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14次研讨会论文之十三

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聂磊

内容摘要：人们对利益格局调整政策评判时必然包含价值判断，这些判断又必然包含道德的内容。应当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从道德视角研究利益分配问题，分析利益格局调整中道德迷失的原因，寻求在利益格局调整中构建现代道德秩序。

关键词：道德，利益，分配

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建设一个让每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应该平等地促进所有人，包括最弱势人群的福祉，不能同最高的道德准则产生冲突。相对于效率而言，公平是一个道德概念，尤其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收入分配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阿瑟·刘易斯认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 。^[1]P78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2]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产生和发展深层次原因是诚信和公平竞争等道德的缺失，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所以金融危机也是价值危机、道德危机，有效应对这场危机，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

一、利益格局调整中的道德迷失

拉动内需迫切需要进行利益格局调整，如何对利益格局调整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需要有公众认同的道德准则。利益格局调整中的利益群体各有其利益关注和道德评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冲撞

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现代的陌生人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工具从身份到契约发生显著变化，思想观念和规则制度也发生巨大变化。变革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充满着不同声音、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思想观念的交织与冲撞。儒家的道德理论来自于同时也服务于我国的乡土宗法社会，它的功能发挥在现代社会存在着不适应。乡土宗法社会的特点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不遵守道德规则的代价很高，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道德的控制力和制裁力强大有力，不遵守道德将会牵扯到父母家人、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和整个社会关系，个人丧失道德将在社会人际关系中无法立足。一旦进入陌生人社会，传统道德约束就失去原有的强制力，显得不适应陌生人社会变化的要求，当人们在一个陌生人的环境下经营贸易时欺骗行为往往会发生。欺诈和不诚信在传统社会中商人身上表现最突出。“无商不奸”和“十商九奸”的俗语反映了商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孟德斯鸠评价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是以礼教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们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3]P316剔除民族偏见亦可见脱离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时传统道德底蕴的不足。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我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4]P213

中国的道德要求是内外有别、亲疏不同的，越是关系亲密道德要求越高。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要求脱离特定的环境很难成为大众的普遍道德准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5]P146由于分工的细化人们已经不能离开陌生人的帮助，陌生人社会更需要人们增强彼此之间的互信，而且人们在互信上远远超越了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期待普遍信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随着人们居住社群的越来越大，他们也越来越多地与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接触。在传统儒家思想已经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价值支撑的时候，现代道德的全面内涵和所蕴含的进步的价值观念尚未建立起来，导致主导性价值的缺失，使道德处于无内在价值支撑的迷失状态。

2、个人私利和公共利益的失衡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唯市场论”的观念大行其道，为数众多的人常引用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人人为了小我，不自觉地为了大我，即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并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追求个人私利是双赢之举，不仅有利于个人亦有利于社会。利益机制提升了人的主体性，满足了人的内在需求，为人们的功利追求注入了强大动力。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家是否要讲道德存在着不同看法。^[6]这种争论不仅关涉经济学的性质与经济学家的任务之类的经济哲学问题，而且蕴含着经济政策上的主张分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众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不要讲道德、如何讲道德的困惑。

亚当·斯密多次提出在市场条件下道德的重要性，并没有盲目迷信市场，是后人曲解了斯密的原意。“财富越不平均，穷人赖以生活的资料越少，他们越要靠富人的奢侈。但是，却不能因此对富人歌功颂德，说他们救活了穷人。因为大多数富人的财富来源于对穷人的榨取，没有富人的榨取，穷人们的日子本来可以过得更好。由于富人的榨取，穷人们甚或十分困窘。现在不过是把榨取穷人的一部分钱以奢侈的形式返还给他们而已。”^[7]P39“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作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8]P242-243亚当·斯密主张竞争反对垄断，如果竞争不充分、制度不健全，商人的利益很可能侵害公众的利益或社会的福利。在“好的市场经济”里，你可以全力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你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你可以有充分的自由，但你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你可以享受正当的权利，但你不能忘记应尽的义务。现实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完美的是市场经济” 是逐步接近却永远不会达到的目标，所做的一切只是更加接近目标。

