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明

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明的崛起，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努力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我把自己的思考写下来，发到网上，希望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希望各大网站能转发一下，以便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让更多的人为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重新崛起作出自己的贡献。           　　

跃辉的话　　

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一个历经六十年沧桑的人民共和国，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如今走向何方？如果说二十年前我们对自己这个民族，这个共和国，这个党最终的奋斗目标还不十分明确的话。那么今天，所有的中国人对这一切都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共和国，所有的炎黄子孙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传承我们五千年的东方文明，并创造这种文明的未来。　　

一个人与古老的东方文明　　

仇跃辉，一个极平凡的名字。我们这个共和国最普通的公民， 1957年出生于黄山脚下的安徽歙县，64年上学，75年毕业（读书十年正值文革十年，由于父母文革中受冲击，因此辍学多年，不大识字，基本上是个文盲。）76年下放回父亲原籍安徽省贵池县双桥乡洪桥村当农民，77年母亲退休，顶替母亲进黄山市屯溪制药厂当工人，二十八、九岁了在厂里办的一个夜校补习班，补了两年文化，认了几个字，算是扫了个盲。77年起当工人干了二十年，最后是十年最基层的足球教练，这就是我一生五十年的经历。我的这种经历与我的同龄人几乎没有差别。　　

也许是从小受父母每天都若有所思表情的影响，也许是我们这个古老华夏文明厚重的历史文化积垫在某些特殊个体身上的反应，也许纯粹是一种偶然，一个极平凡的我却从人生的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极不平凡的心路历程——那就是在完全不经意间建立了一个以自己内心为主体的思考与体验机制，并以这种独特的行为方式认识事物、了解世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的一生都是在思考与体验中度过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种独特的个人心理机制，恰恰触及到了我们这个古老文明最核心的部分——东方思维。　　

心路历程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通过学习知识了解世界、认识事物的，那么我从人生的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路，那就是自我的思考与体验，具体的说：就是不断给自己提出问题，想问题中的道理，解决问题，并体验自己的这种心理感觉。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了解世界、认识事物。记得从我有了最初的个人意识那一刻起，头脑里就没有断过问题：爸爸妈妈为什么生我？蚯蚓吃什么？蚂蚁为什么排队？人大一点又想：太阳为什么是圆的？人为什么要吃饭？再大一点又想：人为什么要结婚？感情是怎么回事？成人以后就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衰老？人是如何认识事物的？为什么每一个人感知到的事物都不一样？自己昨天的感知与今天的感知有什么区别？自己在以一种什么方式思考？有没有更先进的思考方式？人与人关系的实质是什么？人类的最终幸福是什么？等等。每一个问题必须找到答案，就是一时找不到也要把问题放在心里，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再联系起来思考。总之，我从记事开始到五十岁几乎每时每刻都是在对各式各样问题的思考中度过的（连做梦都在想问题）。一生都在重复着这样一个循环：提出问题——想问题中的道理——联通道理——解决问题——提出新的问题。我不知道这种几乎抛开一切以问题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但我一生五十年却实实在在都是这么度过的，十岁以前思考身边的事情，二十岁的时候思考社会上发生的现象，三十岁以后（大概是为了满足每天不断增长的对思考的需要），开始在家找书看，当时家里书是很多的，书架、书柜、书橱都是满满的，一翻几乎全是马、恩、列、斯、毛的书。而且是两套，父亲一套，母亲一套，除了全集、选集还有单行本、甲种本、乙种本之类的东西。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很出名的，翻出来一看，大部头，比砖头还要厚，再看内容真正是看得一头雾水，简直不知说什么，又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闹了半天也没搞清楚。这反杜林要反什么东西，当时就想你既然有好的道理，就应该用浅显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写得人家看不懂再好不也白搭吗？（也是三十几岁有一个至今不知怎么认识的人叫吴惠民的给我送《圣经》，我一看，和《资本论》一样也是大砖头，就问他要多少钱，他说《圣经》不要钱的，翻开来一看，句句写得明白一看就懂，而且寓意极其深刻：一个古老的以色列民族，精神上、心理上、情感上所有的期盼都明明白白的写在《旧约》里了，而《新约》则是对这种精神、心理、情感的一种承载——一种投入了个人情感与爱的承载。再回过头仔细一看连基督对《旧约》的理解方式、基督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具体思路都看得清清楚楚，后来看到孔子、穆罕默德、释迦牟尼、毛主席的一些书以后，我才知道，从小内心受了大真大爱，心理上有大情感要回报的人思路想法都差不多的。你的头脑里原本就有这个东西，书上一点，马上就通的。那马、列全是科学理论、逻辑推理是读书人十年寒窗，背了无数个专用名词才写出来的。你从小没学头脑里没那些东西看不懂的。母亲知道我马、列看不懂，不紧不慢地对我说：“这马、列呀，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我和你爸这些工农干部都看不懂，还是毛主席的书好，我们经常读，一读就懂，一读就有进步。　　

我看毛主席的《实践论》，就写得特别好，有实践有认识，一看就懂，一看心里就明白，一看就能用，我和你爸都是把工作当实践，回来想一想，两个人商量一下，换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一下，再去工作就觉得有进步，过一段再回过头来，又想一想总结一下，加上新的认识，人的思想也就慢慢提高了。母亲随手递过来一本乙种本，翻到《实践论》一看马上就被吸引住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主席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人的每一个思考与认识都应该比自己的前一个思考与认识更高一级，更进一步。所谓改造“主观世界”，实际上就是让自己的思想每天都从低级到高级一级一级的往上走，我是一个内心诚实的人，对世界上“真”的东西特别敏感，一看就知道毛主席说出了真心话，他自己一生就是这么干的，原来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就在这里，想想自己从小每天都在想着心里的问题，以及问题背后的道理，在这些自己感受到的问题和道理中哪一些是低一级的问题和道理？哪些是高一级的问题和道理？自己的这种感受本身属于哪一级，这些感受形成的道理又是属于哪一级？能不能向更高一级跃进？我每天都这样想着，没有科学，没有知识，没有理论，更没有逻辑（我原本就没有读书，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仅凭一个人内心的那一份真诚，那份执着。比较着自己每天感觉、感受理解认识上的任何细微差异，总结出更高一级更宽阔的“道理”我就是这样走着。每天都这样走着，每天都在改变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说白了，就是把每天遇到的家庭琐事，邻里纠纷、企业管理、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人的生老病死，身边人的所思所想等等所有问题，用心里原有的“道理”去演绎，演绎不通那就是“道理”小了，再往上走，高一级的道理自然能演绎多一些的问题，这是肯定的，演绎通了再用这个通了的“道理”又去演绎更高一级的更多的事物更大的问题，就这样循环往复。几十年下来思想上形成的最终道理自然能够演绎世界上所有问题。）五十岁这绝对是一个人一生的收获季节，此时当我用改变了无数次的认识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用心里那个演绎过无数事物而获得的最终“道理”去演绎这个世界上一切问题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这个世界居然是一个整体，一个从道理上完全联通的整体，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思想、思潮、学术、流派、每个人的所思所想居然都可以通过“道理”从横向“贯通”，一切的人、一切的事也都可以通过“道理”相互借鉴，最终连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最后居然可以用一个字概括起来放在心里，我知道我走到了一种文明的极至。我真正看见了伏羲、老子、孔子等一群点燃我们这个文明圣火的千古圣哲，我知道他们都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也就完全没有科学、哲学、理论、逻辑这些东西，连这些词都没有。终于我理解了“道”与“仁”；我理解了“一以贯之”；原来东方文明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用一个人内心的绝对诚实，通过不断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一级一级往上走，最后达到用道理从思想上认识一切，理解一切。并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最终目的，这就是我们这个东方文明最核心的部分——东方思维。　　

