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命运再思考

中国命运再思考　　

田忠国　　

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也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没有了，中国人民怎么办？毛主席生前曾说，如果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左派会起来打倒修正主义。主席的这个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或许主席生前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人民会被资改精英同美国联合起来对中国人民洗脑，而且这一洗就是三十年。面对资改派的猖狂进攻，面对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试问，毛派，也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到哪里去了？　　

放眼看去，喏大一个中国，数千万中国共产党人，十三亿中国人民，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除了一些高官为资本家式的资产阶级学者撸胡子，面对无产阶级亡国的客观事实，竟然只有几个非党民众为之呐喊，只有几个无产阶级的学者，比如张宏良、沈水根、陶冶等等不多的几个学者为之痛心疾首，揭露、批判美国派资改精英灭亡无产阶级国家性质的罪行。而人民大众中有人对资改精英的批判，不是拘留，就是下岗，或者受到各种各样的警告。　　

问苍茫大地，这正常吗？　　

问7000万中共党员，这正常吗？　　

问十三亿中国人民，这正常吗？　　

如果人们共同回答正常，那就是天意灭国、灭党，因为，中国从古至今所说的天意，就是民心。所以，天意说从来不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如果人们回答不正常，7000万中共党员怎么办？全国十三亿人民怎么办？是接受资改精英同美国联合起来宰割自己，还是面对资改精英的胡作非为共同说不？　　

思考这些问题是令人极其痛苦的，因为，这本来属于高层和中共党员思考的问题，用不着一个并非党员的平民百姓思考这些问题。以前，我读“皇极经世”一书的时候，对邵康节议论民众议政，天下大乱之兆的说法，总以为是愚民的说法，现在终于明白，邵康节其实要说的是，民众议政的原因，在于高层无议政和维护公平正义能力所致。高层失去议政和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任何人想不天下打乱都难。陶冶先生在“也谈用毛泽东思想治党”一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如果党竟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到工作的缺点，如果党竟然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的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由此可知，邵康节所说的民众议政问题，实在是为政者的错误得不到改正所致。　　

民以国为家，所以最关注国家兴衰。因为，无国则家无居处。　　

官和资本以利为目标，所以最关注如何维护剥削与掠夺的特权。或许，这就是毛主席说“治国在于治吏”的根本原因。以吏治民，则掠夺之风兴，以民治吏，则天下公平、四海咸宁。因为，民治于官，则官员掠夺欲不敢起，官治于民，则吏无治，官员掠夺欲恣肆横行，则天下大乱不远矣。这就是文革，也就是大民主的要义所在，也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一致否定文革，反对大民主的根本原因。　　

所以，无私者必爱大民主，自私者定恨毛泽东。　　

因为，晚年毛泽东建构的大众民主的价值机制，堵死了官僚阶层掠夺民众的所有渠道，是官僚阶层最痛恨的东西。但问题是，大众民主本来是保护劳动人民的价值机制，为什么有人取消这个劳动人民的保护机制时，劳动人民不仅没有表示反对，而且还以极大的热情给预支持呢（有志于研究这个问题的朋友，不妨深入研究一下）？这是一。其二，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亡了，但这个国家还在，宪法还在，中国人民是不是到了维护75版宪法的时候了？其三，中国是否该来场全民大反思，明明是解构国体、改变国家性质的大犯罪，为什么中国还美其名曰“思想大解放、大改革、大创新”？而且，对国体破坏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还屡屡获奖。如果中国的党和人民大众不具备这种分析判断能力，亡党亡国虽然是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资改精英---导演的结果，但是不是毛派共产党人和普通党员以及全国人民都有责任？其四，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在中国恢复剥削制度还不满意，而且堕落为美国的代理人？　　

我们常常听到人谈中国崛起，但一个国家连反思的能力都没有，崛起那不是扯淡吗？这是一。其二，正因为失去了反思能力，你连崛起的前提条件：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都连根拔了，所谓崛起恰恰是自绝生路。　　

所以，解决中国未来命运问题，首先要解决价值判断体系问题，解决价值判断体系，必然要以马列毛主义为中国政体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吴敬琏“自由剥削掠夺”的马克思主义。写到这里，我们止不住要问，吴敬琏的“自由剥削掠夺”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了呢？不要说自由剥削掠夺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的，就是不是太过自由的剥削掠夺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自由剥削掠夺怎么就成了吴敬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了呢？中国是不是也要对中国化的、自由剥削掠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了？　　

