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1966年5月16日至1968年12月22日的灵魂和皮肉

引：年轻多好啊！我失去了荣超和长蒙两位朋友，快乐的日子嘎然而止。时间过得快到了零九年的岁未，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我们各族人民最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16周年，写一篇文章算是献于主席灵台的一朵小花。

读书笔记：1966年5月16日至1968年12月22日的灵魂和皮肉

之前到省科技图书馆打算借些工具书，无意间翻开一本06年重版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一时来了兴趣便带了回来，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晚上时而吃吃笑笑时而血脉贲张地阅完全本。此书写得较简单，我也看得轻松，相较于作者梁晓声的另一部作品《年轮》，里面没有充满太多的苦难和历史凝重感。

“红卫兵”这个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完全的陌生，就我而言如果不是在生活的忙碌中，在偶然之间想起来自己领身份证做大国公民有十一个年头，至今没有见过共和国的选票实物，显然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代表”了――是我不够先进？还是改革的步子不够深入？体制上的问题可以不去探讨，我年轻过也当过学生，简单的一句“造反有理”没有触及我的皮肉，但是绝对可以触及到今时今日的每一条有生命的灵魂，我对当年的大字报上诸如“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之类的语句表示理解，对当时全国上千万的造反小将的意气风发表示欣赏。

当然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什么也做不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多翻几本书，了解一下1966年5月16日至1968年12月22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和《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讲话发表》这两个标志性文件先后发布之间约两年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我想写一篇读书笔记的原旨。

没有真相只有立场

为了弄清这段历史，读书是一个好的途径，在十一月至十二月这一段时间里我阅读了一些小说和文件，主要有：《红卫兵日记》、《红卫兵档案》、《红色惊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庐山会议实录》、《将军吟》、《雪城》、《平凡的世界》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这些作品和纪献在时间和内容上，基本覆盖和涉及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至偃旗息鼓，以及文革前后的一些重要事件。同时为了对那个时代有一个较直观的了解，我下载观看《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让历史告诉未来》、《枫》、《春苗》和《艳阳天》之类的记录片和反映文革的电影。

上面所提到的书籍绝大部分是小说题材，不能当作是个人传记或历史纪实来研究，或者可以说是作者在一次历史大风暴后，遗留下来的一个“心灵之蚀”，于是我们这些年轻的读者有幸地观看到那个时代不完美的“一缺”。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一书中，作者在自序里提到相关的情节是“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里面人物是有原型的。老实说阅读此类小说，我是有点反感的，作者在下笔之时，已经打心眼里觉得当时的自己是一片“惘然”的，为自己后来的 “一发不可收拾的低级趣味”安排好说辞，所以书里的形象总是显得有点无辜有点侥幸，更过分的是似乎还透着点“后知后觉”式的聪明。事实上当年他们可都是那一场所谓“浩劫”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啊，甚至是重要的决策人，比如翻开《庐山会议实录》的前几页，作者李锐把“人民公社”的思想根源简单地臆断是毛泽东主席读过《大同书》后的空想，把“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推给毛泽东主席，把个人的荣辱得失归究于已“批倒批跨批臭”的陈伯达。

在如今社会上为自己过去的“道德”公开表示嘲笑的人亦不少，比如每每有人以个人“切身之痛”名义，跳出来对“上山下乡”说几句时，当然马上会有人指出他的感受并不代表所有的知青，争论的双方阵营分明，有趣的是而对于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论，只剩下社会上一边倒的批判声音。如果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离乡背井是有“被迫”之嫌的话，那么红卫兵的“造反”运动是“主动的”，是群众运动的一记首创，这大概是文革中两次规模巨大的运动的一个区别，而且我个人觉得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的批评之声主要是来源于社会的其它阶层。

不管曾经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幸运的是做过政府高官的李锐还活着，做过红卫兵的梁晓声还活着，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还活着，一九八六年“不依靠群众自己动手搞清洁”的整党工作早已结束，应该不会再有人来扣“三种人”之类的罪名，不过即使如此这些过来人大概没有勇气或者没有时间把自己的灵魂再放到显微镜下了。中国人讲究的是盖棺定论，不过在棺材板儿还没有钉上去之前，我们还是可以发扬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神，说上几句：

在李锐同志的身上，明显没有彭德怀的“莽撞”，没有周恩来的“顾大局”，也没有刘志丹的“坚韧”，即便是以刘少奇的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来衡量的话，他算是一名好同志吗？

曾经是“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红卫兵小将们，在一九七八年以后的岁月里，识时务地放弃“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你们还好意思拿“红卫兵”这段记忆来哗众取宠吗？

也许在信仰面前，我对这些人的要求太过分，绕过了生活这一道现实的坎，直接去质疑他们的人品。毕竟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太难，能做到的基本上是称得上伟人的，是可以在历史书上“立德立言立功”的。