对科学、文明、文化大革命的感悟　　

东方思维以诚实的心灵，用“道理”贯通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把握世界的整体，从而获得最终的智慧。西方科学则恰恰相反，西方科学把整体的世界划分为一科一科的具体学科，以对具体学科的研究而获得的知识作为认识世界的依据。现在看来正是西方的这种简单的划分与研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把道理上本来相通的整体世界人为的划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园艺学、厨艺学等等具体学科，各科又互不联通，一个人一旦接受了任何一科的理论或是知识整个思想就被禁锢在某个具体学科了，（学了治大国，就不能烹小鲜了，学了烹小鲜，就不会治大国了。至于烹小鲜里本身就有的治大国的“道理”就没人过问了。）西方科学在教给人们“纵向”知识的同时却从根本上遏制了人们用“道理”从横向贯通事物的思路。而纵向的知识除了教一些自然与技术的知识外，就是人为的，随心所欲的把本来统一的世界，划分为无数互不关联的具体科学（一个国家只要动一天你就可以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社会学、组织学、管理学、管理组织学、组织管理学、行为管理学、管理行为学······随心所欲的去划，一万个人一万种划法，划一万个科学，人人都是科学家，只是这“科学”研究的成果大相径庭。张三说像肉柱子；李四说像肉蒲扇；王二麻子不服气了：“明明是条牛尾巴，我现在还攥在手里，我能不知道吗？”大家争论不休。）而这种对整体世界，带着个人好恶的简单划分，实际上从划分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你得出结论的片面性与局部性。这里一定要写清楚、国家、社会、群体、组织、市场各自都是一个个由无数个“面”组成的立体的动态的整体，而任何科学研究都只能是在某个整体里抽取某一个特定的“面”进行静态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整体当中你抽取的那个“面”，静态状态下的结论，这种结论仅仅对于静态状况下，你抽取的那个面是正确的，对于整体而言仅能供参考而已，（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社会学以及西方所有的人文科学，都仅仅是人们在社会这个整体上抽取的一个个“面”）。如果无知的把这种片“面”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简单的直接套用到整体上，那就是典型的盲人摸象，更为糟糕的是这种简单的划分与研究极易将人们的思想，禁锢在片面的局部的静态的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许多人就是因为在这种片面的局部的静态的研究与学习中被禁锢了思想至使一生都无法适应这个整体的动态的社会，俗称书呆子（毛主席当年对这件事情极为不满、这也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整个西方人文、思想意识形态就是在这里走入了误区，把局部的研究结果当成了真理。并且让这种片面的局部的研究禁锢了思想。学术、思想、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已经从根本上僵死在那里，走不出来了。人类未来文明的希望只能是东方。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一点，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真正的文明都是一个精神上思想上高度完美统一的整体，而形成这个整体的整套理论都是由一个像基督、真主、孔子、释迦摩尼这样的千古圣哲根据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氛围统一构建的，在这个精神与思想的统一体里，人心、人性、家庭、社会实现了高度完美的和谐统一，任何一个人只要接触到属于你的那种文明，心灵上立刻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因为基督、真主、孔子这样的人对自己这个民族及人类都有巨大的情感，对人心、人性更是完全通透了的，他们的每一句话也都是从普通人人心、人性中来的，一般人只要听了他们的话，就会在内心产生共鸣，觉得是自己心里的东西，人也就慢慢的显示出了人性。家庭和睦了，社会和谐了，人与人也会从心灵上真正走到一起，于是整个社会就对这种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这也就是这些文明在我们这个星球上长盛不衰的原因。在人类所有文明中唯有现代文明不是这么回事，现代文明的理论是由一群书斋里的学者在各自的书房里独自创造的，在这些学者独自创造的理论中没有那一家将人心、人性、家庭、社会统合成一个整体。基督、真主、孔子创造文明都是内心对人类巨大情感的真实流露，而学者们三岁读书，三十岁还在读博一生把书读的昏天黑地，人心、人性、情感、爱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研究点理论，也就是出几本书，挣个名头，赚点稿费、养家糊口之类的事情，跟基督、真主、孔子完全不是一码子事。基督、真主、孔子关注人的最终幸福、社会的最终和谐以及人类的未来，而学者们的研究只是在社会这个整体上根据个人的好恶任意取一个“面”（也就是所谓的科学）进行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既不考虑社会这个整体与自己研究内容的从属关系，也不考虑，相邻学科“道理”之间的横向联系，至于人心、人性、情感、爱也就更无从谈起了，得出的结论更是五花八门、漏洞百出，完全不能统一，（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社会学，学科都不一样，得出的结论怎么可能一样呢？）更有些糊涂“学者”书读的太多，把人读迷糊掉了，连“文明是使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使人心灵越走越近”，这些基本常识都不懂，闭着眼“研究”一条道走到黑，“研究”的理论引起巨大的社会纷争，自己居然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搞得对，大家只要翻一翻几百年的西方人文科学史，看看多如牛毛的几万家高论中，有那一家从人心、人性出发真正关心人的最终幸福，关心人类的未来、关心世界上其它的宗教文化、关心其他文明。没有，完全没有，相反，各说各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相互攻击、指责、谩骂比比皆是，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就这么乌七八糟的搞了几百年，没有人觉得搞错了。解放后我们在一个有两千年封建文化、思想的国度里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于是照葫芦画瓢把西方的整套人文思想以及教育体制一股脑搬了过来，我们也就这么跟着别人稀里糊涂的搞了十七年，也没有人觉得搞错了。毛主席是真正伟大的他有巨大的智慧，有极强的方向感，他本能的感觉到西方整个人文、思想、意识形态以及所谓现代西方文明，从整体上走错了方向，我们十七年跟着别人也搞错了方向，他知道人类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如此大的方向性错误，必然要有一次彻底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根本革命才能将方向真正纠正过来，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将西方人文、思想、意识形态及我们跟着别人稀里糊涂搞的十七年彻底否定，毛主席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下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先后八次接见1100万红卫兵，一遍又一遍的跟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让带着知识的大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理论联系实际”，让带着实践的工农兵上大学，以便把实践上升为理论，意图极为明显，那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人把理论和实践真正联系起来，将所学的知识学问与生活实际“融会贯通”有机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并最终形成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形成了文化思想高度统一、真正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使中华民族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才能真正千秋万代的走下去。毛主席一直在等着这个人，并一直默默地为这个冥冥之中的未来人做着可以想到的一切准备，八十岁以后身体日渐虚弱，毛主席预感到冥冥之中的这个人自己可能见不到了，于是就“聚义厅”“忠义堂”“路线是刚”“纲举目张”“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说了许多外人听不懂的话，实际上是对这位未来人有所交代，遗嘱就说的更清楚了：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解放了全中国，还有几个岛屿没有收回，第二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两件事情都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 　　

