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读后

《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读后

地球的小孩，豆瓣

（作者按：本文系边看边写，写完也没有修改，有些地方值得商榷，请谅解）

　　1

　　初二时上社会课，当老师说“圣萨尔瓦多”的意思是“救世主”的时候，我默默的在这个并非记忆点的地名下注上了那三个字，然后浮想联翩，设想着一个叫圣萨尔瓦多的少年带领他的族人们反抗殖民者的故事，当胜利最终来临时大家才发现他名字的含义就是“救世主”，这是上天的神谕。现在想来，这或许是我拉美情结的最初潜意识体现吧。但很明显，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1492年10月12日，当哥伦布踏上加勒比海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并命名为“圣萨尔瓦多”的时候，那所谓的“发现”，所谓的“征服”开始了。

　　记得在读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时，有一篇《巴尔沃亚：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我那时一边看一边心里很不是滋味，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暴行如此令人发指，却似乎并未受到应有的责难。更令我心痛的是，在看到的关于那本书的读后感中，竟有人很喜欢巴尔沃亚的故事，提到他名字的人竟没有一个有一点反思或质疑，而对于整本书除了赞扬还是赞扬。“1513年9月25日，欧洲人的眼睛看到了地球上最后一个未知的海洋。”这是一句完完全全从欧洲人的角度出发说的话。而殖民者的行径竟然被誉为不朽的事业，只因为他经历了险境他就可以被称为英雄？我并不是在向茨威格先生发难，他有其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在现代的中国，我看到的这些人却没有一个对“另一种”苦难表现出应有的社会良心（但愿只是我没有看见）。我们被西方人的视角引导的太久太久了。

　　现在我已经可以坚定的站在索飒一边，尽管我才读完第一章。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提问，而书中也在不断的给予我解答。但即使当我在构思这篇读后感之前，我的心中还是存有疑惑。然而当我真正开始敲击这些文字时，我的倾向固定了，我甚至为自己内心翻涌起的情感而落泪。

　　我先前的主要疑虑是索飒如此直接、如此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倾向性，会不会使这本书倒向“另一种”不客观。但是我渐渐发现，她所表示的都是“最起码的赞成和反对”，一个人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他实在应该摸着自己的胸口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

　　“历史按照战胜者的语言被解释着、复制着。冷漠的经济发展史在‘客观发展规律’的主旋律下轻描淡写地勾销了道义的是非。尽管几百年后，西方文明的继承者也会承认有过罪恶，但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过被摧残的民族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心理磨难，怎样承受着他们所无法理解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公正。”

　　她对拉斯·卡萨斯的描述有时令我担心是否过于感性，但是当我看到“在资本主义文明大军压境的气氛下，关于历史的道义立场已经成为‘迂腐’和‘非理性’的代名词”，我感到自己的怀疑是多么卑微！

　　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不能假设，于是诞生了许许多多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可正如索飒所质问的：“物质文明的历史就应该无视、压倒道义和情感的历史吗？”

　　阿根廷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提议：在哥伦布西航500周年之际，当着印第安人代表的面，而不是通过中间人，向现存的美洲印第安人进行——历史性的赔罪！拉美的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他们所要恢复的是‘正义’的价值，是衡量历史的道义标准。”

　　“并不是因为生活在拉丁美洲，那里的知识分子才对这些问题有感情、有觉悟，我们的某些知识分子可能对于自己身边的事情更缺乏敏感和感情。关键在于：作为这个有正义感的穷人大陆的脊梁，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无愧于母体的血性。”

　　我无比喜欢这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那也是我在本届世界杯后提出的，潘帕斯草原上出来的真汉子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反抗着腐朽的商业阴谋，他们无愧于阿根廷人的血性！

　　在阅读索飒的文字时我常常想到苏珊·桑塔格的一段话：

　　“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将总是复杂的，因为‘最高的’价值观不是唯一的，而且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下，绝对正确的不一定都能够得到尊崇，在那种情况下，两种价值观确实可能相互抵触。

