看不太懂。但是五　常　先生在《经济学消息报》时有宏论，网上也　时常有　先生的踪影。 
    以武侠之事道来，五　常　先生让我们年青人早已认定是华山之巅的人物。说实话，在经济学理论等领域也确是如此。但是世界上的学问并不都是经济学，尽管现在 经济学有帝国主义之称，更由于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因而经济学家可 依自己的思维方式评说万物，但是评说任由评说，只是基本的知识和素材应当是 正确。否则，就是和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领域，如经济史、货币史，也有得出不太 正确观点的可能。 
    五　常　先生文笔精妙，特别是随笔之类，更是让人心服。因而，先生的《学术上的老人与海》，《随意集》等早就置备于书房，以为适意时读之。沪上归来，展卷 阅读，翻到《学术上的老人与海》中的《杜牧的扬州》时，问题来了。  　　

先生写道： “在扬州一处有众多摊贩出卖杂物的地方，有几档是卖国民党时期的 旧钞票的。难得见到有那么多而又不同的旧钞票集中在一起，我花了个多小时讨 价还价，全部买了下来，以至于自己一贫如洗。 
    大约共有1300张旧钞，是国民党时期多个政府骗局的证据，申诉着20世纪上半部 炎黄子孙的血泪史实。我是搞经济研究的，见到那么多五花八门的旧钞，刻画着 一个风风雨雨的时代，怎会不见猎心喜？当然，这些旧钞在香港也可以买到，但价钱肯定贵得多。  　　

我自己老了，再也没魄力对这些旧钞作深入的研究。但我想，今天数以千计的中国年青经济学者，整天说研究呀研究的，却老是在空空如也的数学方程式上打转 。难道他们不知道，经济学是为解释真实世界才发展起来的？单是我在扬州购入 的旧钞，加以调查分析，四五篇精彩论文是没有问题。” 
    说实话，在中国搞货币史的学者不少，而且还有一个被称为中国绝学的行当----钱币学。期刊不少，论文也发了不少，五　常　先生要是能从经济学理论对中国近代的 货币史甚至钱币说上点滴，也会启发这些人的思路。 
    这些旧钞对五　常　先生的吸引力很大，这本《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的北望神州部分 ，第一篇就是《风雨时代的钞票》，因而立即就翻到此处。然而，读完后的失望 与原来想像的兴奋相差万千。 
    这篇　文章是　先生在1999年7月23日写的，文中分8个部分简介了他这次扬州之行所 得的钞票。8个部分，观点正确的基本没有。由　于　先生名头太响，影响太大，先生 的一些只语片言，被一些比我更年表的学子奉为圭臬，故而指出，以求正　于　先生 。 
    一是先生有4张1934年发行的一元钞票，是中央银行加盖在中国农工银行上的。先 生说“泱泱大国，主要银行改名也懒得重印，其马虎溢于票上，可谓奇观。”这 回先生可是大大地冤枉了国民政府，这4张中国农工银行纸币并不是1934年发行的 ，只不过是1934年印的。为什么要加盖上中央银行行名再发行呢？原因是上个世 纪30年代美国的白银政策使以银为币的中国白银外泄，通货紧缩。中国政府为解 决由美国的白银政策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毅然决定进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 收回原有的商业银行纸币，改行法币，从而迅速脱离了危机。这4张纸币就是政府 施行法币政策时，收回的原商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的纸币，但是由于新法币市场需要量大，印制不及，故而将一些收回的商业银行纸币加盖中央银行或交通银行的行名后，当做新法币发行。这实际上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即省钱，又办了大事。 