3、制度本位论弱化道德效用

经济学在人们一般具有或接受的道德规范下研究人们的选择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对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和政策提出政策建议，最后达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制度在“性本恶”的前提假定下，去设立各种制度去防范“恶人”，背后的逻辑是：只要还有一个“恶人”，若这个人“恶”时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恶行就会泛滥起来，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由于我国的改革是来自于上层的推动力，因而带有内部促动性和强制性，缺乏有效的规范社会个体和群体的利益维护机制、社会民意的表达渠道以及社会群体的参与机制，政治调控的主体与客体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如何切实动员社会各个群体有序的参与改革，同时在参与改革的过程中维护其自身利益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仅仅通过外在制度的调整不足以支撑社会的有效运行，制度本位论贬低了人的精神，否认了人的自主性，认为人是一个“刺激—反应系统”。另外，制度约束的在场性是有限的，不能监管到人的复杂多样的全部行为，制度不能保证道德行为的发生。刑罚的力量是有限的，刑罚可以把一个犯了重罪的公民从社会中清除掉，但是它无法把犯罪本身清除掉。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仅有刑罚，能够维持社会秩序吗？因此，当一个国家把道德礼仪抛弃的时候，便陷入混乱状态。^[9]P119

4、利益冲突凸显道德分歧

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矛盾凸显期，一个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展现和暴露的时期。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各种需求的释放、社会的贫富分化等，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节点上涌现出众多社会问题，而相应的制度机制、思想观念等都未能相应地建立与完善，这种思想意识以及其决定的制度机制的滞后，使得人们无所适从，使人们感到迷惘、困惑、不解甚至是怨恨。相对于国外而言，我国在社会主义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面临着更多的新旧交替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我国悠久的历史传承也决定了这种转型的复杂和艰难。

德性作为道德内化于自我所形成的内在品质，是一种向善的精神定势，能够稳定地决定道德行为的发生。我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是自上而下的宣传、灌输，个体无权质疑，只能被动参与，没有为个体留下充分的自主性空间，导致宣传的道德没有个体内心意义体验的支撑流于形式，减轻了总体化的精神建设效果。一些放纵个人自私品德的理论也许从未给世界带来更多的败德恶行，不过，它至少教唆了那些出自其它原因的败德恶行更为厚颜无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放荡大胆，旁若无人地承认他们的动机败坏。这世界根据结果而非意图在品评每个人是亘古以来的不平之鸣，也是培养美德的一大障碍。我们重视手段的程度，有时候似乎更甚于目的。这种对有钱有势者的钦佩乃至几乎崇拜，以及对贫穷卑贱者的藐视或至少是忽视的倾向，虽然是地位差别与社会秩序赖以建立于维持的必要基础，然而，它同时也是我们的道德情感所以败坏的一个重大且极普遍的原因。^[10]P71

二、在利益格局调整中构建道德秩序

道德一方面在虚空的希望里生长，一方面又在市侩和世俗的失望中前行，当热切的希望和冷酷的现实相映衬时，就会催生出符合人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新道德观，形成新的道德秩序。

1、在个人利益追求中实现道德提升

对于几千年来我国社会“私德主导、公德不彰”的道德现实，建构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制度正义同时，私德领域的主观努力与追求同样迫切。现代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现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赖于个体认同的自觉形成和合理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虽然由于市场交易的扩大与深入，人与陌生人的接触越来越多，已经不过分依赖人情。但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参与经济交往的，尤其是财产较少的群体承担流动成本的能力较低，更需依赖群体力量来参与经济交往，相对而言对这类人群来说，抵御风险的时候更依赖群体对他的评价即个人在群体中的信用。“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个古老的处世良言在大多数人那里几乎完全是真实不虚的，大多数人的成功几乎总是仰赖他们的邻居与熟人的口碑或评价，这些口碑与评价如果没有相当正常与规矩的品行就很难获得，对社会的善良道德而言，幸亏绝大部分人是在这种情况下生存。虽然每个人自然都偏好他自己的幸福甚于他人的幸福，但是，任何公正的旁观者绝不可能赞许，我们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放纵我们自己的这种自然的偏好。^[11]P99