　　比如，懂得真理不一定有助于为正义而斗争。为了获得正义，似乎必须将真理放在一边。

　　谁也不希望在二者中作出抉择。但是当不得已（在真理和正义之间）时——唉，有时候就是这样——我认为知识分子似乎应当站在真理这一边。

　　知识分子、就连信仰最坚定的知识分子都常常不是这么做的。当知识分子为事业而献身时，真理因为其自身的复杂性而被抛在脑后。”

　　这也是我矛盾的根源。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很难下结论的问题，因为最高的价值观不是唯一的。索飒这样坚定地选择正义时，是否将真理放在了一边呢。可是，我也要问，在这浩大的历史中到底什么是真理？资本主义血腥压榨得来原始积累就是真理？历史从不以道德为旗帜替自己开辟路径就是真理？在人的主观活动后形成的客观发展规律就是真理？

　　2

　　前天晚上，当我看到阿连德总统在送走他的支持者们之后一个人回到智利总统府内以身殉职的时候，再也忍不住，开始落泪，一边回想着电影《Machuca》。现在觉得“那年阳光灿烂”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译名，只有在那三年里，国家有了主权，人民有了尊严，它就像整部黑暗沉重的历史里透出的那道温暖的阳光。虽然这场变革有很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东西，但是印第安孩子和中产阶级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是确凿的事实。然而这毕竟是一场在资产阶级宪法范围内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试验，它的结局早已注定悲壮，也必定刻骨铭心。

　　在第二章里，索飒主要向我们阐述了两个美洲为何、如何形成巨大差异，以及它们的对抗。说实话，当她在讲述盎格鲁萨克逊文化的种种时，我有点不耐烦了，但我知道，这是有必要的。简单概括，美国人就是美洲的英国人，讲究实际的英国人被美国人继承并发扬。唯一的例外是贵格会。而拉美的宗主国是西班牙，它诞生了理想主义的《唐吉诃德》，发生过吸引了全世界良心的西班牙内战。在殖民主义历史上只有在西班牙出现了关于“征服战争是否有理”的巴拉多利德大辩论，还有比美国早得多的人权宣言“蒙特西诺斯的呼声”，上篇提过的拉斯·卡萨斯神甫，这些都是西班牙历史上的殊荣。当然它们也是拉丁美洲的例外，殖民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差异。“但是，贵格会真的被当作例外搁置起来，而拉斯·卡萨斯却被当作精神遗产继承了下来。”

　　“美国人的哲学是成功者的哲学，是弘扬物质和结果的哲学”，它们通过“硬性指令式力量”、“软性同化式力量”、“隐姓埋名的国际机构”慢慢进行着一场新殖民主义的扩张。在现代，尤其是后两者。提出“软性同化式力量”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在其所著的《美国定能引导世界吗？》一书中这样写道：“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其目的与野心昭然若揭。令人担忧的是世界很多国家都已经处于美国文化的笼罩之下，中国在走的也是一条讲求实际与效率的道路，看看我们的大学，几乎就是要把我们打造成一颗颗适应社会机器的螺丝。“从中国人的哲学很容易发展成美国人的哲学。”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发现这一“秘密”后颇为欣喜的说。的确，有时候生存是第一位的，在当今这个世界你很难评价有些理论的褒贬。但是我们还是要倾听一下另一种声音：

　　乌拉圭思想家何塞·恩里克·罗多说：“最伟大的事业是那些不急切追求近期成功的事业，最光荣的努力是那些将希望寄托在视野彼岸的努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关于未来的思想是最有代表性的理想主义。”

　　这段话或许带着几分浪漫主义的元素，但却是对那些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者最有力的回应。

　　秘鲁思想家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在散文《我们的印第安人》里说：“哪里没有正义和仁慈，哪里就没有文明；哪里宣布生存竞争是社会法则，哪里就充斥着野蛮。”