文化大革命三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人至今还在探究文革的真正原因，其实文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解决我们政治体制上的一些弊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政治体制移植于前苏联，其特点是高度集中统一，与西方政治体制相比因为几乎没有内耗，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有着巨大的优势。（西方政治体制是一种内耗的体制，且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基本上是不负责任的，四年一届，四年以后，别说是谁执政，那个党派都不知道，对谁负责?就这一点也就就决定了西方政治体制所有的政策几乎全部都是短期行为，而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领导人也都必然目光短浅，四年就够了，看长了负担重了你选不上的。）但正像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一样，我们这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也有其巨大的弊端，那就是体制内出不了新的思想，原因也恰恰与体制有关，因为要保证体制的高度集中统一就必须有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规则或潜规则，这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潜规则也是尽人皆知的那就是论资排辈，任何一个人一旦进入体制就得从基层干起，一级一级升迁到进入决策层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一个人在体制内四五十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经历也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产生新的思想，更不可能用自己的思想去支撑起一个体制，而我们这种高度集中统一体制的领导人又必须有伟大的思想（这种体制的创建者一般都是像列宁、毛主席这样的人，要真正支撑起这个体制也必须达到与其同等的思维高度否则是支撑不起来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在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内一旦一位伟人离去，整个体制立刻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体制内的新生代完全不足以支撑起体制（体制外也不可能有这种人，因为没有这种社会需求，所以社会也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人）于是体制内就产生了实际上的集体领导，也就是所谓的“三驾马车”之类的领导，由于大家都没有足以支撑起一个体制的思想，现实中的“三驾马车”成了实际上的“车驾三马”（不是新领导人，领导体制，而是由前领导人制定的政策建立的体制“驾”着新领导人走）这样的状况实际上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只能在体制内产生越来越大的矛盾，这个时候另一些人就出现了，他们就在体制内，他们同样没有思想，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体制，可他们是一群投机主义分子，他们在体制内出现的目的并不是要支撑起一个体制，而是不择手段的获得个人权力，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来，体制内有人对前领导人不满，他们就迎合这些人的不满作秘密报告，西方“民主”压力大，他们就跟着“民主”，国内分裂势力强，他们就迎合分裂，社会上一些人对共产党不满，他们就干脆解散共产党，他们的所有行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获得并巩固自己在体制内的个人权力，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为国家民族带来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就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类的人，他们的出现就意味着体制的沉沦与解体，他们在体制内出现的越早，体制就沉沦解体的越早，他们在体制内出现的越迟，体制就沉沦解体的越迟，不出现是不可能，因为我们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就是孕育这些投机主义分子的温床。（在一个纯粹服从的体制里时间呆长了，一些人的是非观念必然淡薄，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是非观念，在个人权利欲的驱使下，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而我们这种高度集中统一体制最后的结局也必然是终结在这些人手里，这就是我们这种高度集中统一体制的最大弊端。如果我把以上这段话说写在十年前大概没人知道我在写什么，好在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这个高度集中统一体制的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了，体制内一些思想上完全不足以支撑体制，又有个人野心的人，也在开始觊觎权力了。（在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没有眉目的情况下，这些个人野心家，一旦获得了权力，到时候政治上的问题一爆发，各方面压力一大，他们又没有足以支撑起一个体制的思想，不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分裂党、分裂民族又能做什么呢？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压力，这些个人野心家，也绝不能让其染指权力，因为这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内心都极度自私，他们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决不是为了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而是利用一切机会表现自己，以博得个人的名声：好话说尽，好事做绝，把整个社会个人利益的胃口吊满、吊足，到他们一任下来，留给后任的就只能是巨大的难以弥合的社会矛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是我们这种高度集中统一体制的最大敌人。）加上前苏联解体这面很好的镜子，有一点远见的人一看就知道我这段话写的是对的，我们再把历史的时针向前拨44年，也就是1966年的5月有一个人针对同一个问题写出了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　　

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　　

注意这一点。”　　

不用说了，一切都不用说了，毛主席在44年前就对我们这个高度集中统一体制的巨大弊端看的清清楚楚，并且明明白白的知道，由于这种体制上的弊端，我们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人民共和国最终将怎样结束，以一种什么方式结束，由什么人来结束，多长时间结束（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三代、四代也就是七、八十年，前苏联解体也就是七、八十年，这也就是我们这种高度集中统一体制的正常寿命。）毛主席知道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是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平时矛盾一点一点集聚，到时候总爆发的必然结果。　　

原来中国人民牺牲了无数先烈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却由于体制的巨大弊端带着明显的先天不足，居然是个畸形儿，而且注定在中年之前夭折。毛主席是一个对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共和国有着巨大情感的人（党是他亲自参加建立的，人民军队是他带着400人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雪山、草地、大渡河、八年抗战、三年半解放战争一路打出来的，共和国是他亲手创建的，这是一位共和国真正的国父。）他知道自己看出来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那是对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共和国、这个民族极不负责任的，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自己这个体制的创建人对这个先天不足的体制作“外科手术”似的矫正处理，毛主席别无选择，文化大革命势在必行。　　

