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防疫，应该站在第几层楼？

　　11月19日0时至24时，北京市新增一例死亡病例，男性，87岁，11日出现干咳症状，13日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19日病情恶化，因严重肺部细菌感染，发生脓毒症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

　　11月19日，郑州市新增一例死亡病例，女，81岁，因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于11月18日转院至定点收治医院，患者高龄，“2型糖尿病”三十年，“脑梗塞”病史两年；

　　11月20日，北京市再增两例死亡病例，一女一男，分别为91岁和88岁，前者合并脑梗病史多年、老年痴呆数年，后者高血压病史二十年（血压最高200/110mmHg），脑梗死病史六年；

　　11月23日，北京市再增一例死亡病例，女，87 岁，11月16日收治入院，因房颤导致心功能不全等基础性疾病死亡；

　　11月26日，重庆市新增一例死亡病例，男，91岁，入院时已出现意识障碍、重症肺炎、脓毒性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临床诊断为新冠病毒肺炎危重型。

　　然后，我就看见了一群一边说着“一粒沙一座山”、竟又一边说着“这么大岁数的老人早该死了，不必惊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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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地理性分析一波。

　　其实，1960前后出生的老人，说实话子女数量是有保障的，平均赡养成本并不过于拮据。

　　如果说这一代老人的感染去世都要被躺匪殖壬嘲讽为“应死尽死”，那么往后的一代代老人——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适龄生育人群（目前约50-65岁）恐怕就是真正的悲惨，如果我们真的躺平放开的话。

　　之前我说过财政危机，有兴趣的可以去微博阅读，见阅读原文。

　　而在财政危机中不得不提的还有一支：养老金困境。

　　还记得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延迟退休”风波吧，延迟退休政策的本质是不先解决平等问题，而谋求对契约开刀、想着先去解决空账问题。

　　养老黑洞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二十余年前瓦解国企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1998年前后，伴随着国企改制（工人下岗潮）的还有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打破契约的强政行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作为独生子女，独自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承担赡养成本的80后、90后们的焦虑到底来自于什么？他们既生不起孩子，未来也养不起老，眼下更是无力照料自己的父母即适龄老者。

　　那么如果真的放开躺平，他们的父母在疫情面前被谁照顾？那些被996的打工人的孩子，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还谈何照顾父母？

　　2015年，我国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014年的2.97：1降至2.87：1，意味着三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老人；至2018年，已六个省份的养老金入不敷出。

　　再往后推一代：今天80后、90后们交的养老金，都是在供养着当下的老人；而待到他们自己年老时，养老金从何而来？没准又能把退休年龄推迟到70岁、75岁……老龄化社会，眼下政府也无奈。

　　也许有人说“所以政府现在鼓励二胎三胎了呀”，但是收效呢？年轻人愿意生或者说敢生吗？

　　养老财政困难、老龄化危机等事端的祸首并不是不愿意生育的年轻人，而是让年轻人畏惧生育的社会现实：学区房、高物价、996、007、降薪潮、失业潮……

　　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此前香港疫情的死亡率为什么那么高？尤其为什么死的大多都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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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的香港生育率从1981年开始跌破2，1999年跌破1——到今年上半年呈现出的景象就是：自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11月15日，香港的总感染人数超过100万人，死亡人数10336例，平均年龄中位数86岁。

　　感染密度恐怖的整个九龙半岛，正是香港的老年人密集区。

　　这些老人没有足够的子女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他们连一张病床都弄不到，只能靠天等死。

　　穷苦的独生的年轻人们，聚集在油尖旺区、观塘区、黄大仙区，全部是中低收入地区，也正是香港疫情感染最严重的地带；而外资云集、寡头遍布的深水湾、浅水湾、赤柱湾等富人区，感染寥寥，一片歌舞升平岁月静好…………

　　今年年中开始，香港特区宣布放宽入境隔离天数，自8月12日起入境只需3天酒店隔离、4天居家检疫及红黄码制度，这一门户洞开的政策彻底引爆了香港疫情，也将老无所依的老人推向了深渊。

　　特别是香港也参照大陆地区实行“应收尽收”政策，但是在防控层面却向西方看齐，导致了大量轻症感染者占用公立医院病床位，致使重症患者无法收治，出现严重的医疗挤兑，这也让香港病死率、尤其是老年人病死率居高不下。