　　当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生存竞争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造成必须这样的原因是合理的吗？

　　新殖民主义者的另一项有力武器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各种机构，它比武力侵犯更阴险，悄无声息的在发展中国家扩张势力。

　　面对这些“侵略”，我只想借小学时读的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一句话大声疾呼：“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昨天晚上，在看《诺尔曼·白求恩》的时候，有一段情节是白求恩在马丁医生举办的一场聚会上，大骂给病人做了不当手术导致死亡的温德利夫人无良，斥责她为杀人犯，并当场声讨权贵们建立起来的病态的医疗制度。权贵们先是震惊，后在他走后嘲笑他是一头加拿大灰熊。那一刻我马上想到了书中的一段话：“在美国的统治阶级看来，一切压迫和剥削都是合法的，形成这一切‘合法’现象的不合理的原因却不允许追究，惟一不合法的，惟一有罪的是纠正这一切不合理现象的革命。”我想那一刻他们其实一定气得要死，诺尔曼这小子竟敢挑衅这现存的行规制度，挑衅他们的既存利益。这个片子看得越久，对白求恩的形象理解也就越立体、越透彻。小时候只知道他在中国救助伤员，是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但是看到他的种种经历后，我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格瓦拉式的革命者！一个伟大的堂吉柯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突然就想到了话剧《切·格瓦拉》中的那段台词：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还在不在；不要问正义事业有没有明天，先问人间不平还在不在。

　　如今，关于两个美洲的对抗还在继续，索飒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是1996年，卡斯特罗70岁。而今年，菲德尔已经度过了80岁生日。我衷心的和古巴人民一样祝愿他vive 80 más。令人欣慰的是拉美大陆已不只有卡斯特罗，还有查维斯、莫拉莱斯，还有千千万万流着印第安母亲血液的人民！伟大的拉丁美洲的革命者！他们继承了玻利瓦尔、伊达尔戈、圣马丁的精神，何塞·马蒂、切·格瓦拉的衣钵，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是一个人！

　　（实话说来，这已经不像一篇读后感了，我只是在提取书中的精神，展现给许多不了解拉美的人，我承认，在打这篇东拉西扯的文章时，我内心甚至怀有一种使命感。最后不算搞笑的搞笑了一下，但真的挺合适。2006年8月18日）

　　3

　　昨天我合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时，发现自己最初的犹疑显得毫无必要。索飒在最后的“小记”中提到5年之后对书所做的修订，“但对本书的主体内容、对受到褒贬不一的所谓‘倾向性’，并没有做本质的‘修订’，因为这一本质正在被新的历史印证”。其实她一直都承认倾向，我却想着寻找所谓中立的客观。

　　她是爱那片土地的，爱的有几分偏执。在“没有结束的结束语”中，她说“有一点现在就可以声明，我绝不会去做什么拉丁美洲问题的专家。拉丁美洲不是供人们‘研究’的，只有用心浇灌这片土地的人才有权利成为这种专家。如果我们还懂得尊重，我们至多可以做一个传递信息的使者”。然而书上的作者简介赫然写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拉丁美洲研究工作。我并不认为这是讽刺，因为现在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名单上已经找不到索飒，或许她就是在写完这本书后辞去的吧，我很想知道今天的她在做什么。回过头来说“研究”，我同意她说的做一个信息的传递者，但是在传递信息前我们所做的获取工作，查阅大量史料书籍的工作该叫什么？为了尊重索飒，我在此把之称为“探究”，她不是供人们“研究”的，但却不能阻止对她怀着爱意、怀着兴趣的人探究。所谓的拉美问题研究专家都只是通过研究他国的种种来给自己的国家获得警示，有多少人真的爱那片土地不得而知。这种“研究”是向内的，也是研究。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剥夺他们使用这个动词的权力。

