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安藤彦太郎先生

　　安藤彦太郎先生因膀胱癌，不幸于2009年10月27日在东京逝世。当时，我正在台湾政治大学访问，没有得到安藤逝世的消息。回京的一天，步平先生说他要去东京，我才知道他和张海鹏先生将专程赴东京吊唁。

　　安藤先生已经92岁高龄了，多年来，他虽然精神不减当年，但毕竟一直被被疾病困扰。他的逝世，可以说是油尽灯枯，并不让人十分意外。但是，我得知他逝世消息的那天，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先生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时隐时现。

　　安藤先生是我们研究所的老朋友，但我认识他却很晚。那还是1996年的6月间，海鹏先生从日本访问归来，说他在东京见到，安藤先生特意说你们研究所闻黎明写有关于西南联大教授会的论文，他已复印下来，希望能和我取得联系。从海鹏先生那里，我知道安藤先生正在研究西南联大，而且写了一些章节，陆续发表在日本《日中学院院刊》上。我没拜读过安藤先生的著作，但知道他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他对我的关注，让我即兴奋又不安。于是，我找了一本《日本的中国学者》，里面介绍他生于1917年，原为早稻田大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部主任，1946年参加中国研究所创建，1952年发起创办中国语学研究会，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日译。书中还介绍到，安藤先生原为日本共产党党员，1966年与宫本集团决裂，1976年5月至1978年10月来华任专家，参加《毛泽东选集》五卷及中共十一大及五届人大有关文件翻译。说来也巧，那年研究所安排我去日本庆应大学访问，由于我是第一次去日本，刘大年先生特为我写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庆应大学法学部学部长山田辰雄教授，一封给东京大学东洋文研究所所长滨下武志教授，一封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大年先生还说，安藤先生就不用写了，他不久要来北京，届时带我一起去会面。

　　8月26日，我接到海鹏先生电话，说安藤已到北京，明晚约我们吃饭，要我到所里乘车同去。27日下午，我和大年先生、海鹏先生，还有当时的科研处长徐辉琪先生，一起乘车到友谊宾馆。安藤先生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校订后，就住在友谊宾馆。后来，他回国了，但友谊宾馆一直为他保留着一套房间，他们夫妇每年都要来一次到北京，每到北京就住在那里。参加那次会面的，还有时任院科研局局长助理、亚非处处长孙新。

　　友谊宾馆的一间餐厅里，大家热情地叙着旧。我初次见到安藤先生，且是座中小字辈，不免有些拘谨。但安藤的和蔼面容，那么平易近人，很快就把我解脱了。海鹏向安藤、岸阳子夫妇介绍我时，他们都露出高兴的神色，说我长得像祖父。孙新则向他们介绍我去日本的经费来源等。

　　当时，我正在参加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一书的写作，我送给他一本我写的《闻一多传》，于是大年先生要我把这本书也送给安藤先生。岸阳子笑着说不用了，她不仅买了这本书，还买了我的另一本《闻一多年谱长编》，只是还没来得及寄给安藤(岸阳子那时正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教书，已在北京八个月了)。她还说，安藤写的西南联大史已陆续发表，登至南开大学被炸一节。

　　岸阳子的消息很灵通，竟然知道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正在翻译《闻一多传》，还说铃木为人很好，只是担心他力不胜任。说到日本做闻一多研究的学者，岸阳子如数家珍，说有一个人在北海道，他的学位论文写的就是闻一多，我到日本后，她会给那人打招呼，要我去北海道见他。这位先生和岸阳子是京都大学的同窗，也是竹内实先生的及门弟子，竹内先生对他的论文评价很高。我问这人是谁，岸阳子说是奥平卓。我一听就笑了，因为我和奥平卓很熟悉，直到现在，每年新年都收到他的贺卡。我女儿考入北京语言大学那年，奥平先生还托人送了她一个最新型号的索尼数码相机。

　　共同的话题，缩短了彼此的距离。岸阳子说，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本来想写闻一多的庄子研究，但竹内先生说难度太大，这才改庄子研究，后来还把《庄子》译成日文出版。