用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经历去解析一个时代，并企图去获取所谓的真相，明显是不可能也不可靠的。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稿中，中共中央对十年文革已有定论，对个人而言在事实面前值得肯定的要肯定，应该否定的要否定，该承认的承认该忏悔的忏悔，这是知识分子应该持有的风骨和态度，诚然保持独立思考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过于纠缠于细节的话，恐怕会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毛病，无益于分析和解决问题。在真相与立场之间，我们不妨温习一条语录：

我们应当相信党，我们应当相信群众。
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原理，那么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海瑞牌子的导火索

最近打开电视机，有好几个频道在放《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连续剧，看着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个出身不同、信念不同、奋斗之路不同的青年男女们之间的纠缠故事，这倒让我想起欧阳山的那几本小说《三家巷》、《苦斗》和《一代风流》。如果没有这次专门的读书计划，我会一直以为文革前夕批判的“三家村”就是意指“三家巷”。在示威游行中恋人阿桃牺牲之后，工人子弟阿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纠缠于资产阶级小姐们的爱恨情仇和少爷们的小恩小优惠，这部小说的确够凑上是一株“大毒草”了。

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一书里，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广大师生们，包括许多群众根本没有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面的任何一篇文章，却口诛笔伐地向“黑线”开了火。还好在初中的课文里，选有《燕山夜话》吴晗撰写的一篇议论文，避免了在我写这篇读书笔记时，不至于同样犯下无的放矢的“历史性误会”。建国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有自己特色和一些局限性，人们或许会兴高采烈地谈起“山药蛋”和“白洋淀”，反正写的是些和农民有关的话题，而农民们天生不过是革命的同盟，且天生患有“小农意识”，犯上些小问题小错误的不足为奇。不过对生活在城市里的文艺工作者，包括新闻工作者来说恐怕不会那么轻松了，他们承担着的除了意识形态的引导，还有树新风尚的社会责任，虽然新社会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但是“要中国还是要他们两人”论据总不能一次次地引用吧，而且他们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一些领域是大方之家，引用哲学历史、史实掌故、天文地理、文化艺术之类的风雅典故更是得心应手。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面的文章，是些不可多得的有益于身心，提高个人知识品味的好文章作品，然而在1966年成了众矢之的，难道仅仅是写作手法上“以古讽今”式的“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在我没有认真阅读《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篇，被称为十年文革导火索的文章之前，脑海里把海瑞和彭德怀划个等号，联想到毛、彭之间发生冲突的庐山会议，加上多年来历史老师们告诉我们的所谓“大跃进”，于是自然而然地构成一个“事实”：毛泽东主席没有意识到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上的失败教训，而且在左的错误方向上越走越远。

如果我们把问题的核心纠缠于“浮夸风”、“共产风”，这些实际上是工作态度、方法的微未梢节的话，那么整个文化大革命开幕式的出师之名未免不够响亮，让人有种小而不当的莫名其妙之感，说不定有人私下会恶俗成“一个中农的儿子不知道亩产多少斤”的笑话。“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我不想犯人云亦云的形而上学错误，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中，没有提及“彭德怀”这三个字，有的是共产党人最擅长的“阶级学说”，以及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盛行下的“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的现象。在文革题材的书中，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原话“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容易误导一些不假思索的读者，事实上个人的悲情不应该掩盖一个真正的要害问题：路线之争。

在电影《艳阳天》里，有一个在“是否按土地分红”问题上，让人当枪使的生产队长，我不知道我们性格直爽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是否不想走“农业集体化”道路，不过我听说过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邓小平的“猫论”，显然刘、邓热衷的粮食产量而不是所有制建设。《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在北京迟迟不予发表的文章，凭什么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至此无须多言了；它引爆起来的威力首先是打跨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接着打倒这三人背后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而且文章通篇洋溢着的“阶级”论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很快演变成“打倒党内走资派”，历史也就到了“肃清刘邓反动路线”的时刻。

权力之争？路线之争？

外国学者常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之争，而一些国内的文艺工作者似乎也接受这种观点，将当时已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与居于一线主持正常工作的刘少奇两者对立起来。的确在文革中人们喊得响亮的口号是“夺权”，干得狠的革命行为也是“夺权”，一个权字引来无数英雄竞折腰，里面有各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和保皇派、有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我们翻开中共党史，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曾经是党核心的地位变换，无一例外是由于他们的工作路线和斗争策略出了问题，当时共产党员普遍是信仰主义者，所谓的权力之争大多是路线上的斗争，而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是在这些斗争中确立起来的。有人会提到“AB团”、“肃反”一些血淋淋的事实，但是在一个日渐成熟的中共历史上很快是些小插曲，而且在文革中那两位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一个是病死一个日后还有机会上台，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般的残酷，不过还是给“给生活出路”的。