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是旁观者的感觉，而不是当事人的感觉，需要静下心来仔细观察自己的处境，思考自己的幸福究竟欠缺什么。人生中的不幸与失调的主要来源，似乎是源自过高估计各种永久的处境彼此之间的差别。^[12]P179为了达到令人羡慕的处境，那些追逐名利的人往往过于频繁地舍弃美德之路，因为不幸的是通往名利之路与通往美德之路有时候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往往被幸福的遐想给迷住了，为了此一目的，他巴结奉承所有人，他服务他所憎恨的人，逢迎献媚他所鄙视的人。他毕生追求某种造作高雅的安顿身心的理想，这理想他也许绝不会达到，尽管为了这理想，他牺牲了某种他唾手可得的真正宁静，而且这理想，即使在他极端年迈时终于被他达成了，他将发现，无论在哪一方面，它都不比他为了它而放弃的那种卑微的安全与满足更可取。”^[13]P223

2、在根本利益指向上寻求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的最终归宿，也是人们的根本利益指向。仅仅有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还不是真正的富裕。富贵一词本身已经说明，富与贵应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富裕之后，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道德上的高贵。以理性判断克服感性欲望泛滥，用道德责任克制人性缺陷。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人是精神与物质、心理与生理、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灵与肉的统一，绝不表现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二重分割。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都是人的本质需求，而人的各方面需要的满足，最终使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现实。即以人的发展为本位是马克思主义功利主义的终极价值依据。它要求我们的道德视界不被眼前的功利视界所遮蔽，道德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功利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就是道德的目的。

道德构建需要超越功利性和实用性，对道德的意义进行反思、体验和领悟。就真正的人生幸福所赖以构成的那些要素而言，他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会比身份地位似乎远高于他们的那些人差。^[14]P227虽然这些年来社会财富明显增长，但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当身份特权在利益分配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对并遍性的社会权利和民主的政治生活产生兴趣，身份秩序的强化必然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近年来，我国对规范公职人员收入、转变政府职能、统筹城乡保障、公共服务均衡化均作出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举措，但和群众的利益期待相比还需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才能进一步凝聚人心，化分歧为统一，化危机为契机。

3、在利益分化中实现整体性认同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追求利益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正当的、合法的。但现代人在强调求利是正当的、合法的同时，似乎对如何求利才是合理的这个问题缺乏应有的思考，不明白合理的必定是合法的，但合法的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这一道理，以为既然一个人最大限度地(在法律不禁止范围内)谋取私利是合法的，那么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地谋利非但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反倒足以证明自己凭智慧成就事业，令人羡慕。现代人如不克服这个错误的认识，一如既往地不择手段地谋利，势必要造成两极分化:小数人因善于玩弄手段而获得社会绝大部分的财富，而大多数人因不屑于或不善于玩手段而难以获得自己应得的社会财富。一旦造成这样的两极分化，那么随之而来的必定是严重的社会动乱，因为社会秩序的维持靠的是大多数人，而大多数人所以维持社会秩序是因为其生存利益基本得到保证，如果他们的基本的生存利益得不到保证，他们自然就会由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变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

道德价值并没有离开实际生活。个人层面上的经验不会塑造人际间的信任，但一个社会的集体幸福感却决定人们互相信任是否合理。库兹涅茨认为，包括道德和伦理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调节，它影响个人行动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他认为，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是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只有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适合于经济增长的需要技术进步才能发挥作用经济增长才是可能的。”^[15]P5

4、在利益调和中确立现代道德

转型的当代我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并不超然和独立于利益问题，而是能面向与正视利益问题的存在及其道德价值，物质利益的创造与实现成为道德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之一，道德生活呈现越发理性化趋势，并不断开启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与现实利益的面向。在道德与经济、道义与功利不可偏废的现代社会，重利不薄义，扬公不废私，才能寻求两者的有机统一，搭建道德与幸福、心性修养与物质充盈相互贯通的桥梁。

在个体主体自觉、个体价值彰显的现代社会，个体利益的差异性决定了个体道德价值信仰的多样性，在一个以争夺社会公共资源为轴心的竞争性平台上，个体道德失范是难以避免的。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在享有对道德知识及其解释的垄断权，政治设定的终极的道德与价值意义准侧失去了对个人的思想与行动的控制。”^[16]P313面对市场化社会诱发的重利轻义，甚至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道德现象的广泛存在，迫切需要构筑多元化、差异化社会下的理性“游戏规则”。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是否具有公平、正义性，直接关涉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决定着现代道德观能否真正实现。现代社会不能仅仅仰仗道德规约与德性教化，而必须建构制度调节机制，承认并尊重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强调并彰显市场主体在利益博弈中的公平与平等，在制度的不断进步中实现道德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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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磊（1976— ），男，江苏徐州人，中共徐州市委党校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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