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读后感：从集体主义说起

　　针对近段时日防控形势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沉思良久。自年初一些大城市的情形开始，全年不难让人觉得，是“有苍蝇在叮有缝的鸡蛋”，和朋友说起，朋友生气地说：那还不是因为鸡蛋自己有缝？笔者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一些时日后，明白过来：对于有缝的鸡蛋，重点是应想法儿让裂缝愈合，同时力排外面的苍蝇(甚至也要排除苍蝇的那味道)，而不是让苍蝇来叮它或者认为苍蝇的“叮”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内部的功夫要做足，对外面的影响也要拿出力量。总之，事态是复杂性的，需要以做好内功为主并且全面应对。新潮沉思录公众号《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一文对这种复杂性概括得较广泛：

　　“产生这种割裂的社会物质性，早在新冠来临之前我们就已经在不断的探讨，中国的超大规模复杂性，‘三种现代性’同时存在的复杂情况，内外环境和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意识宣传领域某些方面的混乱，共产主义退潮后西方媒介权力的话语和认识重塑，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城乡二元体系对立与社会割裂，晚期资本主义下的后现代趋势和群体极化现象，先发国家的媒介权力影响，东方主义和河殇思想的长期侵蚀等等问题，综合造就了国内互联网特殊的舆论场。”

　　而对于近两日的火灾及其影响，一些细节各有说法，难以判断，无法以严苛苛责的态度去揣测当时基层人，而平日里的举措在危急关头造成不好的结果却是不难理解的；另一方面，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声音难说没有情绪化者，甚至可能存在有意扩大事态的恶意的苍蝇般的行为，不过很长一段时间群众广泛的憋闷和难受情绪却是不难理解的。对外来影响已有很多讨论，笔者此文就前述“以做好内功为主”谈点下面的看法，当然看法可能并不全面，算作部分探讨吧。

　　结合读金靴文化公众号《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和新潮沉思录公众号《两难困境与基层之痛》两篇文章的感想，思考如下：

　　第一个大问题是关于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分以下4个小问题。

　　1.什么是违背群众路线的整体主义、大局主义：

　　考虑目前各地形势防控中所表现出的过度行为、一刀切等问题，本质上是地方政策管理部门脱离了群众、违背了群众路线；他们如果仅仅是强调以所谓的防控“大局”、仅把国家政策借为名义、并仅为此而一封了之、静默了之，那实际上就是懒政，更深了说就是违背了集体主义、脱离了群众，搞的是“整体主义”、所谓的“大局主义”——其“大局观”本质上是其个人官运、地方小集团的利益观，而真正的集体主义观念是立足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2.这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共性与区别：

　　这种整体主义、大局主义，以及扩展至《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文中所举的国民党、韩国的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的例子，本质上是个人、小集团的利益主义、少数人的大局。

　　不过，(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也是少数人的、资产阶级的自由。

　　所以共性：都是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

　　他们的区别在于：

　　(1) 整体主义大局主义，在西方不多见(或可能只在爱国等方面吧)，但在东方，如文中韩国和国民党，常见：用“大局主义”将群众驯化为安分守己、牺牲自我权利的顺民、奴民，从而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大局。——常表现为官僚主义。但这在西方不常见——也常表现为官僚主义而在西方不常见。

　　但，(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目前在东西方都常见。

　　(2) 由于(1)，东方的人民群众，既要无形中受(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被剥削，又要因为所谓的“大局主义”在权利受损时而被“道德绑架”并沉默忍受。

　　3.真正的集体主义，要真正地践行群众路线、立足于群众，发展“全过程民主”(包含选举、管理、监督等等的全过程)。所以，从防控来说：既要防控(从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出发，进行防控、不大规模传播、保证人民健康是必要的，换言之就是力保健康、力争上游、不躺平放任)，又要维持经济和群众正常生活少受影响，相当于是在困难的环境里还要保证更好的结果，所以，这本身不亚于一场“战争”；既然是一场战争，那么必然地就要求各级政府人员有更大的主动精神、更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付出更多的心思精力和心血，振奋精神，来应对战争——而不是抱以“形势不过短暂冲击、凌乱混乱也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幻想、不是将做官的四平八稳的状态视为习惯了的常态。那么进一步地，振奋精神、付出更大的心思精力心血，就是要“走好群众路线”“保障好群众利益”，即就是要发挥好政府部门和领导人员的“协调组织”能力，以及面向群众、企业、基层干部等的思想政治的凝聚统战能力：比如组织协调，不仅要尽可能地追溯管控形势，又要同时保障好人民群众生活就医需要—特别是这个“保障工作”，若政府保供力量不够，就要发挥好协调组织力、组织群众、企业力量，同时想好保障工作中怎样尽可能地不使形势扩大、如果扩大了怎么办的预案；再比如思想政治的凝聚统战工作，就是要发挥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协调群众、企业等各方面矛盾，凝聚力量、捋顺力量，有效分工合作，共同面对；再比如，就是上面两个“比如”中都是要群策群力，集中群众、企业的智慧和能力。

