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多角度多层次思考

关于文革多角度多层次思考　　

田忠国　　

文革是毛主席一生中办过的两件大事之一，而且，他曾经把自己---办第二件大事时---的角色定位在教员上。这个定位就值得思考、研究，因为，我们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定位，而是进入文革价值机制的一扇大门。研究文革的文章可以说车拉船载。从反面研究文革的，大多对毛主席自己的定位避而不谈，从正面研究文革的，有人虽然多次提到主席自己的定位，但均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还注意到，毛主席曾说文革是一场大演习。　　

对这句话，有人认为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演习。这一说法，文革期间的说法，正面研究文革的也延袭了这一说法。但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非靠说说就能做到的，而应该有如下条件：　　

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如果你连资本主义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甚至全力复辟资本主义还以为搞社会主义呢。所以，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首要的是建立资本主义价值判断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判断标准。有了这两个价值判断标准，人们才可能识别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了识别能力，才可能有预防。而建构资本主义价值判断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判断标准，必须是无产阶级理论家，也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文章立足点只有一个：劳动大众。而劳动大众的对立面，是滋生剥削思想的官僚机制。由此可知，文革旨在建立：　　

1、构资本主义价值判断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判断标准。　　

2、建立无产阶级价值秩序，也就是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　　

3、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即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　　

4、建立劳动大众对官僚阶层的动态纠错机制。而这个纠错，并非是简单的对工作失误的纠错，而是方向路线上的纠错。　　

5、如果前面的防火墙失去效果，最后一道防火墙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而这个价值机制的总纲，是75版宪法。　　

所以，我们认为，75版宪法是对文革实践的总结。有人可能说，文革是一场浩劫，你的观点不对，对于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还有专门论述，不赘。有人也可能说，毛主席根本没说过什么价值机制，所以你的观点不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思考另一个问题：自为阶级和自觉阶级。大家知道，劳动大众人数众多，本应力量最大，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却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为什么力量最大的阶级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呢？　　

因为，整个阶级处于自为状态，也就是各想各的、各干各的，形不成共同意志，形不成共同意志，也就形不成阶级力量。这就象大海，如果取出一滴水，什么力量都没有，如果一滴滴水汇大海，就会掀起掀天巨浪，其它力量再也无法阻挡。这就需要从自为到自觉。有了自觉意识，劳动大众才会融合到一块。　　

光融合一块还不行，还需要价值秩序和价值机制，不然刮什么风都掀起掀天巨浪，即可能起到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助推作用，也可能起到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作用，所以，这就需要社会主义的价值秩序和价值机制。所谓社会主义价值秩序、价值机制，就是起到刮什么风，风往哪个方向刮的枢机作用的。　　

但劳动大众即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秩序，什么又是社会主义价值机制，怎么办？毛主席只得当教员。起初，或许他只想培训一部分培训师，由培训师操作（退居二线），但想不到，培训师有自己的培训计划，而且朝相反的方向培训，这才有了“炮打司令部”。有人认为，“炮打司令部”是毛刘分道扬镳的主要标志，我则认为是对一线培训师的大声断嚇：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复出。　　

读　张宏良　先生“准确惊人的历史预见，旷古绝伦的理想悲剧”一文和符文，我们才知道主席生前明确意识到中国存在赵高，这才建构了一个制约赵高的机制，但想不到因人的一念之私，打破了这个制约机制。也就是说，制约机制在，赵高存在也只能为无产阶级服务，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制约机制不在就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二、我们注意到　张宏良　先生在“准确惊人的历史预见，旷古绝伦的理想悲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此，我们十分真切地看到了理想主义者的内在悲剧：不是不能为之，而是不去为之。如同哲学家培根所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既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变革者悲剧的共同根源，更是当代中国左派摆脱困境最大的道德障碍，是中国左派与右派相比最大的选择劣势。左派受内在道德的约束，往往只坚持选择那些高尚手段，而对明知成功有效的那些卑鄙手段，往往是连想都不想地便弃之不用；而右派则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在政治斗争中完全是不择手段。”其实，这个道德缺陷是整个无产阶级的缺陷，即，利劳动大众，但又不损害剥削阶级，比如说“劳动改造”、“要文斗不要武斗”、“虽然有车子有厨师，但是没权了”等等。这种道德体系的不完整，或许源于无产阶级对阶级改造和社会改造认识的不全面、不深刻，应该反思。　　

文革即是对无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也是对剥削思想者的救助。有人可能说，你说的不对，文革是浩劫。我说是对剥削思想者的救助的原因，有毛主席写给周总理的信为证：“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由此可知，毛主席把有剥削思想的人，还是当作人民内部思想矛盾处理的。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只所以消灭剥削阶级的原因，在于剥削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如果一个人放弃了剥削压迫思想，放弃了剥削压迫行为，无产阶级还会革他的命吗？不会了。无产阶级不革他的命了，他还有生命之灾吗？　　