毛主席看的很清楚，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不搞这个政权几十年就走到头了，怎么搞毛主席有办法，我们这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不是要出赫鲁晓夫吗？赫鲁晓夫不是不择手段的要权吗？那么好，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各种文化界内，谁要权就给谁权，要多大权，就给多大权。党、政、军、中央文革、各级领导机构所有的权力都是你们这些大大小小赫鲁晓夫的，你们有了权，想怎样搞就怎样搞，想整谁就整谁，毛主席清楚得很“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我们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专出赫鲁晓夫，这林彪、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黄、吴、叶、李、邱、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有自己哪个唱戏的老婆，哪个没有野心？哪个不会搞阴谋？哪个还有半点人格、道德是非观念？没有，完全没有，这些人统统都是赫鲁晓夫，全部都是赫鲁晓夫，这些人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才是共和国真正的死敌，文化大革命就是先让，这些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统统跳出来表演一番，充分暴露，相互倾轧一批，然后再彻底清洗一批，毛主席知道只有彻底清洗掉了这一大批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赫鲁晓夫，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人民共和国才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其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　　

毛主席是个有自知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思想上有些东西，但这些东西都是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零零碎碎的不成系统：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成分一半以上是国民党投诚部队、军阀作风、流寇思想、盲动主义严重，不听指挥，兵不好带，他就搞了一个《古田会议决议》“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抗战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到陕北不是为了抗战而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钻”自己的艺术象牙塔，还跑到穷的一半后生都找不到媳妇的延安演什么“罗娜出走”，把延安的老百姓“演”跑了一大半，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又去搞了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抗战服务”为了追掉张思德讲了“为人民服务”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又写了“愚公移山”49年急着进京赶考怕山沟沟里的“泥腿子”进了城，忘乎所以，中了“糖衣炮弹”作了李自成，又搞了两个“务必”，到了六十年代一个民族男女老少几亿人，两个“务必”显然又文不对题了，于是又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毛主席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些零打碎敲的东西对于一个政权来说维持一阵子是可以的，但要支撑一个民族几百年几千年的走下去还必须另有一个统一，完整的意识形态，毛主席真正是诚心诚意的希望有一个人把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奋斗的伟大实践和自己思想上的这些东西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支撑着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走下去，这就是毛主席一生最大的愿望，也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关于文革后期批邓的真实原因，这里也索性写个清楚，毛主席在党内很早就看好小平同志的，为人正派、正直、对党忠诚、无私，这都不用说了，但毛主席也知道体制内的人，思想僵化在体制里，你让他拿出整套的思想、形成意识形态去支撑一个民族显然是不可能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慢慢退居二线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马上就按照自己的思路搞起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之类的东西，小平同志也跟在后面说了“白猫、黑猫”之类的话。毛主席一看不对，共和国虽然建立了，但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形成，自己几十年思想上的东西零打碎敲的不成体系，“三自一包”让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发财，“白猫黑猫”让人相互争夺利益，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前两套意识形态又那么强大（孔子一套、周公一套）这个共和国自己的意识形态又没有形成，在这样的环境下搞“三自一包”每个人都回家顾着自己发财，这个政权只能是越搞越弱的，毛主席看出来了。刘少奇对自己的每项政策会使人们产生什么想法，而这些想法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行为，以及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类事情完全不懂，毛主席知道由着刘少奇这么搞下去，这个政权用不了几十年必垮无疑，中国共产党人所有的努力也将毁于一旦。再考虑到我们这个高度集中统一体制上的一些弊端。毛主席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是把体制里的问题彻底暴露出来。二是希望通过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运动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在几亿青年人中搞出一个人来，把这一系列的问题一并彻底解决，但毛主席也知道这样的人不是随随便便说来就来的，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了刘少奇，保护了邓小平，把小平同志放在革命老区江西保护了起来。　　

东方思维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内心的诚实，“诚可化育天下万物”， 我用内心绝对的诚实，逼近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历史也必将证明我内心的诚实。　　

五十岁的思考　　

五十岁以前，自己每天都在改变或是寻求着改变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方式、理解方式。五十岁的时候，我看到了世界的整体性，秩序性，以及统一性。于是又开始了对我们这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对东西方文明的创始人，以及人类的未来，进行了更为深度的思考。　　

我理解了毛主席。　　

他深知一个东方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聚义厅”上没有自己的东西跟着别人起哄，一个政权怎么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呢？老百姓也不满意呀。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跟着别人“替天行道”，帮着“朝廷”打方腊，最后赐给他的不就是一杯毒酒吗？毛主席看的很清楚：体制内的人整个思想都僵化在现有体制里了，你让他拿出整套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去支撑一个东方民族是不现实的，于是果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自己一生所思所想巨大的智慧全部融入文化大革命，他希望有人沿着自己的思路为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确立符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全新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并通过文化大革命为未来的这次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清除了可能遇到的一切障碍，同时为这次全新的革命做好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的一切准备，最后批林批孔、批周公。交待的明明白白。中华民族前两套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是当时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物硬搬到今天和“忠义堂”一样就是两杯毒酒，饮之必亡。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沿着自己的思路另外确立一整套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毛主席为共和国打下的真正是千秋万代的基础。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面思考，就会发现毛主席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东方民族，发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人类几千年愚昧、落后、保守、封闭、自私、狭隘、局部、片面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彻底否定，并为中华民族下一次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崛起拉开了序幕。在一个如此伟大的东方民族继之而起的是什么呢？必然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强有力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崛起，他的影响也必将波及全人类。　　

我理解了基督。　　

这是一个内心有大真大爱、有大情感要回报的人，他一生都沉浸在自己童年、幼年与父亲约瑟、母亲玛利亚巨大的爱之中，他一生也都在寻求对这种爱的回报，他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一样得到这种爱，他一生都在为此奋斗，因为基督的内心除了大真大爱外，没有任何一丝一毫个人的杂念，因此，基督是真实的，他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他看出了每一个人内心的孤独，他知道每个人都渴望一份心灵支撑，一份诚心诚意的关爱，他知道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能让人得到这种关爱，他知道什么样的信仰才能让人心灵真正得到支撑，让人不再感到孤独，但基督更知道人性的另一面，人是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带着犯罪基因来到人间的，我们每一个人天性中都带着自私、贪婪、嫉妒、残忍，这些恶的东西，只要一有机会人性中这些恶的东西就会立刻表现出来（现代DNA测试也显示：我们人类有90%以上的基因等同于狮子，那山上的猿类98%的基因也都跟我们人类一模一样。人类没有什么高贵血统，人类就是一群动物。只是因为我们有了宗教、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这些东西，我们人类才从整体上显示了人性。）于是基督订立了“原罪”，我们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为了赎罪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负责。因为我们将面对最终的审判。基督就是用这种方式把人“道德”化了，“格式”化了，他创立了基督教，基督教影响了西方，整个西方因此走向文明（现代西方民主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在人人都被“格式”化了的社会里，民主彰显的是“道德”、是爱、是彬彬有礼、是同情、是关怀，但这种民主一旦离开了基督教的氛围那简直就是灾难。在一个没有被“道德”“格式”了的社会，简单的照搬民主，人们天性中那种自私、贪婪、嫉妒、残忍这些恶的东西在“民主”外衣遮盖下肆无忌惮的大爆发，整个社会一片黑暗。看看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民进党”从陈水扁到那些大佬们，办哪一件事不是为自己，讲得哪句话不是为自己，走得哪一步路不是为自己，自私、贪婪、嫉妒、残忍、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感谢“民进党”大佬们的表演，是你们让中华民族真正看清了自己未来的方向、看清了唯有“正心”“诚意”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真正从心灵上走在一起。）　　

