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俊：我们敢浪费，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功劳” --------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之三）

　　王泰俊：我们敢浪费，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功劳”

　　——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之三）

　　我们前几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论怎么统计，包括把物价上涨指数水分全部被挤出，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财富已经比40年前有了大幅的增加。我们每天消费的财富量是40年前很多很多倍。这是一个谁都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这是我们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

　　我们今天可以在饭店吃一顿饭，可以随意将剩余大量没吃完的食物当成垃圾倒掉，产生了大量的浪费，所以从中央到地方不停的要提倡大家节俭。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有大量的食物随意抛弃浪费，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拥有这些财富，抛弃和浪费对我们影响并不大。

　　但我们不应该沾沾自喜，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沾沾自喜。

　　四十多年前生活物资非常匮乏。

　　我小时候经常穿打补丁的裤子。记得在小学担任学校的故事员的时候，暑假寒假也要定日到学校去给同学们讲故事。讲故事的时候腿部会有动作，膝盖上开线的补丁就会上下扇呼，引发同学们的哈哈大笑。

　　几十年来，再也看不到衣服上打补丁了。现在反而是年轻人穿着牛仔裤，故意把他磨破洗白，撕破个洞，把这个当成时髦。而我们当时确确实实是因为贫瘠。现在很多人家里穿的衣服没有地方放，将各种衣物放入捐献箱，提供给需要使用的人。

　　我们不是真的富足了吗？

　　确确实实我们现在平均人均占有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40年前人均所占有的财富。因此我们就认为，这是实行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

　　但是这些显而易见的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和富余是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经济带来的吗？

　　不是。我们今天人均所占有的财富之所以绰绰有余，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红利。

　　我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例子来告诉大家，不要受到简单的事实的迷惑。

　　我出生在省会城市。父亲是国营大厂的工人。母亲家务，没有上班。1962年姐姐出生，我是1964年出生，1966年妹妹出生，1968年弟弟出生，1973年小弟弟出生。我们家到1973年的时候7口人。

　　大概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由三级工调整到四级工，工资由30多元调整到42.5元。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以后很多年一直如此。

　　记得至少在弟弟1岁之前，我们家里是没有补丁衣服的。我父母都是很讲究仪表的人，父亲有几套体面的中山装和礼帽，呢子大衣，皮鞋。母亲也是有体面的衣服和皮鞋，但因为不上班不经常穿。所以后来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母亲把他的皮鞋给我穿了。

　　这段时间家庭应当是没有金钱困扰的，所以勤奋的父亲还有闲心在家里养金鱼。

　　大概是我4岁的时候，父亲买了一辆自行车，回来的时候，邻居们都在街上看，好顿夸赞。

　　我6岁的时候，父亲和别人换了房子，我们搬到厂区的平房宿舍住宅居住。我当时看到房本上面写的碗架柜大概是1块钱或者8角钱押金，板凳2角钱押金，很惊异，太便宜了，因为我们看一场彩色电影是2角钱。这些板凳可都是很结实的硬木做的，几乎永久不会坏的。

　　我们这片居住区在厂区宿舍区来讲是最差的。因为建厂的时候就已经建设了二百多栋宿舍楼，那是高质量的宿舍楼，5层左右，每个楼都很大，墙体都是至少40多厘米后的红砖，楼顶是雕梁画栋的飞檐，上面是绿色的琉璃瓦。上下水、电、煤气到户，但是都是二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户型，并且一套单元房屋两户居住，共用厨房、餐厅和厕所。这些楼距今已经快70年了，质量仍然非常好，据说现在已经没有舍得人卖了。那一片的学校也都是这样的楼房，非常漂亮。

　　可能是因为经济原因，很多年没有再新建职工宿舍。大概到了1975年以后才开始大面积新建职工宿舍。这些宿舍都是一户两室一厅一卫一厨，单独的淋浴间。分配到这样住房的，都是一户居住，不再像老房子两户共用厨卫。但是这批房子都是火柴盒式楼房，没有装饰。

　　我上学期间，我们厂区有六所子弟小学，四所子弟中学。我1981年考上军校后，增加到七所小学、五所中学。每所学校都是几千人。后来由增加了技校和联合大学。

　　我厂原有的工人俱乐部，因为只能容纳1000多人看电影，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决定新建一个大俱乐部。在建成前，每周六晚上在俱乐部旁边的体育场放露天电影，片子都是这一周正常在俱乐部里放的电影。新建的大俱乐部定名为文化宫，座位3000多，分成两层，但是因为中央要求停止楼堂馆所建设，停工了，直到我在上军校期间，大概应当是1983年或者1984年才竣工使用。

　　厂区内有很多副食商店，也有日用品和百货商店，但因为不能满足需求，决定新建百货大楼，也同样因为中央政策，停建，也应该是在1984年左右竣工开业。

　　厂区内有新华书店、青少年宫、体育场、灯光球场等等设施。还有托儿所、幼儿园，还专门有接送带孩子的母亲通勤的母子车（专用大客车）。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在我们学校边上就又新建了托儿所，总能听见小孩啼哭。

　　我是1971年3月上小学的。大概在我上小学开始，穿补丁衣服变得不稀奇了。父母照例每年过年所有孩子都要添置新衣服，夏季服装也会有新衣服，但通常也就这些。但是孩子是在长大的，像我这样的男孩整天都是上房、下沟到处玩闹，衣服动不动就刮破或者摔出口子，连皮鞋的前头都被踢得破了一层皮。再加上当时的衣服都是棉布，也不像现在这样结实。好衣服也很快成了补丁衣服。