话又说回来，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应该是多少有分岐的，或者说毛泽东对负责一线同志的工作不满意，尤其是在“大跃进”里整个干部队伍暴露出幼稚的显而易见的错误，还有在“四清”（之前称“五反”，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反腐败）工作问题上遇到的阻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下，在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中，就一个先打长春还是打锦州的问题，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扯了多少个回合，可见毛泽东在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上，对自己的同志还是有耐心的还是会鼓励他们的，然而刘少奇把自己置于浪口刀尖上，只能说明毛、刘二人的分岐怕是不简单，即使刘犯下的“错误”在主观上是无意识的无辜的，不过他这位落后于形势的“当家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至于刘少奇同志到底犯了一个在毛泽东眼里非得要用“炮打”的什么样错误呢？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好说，我们先看一下电影《春苗》，对于卫生院院长和从不露面酷爱打电话通消息的卫生局长，我们明白了当干部变成官僚之后，他们是不会顾忌“贫下中农”死活的。这是一部文革期间的电影，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刘少奇为什么被打倒，群众夺权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是为了让官僚们更好地兑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权力只能掌握在毛泽东所一直信赖的人民群众手中，掌握在工人、农民、革命群众的手中，掌握在毛泽东寄予厚望的千千万万的红卫兵手中。在搞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历史没有给刘少奇同志太多的表现机会，所以我们只能拿邓小平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来说事，这两个方针是不能作比较的，因为时代背景各不同，就好象是拿抗战时期的“三三制”和建国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比较，在这里我就不发挥了。

写到这我认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集体的一线，和毛泽东同志的二线之间的分岐基本两点：一是群众路线，二是党的总路线。上面是我的个人看法，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之类的话，过于泛泛而谈没有触及到问题实质，而且文革期间基本上是“抛开党委闹革命”，搞“党政军民”一体化的政权形式，结合起来的委员明白什么叫巴黎公社原则。

零碎的历史小收获

在了解文革发动的背景和原因之后，接下来我想整理些具体的零碎的感悟，是我自己“读出来”的一些历史面貌：

一、红卫兵的好狠斗勇
这点不须怀疑什么了，小时候我做错事被父亲训斥，他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说出句“您知道我在文革的时候是怎么打人的吗？”，很不好意思我出生时赶上的是计划生育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不妨碍我对老爸手中挥着的那条三指宽铜扣帽武装带有着触及肉体的认识。据我所知那皮带是五五式制服才配备的，真不知道整天一身不是六五就是七四的父亲是从哪里弄来的，真是失敬失敬；

二、红卫兵的派别
之前我一直以为红卫兵是一个整体，类似于共青团和少年先锋队，现在明白它首先是各大中专院校里自发起来“捍卫毛主席思想”的青年组织。红卫兵派别林立，在批斗“走资封”方面是一致的，不过在批斗干部的方向上，分为了“保皇派”和“少数派”。在剧本《高山下的花环》里，有这么一段是说梁三喜的大哥在保护老干部的一次行动中死于非命，人们在运动中对哪个干部是不是好人，有自己的认识，并不是想打倒谁就打倒谁；

三、红卫兵的大串联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内物价确实让老百姓们恐慌了一把，母亲偶尔调侃起“做毛主席客人”“吃住不用钱，乘车不用钱，到处游山玩水”的光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红卫兵大串联和每年春节前后固有上演的民工潮等量齐观，因为它们都在考量同一样东西：铁路交通。我很难想象一个书包一本语录，有吃有睡闯天涯的传奇故事，所以作为一名普通民工，我就大方点高呼感谢铁道部感谢黄牛党。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群情鼎沸人山人海的场面，让我想起零八年春运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被踩死的李红霞，寒风凄雨中那些同样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同样是一张张稚嫩的脸，心里油然冒出条语录：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四、造反派的武斗
这是十年文革中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在电影《枫》里我们可以欣赏枫叶和人们的狂热相得益彰的“红色恐怖”。不过这里要明确下：首先毛泽东主席是不支持武斗的，这也是他对红卫兵一些行径不满意，并最终解散这个群体的直接原因。其次武斗并不是自始至终的贯穿于十年文革，它发生于头两年，恰恰来说“十年动乱”乱也只乱在“动物凶猛”的头两年，所以我也惰得把这篇读书笔记的标题改成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在七一年之后，组织群众的批斗基本上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而且批判的是“死人”，如践如秕糠的孔家老二；