我理解了孔子。　　

这是一个对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巨大情感的人，目睹“春秋”以来，诸侯并起、天下大乱的局面，痛不欲生。“春秋无义战”没有道义、没有是非、没有人格，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所有的人都唯有个人利益。孔子不是　国　君，他不能制止战争，你说他能怎么办？只能是用自己巨大的智慧为这个苦难民族制定一套，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是呀！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所有人都共同尊崇的东西。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利益，怎么可能不天下大乱呢？孔子知道“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礼乐”已经没有办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了，要使社会真正稳定下来，还必须寻求更高层面的维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子亲、夫妇顺，农耕文明，男耕女织，秋收冬藏，每一个人都必须依赖家庭而生存，而在家庭中每个人又都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亲情关系是人性的一部份，同时也是人们感情生活的需要，用拓展家庭亲情关系的方式来铸就人格，使人人变得和睦，变得有亲情，用亲情关系代替利益关系，社会自然就稳定了，然后再将家的意义扩大成国“君君、臣臣、夫夫、子子”，“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每个人都像家人一样相处，每个人都像家人一样有亲情，社会才能稳定，孔子知道有了这一层拓展的家庭亲情维系，国家自然也就不至于天下大乱了。（这里要说清楚“家”和“国”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没有任何必然关系，亲情与社会稳定也没有必然联系，但孔子是千古圣哲，是对我们这种文明从伏羲开始到《周易》都“通透”了的人，世界上一切事物，一切道理，他都是彻底“贯通”的，他可以根据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人们的实际生产、生活状态，重新确立所有关系的轻重主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重新“开物成务”形成新的“天下之道”。）但孔子更知道如果要让一个民族真正从心灵上走到一起，除了亲情维系，还必须有更高层面的心灵维系，于是孔子又把自己从普通人到千古圣哲含着“正心”“诚意”“自省”“克己复礼”最终“天下归仁”的整个认识世界过程总结了出来，作为个人智慧与修养的一部份放进了这套核心价值体系孔子知道只有每个人都有个人智慧与修养，都“正心”“诚意”诚实、守信一个民族才能真正走到一起。（这里也要说清楚孔子在给了人们巨大智慧的同时也把约束自己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每个人自己，这一点跟基督完全不同。孔子没有对“人格”作整体“格式”化约束，而是把这种约束自己的责任交给了我们自己，所以，在东方这种文化氛围，一个人如果想为社会做点事情，那么首先就必须对自己作自我的心理、行为约束，不作这种约束，人性中恶的一面会无时无刻显露出来，最终违害社会，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这是我们人身上90%以上野蛮动物基因决定的，没有办法的 。）孔子根据当时生产力、生产关系为这个民族制定了一整套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四处推销，无奈当时的人们都被眼前利益蒙昏了眼睛，无人响应，孔子这样的千古圣哲居然也四处碰壁。于是天下大乱，只能是天下大乱，秦统一几十年又乱，汉统一七王之乱，八王之乱也没断过，血淋淋的事实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人们：一个东方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只能是天下大乱。　　

汉武大帝，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真正的千古一帝，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是不可能长期站住脚的，于是顶着所有的压力，罢黜百家、打倒黄老、独尊儒术，把父亲、祖父，还有那个顽固不化的窦老太后及满朝文武信奉了几十年的黄老学说全盘否定。用董仲舒搞意识形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举目张”把孔子的整套理论几乎全搬了过来，从此不仅汉王朝得以巩固，同时也确立了中华民族未来二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孔子与汉武帝共同为我们这个东方民族构筑了一道真正的“心灵长城”谁也没想到当年楚霸王贬着刘邦封的那个“汉中王”的“汉”字，却被千古一帝汉武大帝真正刻在我们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上了，以至于二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填表时还脱不了一个“汉”字。　　

我理解了伏羲。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八六十卦。”　　

“晕晕乎乎”看了这段文字，谁不“晕晕乎乎”的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多少人能说清楚这段话的确切含义，如果硬要从字面上解释，我也说不清，要真正理解这段文字的真实含义，还得多费点笔墨，从我个人的一段亲身经历说起。　　

二十岁以前生活在父母身边，那样的父母，那样的环境，自己感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假的东西，党、毛主席、共和国、五星红旗、父母、弟妹、叔叔、阿姨、人民军队，清晨伴着嘹亮的军号醒来，睁开眼，就是雷锋那阳光般灿烂的笑脸（母亲说雷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她想让我看着雷锋长大，专门买了雷锋画像挂在墙上。）每天都是父母、弟妹、叔叔、阿姨晚上随着熄灯号就寝，一切的一切比童话还真，比童话还美。二十岁以后，离开了父母，走向了社会，立刻就觉得社会跟家庭不一样了，社会上的许多事情好像是假的，有些人说话也是假的，自己一不留神就要上当，慢慢也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假的东西。于是就开始对遇到的事情，在心里分真假，每件事情都分，听到的每句话都分，并在自己的内心想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些事情的背后又到底是什么“道理”，就这样分了好几年，也想了好几年，内心自然装进了无数个“真”“假”，无数个道理（真有一万件事情，一万个“真”“假”，一千个“道理”，）都挤在心里，（当时也不知道分级）头脑里千头万绪的，如一团乱麻，半点秩序也没有，人也浑浑沌沌的，但心里总觉得这些事情最终应该有个秩序的，三十岁看了《实践论》才知道人的“认识”“道理”“真假”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分级的，一级比一级高，大的“道理”管中的“道理”，中“道理”管小“道理”。“真假”也有大真大假，中真中假，小真小假之分，认识到这一点，加上自己心里也急于找到秩序，于是就开始归纳：把无数的小“道理”归纳为中“道理”再把中“道理”上升为大“道理 ”。“真”“假”也简单，舍掉“假”的寻着真的走就行。通过一段时间的归纳、提炼、上升，心中剩下的，也就那么几十个大一点的“道理”了，一个大“道理”可以管一大片问题。心里的秩序也渐渐显现出来了，用这些被高度提炼过的“道理”去思考问题也还挺管用，不论什么问题找到相应的“道理”往里一套就行。再看看身边的人好像也是这样的。母亲就常说:“做人嘛就是那些东西，转来转去的用。”父亲也常讲“办事、讲话大的原则心中有数是不能动的，小事情可以机动灵活。”我是个用心思的人，想想父母一生也确实是这样：掌握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灵活应用。再看看身边一些有成就的人及自己单位的领导也是这样，掌握了那么几十个自己摸出来的哲理性的东西，加上一些在本单位很适用的方法，在自己单位熟习的部门灵活运用，方方面面应付自如，如今自己也走到了这一步，这大概是人性使然，只不过父母和周围的人心里的东西是针对某一个单位，某一项工作或生活而摸索出来的。而我总结归纳出来的“道理”是针对天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仅此而已。　　

