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从新加坡到上海

去新加坡一周，没怎么读书，因为晚上多是被请去吃饭和吃榴莲了。只读了一大堆新加坡文化资料，一本新加坡散文集，一部新版《雪山飞狐》，一本老舍的《茶馆》，一本唐传奇，两本新加坡课程标准，几本新加坡教科书，几篇陈平原和钱理群的文章，还有一本大陆逃亡人士写的禁书。那书里提到我的名字时写错了一个字，不知是记错了还是故意保护我。作者现在是美国的一个牧师，开始从更深的层次考虑拯救人的灵魂问题了。我们的工作性质，其实是相通的，恰如谭嗣同临终诗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从新加坡回来，马上又去了上海，朋友说我简直成了“空中飞人”。上海的司机跟北京差不多，先问你要去的地方在什么路，发现你不熟悉之后，就准备给你瞎转了。而你一旦暗示出他的企图，表明你是明白人之后，又很容易彼此谈得投缘。吃过上海风味的川菜后，到上海大剧院看了百老汇来中国上演的原版《狮子王》，虽然帝国主义气息浓郁，标准的美国式乐观主义，但音乐舞蹈布景等都非常漂亮，中间又穿插了《老鼠爱大米》等笑料来迎合中国的小资观众，所以演出效果甚佳。此剧在美国、日本等国一年365日天天上演，其实就是人家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样板戏”，要让美国人世世代代都勇于去当“狮子王”，其他民族都是“土狼”之流。而我们自己的弘扬高尚人性的样板戏却被我们自己百般诋毁，弄得中国本土戏剧20多年来都是小打小闹，旗树旗倒，除了“大、洋、古”，就是美、日、韩了。
     

夜里穿过隧道，到浦东小陆家嘴欣赏黄浦江夜景。我到上海四次了，还是弄不清楚上海的道路，所以很佩服上海人脑子里那张清清楚楚的路线图。其实我很喜欢上海人的勤快和理性，上海也有不少豪侠仗义之士，但是我经常不敢表达，因为反对上海人的声音太强烈了。
      

我们十多人坐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宝莱纳”酒吧里，领我们去的陈小姐是李嘉诚在上海的房地产总代理，经手的钱是以“亿”来计算的。她说这里的啤酒是正宗德国味道，这里的德国香肠，她伸出拇指刷地推到我眼前叫道：“一级棒！”我们每人要了一扎啤酒，每扎100多元，味道确实跟我在柏林喝的一样，不过我仍然觉得还是我们哈尔滨的啤酒“一级棒”，德国啤酒只能跟青岛啤酒一道屈居亚军，或许这是我的家乡情结造成的狭隘心理吧。香肠上来了，每盘60元，大概有二两，我一尝，比我在德国吃到的要棒。其实我在德国时就觉得名满全球的德国香肠不怎么样，我吃了40多种，就没有一种让我能给90分的。钱钟书说德国人把“肉末”做成香肠，结果就不会“幽默”了。我倒是怀着阴暗心理另有高论：德国直到19世纪都穷得叮当响，老百姓吃顿土豆都感谢上帝，肉食更是经年罕见之物，所以才使得香肠业比较普及。正如上海的“泡饭”，本来是贫穷的产物，经济发达之后反成了特殊“风味”。以制造香肠闻名不等于就是香肠最好吃。最好吃的香肠我以为还是在中国，哈尔滨的“红肠”、“松江肠”、“蒜肠”我就不说了，免得人家又骂我狭隘。四川的腊肠、山东的肉肠、广东的风干肠都是一流的美味，连河南的火腿肠我觉得到了德国也能拿个名次的。德国香肠到了中国，入乡随俗了，自然就比在老家更香了。我吃得兴起，自个儿造了两盘。窗外的黄浦江流金荡翠，身后是中国最昂贵的楼盘——每平米15万，前面是菲律宾乐队在一曲接一曲地轰鸣——上海家庭流行雇菲佣，因为可以给孩子当贴身英语教师，每月大概要4000元到6000元。陈小姐问我乐队好不好，我说，我在那些菲律宾青年的脸上，看到了瞬间掠过的乡愁。我在新加坡和韩国，看过几部菲律宾电影。韩国人发不出“菲”这个音，都叫“比律宾”。这是一个被忽略了其内心的民族，申江虽乐，非我故土。在滚滚的国际化浪潮中，中国美国都各有其战略，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难道要永远出口“菲佣”来保持自己的球籍吗？
     

在上海的第二天，跑到金山区看海。路过“山阳镇”，我想这是不是鲁迅《孤独者》里讲的那个“山阳”。我觉得，必须理性地看待上海，才能发现这个城市的可贵之处。上海人的平等意识，不是强加于人的。上海人精明自傲，但一般不欺负人，也不容易被人欺负。上海人靠本事赚钱，靠大聪明和小聪明赚钱，但是不靠假冒伪劣。从我儿时的记忆里，“上海制造”，那就是“质量的保证”。在毛泽东时代，上海一个城市创造的国民产值，就占全国的1/6，而东北三省加起来，才占1/6。很多人一谈上海，就是什么外滩啊、豫园啊、新天地啊、张爱玲啊，惟独不谈伟大的上海工人阶级。《海港》里的装卸队长高志扬唱得好：“真是个，装不完、卸不尽的上海港，千轮万船进出忙。装卸工，左手高举粮万担，右手托起千吨钢”，李长春唱的，很有裘盛戎的风格，听了就浑身豪迈，唱出了新中国的大上海气派。还有那段更精彩的“满怀豪情回海港”，比《铡美案》还要过瘾：“看东方，晴空万里，霞光千道，江两岸分外辉煌。昨夜追舟江上闯，两岸灯火催快航。那时候，惊涛骇浪扑胸上，狂风暴雨抽脊梁。向前方，站稳脚跟眼发亮，驾汽艇，穿巨浪，举标灯，闪红光，挺直腰杆不彷徨。追上了驳、船哪我们心、花、放！”我曾经把最后一句篡改为《铡美案》里的那句：“将状纸压、在了爷的大堂上！”在大学宿舍里跟阿忆唱了很多次，后来觉得还是《海港》更胜一筹，精雕细刻的文学性更强。《海港》的缺点就是“阶级斗争”太突出了，按照我们这代人的庸俗想法，要是把一部分阶级斗争的内容换成爱情的内容，可能会更有艺术魅力吧。通过《海港》，我们还可以知道，50年代中国就跟欧洲有密切的贸易往来，故事的核心就是外汇货轮跟支援非洲的小麦船抢时间。那个时代到底是中国“闭关锁国”还是美国封锁中国，上海人民和东北人民可以给予更理性的答复。
      离开上海回北京，接到上海老同学郁文的诗《呈孔老大庆东兄》:

        醉里挑灯笑此身,廿年千里未归人。
        雕虫技小心偏喜,覆瓮策闲意甚真。
        壮且不如今更老,穷能固守自当贫。
        秋到幽燕悲摇落,漏静哪堪梁父吟。

      不要以为上海人民的最高境界就是读张爱玲和余秋雨，这位郁文兄的诗，我今天怕也写不出来呢。人家此诗本来无题，是我强迫他送给我的。嘿嘿，阿拉东北银，就这么不讲理，哪个不服气，俺白相死你！天儿不早了，该洗脚了，今儿个写到这儿就拉倒了，还有一肚子话都留着明天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