　　那次晚餐，点的是中国菜。岸阳子说，本想请我们吃日本料理，但友谊宾馆的和式料理都是从日本运来的，而日本正在闹什么病毒，所以改吃中国菜。那天还说到日本生鱼片，我说没吃过，安藤听了，就叮嘱岸阳子，说我到日本后，要她带我一起吃生鱼片。临别时，安藤夫妇要我到东京后，一定给他打电话。

　　安藤先生那次到北京来，带着一项重要任务。一年前，村山富士出任日本首相，为了对侵华表示歉意，由国会通过了一项36亿日元的中日历史研究议案。这项工作分三个部分，一是资助日本高中历史教师到中国进修考察，二是建立专门收集十五年中日战争史资料的图书馆，三是资助中国和日本学者进行十五年中日战争史研究。这项工作，日本已经启动，中国有关方面虽已表示同意，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窗口，具体牵头由近代史研究所负责，不过，似乎还有些问题还不免犹豫，希望日本能把这笔款项一揽子交给中国。安藤先生来北京，就是为了强调日本国会有这项资助不会受政治因素影响。他还说，日本国会通过的这个议案规定十年完成，按照日本的财政制度，需要每年进行核算，希望中国方面不要误解。后来，海鹏先生说，日本为了落实国会议案，计划成立两个机构，一是日中历史研究会，安藤为会长;一是负责审查课题的评议会，安藤任副理事长。实际上，安藤先生是这项工作的重要主持者，因为负责课题审查的评议会通过的决议，最终还要交给日中历史研究会具体执行。

　　这次见面后，我数次到日本访问，每次都得到安藤先生的关照。1996年11月中旬，我离开庆应大学前，接到安藤先生的电话，说要请我吃饭。19日下午，我如约来到早稻田大学大隈会馆。安藤先生退休前是早稻田大学教授，退休后授予名誉教授，岸阳子也是早稻田大学教授，因此他们特意选择了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的大隈会馆。岸阳子一见我面，就问王丹梅怎么没来。王丹梅是我的表妹，我姑姑的女儿，当时正在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晋治指导下攻读研究生学位。安藤先生知道表妹在东京，就邀请我俩一起来，不过那天丹梅正好赶上一件急事来不了。岸洋子说安藤先生也临时有事，要晚一点来，嘱咐她陪我一个小时。那天，我送给他们几本书，一本《闻一多传》，一本《闻一多年谱长编》，尽管岸阳子说她已经买了，但我还是要送给他们的。另外一本，是中国摄影出版社新出版的《诗人·学者·斗士：闻一多》画册。我还送了特意带来的文房四宝、毛泽东像章，以及西南联大研究目录。岸阳子也送了我她翻译的《庄子》一书，并送给大年先生一盒笔，托我带回去(后来大年先生高兴的接受了这盒笔，说要给他们去信致谢)。

　　我们在大隈会馆喝红茶，边喝边谈。我那时正在做“抗日战争时期第三种力量”的研究，便向岸阳子介绍了这项课题的进展情况。岸阳子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义，建议我申请中日历史研究基金。其实，这项课题已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不过由于岸阳子的鼓励，我后来向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了另一项申请，这就是《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一书的起因。