　　当然另一方面，其实我对那些谈论涉及拉美的人也异常苛刻。曾看见一个名字中有“马贡多”的博客，作者在里面贴了关于《百年孤独》的一些文章，还有一篇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词，是她自己翻译的。于是我问：你也喜欢拉美吗？你会西语吗？（具体已记不清了）她回答说西语只是知道点皮毛而已。我说我看到的是根据西语译的版本，所以才这么以为。她说“本来就是英语的嘛”，这句话让我感觉非常没面子，即使在后来想起也是。但那时也无从考证，最后只能给自己打圆场说：“不好意思，是我思维惯势”。那个人对马尔克斯（其实应该叫“加西亚·马尔克斯”才对，哥伦比亚是双姓，但我这里还是简化了）的热爱、疯狂或许就像我对阿根廷一样，但我却不能接受他们这种把文学孤立起来的做法，至少孤立起马尔克斯。她或许在文学分析上头头是道，她或许在文学创作上字字珠玑，但我不会欣赏。引用索飒的话说：“在这种兴趣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读和肤浅的认识。在我们对文学表现出热情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产生全面理解它赖以生存的文化的热情。”她到底对拉美有没有热情我不得而知，至少在文字上除了对马尔克斯的崇拜我看不出其他，当然后来我也不再光顾她的博客。经过考证，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一个穿着哥伦比亚农民服装领奖的马尔克斯怎么会用英语发表演说词呢？？或许她的“本来”是说她的依据本来就是英语的，但我怎么知道呢？我什么都没有说错啊，她用这样的语气回答是什么意思呢？从那以后，当有人的言谈涉及拉美时我不再过问，更不会冒昧地去问：“你喜欢拉美吗？”因为在绝大部分人眼中，喜欢拉美的某一样与喜欢拉美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并不是要求所有论及拉美内容的人都要去产生那种热情，但至少要有一种去了解的意识，哪怕只有一点。“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来读，和把文学作品当作技巧来看待，都是对文学的不尊重。”

　　音乐也是如此，那些专门研究音乐的人对拉美音乐家的名字可能如数家珍，对音乐技巧的分析精辟入理，对音乐本身也有着很深的感受，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站到拉美的立场上去思考过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智利歌手维克托·哈拉真的感动了我，当看到他遇难时，我对理想社会的要求只剩一个：没有流血牺牲。

　　拉丁美洲的革命者们都是将理想付诸行动的人，可以放弃个人前途、金钱、舒适的城市生活，为事业作出牺牲。从格瓦拉到现在的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总司令”（空缺的总司令永远给文明的主角——印第安人留着）马科斯，无不如此。这是一种经典的叛逆者形象。而且他们往往都是知识分子。

　　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无法用一个专门的职业来框定，“有些人以为这种学科不分明的特点是思想不发达的标志，其实，这是拉丁美洲人本能的抵制：抵制用职业分割人的事业，抵制用学科分割人的智慧，抵制资本主义体系用技术化、专业化的倾向使人异化的趋势。拉丁美洲人像用长矛攻击风车的堂吉诃德，貌似迂腐，本质深刻。”

　　“拉美知识分子的这种特点是人性强大的标志，琐碎细小、规矩框架无法限制他们对人生终极目的的思考。乌拉圭思想家罗多和墨西哥思想家阿方索·雷耶斯都曾强调过，在人的各种具体职业之上，有一个关于人的总体职业。这是最崇高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这个使命的神圣性远远超过了每个赖以谋生的具体工作。”

　　拉美的知识分子们可能会持有不同的政见，例如阿根廷作家萨米恩托在政治上就并不赞同马蒂，但是“拉丁美洲的优秀思想从来是对于人的总体思考，拉丁美洲的优秀思想者本身都是大写的‘人’。”这一点未曾改变。“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它们把个人荣膺的桂冠拿来为民众服务，为正义呐喊。”拉斯·卡萨斯、何塞·马蒂、科塔萨尔，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想不能简单的用意识形态来划定，他们之中有人既缔造了一个革命政党，又同时崇拜乌托邦，有人可能既自命马克思主义者，又真诚地信仰上帝。”