　　关于“群体免疫”这个概念，第一次真正大规模在国内被鼓吹和扩散，是在2020年夏天北京新发地爆发疫情时，当时某些专家和媒体利用民众“怎么武汉刚好，北京又来了”的情绪，大肆散播……

　　而就在那一时期，全球实行群体免疫被奉为典型的北欧诸国，其最直接的两个结果就是老年人和索马里移民死亡率超高。

　　没有任何歉疚地淘汰老年人，这种种族主义正是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也是“躺平”理论最大的心理依靠。

　　同样很热衷群体免疫的英国当时还推出“评分制”，启动淘汰老年感染者，甚至按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把有病史、健身与否等列为评分指标，1-4分之内优先治疗，5分起放弃。

　　包括法国，“70岁以上感染老人不进行插管治疗”；还有西班牙，“放弃对65岁以上老人的治疗”；还有意大利，“放弃60岁以上老人治疗，把生的希望留给年轻人”……

　　那个时候美国放任黑人在街头聚众游行，又是否也有这样的思维？

　　家财万贯的元首特朗普确诊没两天就紧急治好，那么人人都是尊贵的总统吗？

　　抗疫的两条路线斗争，不仅反映抗疫水平，这是刻画着政府道德和社会信仰。

　　群体免疫、躺平、极端开放等，是绝对绝对没得洗、没得尝试借口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一旦陷入社达，只会走向无底线的资本化、唯利益论。

　　鼓吹躺平政策，你先摸摸自己口袋里有几个子儿，敢不敢在摆脱规模性救治的情况下去硬刚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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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专家”连续三年聒噪不止的目的，我早就看明白了：将中国强行纳入进“世界主流抗疫局面”即欧美的失控局面中。

　　这样一来，原本依靠着中医药治疗和高效封闭措施实现了阶段性清零的中国，就会被动得与西方世界“共存亡”，承接西方世界无力抵御病毒的危机转嫁，使我中华绿洲可在一夜之间沦为炼狱（因为我国人口相较于西方，密度太大了）。

　　仔细阅读某些专家三年来的言论，可以很容易得品味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调性：他们从来不拿自己自己当「中国人」，而是拿自己当一个「世界公民」。

　　所以，他们抗疫思维的一切出发点、一切标准和一切落地，都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和西方不断变化的现状为参照物。

　　比如疯狂地反对封城，比如疯狂地催促国门洞开，比如忧心忡忡地“以经济为中心”，比如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因为抗疫太牛逼而被世界“边缘化”……

　　对于这部分人士，我只能说：既不懂中国共产党，也不懂中国人民；既不尊重中国共产党，也不尊重中国人民。

　　党在他的眼里，是要听他调拨指挥的；十几亿人民在他的眼里，更是一群供他实验、做“压力测试”的小白鼠而已（“压力测试”这种法西斯词汇都能堂而皇之蹦出来，我有时候真感叹中国的言论自由才是开放躺平）。

　　从2021年的南京到2022年的石家庄，一直有人在隐隐地做着“测试”，但是这种“测试”无需争论、毫无疑义必然会失败。

　　推荐阅读：靠的不是“科技”，而应当是人民

　　同时，从政治角度来看，当中国再度被欧美的病毒攻破国门之后，就新冠溯源这一已成当前国际斗争最重要议题之一的角斗场，中国的身位会被瞬间矮化。

　　对于新冠溯源这场战斗的极端极端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中国未来国际话语权争夺的重要性，以及美国越来越清晰的制造疫情、投毒亚洲和欧洲的嫌疑，此前我已有文章论述，不再这里重复。

　　推荐阅读：新冠溯源疑云

　　中国今天“疫情孤岛”的地位，是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中医药的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和卫生意识、千万量级的基层党员干部和医护工作者的日夜奋战所换来的。

　　推荐阅读：中医药抗疫

　　风雨中的“孤岛”，于岛上人是幸福，于岛外腥风血雨里的妖魔们而言，则是靶子。

　　他们千方百计地妄图将狂风暴雨沾染进中国这座一尘不染的孤岛，如过去二十多年他们所习惯的“经济全球化”那般，继续着“疫情全球化”，幻想着让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一同卷入西方的病毒漩涡，将解放区污染为沦陷区。