还有，中国有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为什么没有研究出马克思主义是消灭私制，反而如　高尚全　先生研究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真理”就是发展私有制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辱，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一。其二，以剥削压迫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员，是不是该清理出党了？其三，党的宽容是对批评党内错误的善待、尊重或保护，什么时间变成保护破坏党和国家性质、严惩维护党和国家性质，批评党内错误的？　　

在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上，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资本家可以参政议政，但后三十年，怎么就让资本家领导共产党了？比如　高尚全　先生，　吴敬琏　先生，哪个不是身价百万，甚至千万、亿万。共产党领导资本家，改造资本家是党的责任，但想不到，中国一特色就变成资本家领导共产党了。　　

陶冶先生在“也谈用毛泽东思想治党”这样说：　　

“我觉得党要成为领导者，也可以说保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就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就应该公开地承认错误，诚恳地纠正这些错误。建国后毛主席注意到了，而且也做到了，不断地看到缺点和错误，不仅承认了，检讨了，也在不断地改正。就是文革中的“斗批改”也体现了这个精神。可是文革结束了又怎么样呢？尤其那个所谓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几乎认为赶上遵义会议了）之后，就好像一贯正确了，没有缺点和错误了。在“改开”的进程中从来没有听说过失误，都是改开的不够，需要“深化”或“进一步”。对于这么多年的进程，不仅不看缺点和错误，也不准议论和评议，只要有一个“不”字，就说是“反对改革”、“跟中央不保持一致”。如果是多人议论，则有可能被看成“不稳定因素”。我们党如果这样下去，仍然感觉良好不容许检验和评议，自我又不做批评，那么7000多万党员起到了什么作用啊？7000万都不能履行党员的义务自我批评自我检查自我监督，那么13亿还能怎么样呢？有人曾批评过毛主席搞的是“愚民政治”，那么其他人就可以搞“愚党政治”吗？党的队伍里，党内的7000万，绝对不可能是一条心的，有的可能是半条心，有的可能是两条心，把本应和党在一起的这条心弄到对立面去了。但是，却还是共产党中的一员。他们都还在党内，也都是堡垒内部的。这个7000万中有没有给咱们党使反劲的呀？当年有个王实味，现在有没有啊？我看不仅是一个王实味，而且高实味、张实味、吴实味、贺实味都出来了。我们党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措施了？这些个“实味”们照样拿工资、坐小车、上讲坛、发文章。什么原因？他们依仗什么？这些人的共产党的外衣该不该扒掉？有他们在胡闹，把党给糟蹋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给搞没了。回过头来他们还说共产党没有执政能力，甚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合法，更甚的是指名道姓说总书记的领导地位都不是合法的。我真不明白，我们党可真的宽容得没边了！他们把党搞得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像共产党了，就想起给共产党改名了。你说他们的胆子大得可真的包天了！他们看不起共产党，就该让他们出去。他们不自动出去就把他们清除出党。这个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我们党不能这样果断地做到这步，那只能说我们党里有他们的同情者，甚至就有他们的代理人！不这样想，那又该怎么样想啊？“西山会议”开过了多长时间了？《零八宪章》出笼多长时间了？我们党是怎么个态度？谁看见了明确的表示了吗？我是没看到。“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极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它一切政党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统一。”对于这类王实味们“要清除出去，要像割我们身上的毒疮一样割掉；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所有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的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党竟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到工作的缺点，如果党竟然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学学陶冶先生的文章，想想毛主席的讲话，这才明白了中国的国家性质为什么改变了，原来被强制改造的“高实味、张实味、吴实味、贺实味”，都成了党的领导干部，党就成了他们强制改造的对象，而维护党和国家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拘留、下岗就成了“高实味、张实味、吴实味、贺实味”们的必然选择。　　

这样看来，中国能不能破除危局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清除“高实味、张实味、吴实味、贺实味”们的能力，但有没有清除“高实味、张实味、吴实味、贺实味”们的能力，首先取决于全党、全民的反思能力。　　

　2009-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