过来人都知道，四十岁的男人是头驴，拉磨转圈的驴，单位棘手的事就不用说了，儿子外语没考好，丈母娘拉肚子，朋友夫妻吵架，都是要找到你的。老婆烫了个头，回来在你面前晃了一下，你在思考问题没在意，那脸色就晴渐多云转阴了。我在四十岁的时候跟所有的人一样，工作、生活、家庭、朋友、身体、娱乐一个都不能少，每天就像那拉磨的驴儿一样被事情赶着转圈，容不得你有半点多余时间思考，为了应付每天层出不穷的琐碎事物，只得又把自己归纳起来的那几十个“道理”重新“修整”一翻分别纳入工作、生活、家庭、身体、朋友等几大块，每块一个主要原则几个大的“道理”平时就想好，遇到事情哪一块归哪一块往里一套就行。你别说还真实用，方方面面，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事情虽然应付的不错但心里总是别别扭扭的，常在想：一个人每天就这样被事物牵着鼻子走，一生下来，岂不是一事无成吗？于是又对自己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自己从小就立志要找那个世界上最终的“道理”并且整个认知体系也是按认识一切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是自己的最大优势，也是今后前进的方向，自己应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经过几十年的思考到这个时候，想法与想法之间的依存关系，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排斥关系，想法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都已基本通透了，也知道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最终都能统一在一个“道理”上的，即所谓“一以贯之”于是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干扰集中力量思考，到了四十八、九岁更是打了提前退休报告，清除一切与思考排斥的因素，集中力量思考，思考的内容也基本是一些感知、认识、思路等抽象的概念，（人到这个阶段对自己每天需要思考些什么内容，已经有了“自觉”了。）说白了，就是把孔子、毛主席、基督、真主等伟人的思路与自己的思路结合形成新的思想，再把自己昨天形成的思想与今天形成的思想对比，去伪存真，舍一取一，每天都形成新的思想，每天又都又取又舍，时间一长，低端的东西进不来，高端的东西又不断地被取舍、更新而走向更高端。留在头脑里的自然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了，也就是那个最终的“道理”了，而且这个“道理”是属于自己的，是自己无数次的对自己的思想去伪存真、舍一取一，取来的。是针对世界上一切问题而有目的形成的，因为是最终的，所以说“道”也是“道”，说“太极”也是“太极”。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　　

五十岁当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立刻就明白了，这是一个人内心通过无数次思考所得的最终产物，这是一个认识体系，一个高度开放的认识体系，一个从整体上认识世界的认识体系，依据这个认识体系，人从认识身边的事物开始，由近及远，由浅入深，从低级到高级一级一级往上走，最终人是可以认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无疑伏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道理”既“太极”彻底贯通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人，那句话是他思想成熟后，思维过程的体现。我这里不妨再写出他的思想形成过程，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万事生千“理”（这个千“理”必须包括世界上尽可能多的“道理”，此时如果就把自己的思想局限在某个专业、学科、地域、或某个时间、空间段那等于从一开始就作茧自缚了。）千“理”“练”六十四卦（横向思维是“易”最基本的思想，也是“易”横向贯通所有事物的依据。易经六十四卦所有的卦相也全部是横向的。“革卦”代表世界上所有的除旧布新，“复卦”代表世界上所有事物的重复，“未济”代表所有未尽的事业，“太极”既代表宇宙，也代表人体，同样也代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及与之配套的核心价值体系。读“易”最基本的就是要确立这种横向思维的观点。）六十四卦推八卦（没有人管着你，但你内心必须绝对诚实，如有半点私理夹杂在里面进了八卦极度抽象说有就有、说无就无，自己“糊”在私理里对自己有利的就觉得是对的，对自己不利的就觉得是错的，那就永远也走不上去了。）八卦进四相（四相囊括了世界上一切人的感知、认识、思想、思路、一切善、恶、美、丑、一切世事沧桑，你必须根据你所要认识事物的具体内容来确定四相的基本组成，既可以是东南西北、寒热温凉，也可以是善恶美丑、春夏秋冬。）四相入阴阳（在易的思想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非阴即阳的统一模式，这就为现实生活中所有相关、不相关，相连、不相连的事物横向、纵向的比较，从道理上贯通、互易奠定了基础。人们在为一个社会确立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时，只要把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社会现实直接“代入”阴阳“两仪”重新组合、平衡，“开物成务”形成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统一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及与之配套的政策系统就行，中国历史上夏、商、周及孔子四套意识形态也都是这样形成的，关于这一点孔子在《易经》系辞里也写的清清楚楚的。）阴阳归太极（一个人一旦进入太极，也就意味着，他从根本上摆脱了阴阳矛盾、两极对立，思想上达到了理解一切、认识一切的思维高度。天下一切人、一切事、一切“道理”了然于胸。此时他所感受到的就只有一个民族文明的进程、人类前进的方向这类东西了，其他的所有事物已经一目了然，无需去感知了 ，他们的言行也将作为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留在人类历史上。伏羲、轩辕、文、武、周公、孔子无不如此。）伏羲分阴阳、划八卦，体现了他高度的智慧。同时也确立了我们五千年东方文明对世界，对事物的最基本的认识方式。　　

其后的文王、周公、老子、孔子无不受伏羲思想的影响，文王演《周易》周公制礼作乐将易的思想予以实施。老子五千文其中有几十句直接源于《易经》，孔子对《易经》更是手不释卷，他的“一以贯之”《大学》、《中庸》无不真实的体现了伏羲的基本思想。正是伏羲的思想、智慧，以及高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　　