　　这里让我们来看看拉美60年代蓬勃兴起的解放神学。昨天在一篇文章中看见一个人说到格瓦拉在政权建立后的出走，如果单从形式上看，我认为这与拉美解放神学的内涵非常相似：“解放神学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但绝不提出独立的政治方案，反对建立政党式的组织。解放神学家认为，基督教精神里有一种积极的乌托邦因素，它使人的解放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人有权利在尘世开始建立天国，但绝不把任何理想社会的建立看作天国的到来。乌托邦的灵魂是自由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争取正义的斗争产生了神圣的意味，人民大众在斗争中感到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不畏牺牲，坚信胜利。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又包含着一种反偶像崇拜的不断革命意识，它帮助人民避免将天国与任何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等同，避免解放进程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教条化，避免一切革命进程蜕变成‘宗教’。”

　　出生于尼加拉瓜的米格尔·德·埃斯科托神甫在与桑地诺阵线的领导人和战士们接触时发现“那些自称无神论的革命者在精神上与真诚的基督徒有很多相似之处”。卡斯特罗曾说：“如果‘切’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如果他属于教会的话，他具备了一个圣徒的全部美德。”

　　“大多数解放神学家在感情上倾向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对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持批评态度。”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前苏联的变化证明，缺少精神上的超越性、单纯经济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是不完善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宗教只会得到改造，而不会消失。”解放神学用原始基督教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引导人，而深刻的人道主义离革命只有一步。

　　解放神学的殉难者，哥伦比亚神甫卡米洛·托雷斯提出“有效的仁慈”，这正好与我在思考“真理与正义”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一致。其实在第一篇文章结束后我也一直没有想通这个问题，也没有人给我一个感觉万分正确的例子。于是我只能开始自我幼稚的思索。我觉得真理是中性的，它只是一个结果，以“优胜劣汰”为例吧，真理只是进化，而不是通过何种方式达到进化的过程。但由于历史的不可重复性，那些走向结果前的过程，哪怕充斥野蛮与不公正，也被与结果结合在一起，被看作是真理。我们应该将真理与真正的正义、文明结合在一起。而效率与实际也是中性的东西，将它为正义的事业所用，让革命斗争更有效，减少流血牺牲，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生命，这样的人道主义观念才是我们抗击各种灾难的最有力的武器。（在看《诺尔曼·白求恩》时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或许这样的思考会授人以柄，但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至少我站在正义一边。

　　看了拉美那么多前赴后继的革命者，还有同样是叛逆者形象的白求恩，我当然会问自己，我该做些什么？把生命消耗在正义的事业中显然比做一个千古流芳的学者要有意义的多。但是我该怎么做呢？秘鲁作家巴列霍在一篇《艺术与政治》的杂文中提出，“艺术家必然具有政治敏感，政治上的短视与高尚的人性、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相悖。但是，艺术家的真正使命不是直接参与政治，不是筑街垒、蹲监狱，而是唤起人们新的政治敏感，是给人性增加新的政治原料。艺术家的政治作用不一定显示于第二天，而可能显示于几个世纪之后。”“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雅可夫斯基无法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比。”这段话似乎也为我找到了出路，而在今天我能做的，仅仅是将索飒提炼过的资料以自己的视角再提炼一遍，传达给未曾看过此书的人。

　　书的最后一个篇章里提到的最后一个人物就是巴列霍，我很庆幸在之前就读过他的诗歌，索飒说喜欢巴列霍的人都是彻底的人，或许真的是吧。下面就贴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黄灿然 译）：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