    二是先生说千余张纸币中仅有3张差不多是全新的，都是“美商北京花旗银行”发 行的，但“都是横中切断，切得整齐，然后用两张同值的钞票上半部以胶水黏成 一张。”先生说：“因为钞票极新，而上下以胶水相连又造得天衣无逢，显然不 是出自今天小贩之手。我想来想去，一个解释是发行者不想持钞者看到原来钞票 的下半部，而钞票看来是在美国印制，所以一时间赶不及重印。但为什么1910与 1919皆如此。”先生这回多虑了，这些钞票就是出于小贩之手。这些纸币原是已 被银行销毁的废钞，近几年不知从哪里出了一批，钱钞贩子们为了卖得善价，但 是又没有钞票的下半张，故将相同的两张上半部分黏成一张。所以才会“钞票上 下如倒影，只是号码上下不同！” 
    三是先生说1930年广东省银行发行的钞票上印有银毫券，故而“这摆明是银本位 ，以银作保障来增加信心。”这个问题认真分析起来可真能写一篇大论文。笔者 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其复杂性不是一篇小文说得清。 但是先生在文中没有说清什么是银毫，而且先生可能确也不知道。因为银毫在民 国年间的两广可是专有名词，特指面额为2角的小银币，而且近代两广和东北一个 时期是以这种银毫子为本位币的，而不是一元的诸如袁大头之类的东西（看过《 红色娘子军的人们》，可能都记得当年洪常青送给吴琼花的就是几枚银毫子）。 银毫重量时人皆知，用不着先生替当时的人们着急（先生云：我看这些银毫券的 第一个反应：是骗局）。广东银毫在成色上经常出问题，而像先生想的“分量下降仍可叫银毫”这种事并不多。近代广东地方银行和银毫也常常出问题，也常有骗局，但与先生所想相差万里。 
    四是先生所云“更大的骗局是那大名鼎鼎的‘关金’了“。先生说关金是骗局的理由，是钞票上没有说明一个关金单位合多少黄金。可是先生接着又说今天香港的钞票不印明7.8元兑1美元是合理的，“金管局没有意图行骗”。这可有点先入为主，主观主义了。同样一事，张三干就是行骗，李四干就不是行骗，逻辑上有点问题。而且，要是了解了民国经济史，更不会认同先生的观点。关金券最早是海关金单位是简称，是中国海关在中国币制用银，而国外是金本位的情况下，为使关税不受损失而推出的交海关税的凭据，后来才成为流通货币。关金史可写一本大书，它和国民党后期搞的金圆券可不是一事！　从　先生两次对关金的行文来看，先生没有分清“关金券”和后来臭名远扬的“金圆券”。 
     五是先生找到了二三十年代“钱庄”发行的几种纸币。首先，　从　先生所提到的“陆宜和”、“黄山馆德泰昶”等钞票，是现在坊间印得仿真钱票最多假票子，也就是说是贩子们自己印来骗钱的。其次，先生说自由发钞是绝对一级的研究课题，实际上大陆已有好几部专著论述这个时代的这个问题。第三，先生说这些纸币是“钱庄”发行，实际上这种纸币“钱庄”发行的相对要少一些，更多是其它部门，如商店、杂货铺等等（可详见笔者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钱票》一书）。最后不知为什么先生有这么一句“我在.30年前就说过了。民国时期的钱庄钞票，有以一串铜钱为本位的，称为‘一吊’，也有以政府骗人的‘大洋’为本位的，政府行骗，一些钱庄也就乐得同流合污，过瘾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先生要强调30年前就说过这话呢？是“吊”这个单位少见？可是民国时期少见的货币单位多了，还有什么“半元”、 “九七钱一吊”、“九八典钱一吊”等等。而且就“吊”这个单位，也得看是哪个时候、哪个地区、什么“制度”？是九八钱还是九七钱，因为一吊或一串，可以从 1000个铜钱到八九十几个铜钱不等。在不同的地区，吊所表示的制钱数是不一样的。近代一吊在天津是490文，在兰州则是在160-163之间，而在北京，贬值后的当十大钱49-50枚为一吊，云南则620为一吊。在一个更小的区域内，如在湖北武昌附近 ，武昌是97文为一百，汉口则是97-98枚，蕲州则是99枚。 
   自清末一直到民国初年间，东北的制钱被分成两种不同的体制：一种叫中钱（在北京、天津、山东等一些地方的制钱被称为京钱或津钱），一般都是清代早期铸造的制钱，重量一般在２厘之间，以５００文为1吊文。而在东北，却是以清代后期铸造的制钱，一般重量在１厘左右的制钱５００文为1吊文。由于５００文正好是传统的１吊文的一半，处于中间的位置，所以这种钱就被称为中钱。