　　再从工作水平和能力问题来看：如前述，本身的这场“战争”必然地要求各级政府人员积极主动、多费心思，在主动精神和心思心血之外，还有能力：协调组织、思政统战的能力。曾经地方村支书可能比大多数群众能力、觉悟要更高些，如今“世界更平了”，这就对各级政府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他们经常联系群众、了解群众、深入群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都不了解群众，怎会在困难时刻有能力解决群众的困难呢），所以官员们更不能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自封在自己的利益范畴内了。（论述回到群众路线的起点）

　　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集体主义（不走大局主义(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的实现与践行而言，至少，“反腐永不停歇”“坚持斗争原则”是正确的、十分必要的。

　　第二个大问题是主要关于权责不匹配问题，也分以下4个小问题。

　　除了上述缺乏集体主义（群众路线）、群众只是被管理者的角度可以解释防控中为何出现各种问题，通过《两难困境与基层之痛》一文中的“运动式治理难以持续”和“基层责任大而权力小”也可解读。

　　1.运动式治理难以持续：毕竟人会疲劳和厌烦，所以在保健康+保增长重大事务压力下，基层工作人员长期也会顶不住——这样，就需要组织(制度)结构、甚至包括基层经济基础都进行配套变革，才能达成目标（比如以前依托公有制单位，来组织+保障群众利益）。

　　2.基层责任大权力小：不难想见，由于之前所说的懒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问题，各级政府一级一级把责任下压，（当然，权责不匹配本身也发挥着其机制作用）：区县一级下压给乡镇街道，乡镇街道下压给社区和村，最后社区和村把压力下压给公众——这就构成了一刀切“因为一刀切本质上是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负担的一种操作”：所以，面临病例和可能的扩散，责任压力下就长期封控了，并对就医、买菜等重重阻拦，因为基层只背负不让形势扩散的责任、却没有临机决断而不受责罚的权力。

　　可以说，责任大权力小这一机制本身在基层发挥着作用，而懒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问题也同时在各级管理部门发挥着作用，并且高级部门的懒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问题也会造成基层的责任大权力小问题（即区县一级懒政官僚脱离群众，就会下压责任，造成基层责任大权力小）。

　　3. 如果加入腐败问题，（通常在区县、乡镇街道两级，如某些地方政府和特定的保供企业利益一致从而倾向于长期封控以增加企业利润，或如某些地方政府与核酸检测企业利益一致从而倾向于长期封控以增加核酸采集量业务甚至不惜制造“假阳性”），那则是更加严重的、彻底的脱离群众，以至于变成了被资本腐蚀、资产阶级化了的地方政府。

　　4.解决：懒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是一个长期、深刻的问题，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改变；

　　权责不匹配较容易改变：要么，落实区县、乡镇街道的责任（出现保供、就医等问题后重典问责地方负责人，而非基层执行人员），以迫使区县、乡镇街道主动下基层去解决问题，但这也可能反而导致区县、乡镇街道更大的责任下压和更严格的在基层一刀切封控；要么，既然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直面形势防控工作，那么，就让基层一线人员的权责匹配，即基层一线人员既背负不让形势扩散且保证必要保供就医的责任，也要有临机决断而不受责罚的权力，比如面对紧急就医和居民生活等紧急情况有临时决策权。显然后一种更好。这样基层权责匹配，不仅机制顺畅，而且能发挥基层的主观能动性，甚至可以为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解决基层脱离群众问题打基础。

　　就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解决基层脱离群众问题而言，（早期依托公有制单位时期，基层群众以厂为家，相互熟识，存在基层社会关系网，所以，基层问题由基层群众协商合作解决，形成集中意见报企业上级协助并获得支持，所以，基层群众即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可以说是自我管理、广泛参与民主过程），观察今天的基层治理，由社区专职负责，平时和群众接触少、不熟悉，群众们也仅仅是2020形势开始才熟悉这个基层治理单位——缺乏和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网，是其脱离群众的原因；形势面前，社区这专职管理者开始运行、展开管理工作、给群众发布消息、实施各项上面压下来的任务(责任)，但是这样一来，他们仅仅是管理者了，人民群众仅仅是被管理者了，他们脱离群众，群众被动地受各种管理。——这种基层管理与被管理的分离，其实，是典型的以陌生契约关系，取代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市场化逻辑，正如同我国曾经依托国企和社队的中小学、卫生院、福利房均被改开90年代以来撤点并校、商品房、医疗市场化改革所替代，由此造成了分散的人民群众的一个个个体在面对市场化中更加强有力的各种市场机构（名校、房地产企业和物业、大医院等）时的那种迷茫和无力感。换句话说，基层的改革需要让人民群众团结、组织起来，而不是和群众分离开、让群众成为一个个孤独的个体，需要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因此，分级诊疗、保障住房、教育均等化等等改革是需要联系整个基层治理体制的系统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