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历史、可比性评价和展望（一、（二）初级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社员以私有的土地作股入社，实行统一经营，取得土地报酬。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入社统一使用，由合作社付给适当报酬，或按自愿互利原则，采取作价入社，由社分期付给价款的办法，逐步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社员集体劳动。按照社员的劳动付出和入社土地的多少进行分配。

五十年代闻名全国的“穷棒子社”——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就是初级合作社的一个先进典型。

在1952年以前，国家每年要给这个村发放五万斤以上的救济粮和一百多套寒衣。1952年,遵化县第十区风调雨顺,岁丰足收。但是西四十里铺的互助组的生产和户均收入，比同区的东小寨、王老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逊色不少,村里对此议论纷纷。支委杜奎找到村支书王国藩说:“依我看,大家议论的办社是条正道,土改才三四年功夫,咱村有不少户典房的典房,卖地的卖地,挡都挡不住。新发户拉脚、卖套、置地、盖房、修宅院,胃口越来越大。你没听到白马峪几家富裕户吹出风来，再过几年,把四十里铺那些穷小子的炕头也给买过来!该有多气人!看来只有把大伙的土地都合并到一块,集体劳动,互助互济,才有希望达到共同富裕。”“是啊，”王国藩说:“农业社肯定比互助组强。区委早就给咱传达过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指出:当前的互助合作运动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临时互助组,一种是常年互助组,还有一种就是合作社。这好比上楼梯一样,步步登高,一级比一级棒。咱村互助组在扶贫济困,搞好当年农业生产上,是起了积极作用。可它毕竟没能脱开个体经营的老辙,有的组闲时伙着做,忙时倒单干,还是顾全不过来。有的互助组虽说是常年的,也存在人在组里,牲畜、车辆大农具留在组外,继续拉脚、卖套的情况,搞得好点的,也问题不少,‘齐工找米'找来找去,还是有驴工、牛工的户占便宜。穷苦人照样免不了再去给人家当“工夫”使唤,眼下,时机已到,大伙又有这样的要求,农业社一办一妥,关键事在人为。”　　

 在十区区委的领导下,支部成员分头深入下去做群众工作。对那些暂时还不愿人社的农户,采取说服教育和耐心等待的态度,决不强拉硬拽；而把贫下中农当作主要动员对象,凡是真心愿意入社的才吸收进来。经过几天的串联发动,报名人社的共有23户,绝大多数都是在旧社会讨饭、扛活、当劳工的贫苦农民。 　1952 年10 月 　26日,西三十里铺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了,王国藩担任社主任, 全社230亩地，19个男劳动力，只有“若干个驴股凑起来的三条驴腿”，没有车辆和大农具。一些上中农嘲笑他们：“嘿，每年领寒衣的‘骨干’，凑合到一块儿了。有的还说：“看他们这23户，除了要饭的罐子就是打狗的棒子，还有什么，这样的穷棒子社早晚得穷散了。”

为了解决当年冬季向地里送粪的困难，副社长杜魁带领十七个男社员到三十里外的王寺峪砍山柴，用他们的话说这叫“没牛没马，从山上拉；没衣没米， 从山上取。”社长王国藩和女党员吴秀英在家动员妇女捣粪，搂梯田里的石头，修整坝阶（按照中国的旧传统，妇女只做家务劳动）。经过二十多天的辛劳，上山的社员打柴4万多斤，卖了430多元，买回了一辆铁轮车、一头牛，一匹骡子，十九只羊和一部分农具。

新的问题是，有了羊没有羊圈，有了车没有套，有了牲口没有料，还有两户社员断了粮。19个男社员搭完羊圈，有的再次进山砍柴，有的与妇女一起送粪、整地。二十多天下来，这些问题解决了，又利用多余的资金卖了一头骡子，十一只羊，还置起设备开起了豆腐坊。春耕、夏锄直到秋收，合作社又遇到包括断粮（多次）在内的很多困难，但都被团结、勤劳、智慧的社员们一一克服了。秋天庄稼丰收。解放前的要饭花子王荣家这时有十一亩地，互助组时只收了6石粮，入社第一年就分了41石，一下子还清了15年的旧债。