　　下午近6点钟时，岸阳子把我带到大隈会馆的另一个房间，安藤先生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那次他们请我吃的是日式烧烤，开始是一位青年人操作，后来厨师长亲自操刀。厨师长当着我们的面，把一块牛肉放在不锈钢板上，不时翻来复去的烧烤，再一块一块地切开，送到我们面前。我们一边吃，厨师长一边做。烤的东西很多，除了牛肉，还有鱼、蔬菜等。这种方式我还不曾见过，整个过程如表演一般。餐厅里只有我们三个人，那气氛仿佛是为我们特设的专场。 饭后，安藤夫妇又请我喝咖啡，岸阳子再次建议我向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申请。安藤则在一张纸上画了图，向我解释说日本的体制与中国不同，说日本的都、市、町等都是自治体，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只是上交70%的税收，而地方政府成员都是本地区自行选举的，可以不听中央政府的话，最近发现的冲绳事件就是一例，由于冲绳知事向中央政府让步了，选民下次可以不选他。安藤先生进一步说，日本的地方政府并不是与中央政府同进同退，内阁倒台，地方政府并不随着倒台。现在国会已经通过了议案，政府不能再过问这笔钱怎么用，因此中国方面也不要担心拿了日本的钱就会替日本说话。岸阳子插话说，考虑到两国学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所以特规定两国学者各自研究，不进行合作，但可以交流、访问，到时各自出各自的成果。岸阳子还说，国会这笔钱实际上由安藤掌握，虽然他们请了几位知名学者，但主持其事者仍是安藤，中国方面由刘大年先生负责，张海鹏是主要成员。末了，岸阳子说我的申请如遇到困难，可以写信给她，由安藤出面向中国方面说明，这样会起些促进作用。 安藤夫妇对我的关照还有许多，一言难尽。1998年，我第二次赴日本，仍然在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那次访问，因为计划父母和妻子、女儿也去一段时间，山田先生特向学校预定了麻布十番的一座小楼。房间很大，占了整整一层，房租自然也不低，每月21万日元，学校为我出10万日元，余下11万日元由我支付。那次访问，是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时间六个月，我想延长半年，需要节省经费，因此父母离开后，我想搬到专门接待中国访问学者的后乐寮去，那里价格很便宜。但是，后乐寮规定只接待月收入10万日元以下的学者，而我每月的经费差不多是它的四倍，由于这个原因，后乐寮不同意我入住。我有些着急，请安藤先生帮忙。我想，安藤先生是日中学院院长，而日中学院与后乐寮同属中日友好会馆，以安藤的地位，应该不成问题。安藤先生的确为我做了很大努力，后来教育部派驻后乐寮的代表陈晓光告诉我，这件事甚至提到日中友好会馆的会议上讨论过，但最终还是因为突破规定，没有通过。但是，安藤先生为我排忧解难，让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2001年我在樱美林大学工作了一年期间，再次受到安藤先生的热情款待。还是在早稻田大学那所环境优雅的大隈会馆，还是一天的晚上，他们请我吃饭。那天，岸阳子的母亲也来了。这是位和蔼可亲、有着深厚中国情结的老太太，可惜她的话不多，只是默默听我们交谈。还有一次，安藤先生除了请我外，还请了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潄瑜教授。我和陈潄瑜相交多年，但都没想到会在东瀛同作安藤夫妇的客人。记不得是哪一次，安藤先生请我吃饭时，还送给我十多册《日中学院院刊》，上面连载着他写的《西南联大史》。安藤先生说，文章还没写完，以后结集出版，再送我一本。

　　2002年11月1日，西南联大建校65周年校庆在北京大学举行，安藤夫妇受邀参加了这次活动。那天，作为西南联大校友会理事的父亲也参加了活动，回家后，父亲就兴冲冲地来电话，说他在北大见到了安藤夫妇，是别人引见的。安藤夫妇听说他是闻一多的儿子，便问是否认识闻黎明。父亲说闻黎明就是我的儿子，他们感到既意外又高兴，分别时还特意和父亲合影留念。

　　我和安藤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7年9月5日。那时，我即将结束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的访问，离开东京前，我在电话里向安藤夫妇辞行，但他们坚持请我共进晚餐。岸阳子解释说，安藤先生的腿不好，不能走远路，所以选择他家附近的JR荻窐站内一家名叫“京岚山”的餐馆。荻窐离我住的都心区有一段距离，我没有去过，岸阳子怕我找不到，电话里反复说明位置。后来，他们还请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合作教授斋藤泰治先生带我一起去。