远的不说，就说杨佳案和通钢事件吧，如果上海公安系统能平等公正的对待杨佳，杨佳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吗？我想这个问题人们都能回答出来。通钢事件那个命丧黄泉的资本家呢？如果他不是剥削压迫通钢工人，而是为通钢工人造福，通钢工人恐怕感谢他来不及呢，怎么会送他去极乐世界呢？　　

所以，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即是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纯洁性的需要，也是避免用刀子讲理的途径。从这个角度说，劳动大众需要感激毛泽东，感激他建立的那个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那些怒斥毛泽东不给他享受权和剥削权的人，那些恣意解体无产阶级政权和大众民主价值机制的人，也应该感谢毛泽东，因为，没有毛泽东建立的大众民主价值机制对他们的保护，陈胜、吴广们就有可能用他们的血祭旗。所以，系统思考是人们走出思维误区的关键。　　

试问那些称文革是浩劫的先生，文革是浩劫呢？还是对剥削阶级的救助？　　

有人认为这是个道德问题，所以一再说企业家要流着道德的血。　　

其实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个剥削制度问题。在剥削制度下企望企业家流着道德的血液，就等于把刀子送到凶手手中，企望凶手扔掉刀子。　　

三、左右之争的焦点，一是认为剥削压迫劳动大众的思想文化、剥削制度是反动的、落后的，所以应该消灭；一是认为剥削压迫制度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因为，没有剥削压迫，社会发展就没有动力，所以，到目前为止，剥削压迫制度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也是社会发展最有效的制度。前者被主流社会认为是文革余毒，是毛的余毒没清除干净的产物，是极左或者毛左，必须殂杀，为“改革开放”扫清障碍，也是主流媒体清剿的对象，后者则是当今主流媒体热捧的对象。　　

我曾在“奧巴马的战争威胁和中国的应对策略”一文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再联系到2007年，美国财长鲍尔森就说的“今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进展，如果中国停滞改革开放的步伐，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美国绝不会置之不理”的话，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意志正趋于强烈。不仅如此，鲍尔森的话也直白的告诉世人，中国是为美国利益而改革开放的。”　　　

主流媒体的热捧，也是美国财长鲍尔森的期望。　　

但问题是，一个主权国家为别国的利益而“改革开放”，而且成为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共识，成为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努力奋斗的目标，这正常吗？如果四人帮中国会为美国利益“改革开放”吗？如果不是为美国利益“改革开放”，而是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文革就是中国建国不到二十年开始的一场最大的改革）、为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改革，那就证明四人帮是对的。如果相反，四人帮的改革是为美国利益的改革，而不是为　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为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改革，四人帮就是错的。　　

所以，判断文革对错并不难。　　

当然，如果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文革式的改革自然是错误的，而文革后的改革自然是正确的，但如果站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站在劳动大众当家作主的立场，文革式改革自然是正确的，而文革后为美国利益的改革开放自然是错误的。如果文革式改革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文革后改革开放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文革式改革就是错误的，文革后改革开放就是正确的，如果文革式改革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文革后改革开放产生了官僚资产阶级，文革式改革就是正确的，而文革后改革开放就是错误的。　　

有人可能说我陷入了两元论的泥淖，但是试问，自然界的阴与阳、高与矮、长与短、上与下，哪一样不是两元对立的统一？整个自然界、整个宇宙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因为，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或者说，对立是统一之因、之始，统一是对立之果、之终，而后又有新的对立、新的统一；没有剥削压迫，就没有反剥削压迫，没有反剥削压迫，就没有价值目标趋同。对立是宇宙生生不息之本源，统一是宇宙生生不息之结果。　　

再比如说先进与落后问题，有人以为美国利益改革开放，损害中国利益和民众利益为先进，反对为美国利益改革开放，维护国家利益和劳动大众利益必然为落后，反之亦然。有人以剥削压迫为先进，反剥削压迫自然就是落后。如果以反剥削压迫为先进，剥削压迫自然就是落后反动的了。　　

从相对论的角度说，剥削压迫既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样，反抗剥削压迫也因剥削压迫的客观存在更为合理。也就是说，对于政治经济理论的探讨，在阶级存在，或虽然消灭了阶级，但剥削思想还存在的社会，首先要选择一个立足点，也就是阶级立场问题，其次才能在大历史观、全球视野观的观照下，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凡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都是正确的方法。　　

但正确的方法不等于没有阶级性，比如，在剥削压迫制度下，工人反抗剥削压迫，资本家拿出解放方案，在资本家和工人双方相互让步的情况下，工人不反抗了，问题得到了暂时解决。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说，问题得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但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不是就没有阶级性了呢？显然是有的，因为，它以剥削压迫制度，维持继续剥削压迫为前提。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并不等于人类发展的先进性。　　

