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日报 2011年11月25日评论·财经

成都日报 2011年11月25日评论·财经----【医药﹝六则）】

“高贵”药何时“下架”？

2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将对国家发改委定价范围内的药品开展出厂价格调查。之前，据央视14日报道，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北京一种6毛钱的药到医院卖到12元，中间环节利润高达2000%以上；该台20日再曝惊人内幕，山东方明药业股份公司生产的规格为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竟高达6500%以上。各种隐秘利益链成为推高药价的黑手。专家强调，只要医药公司、医院、医生、包括药品招投标管理部门等各个环节利益均沾的“潜规则”不改变，药品中标价就很难回归到合理范围。解决药价虚高，除了要整治药品招投标中的种种乱象，还应当对药品加成政策进行调整。

药价老底已被掀开，“高贵” 药何日“下架”？发改委“调查办法”的发布，透出了一丝曙光。

药价高企凸显惰政思维

文今

药价畸高，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老百姓吃药贵，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但是，为什么如此尖锐的问题，如此集中的矛盾，就拿不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

眼下，舆论纷纷忙着曝光利益链，揭批回扣链，分析潜规则，其实，还需要吗？这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真相已经赤裸着在跳舞了，奈何笑骂由人，他自蹦跶。因而，央视关于药价的系列报道与其说是曝光了什么真相，毋宁说是公众情绪的一次集中表达。

一个老疮，为什么就除不掉，一个掩体之外的大老虎，为什么就打不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如若制度缺失，这么多年过去，再精细的制度也可以设计出来了；如若监管部门缺位，这么多年过去，再庞杂的部门也可以建立了；如若是相关部门不作为，那就问责，很难吗？

因而，药价居高不下的背后，是一种惰政思维。

惰政，说的是某些政府部门的服务方式，比如校车悲剧后就禁开校车，网吧出事后就关停网吧，奶业产品难以达标就降低国标。而药价背后的惰政，是一种“水平”更高的惰政：相关部门好几年的调研、讨论，却研而未发，论而无解，拖而不决。如此惰政之下，药品升价的中间环节越来越多，利益链越来越长，回扣越吃越香，潜规则也越来越不需要藏着掖着。如此惰政行为，招致的不仅是个体利益的损害，更是整个社会在公平公正等普适道德价值方面的代价。层出不穷的医患纠纷，病患家庭的各种悲剧，甚至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其中都不难寻到“药”迹。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责任是什么？经济上，弱化行政干预；社会管理上，更注重规则的公平性、机会的均等性、利益的大众性；公共服务上，应向民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服务。一句话，政府必须将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围绕着药价问题，某些官员仍在反其道而行之，置百姓利害于不顾，推诿推托搪塞。怪药商自报高价，那为什么任其价入市；怪中间环节分羹者众，那何不打烂那些钵钵碗碗；怪医生医德沦丧，那何不逼仄其失德的空间。办法总归会有，只是看做还是不做。

上周，国家发改委对山东两家垄断原料、抬高投标价的药企开出了700万的巨额罚单，据称这是国内首张反垄断罚单，虽然有舆论认为这是打了苍蝇，放了老虎，但毕竟是在打了，就是一个好的信号。只要动真格，药价没什么下不来的。

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乃为民生。今年“两会”，“民生”成为最热词，“十二五”规划中，民生的理念更是贯穿其中。医疗改革，正是改善民生的一项重大举措，而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乃是医疗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斩断推高药价的利益链

闻涛

一支出厂价0.32元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到医院后，零售价竟涨到21.26元，中间利润高达6500%以上……这怎不令人发出“看病贵”的惊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论述：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难怪在药品价格虚高的这一利益链条上，相关的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院、医生以及药品集中采购管理部门等，会如此之疯狂，使得相关部委屡次采取措施平抑药价都无功而返。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更不是奢侈品，生了病就要吃药。说得严重点，如果药价虚高这一现状得不到有效解决，是会死人的，甚至会祸国殃民！保障民生，让群众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首先就要让药价回归理性。