　　晚上，我们如约到了荻窐。见面后，我送给安藤先生一瓶菓酒，是去长野考察时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我的。我还送给他一本我编写的通俗读物《闻一多画传》。安藤先生也送给我他的最新译作《近代中国儒学思想史》，这部书是大年先生撰写的，安藤带着斋藤等人把它译成日文。岸阳子也说她最近出版了一部论文集，因为太重，下次带到中国再给我。 这次，安藤夫妇的独生子安藤润一郎也来了，但岸阳子的母亲没有来，她于一年前逝世了，享年97岁。岸阳子说，母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一千万日元，她把这笔巨款全部捐给日中友好会馆，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奖励从中国东北到日本留学的研究生，每年举行一次论文比赛，每篇2千字，已经举办一届，第一名奖励20万元，第二名奖励10万元。岸阳子还说，她和安藤先生都是评委，评委中还有早稻田大学的前任校长和东洋英和女学院院长卫藤沈吉教授。卫藤先生也是我们研究所的老朋友，是日本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从东京大学退休后，到亚细亚大学担任校长，后到东洋英和女学院任院长。卫藤先生的父亲做过岸阳子父亲的老师，由于这层关系，他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润一郎和母亲一样，也很健谈。这位在北京大学幼儿园里渡过童年的青年，已是东京大学博士四年级生，导师是与我们研究所关系很深的滨下武志教授，只是滨下先生经常不在学校，于是岸本美绪教授也指导他撰写学位论文。润一郎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回民政策，这个选题很让我吃惊。润一郎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还在东海大学、武藏大学、樱美林孔子学院三所学校做兼职教师。在武藏大学，他教的是中国的国企改革，他谦虚地说，因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只好每次上课前都要从网上寻找材料。此外，他说还有一份工作，为自卫队士兵升军官考试出题，是文化方面的。

　　当时，安藤先生得了膀胱癌，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但不是外科开刀，只是把导管伸进体内，把病灶挖除。现在虽然出院了，但每两周还要往膀胱里打一种药，三个月做一次检查，尚未发现病变。

　　这次见面前，我曾写信给安藤，说年底云南师范大学将召开一次有关西南联大的学术研讨会，希望他们能够参加。安藤先生愉快地接受了，因此见面时他说这次去昆明，准备提交的论文是日本人为什么研究西南联大。岸阳子解释说，安藤认为西南联大的学生接受的是同样教育，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即为什么到国外去的人比留在国内的人成就大些，他认为原因在于国外鼓励个人发展，国内强调集体主义。我说，这话可以在这里说，也可以在会下说，但不能在昆明说。，岸阳子、润一郎听了都笑了，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那天的菜肴十分丰盛，全套和式料理，一道一道的上菜，小碟小碗摆了一桌，每道菜都有与时令有关的别致名称。餐后已经很晚了，安藤在岸阳子的搀扶下，缓缓离去，我望着他们的背影，目送他们直到汇入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我后悔起来，忘了应该和安藤全家拍一张合影。我和安藤夫妇往来十多年，竟然没有一张合影。斋藤宽慰我，说以后还有机会。可是，谁能想到，这个机会再也不会有了。

　　我是2006年10月中旬回到北京的，回国后便马上赶到昆明，准备参加11月11日在云南师范大学召开的“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二十多年来，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组织过不少纪念西南联大的活动，但作为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一直以为安藤夫妇能够参加这次盛会。但是，我到昆明后，云南师大宣传部部长张玮告诉我，说安藤先生不能来了，原因是安藤先生的腿行动不便，而东京没有直飞昆明的班机，要在上海转机，这些都是安藤先生健康不能允许的。我听了很感遗憾，惋惜失去与安藤先生见面的机会，但也能够理解他的困难。

　　安藤先生没有参加他渴望的这次会议，但仍写了一封长信，请斋藤泰治教授带到会上宣读。那封信的内容，和他在JR荻窐站“京岚山”餐馆里对我讲的基本相同，文字经过字斟句酌，语气中透露着学者的思考。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后来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没有把这封信收进去。

　　安藤先生走了，我想，他是带着遗憾走的，他多年耕耘的《西南联大史》不知是否完成，他想在这部书中表达的愿望，也不知道能否由后人再现。安藤先生走的时候，正是我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一书刚刚问世的时候。这部书是我在台北时出版的，2009年年底当我回到北京看到它时，安藤先生已经合上了双眼，我连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机会都没有了。尽管步平先生赴东京吊唁前，我请他代我向岸阳子和润一郎表示慰问，岸洋子见到步平时，也问到我的情况。这些，更让我怀念安藤先生，而这种怀念岂是只言片语能够述说的。

　　2010年1月25日草于北京慈云寺寓所

　　2010年3月16日改于昆明云南师大静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