当初瞧不起建明合作社的单干的中农，有的因为劳动力不足，那年雨水又特别多，庄稼地里草比苗还高，眼看庄稼就要歉收，是这个社的社员帮他们锄了草，确保了当年的收成。一个有30多亩地、三头牛、一头驴、三十只羊、四头猪的富裕中农，仗着财大气粗，想证明自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在春天放言：“让合作社使出吃奶的劲来，三年以里，也赶不上我的产量。”他故意在与合作社相邻的地里种同样的庄稼，夏季该追肥时，他与合作社摽着劲往地里送粪。社里人手多，随送随施。他家地多粪也多（牲口多），但是只有三个劳动力，把粪堆到地边，就干不下去了。想不到当晚的大雨，把他的粪肥冲跑了。秋收时节，他只能认输。

1953年，合作社的粮食亩产达到 254 斤，超过互助组上年平均产量将近一倍，粮食总产量45800多斤，扣除集体留粮以后，平均每户分配的收入达190多元。王生（王荣的弟弟）摸着那些几乎没地方盛的粮食，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这是走毛主席、共产党指引的路才得到的，这条路我是走定了！”“穷棒子社”的巨大变化，使西铺更多的农民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证明了合作社不但比单干强得多，而且比互助组优越。因此，合作社好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社外农民特别是那些比较贫困的农民的心 , 他们迫切地要求入社。当初中农们一不相信集体的力量，二不愿让贫困户沾便宜，所以不愿入社。看到合作社的优势和单干的劣势，也积极向合作社靠拢。为了加入建明初级合作社，一些人白天抢着给社里赶车，晚上抢着给社里铡草喂牲口。有的辣妇还向合作社保证，只要社里批准她家入社，就一定改掉爱骂街的坏毛病。1953年，建明社由原来的23户扩大到83户。

1955年，建明社年平均亩产达到318斤，是 1952年互助组产量的两倍多，比 1953增加 20%以上。林业建设突飞猛进，荒山、河滩都得到了很好的绿化，栽种果树5250多棵，1955年集体林木面积达到1070亩。

合作社累计购养繁育12 头牛、2头驴、3匹骡子，生猪360头（相当于1953年的一倍半，年底存栏头数近两倍），羊108 只（相当于 1953 年的3倍）。

集体收入大幅增长。1955年全社总收入52567元，比 1953年增加6.7倍。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入两篇关于“穷棒子社”的报道。毛主席为之写了按语，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上文中提到的邢台县东川口村，建立合作社比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早一年。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必须进一步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发展副业、增加肥料，但互助组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这些要求。到1951年，互助组这种组织形式对于东川口村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几乎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这一年，经过一个月的宣传组织工作，全村70户人家都自愿报名参加了合作社。在第一年的经营中，走了一些弯路，由于缺少经验，主要是工分记分方法的粗疏（建社头几天的劳动干脆连记工、评分都没有），合作社初办时期形成了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连工都派不下去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合作社制定了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包括包工包产和记工评分办法在内的管理制度，真正实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既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又防止了本位主义对于集体经济的损害，使该村的农业生产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51年（互助组结束年），粮食总产量：247512斤，社员家庭每人平均收入：粮食876斤

1952年（建社后第一年），粮食总产量，277164斤，比1951年增加11.98%。社员家庭每人平均收入：粮食1060斤

1953年（建社后第二年），粮食总产量，325483斤，比1952年增加17.43%。社员每人家庭平均收入：粮食1281斤

1954年（建社后第三年），粮食总产量，294522斤，比1951年增加18.99%。社员每人家庭平均收入：粮食1100斤。这一年粮食产量比1953年减产9.51%，是因为发生了水涝灾害，但仍然比互助组时期最高年产量增加1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