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不管是剥削压迫制度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消灭剥削压迫制度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是先进，但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比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好，更比助推问题朝更为严重的方向发展好。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看，中国主流精英是中国灾难的制造者，因为他们只会为捞取或者抢劫劳动大众财富出主意，不会为解决问题也就是避免抢劫想办法。那怕是减缓抢劫速度，延缓灾难发生也总比助推灾难发生好一点。　　

四、毛泽东曾经这样说：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　　

什么是标准？自然科学里有标准，社会科学里也同样有标准。现在有人说社会科学里有标准的观点落后了，没有标准才先进，因为，社会科学里的价值标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不利于同世界和谐。其实，他们所说的不要标准，并非真的就没有标准，而是他们自有自己的标准，比如，资本家入党领导共产党、建立剥削制度就是先进，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落后。他旗帜鲜明的改变党的性质就是先进，你弱弱的质问一声，改变党的性质真的是先进吗？他就会装猫变狗，以少有的才子风格，排比句犹如连发炮弹，证明你如何如何落后，然后，又加一句“你是党内即得利益者”。　　

其实，一个是共产党的高官，学者，而且是腰緾亿万的高官学者，一个是平民百姓，而且是非党派平民百姓，而且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平民百姓。一个参与起草十七大报告的高官学者，而且是腰緾亿万的高官学者，一方面主张资本家入党，代表党的“先进性”，一方面连谁是“党内即得利益者”都分辨不出来。　　

是分辨不出来？还是别有用心？　　

试想，如果是文革期间，如果四人帮没被打倒，这样“先进”的高官学者会被留在党内么？如果文革期间这样的高官学者留在党内，而且代表了中国的“先进性”，而且四人帮支持了“先进性”，文革就是错误的，四人帮就是人民的敌人，如果文革期间这样的高官学者不会留在党内，即便混进党内，而且不允许他代表中国的“先进性”，四人帮“先进性”进行了坚决斗争，就说明文革是正确的，而且说明四人帮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人民利益的保护者。　　

　孙立平　先生在“中国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文这样说：　　

“……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虽然我们对　孙　先生最后一个判断不完全赞同，因为，不开放技术照样会进步，甚至我国的天空飞得不是波音的大飞机，而是中国的大飞机，计算机的CPU也不是英特尔的，而是中国自己的心。但　孙　先生前面的判断是完全正确。不要说一般百姓，就是被称为白领的白领们，如果他们现在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三个孩子（　孙　先生最低的估算，因为，前三十年的家庭一般四、五个孩子的居多，当然还有更多的，想想他们会如何？还能白领起来吗？　　

假如白领们在文革期间，假如和现在一样只有一个孩子，假如白领们的收入水平是文革时的平均水平，今天的白领，就可能比昨天的白领差得多了（当然，那时没有白领之说）。当然，有人会说，昨天的白领再好也坐不上小车，这是事实，假如一百年或者二百年后，每个人都拥有了水、陆、空三用汽车，最穷的穷人也拥有了，试问，你说是现在好还是一百或二百年后好呢？　　

如果一百或二百年后好，人类全部进入休眠状态，一百或二百年后再醒来，一百或二百年后会如何呢？当然，历史没有假设，只有事实，那么，一切研究历史的理论、思考，同样不能以假设作为社会判断的标准。　　

小结　　

文革是中国革命历史在建设时期的历史继续，是无产阶级管理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是树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丰碑，无论是否定者也好，赞美者也罢，任何人都无法否定它的客观存在。当然，否定者自有否定的理由，赞成者也自有赞成的原因，但不论是否定还是赞成，都是由个人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因为，超越价值判断标准的判断是不存在。同样，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标准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学除外），因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价值判断体系，所谓的去意识形态就是去自己国家的价值判断体系，以它国的价值判断体系代替之。而以别国的价值判断体系代替之，是一种比卖国更可怕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卖国是一种获取个人利益的自觉，以别国的价值判断标准代替之，人们就会陷群体无意识当中，也就是说，卖国反而以为没卖国。从这个角度说，不论是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还是资产阶执政的国家，价值判断标准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个国家失去了价值判断标准，就如一只船在大海中失去方向，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当然，我们也常常看到代表“先进性”“创新”理论，常常以超越价值标准为理论创新的标准，比如说，超越党的性质，让资本家入党为“先进”，以维护美国利益为国际规则，其实，他们所谓的超越价值标准也即意识形态的“创新”并非无标准，而是以剥削压迫和美国利益为标准。　　

最后，我们重新学习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主席的话：“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　　

重新学习这段话的目的，旨在提醒人们，文革期间中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价值判断体系，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实践，已经检验了那套价值判断体系是否正确，并将继续接受未来的检验。由此可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非是为了否定历史的概念，而是对概念的验证。　　

2009-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