 我真正理解了东方文明。　　

 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用了一千三百年完成了一部《旧约》，写出了一个古老民族所有的苦难、愿望与期盼。　　

基督创立了基督教，从心灵上解脱了人们的苦难，从精神上承载起了一个民族的愿望与期盼，基督教教义也成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整个西方因此走向了思想与文化的高度统一、并最终走向文明。　　

东方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伏羲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认识体系，这个认识体系，可以将人们的思想观念，认识意识，从“道理”上互“易”并在思想上完全贯通，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并由这个意识形态支撑着一个民族往前走，文王吃透了伏羲的认识体系演《周易》周公制礼作乐，用“礼乐”形成意识形态支撑着周王朝走了八百年。孔子“韦编三绝”，“五十学易”吃透了这套认识体系，确立的意识形态，支撑着一个民族走了两千年，再往上看，夏有《连山易》以重尚人性中的忠厚、诚实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走了四百年。商有《归藏易》以对天地、祖先、父母的恭敬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走了六百年。我们五千年文明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虽然夏、商、周、到孔子各自形成的意识形态不尽相同，但其核心的核心、主体的主体无不体现了伏羲的思想与精神。　　

我们是人民共和国，不是封建王朝，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也在续写着中国历史，我们也必将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是一个朝代，如果我们也想让我们的共和国几百年、几千年的走下去，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所有人都共同尊崇的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毛主席为了“意识形态”四个字，拼到最后一口气，他心里清楚地很，要拼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来，共产党人的所有努力，几十年就烟消云散了，正所谓“兴也勃也，亡也忽也”。）而这个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也必须从伏羲这里来，这是肯定的，其他的路也都是走不通的。　　

基督是伟大的，他用上帝、耶和华、天堂支撑起了西方民族，使整个西方走向文明，但随着人们对自然的了解，随着技术的进步，即使在西方，现在也有一些人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了，是呀！上帝在哪儿？天堂在哪儿？“哈勃”怎么没看见？　　

伏羲是伟大的，他为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留下了一个高度开放的认识体系，这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内心足够诚实，你都可以从认识身边的事物开始通过不断自觉地改变自己地认识方式，一级一级往上走，最终走入太极认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国古代圣哲老子、孔子也确确实实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只要经过努力都能做到的，伏羲的伟大就在这里。　　

摩西出埃及三千年、伏羲分阴阳五千年，人类还要三千年、五千年、一万年的往前走，还必须有新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支撑，而这个新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在哪里呢？只能是来自东方，来自古老的东方文明。　　

使命　　

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弥留之际的中　山　先生，几天几夜用国语、英语、家乡方言一遍又一遍的呼嚷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和平、奋斗、救中国”。　　

是毛主席领导着我们父辈那一代共产党人经过无数艰苦卓绝的努力，牺牲了无数的先烈才使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真正站了起来，我们有了五星红旗，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共和国。　　

毛主席是伟大的，我们的父辈是伟大的，他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他们无愧于时代。　　

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五星红旗六十年，我们这一代人面临了一个与我们父辈完全不同的时代，由于科学在技术领域的进步，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但恰恰又是因为科学在人文思想领域里的禁锢，使人们的思想大大落后于这个全新的时代，改革开放三十来，随着西方人文思想、学术思潮、意识形态的大量涌入，加之我们原有的思想、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大大落后于时代，使一些人思想上陷入了迷茫，精神上空虚，许多人觉得无所适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冷漠，整个社会明显的感到了一种“信任危机”。我们急需一整套、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支撑，（毛主席当年顶着所有的压力发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把西方错误的东西一起否定掉“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现在恐怕连当年反对的人都看出来了，如果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支撑，我们已经是很难走下去了。）时代赋于了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的父辈更为崇高与神圣的历史使命，那就是：用东方文明最核心的思想彻底“贯通”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认识、意识、所思所想以及世界上各种政治体制形成的意识形态，各种宗教信仰、学术流派，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形成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最终用《党章》《宪法》的形式将其从根本上固定下来，使我们这个党，这个共和国，这个东方民族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支撑，同时也使人类文明有一个最终的前进方向。　　

中华民族历史上，夏、商、周、意识形态是完全“贯通”的，（一个朝代意识形态与所有的政策、法令“贯通”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走几百年，相互矛盾，自己都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不思改革，到时候矛盾一爆发亡党亡国，那都只能是短命王朝。）文王、周公、孔子思想上也是彻底“贯通”的，（史籍上记载的再清楚不过了。）伏羲分阴阳划八卦思想上是“贯通”的。群经之首的《易经》道理上也是“贯通”的（关于《易经》的思想，历史上一些人以为是算命的，这里也一定要写清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易经》是天下“道理”的总和，是可以把天下所有事物从“道理”上彻底“贯通”的最终“道理”，是可以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最终方法。在中国文化所有的经典里，《易经》几千年来一直被冠为群经之首。）系辞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易》可“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孔子说的更明白：“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开物”是什么？就是首先沟通世界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观念、想法，然后重新确立夫妻、父子、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国与国、人与媒体、人与网络的所有关系，这就是“开物”，“成务”世界上最大的“务”只能是意识形态。“成务”自然是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了，“冒天下之道”天下之道不是核心价值体系又是什么呢？“如斯而已者也”没有任何疑问，孔子自己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整套理论就是他重新“开物成务”而形成的“天下之道”，正是这个“天下之道”支撑着中华民族整整走过了两千年。孔子的东西放在那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至于有人说《易经》是算命的，那实在不知是那个街头摆地摊骗钱的算命先生，别人“见智”“见仁”“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天下之道”。他胸中无“智”无“仁”满脑子算命骗钱坑人，一“钱”障目，不见泰山，自己“见”出来的，跟《易经》无关，也不值得一驳。）共和国六十年，世界也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我们也实实在在走到了一个急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的时代了，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用《易经》的思想，彻底“贯通”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认识、意识，然后重新“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也就是形成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唯一正确的方向，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党，这个共和国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其他所有的路都是不通的。　　