五、两个版本的文革
在《将军吟》一书中，新兴革命家范子愚同志批判刘少奇搞“群众批斗群众”，我找了下资料，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刘少奇派遣到学校的工作组，沿袭1957年反右的做法抓捕许多师生并打成反革命分子，而在中央文革小组重新布置下，广大师生得到解放，在“文化革命路上当闯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结束刘少奇和工作组版本的文革、开始毛泽东和群众版本的文革的阶段标志，也是高度凝聚了文革运动所特有的群众大民主的纲领和意义的文本”；

六、批斗的方式
既然是反对武斗的，那么在造反过程中一开始群众们的“首创”花样就多着了，比如在《将军吟》里涂大黑脸、挂重牌子等，不过要提醒下读者的无论是带有个人侮辱性质的行为，还是“早请示晚汇报”这些变了味的形式主义，到最后都是以文件形式下达通知禁止的，不过可笑的是留在我们脑海里的偏偏只有这些很刺激很丑化的东西。有人会说其实是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不错这点倒是说对，不相信的话可以去查下《七五宪法》，只要你不是反革命分子，那么别人拥有的权利，您也同样拥有，而且这种权利可以形象地用一句“有田有地皆吾土，无法无天是为民”来表达。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书中，有一段描述是喊“十六条”里“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的农民们拆了从东北串联到四川的大搞批判的红卫兵们的台子。老实说我喜欢文革提倡的“大辨论”和“大字报”方式，自从搞了一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后，全国人民可以安心地闷声发大财去了。

七、红卫兵运动的反思
在我阅读的那几本书里，似乎这个话题显得有点伤感，毕竟触及到一代人共同回忆以及他们的内心情怀。其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属于青年人的时代，在欧洲这块大陆上也同样爆发以青年人为主体的“革命”，时至今日左翼愤愤们年老了，不过我们阅读他们的反思文章一样可以感到一种充满思辨的快乐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可惜在我们这个曾经自诩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这里的年青人自从在六十年代“被人骗了”之后便一蹶不振，更郁闷的是至今还“让人骗”――骗失业骗下岗骗改制骗买断工龄，沦落为“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部分。读起书本行间的那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造反，谁造反？”，我为他们的昨天和今天感到脸红，同时为致力于“启蒙运动”的右派感到可笑，右右们从来说不出大气磅礴的话儿，也做不出什么象样的事儿。

六十年风雨历程，这些共和国的长子长女太不容易，他们是我们的父辈，老实说谁会为自己小时候穿过开裆裤、上厕所忘记擦屁股的之类破事儿，一直耿耿于怀而感到不好意思呢？再说当年揪出的走资派是名符其实的，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是有根据的，一切的一切在今天看来是“完全验证”了的，所以他们用得着在政治上抬不起头吗？
 

结束语

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湖北同事向我们吹嘘，说他的孩子上的是最贵的学校，细细问了下，原来当地公办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一边上班一起搭伙开了家私人学校，由于办的是自己的学校，当然下足苦心和功夫，成绩显著自然收费就贵了。听完之后我对文革里普遍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教师，原先还有点儿同情，现在一下子全没有，更加郁闷的是我的内心世界开始向“医生”、“专家”之类的知识分子开火。在“教育”和“医疗”这两座新大山面前，在政府的《愚公移山新篇》还没有出版之前，我们不妨再温习下语录：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在知识分子面前不要提什么风骨和良心，这是在侮辱他们，反正现在到处都在谈钱，大家活得不容易，我们吃点亏放过这些“老九们”吧。有时候我在书店里看到敬琏、以宁们的书，脑海里会浮现出xx的光辉形象，在知识分子中最最可怕的是这一种：“笔杆子”向权力中心顶礼膜拜。

本来不想对现在的社会现象做评论，一心写“死人文章”的，不过我心里酝酿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干脆在这结束语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我相信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一批人是诚心把中国经济搞好的，不过我对现在的当权者不放心，甚至是抱着怀疑的眼光。在报纸杂志上经常有些什么“公推直选”、“海选村官”和“官员财产公示”之类的新闻，得民心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只是在一些地方搞搞试点，不大力推开呢？如果不是政府在忽悠我们的话，那么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遇到阻力，已改良不下去了。在我国有着“人民”字样的招牌已经变味，还好保留一个毛泽东时代遗产：人民军队。在09年薄一波主持的重庆打黑行动中，与地方有密切联系的当地规律部门已烂，只能依靠武装警察部队解决问题。一般人大概对“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耳熟能详，不过在“群众看干部”后面还有一句“干部看军服”。翻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件，里面也提到文革期间“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古语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毛泽东时代涌现出来的“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红旗渠精神”，这些新风尚新面貌哪一件哪一样不是大开中国千古之风气。套一句张爱玲《十八春》里的话“我们回不去了”，重新回到文革那个时代就和重回古代汉唐一样荒诞，我相信在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完全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