　　从很多角度而论，当下，中国仍然必须坚持动态清零。

　　我们可以反对动态清零政策中出现的任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买办黑手、一刀切、扩大化——事实上我本人都十分关注这些基层乱象并经常用微博帮忙转发扩散——但是，我这么做恰恰正是基于我支持动态清零。

　　在我看来，这些基层乱象不但不能代表动态清零，反而是在扛旗反旗得给清零政策上眼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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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最后我倒也想多说两句，尽量悠着说。

　　说实话，很多时候，「坚持动态清零」其实这是一种无需多言的正确，这不是政治正确而是实际正确。

　　但是关于此的讨论，也仅限于站上第四层，第五层是上不去了。这很无奈。

　　比如坚持派说的（也是我前文写的那么多文字）：“如果不清零，会有老人死去、穷人抢不到床位”——不禁试问：为什么医疗资源是要用“抢”的？为什么凡资源分配都涉及到阶级能量的分层？故而不得已而坚持动态清零（毕竟是对广大底层最友好的抗疫政策了，然而有无人想过为什么会有所谓“底层”？）？

　　再比如反对派抱怨的：“总是清零，不让我上班或开张，我房贷车贷没法还了，我要穷死了”——又不禁试问：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巨额的房贷车贷等高企的生存成本的？为什么一套房一辆车就可以压倒一个家庭？以致于一项卫生领域的扑灭病毒的政策就可以间接让一个家庭在经济层面破产？

　　一个个个体户与小企业主们的悲剧，充分反映了私人资本在公共灾难面前的脆弱性，以及过去许多年流传的“市场万能论”、“远离政府论”的破产。

　　特别是以循环贷款为主要再生力的经营模式，在灾难来临时简直不堪一击，没有任何人能为他们兜底，他们没有“集体”、没有“群体”，一切权责自有自负。

　　当前，民营市场主体占全国市场主体的比重，已到98%，最近十年民营经济新增就业总量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总量100%以上——换句话说，除却国企职工和领导干部群体，几乎肉眼可见的全国「群众百姓」群体，都被扔置于市场经济的资本牢笼中。

　　推荐阅读：停贷声是苍生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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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层没法上去，于是我们只能在第四层说：坚持动态清零、坚持动态清零、坚持动态清零……

　　1964年写给卫生部党组报告的批语和1965年的《六二六指示》中，毛主席曾有过精准批判：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为什么类似于赤脚医生这样划时代的社会主义民生项目会几近消亡——世界卫生组织认为80%的医疗需求可以在基层得到解决，而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量比例自2009年的医改开始不断下降，从61.8%下降到五成左右。

　　以致于，在防疫进入瓶颈期时「分级诊疗」又被不厌其烦地推上台面。

　　以分级诊疗来说，理论上都是完美的，但没有人能保证在当下的现实环境里分级诊疗不会演变成「分阶级诊疗」……

　　第四层里说的这些所有话、所有道理都是正确的，一旦躺平我国的国情确实是承受不起的，很多人会失去生命，这道理大家谁都懂——但是，也都透露着某种时代性的无奈，它让一项正确的卫生政策时时遭遇无奈。

　　有人说：“有些群众啊，既要…又要…，简直是要累死党和政府…”

　　对于这种维稳论调，我只想说，所谓“既要又要”，这可不是我提出的，这就是党给出的抗疫指导思想：“既要滚动实现疫情动态清零，又要巩固拓展经济稳定向好态势，还要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

　　从更大层面而言，所谓“既要又要”，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特征，不然怎么说“社会主义好”呢？不然怎么说社会主义有别于资本主义、新中国有别于旧中国呢？

　　如果做不到“既然又要”——即要么一刀切懒政主义的防控，要么投降式开放主义的躺平——那么一定都是非社会主义的，都是有忤共产党人党性的。

　　再说下去就要走到第五层楼了，还是收脚吧。

　　站在第四层里泼墨挥毫，我们只能一遍遍地呼吁：必须坚持动态清零。虽然这是一种无奈，哪怕这是一种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