我们的政治体制构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我们政治上是“一边倒”的《党章》《宪法》与之相适应，也是“一边倒”的。改革开放以后虽几经修改，但那也是为了“发展经济”“解决温饱”“摸着石头过河”的需要，即没有考虑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没有从人性、人心、人的本性出发，将道德、智慧、人格、家庭、社会、国家，聚合成一个整体（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真正的文明，都是人性、道德、智慧、家庭、社会完美的聚合，孔子、基督、真主的思想就是这种聚合的典范，如果我们的共和国也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文明，那么我们也必须完成这种聚合）。更没有考虑世界上各种政治体制形成的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学术思潮、流派的兼容（一种真正的文明必须是兼容的）。我们的政治体制的确大大的落后于时代了，这样的政治体制继续维持下去给我们带来的只能是思想上理论上的巨大混乱，而这种混乱的结果必然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中华民族一旦动荡起来就是百年甚至几百年， “西周”从那末代昏君，无知幽王为讨褒姒欢心一把烽火点散了人心，社会进入“东周”，开始动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至秦统一整整动荡了550年，汉末从那“无谋何进”招董卓进京“清君侧”动了刀兵，三足鼎立、魏、晋、南北朝、五湖、十六国直杀到李渊起兵，太宗手上才算稳定，又是一个400年，上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大家都看见了，从1840年到1949年整整110年中华民族何尝有一天安宁过。）　　

历史脚步匆匆，三十年前这个世界还是东西对峙两大阵营，今天连当年东方阵营的领袖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及亚都要加入“北约”了，如果我们还抱着五十年代的政治体制，和一些僵死的“教条”不放，那我们的结局也就真的只有“天知道”了。历史给了我们三十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历史不可能再给我们三十年了，如果我们不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等待我们的只能是巨大的社会动荡，事到如今，那怕还有一点政治远见的人对这一切都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这是一个极普通人的政治观点，我的这种观点和时下流行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跟西方一些“学者”的观点更不一样，但我知道我是对的，因为这是一个内心绝对诚实的人一生思考的最终结果，历史也必将证明我是对的，我的每一句话，每一行字，对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负责，对一个无数英烈用鲜血、生命、头颅换来的人民共和国负责，同时也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负责，对人类的未来负责。白纸、黑字留给历史。）　　

世界的变化始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互联网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在这个星球上。　　

当年玄奘，为取真经从长安出发，白马相伴，一路西行，历尽千辛万苦，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才看见“那兰陀寺”那尖尖的塔顶。　　

今天我们在首都国际机场用过早餐，迎着初升的太阳踏上波音747的旋梯。黄昏，当落日余晖洒满大地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坐在新德里的某家餐厅里用晚餐了。真正的“朝发夕至”，如果还有谁想到“西天”取经，那也完全不用受“唐僧”当年那番“辛苦”经那“九九八十一难”了，只需回家打开电脑，点个什么三w、什么西恩之类的东西，要不了几分钟，那“真经”可就“下载”了，比那孙猴子翻筋斗云还快。远在天涯海角的人们如需联系，打开掌上的“3G”立刻就可以当“面”交流。世界太小了，地球太小了，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坐在家中都可以亲眼目睹社会主义的朝鲜与足球王国巴西在“曼德拉”的故乡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我们生活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人类正进行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熔合，这种大熔合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全新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需要从根本上“开物成务”重新“界定”所有的关系：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家庭与社会、人与宗教、宗教与宗教、人与国、国与国，历史在等。　　

中国古代圣哲是伟大的、基督、真主、释迦牟尼是伟大的，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精神、思想支撑起了自己的民族，让一个民族真正从心灵上走到了一起，作为思想、作为宗教他们将永远存在下去，他们是无可替代的，但他们也有他们的历史局限：老子的理想是“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绝对是“封建王朝”的“政治基础”，基督所承载起的也仅仅是一个民族，1300年的愿望与期盼、、、、、、他们的思想可以被借鉴，他们的宗教应当有人继承，但如果把他们的思想、宗教直接照搬过来作为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以及未来的主流意识形态，那显然是不适合的。   　　

历史呼唤着一种新的文化与思想。　　

人类期盼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三十多年了，我始终记得毛主席的这句话，这个贡献是什么呢？那就是用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的胸襟与气度以及“东方文明”深邃的思想，为人类的未来确立全新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让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国家与国家真正从心灵上走到一起，让世界真正走向和平。（西方一些视野狭隘的人在完全不了解其他民族文明进程的情况下，强行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致使一些民族倾刻之间分裂为无数为个人利益而争斗的派别，相互攻击、指责、谩骂，一些个人品质极为恶劣的人沉渣泛起，走入社会顶层，于是谎言、欺骗、腐败盛行，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致使一些需要道德与智慧引领的民族陷入巨大的社会动荡，西方社会道德智慧由基督精神引领着，甚至使一些民族陷入长期内战，这显然是不对的，而人类历史上真正正确的思想，如基督、真主、孔子、释迦牟尼的思想，只要传到哪里，那里的人们就会立刻变得真诚、团结、和睦、宽容、信任，人与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并且从心灵上走到一起而导致社会纷争、人与人勾心斗角、离心离德、互不信任、互相拆台使人们的心灵越走越远，那必然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说就通的）。　　

“人猿相揖别，磨过了几个石头”我们人类起源于非洲，但自从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欧洲兄弟，阿拉伯兄弟携手走出非洲，由于时空的巨大间隔，我们人类各民族不得不在各自的土地上磨着各自的石头（人类各民族分别按着自己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文明进程，并形成了特定的地域性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又由于工业革命，由于互联网我们犹太人、阿拉伯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亚立安人、蒙古人、“北京人”还有我们的非洲兄弟，以及世界所有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又不期而遇走到了一起，如果我们每个民族还是抱着过去巨大时空间隔状况下形成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视其他民族为异端、为洪水猛兽，那么我们人类永远也不可能从心灵上走到一起，如果人类真正想从心灵上走到一起，那还必须有一个发自所有人内心，使所有人都共同认同，并能产生归属感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决不是奔驰、宝马、阿迪达斯、可口可乐，更不是“尼米兹”、“俄亥俄”、“战斧”、“F-22猛禽”、“激光制导”，而只能是蓄含着巨大智慧，让人类能够真正微笑着面对祖先，面对未来的文化、思想、意识形态。　　

历史选择了东方，因为东方有一个高度开放的认识体系，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智慧。　　

   历史选择了中华民族，因为唯有中华民族有如此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　　

历史选择了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我们的父辈艰苦卓越、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拥有完整主权，政治上完全独立自主的人民自己的共和国。　　

我们也必将像我们的父辈一样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明的崛起，以及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绝不应该是一个人的所思所想，而应该是一个民族实实在在的行动，希望我个人的一点思考能发在你们的网上，并希望能开辟一个专栏，让更多人参与讨论，我将继续就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明的崛起，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股市、房地产等所有重大热点问题及理论问题，通过你网站与广大网民沟通。　　

联系电话：15212317718，身份证号码：342701195704080414　　

姓名：仇跃辉  住址：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荷花池新村21幢401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