　　把一个男孩捣碎成同样多的鸟儿，

　　把鸟儿捣碎成一个个小蛋；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一瓶油去对抗两瓶醋。

　　愤怒把一棵树捣碎成一片片叶子，

　　把叶子捣碎成大小不同的芽，

　　把芽捣碎成一条条清晰的沟；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两条河去对抗很多大海。

　　愤怒把好人捣碎成各种怀疑，

　　把怀疑捣碎成三个相同的弧，

　　再把弧捣碎成难以想象的坟墓；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一块铁去对抗两把匕首。

　　愤怒把灵魂捣碎成很多肉体，

　　把肉体捣碎成不同的器官，

　　再把器官捣碎成八度音的思想；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一把烈火去对抗两个火山口。

　　巴列霍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不知道革命是否来自穷人的愤怒。如果是的话，美洲的‘革命使徒’们能在我的一生中找到一支革命大军。”

　　或许我们还不能算穷人，或许我们就是穷人，无论是否，我们都要做坚持理想和信仰的“亚伯拉罕”们。

　　在即将阅读完此书的时候，我发现封面上一个一直被我忽视的小小细节，在中文标题不远处有一行浅浅的“EL DOLOR FERTIL：APUNTES SOBRE AMERICA LATINA”，竟然是西语？我欣喜若狂，在这个封面设计上充斥着“劣质英文或拼音”加中文的年代，这样一行西语足见作者对书的认真程度。（如果只是交由设计者不闻不问，恐怕就不会有这样一行字）但是她在后记中又不止一次地称它为一本“小书”，足见她的谦卑。这或许不是一本完美的书，但我还是在豆瓣上给了5颗星的力荐。因为在如今的世界，我们太需要这样的另一种声音了，它那么轻微却又沉重。

    (最后一点补充：

　　这其实是属于第二篇的内容，但出现在第三章中：

　　索飒在提到乌拉圭新闻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著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时说：“作者还引用了不少欧洲、美国学者的原文著作。这种‘我有证据’的话外音会使敏感的读者微微产生一种伤感：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国籍就是权威；如果他们为受害者说话，那是要感激涕零的；他们的每一点新发现都属于赫赫有名的各种新‘主义’，而第三世界受害者的结论和感受，在这个充满歧视的世界上从来都被人怀疑。”

　　“全世界每天转播的国际新闻中有80％来自4家国际通讯社，美国的美联社、国际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不仅如此，其他国家的报纸杂志还纷纷引用来自上述渠道的消息，并以与这些主要国际媒体签有特殊协议而自豪。于是，以英美为主体的西方媒体实际上控制着全世界的新闻传播。”

　　对此，拉美的知识分子们有着自己的反抗。乌拉圭第三世界中心出版的《世界指南》，它力争删减铺天盖地的细枝末节，以求获得一种更精确的概括。在对全球化赞誉的今天，它面向的是数以亿计的普通人每天都要面临的困境。“没有一本参考书不说自己客观，我们则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性。”

　　而在拉美和加勒比记者代表大会上，与会者发表声明：捍卫人民要求新闻真实的权利，在我们的社会里提倡形式所要求的批评意识。

　　引起我思考的是另一件事：8月10日的“美国之音”网络版刊登了一篇《非洲拉美国家为何不满中国公司》的文章，说最近一个时期，关于在非洲和拉美的中国公司奴役当地劳工的报道越来越多的见诸各种媒体。这篇文章没有现场采访，也没有对援引其他通讯社报道的内容进行核实，甚至出现了翻译错误，但还是被多家媒体转载。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首钢秘鲁铁矿的当地工人举行罢工。后来《环球时报》的记者做了调查。虽然秘鲁当地政府最后裁定这次罢工为非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罢工中，秘鲁媒体的报道都是引述工会组织领导人、罢工工人、非政府组织、当地政客的表态，而没有首钢秘铁的声音。中国企业遇事回避让出话语权是一个方面，但我还是怀疑，如果他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媒体上又能引起多大的重视呢？拉美国家为了反抗而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同样需要警惕！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但第三世界的人民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否则将很可能被居心叵测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利用，他们或许正在窃笑。)

《丰饶的苦难》导言及印第安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