另外一种 钱被称为小钱或东钱，这种制钱制度一般在山海关以外的地区流通，故而叫东钱，由于以１６０文为1吊文，故而也叫小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有以政府骗人的‘大洋’为本位的”，从清政府到国民政府，一部近代史里那个政府用白花花的大洋骗过人，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六是五　常　先生对于两种解放区的纸币产生了好奇，一是东北银行和长城银行1947、1948年发行的纸币上均印有中华民国的年号。这对于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那个时期根据地除了钞票，就是一些书刊也是用中华民国的年号。五　常　先生第二个好奇是“钞票上没有说明任何保障”，而且说：“想当年，老毛靠打游击得天下，所以自制的钞票也‘不拘小节’。但当时市场信不信，通用不通用，则有待考究矣。” 
    五　常　先生对国外的经济学说了解深厚，但是对国内的经济思想可能不太了解，想当年不仅早在根据地时期，红色的经济学家就说根据地货币的保障是“物资”，而且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金融学领域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民币的“保障”、“准备”问题。至于说这些钞票能不能用，关于根据地货币的研究是中国钱币学界研究的最为深入的课题，而且根据地货币在战时经济状况下的斗争技巧非常高明，如果对这一问题了解多一点的话，恰如当年上海刚解放后，人们对共产党的看法改变一样，他们不仅政治上行，军事上行，经济上也是有一套的 ！ 
    七是五　常　先生认为1953年前的大面额的纸币不是人民币，不是人民币那又是什么？只不过1953年后进行币制改革，将以前的100元改为后来的1分，人民币的面额才小了。生活在大陆上的老人，人人尽知，因而五　常　先生白“奇怪”了。 
    八是五　常　先生对于一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存在的一家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的行名又发生了兴趣，他认为这家银行应当叫储备银行而不应当叫准备银行。先生可能不知，这家银行是日本侵略中国时在北方设立的伪银行，成立目的就是为了发钞（和日本在香港发军票差不多），因而准备十分重要，为了突出发行有准备，日本将当时中国北方的银行所存全部白银强制纳入这家银行，充为发行准备。因而“准备银行”也是日本人刻意为之。这绝不是日本人不知道准备和储备的区别，因为他们在南方设立的伪银行就叫中央储备银行。至于这里面的详情，读者可以看一看笔者早年写的《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就一清二楚 了。 
    最　后五常　先生又确定1927年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上，“竟然用慈禧太后的肖像，这银行若非与慈禧的后人有关，其思维有点问题。”  这话说的可有点绝了。中南银行是华侨在中国创立的一家银行，和西太后没有任何关系（有的话可能是其祖先亲戚可能被西太后或其他清帝统治过），而且中南银行纸币大额钞票上用的是汉、维、蒙、藏、回五族妇女的头像，其意一是表示五族共和；二是表示民国后妇女地位提高。这种思维有什么问题？小面额纸币则从五族妇女头像中选择使用，真不知五　常　先生如何考查出来其与西太后的关系。
    最　后五常　先生说：“可以这样说吧：凡是大骗局钞票上有肖像的，皆国父也。天可怜见。”其实，从中国历史上来说，从宋代产生纸币到民国以来，真正政府搞五　常　先生所云“大骗局”的纸币，上面均没有印上国家领导人的头像，更别提什么“国父”了。有的话，也就是民国一个特例。中国如此，想必对外国更为熟悉的五　常　先生认真考查一下其他国家的经济史，货币史，先生也许应当说：“不可以这样说吧！”       实际上，经济学是不是帝国主义难说，有的倒是滥用经济思维，又在公众面前有话语权，还真敢什么都说的“经济学家”。五　常　先生在年青一代学者中影响极大，而且又对自己文章在美国高水平学术杂志的引用率高而自得，但是我说，五常 先生的这篇《风雨时代的钞票》，引用时千万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