而要让药价回归理性，毫无疑问，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厘清在药价虚高这一利益链条上，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院、医生和药品集中采购管理部门等，各自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在各个环节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药价的暴涨，并对症下药。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药价虚高？从已曝光的个案来看，概括起来，原因其实无非两个字：回扣。药品招标给回扣、药品进医院给回扣、医生用药给回扣……而这些回扣最终都被加在了药品的成本中。有专家曾估算过，这些“回扣成本”约占药品最终价格的7成，如此之高，令人咂舌。

回扣有多种说法。说得好听点，我们可以叫它返点；说得严重些，我们还可以叫它商业贿赂或行贿受贿。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回扣必须入账，否则可能构成商业贿赂或行贿受贿罪。二者的不同，只是主体身份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已。而反观药价虚高中的这些“回扣成本”，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也不可能入账的。也可以说，当前一些药价虚高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对药品行业的这些腐败行为查处不力造成的。

所以，治理药价虚高，并非没有办法。只要加大对药品流通环节的商业贿赂和行贿受贿行为的查处力度，斩断推高药价利益链条和这些幕后黑手，还药品行业一片朗朗晴空，我们就能够有效促使药价的理性回归。因为，我们还有一句老话叫：有志者，事竟成。

“56年未开大处方”说明什么

巴桂树

古人云：“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医者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要有白衣天使的慈悲情怀。若所有医生都开小处方，那么，药价就不可能在医院这个环节突拉一把。日前央视报道，石家庄医生刘琼芳，从医56年，从未开过一张大处方，从未发生过一起医疗纠纷和事故。刘琼芳这样的坚守需要心中的职业道德的长期铸就。患者将她视为贴心人，这份期待，正是医者自觉抵制钞票浸入灵魂与肌体的道德回归，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多数百姓看病不贵。

虽然刘主任所做的是一个有良心的医生的分内之事，也是其自披上白大褂后理所当然该坚守的操行，可而今，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医卫现实：像刘琼芳这样的医生较少，这样的长期视每一个登门看病的患者为亲人，数十年均开“小处方”，还是当今医疗机构中的精彩个案；讲医德、守节操、抵制“大遍检”“大处方”，好像已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不食人间烟火之人，演变为一种稀罕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当前医卫监管领域的悲哀。

有人将医生开“大处方”现象归结于医生操守与道德的双重决堤，也有人将刘医生等良心医生的出现说成是“孤独的吟唱者”，难以形成鲶鱼效应。我却认为，将“医药红包医生”时有出现归结于此，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根源还是我们相关执法监管部门的长期失守。其实，我国《执业医师法》中，对医生故意开“大处方”早有禁令，医生收医药回扣行为可面临吊销医生执业证书的严处；两高院给“医生回扣”进行了法律定性：医生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以受贿罪论罚。

可见有关部门在正常履行保证医生不得不开“小处方”的监管职责上还有欠缺。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病灶是“看病贵”。而“看病贵”的直接诱因还是医生有开“大遍检”、“大处方”的行为动力，因为他们会得到药品经销商甚至医院的“开药回报”。所以，控制医生开贵药，就需强化相关环节的用药监管，让医生与药彻底隔离，并跟进严厉的法律惩罚制度，让违法违规开药的医生必然受到严处。如此，才能让“刘医生”在各大医院遍地开花。

让药品出厂价别再“难产”

周明华

药品是个特殊商品，无论你贫贱抑或富贵，人的一生总会生老病死，总有去医院看大夫之时，亦即每个公民都会是药品的消费者。其实中国的暴利行业较多，像汽车、房地产、酒水、烟草等，但此类商品是可选择性的，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若无此类消费能力，可以不用去跨那道门，不必去显那个阔气。但药品却不一样，任何人都有提着药口袋的那一天。即便砸锅卖铁都得治病！而且到了医院，自己还不能选择药品，因为医生的话便是“圣旨”。

越如此，对药品公共监管领域的要求便越高，对由政府主导的尽快完善药品价格的制定、公开与监督机制，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药品中间流通环节，让国人看得起病的形势就更加紧迫。但我们不无忧虑地发现，时下似乎进入了一个 “治虚怪圈”人人批评药品价虚高，个个都当“治虚”看客。无法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笔者暂且不说其他办法，单就在每种药品上标示药品出厂价这一颇有成效的措施，为何一直鲜见有地方大胆试水？

据媒体报道，在2005年底，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就曾公开称，自2006年起，“药盒上将试行标明出厂价，让老百姓买药心中有本账”；到2007年底，国家发改委再度表示，拟刚性规定并推动药盒标出厂价。但不知囿于何处，这种几乎一眼可识的能有效切断医生与药商之间的利益链的简单易行的做法，就是蹊跷地六年“怀胎”、难以临盆。但另一头，却是出厂价仅0.32元的药，到医院竟虚高到21.26元。若药品上标示了0.32元的出厂价，医生敢在患者面前用这种高价药吗？

“药品们”雁过拔毛，道道关口潜伏着双双隐形黑手。作为百姓生命健康安全“守夜人”的各级管理部门，这个夜怎么守？为百姓生命健康，手中的那把医疗“药勺”舀得咋样？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现在这杆秤真的已开始倾斜了。缘何倾斜？我认为除了医生职业道德局部滑坡之外，根源还是诸如“药标出厂价”之类的一招见效的办法仍怀胎数年难产所致。

实际上，联系到大多数百姓看病贵的无助与急迫心情时，我们完全应该先动起来再说。记得去年武汉市副市长刘顺妮曾呼吁，政府应要求药企公布药品出厂价。武汉从去年1月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公开标示出厂价，几月后，这措施为百姓省下了3000多万的药费。若大家都像武汉这样先行先试地干了再说，那么那些“回扣医生”真还无从下手。

甩掉恼人的“吊瓶”

鲁逸川

药价虚高，中间链获黑心暴利，与药品泛用与滥用有很大关系。日前，卫生部药政司副司长姚建红公开称，“以抗生素为代表的抗菌药物的滥用已成我国医疗业很突出的问题，我国平均每年每人要‘挂8瓶水’，这远高于国际上2.5瓶-3.3瓶的水平,我国俨然已成‘吊瓶大国’。”

在美国买枪要比买抗生素药方便，因为他们知道过度使用抗生素，其潜在危害性甚至远胜过枪的危害性。而我们得到的这个“吊瓶大国”的称号，的确隐隐让人感到不安。医生抛弃医卫常识，昧着良心大开、特开抗生素类药品，让百姓去医院看病，就像是去菜市场一样，将一菜篮子的药给提回家中。有关部门这样漠视下去，老百姓“被”使用抗生素已成习惯，我看最后没病也得吃出病来。

一些不该乱用的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往往价格不菲，被坊间戏说为“三菜一汤”。这些药物一旦在体内积聚，当然对公民身体构成危害。拿姚建红的话来说，如此过度使用抗生素，势必将毁掉中国一代人。这样的过度用药镜头，实际上只是当前药价虚高的一个剪影，真实的全影是，不少医院仍在上演“大化验单、大处方、大住院费”的闹剧。患者一进院，首先就是不由分说地进行“遍检”，然后就是打吊针，似乎不化验就难以诊断，不打点滴，就不像在住院似的。

为何医院好挂吊针呢？根源还是药品与医院的利益在新医改之后仍未得到完全剥离。大夫开药不写对的，只开有利可图的贵药。不久前，浙江卫生部门打击药品回扣的“风头”看紧，涉嫌贿赂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黄卫东自杀……究其根源，还是利益关系未得到廓清，而今财政不养医，维持医院生存发展的经费9成便不得不靠自筹。药企们则纷纷跑出来充当养医的“救世主”，与医院结成牢不可摧的利益同盟体。这样，医院当然要去为药企服务，医生当然就有动力和热情大开特开“暴利药物”的处方。

有什么样的疲沓监管体系存在，就会弄出啥样的灰色镜头。由于革除“以药养医”久处“雷声大、雨点小”层面，医生收医药代表的回扣，仍是“身不由己”，不收就是异己，会被“潜规则”甩出圈外。虽然近年来新医改组合拳挥得越来越急、越来越频，但这些直接导致医生乱打点滴、药价虚高的“医药红包”仍在。所以，遏制医生给病人乱打点滴，必须尽快干净利落地剥离掉医院与药商的所有利益关联路径。这方面需要更为有力、更为细化的法制掘进，用法治之臂甩掉“吊瓶大国”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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