　　从上中学开始，我就不穿补丁衣服了。因为父亲不允许。我日常经常穿洗的发白的旧工作服，又结实又好看。老师还经常用我的衣服干净利索教育其他同学。

　　我父母没有让我们饿着。实际上因为我们在长大，家里定量的粮食是不太够吃，父亲就有时用肉票与他的徒弟们换粮票，竟然也没有没吃饱的时候。可见当时的定量也差不多是够吃的。

　　大概是1975年或者是1976年我们住平房的开始家家户户养猪，只养了一年。我们家也养了一头。

　　平时的日子我们家总是养的一只大鹅，经常下双黄蛋的大鹅。

　　1977年的春节发了很多供应春节的副食票，其中有木耳，我是这时才知道木耳的。

　　好像从这时开始走出低谷，一年生活比一年好起来，包饺子吃已经不是需要盼望的事情了。

　　我是不满7周岁上的学，所以比姐姐只是低一个年级。开学后，老师让交学费三元，回家告诉爸爸，第二天上学走之前，父亲发现只有两块钱。后来直到中学毕业，我只交过这一次三元的学费。此后，我们家五个孩子都是免费上完小学、中学。第二学期老师说，家庭人均收入不足7元的，免交学费。我们家7口人，父亲42.5元的工资，人均不足7元，刚好符合条件。所以，我属于免费接受了中小学教育。

　　医疗也是如此。我们厂的职工医院是省级医院。父亲是职工，医疗国家全包。我们家属孩子只需交2角钱的挂号费，医疗费其余全免。

　　那段时期家庭5个孩子的很多，极个别家庭是1个孩子，多数都是4个或者5个孩子，还有的家庭10个孩子。

　　我有一个同学是独生子女，他家父母双职工。他家里有两架手风琴，非常令人羡慕。他家有很多书。我经常去他家玩，每次都借一摞书回家看。他是小皮鞋白袜子，就是我们当时嘲笑的“吊腿裤子白袜子”的人。

　　那时家里5个孩子双职工生活是不属于困难的，至少吃穿不愁。只有我家父亲一人上班的5个孩子家庭才可能人均不足7元，被列为无需缴纳学费的家庭。

　　那时的工资看上去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工资只是用来购买吃穿，而且购买的物品虽然有定量，但是价格极低，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国家补贴。

　　前面说了很多的房子、学校、公用设施，是告诉大家都是我们父辈创造的财富。

　　现在，在我们自以为物质丰富的时代，如果一个普通工人能不能养活妻子和5个孩子呢？他们能够达到我父亲的标准，每个孩子按照六七十年代的定量标准吃饱穿暖和正常上学，全家没有看不起病的担忧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别说普通工人，即使是普通公务员也做不到养活7口人。

　　如果所吃的食物都和六七十年代一样很少化肥，很少农药，今天称之为纯绿色食品的食物，那就更吃不起了。

　　如果全社会普遍家庭生育4-5个孩子，有会是什么结果？恐怕就要很多人饿死。

　　新闻节选

　　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达483.5公斤，已超国际公认安全线

　　新京报讯（记者陈琳）今天（2022年10月17日）上午，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一场记者招待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丛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1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83.5公斤，即使不考虑进口的补充和充裕的库存，仅人均粮食产量就已超过国际上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

　　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站上1.2万亿斤台阶，自2015年起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1年创造了历史新高，达到了13657（万）亿斤，比2012年增加1412亿斤。“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83.5公斤，就是说，即使不考虑进口的补充和充裕的库存，仅人均粮食产量就已超过国际上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

　　如果我们不实行坚决的独生子女政策，按照1963年到1972年人口增长平均增长率2.544%计算，到2022年我国总人口应为30.5亿人。

　　如果按照丛亮所说的“13657（万）亿斤”“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83.5公斤”，我国人口为14.123亿人。由此计算，2022年粮食总产量对于30.5亿人，人均223.5公斤，比1950年239.4公斤还少15.9公斤。

　　因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1960年人均217.3公斤，1961年人均207.3公斤，1962年人均229.5公斤。1960年至1962年人口出生率减少，如果按照有人说饿死1000万人（我不赞成这个说法）（以1960年6.6亿人口饿死 1000万）推算，2022年人均223.5公斤，30.5亿人口要饿死4600万人。

　　计划生育是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坚决执行应当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而此时，五六十年代生出生的我们早已经成为了社会劳动力。也就从这时候开始，这些劳动力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要求，双职工家庭只负担一个孩子的养育。也就是说两个人挣钱三口人花。两个人创造的财富三个人来分，与我们父辈一个人创造的财富7个人来分，生活水平当然会截然不同，相差至少4.7倍。

　　而这，不是一个家庭，是全社会。

　　不是一时一年，而是40年财富累计。

　　能不富足吗？

　　所以，并不是我们实行包干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计件工资，“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才带来了当前的物质极大的丰富。更不是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极大丰富。实际上是我们通过坚决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极大的减少了社会负担。

　　现在的物质富余是一种错觉。其实即使在六七十年代所谓物资匮乏的时期，独生子女家庭生活仍然是非常舒适，物质上是得到相当满足的，只不过因为全社会整体负担的比较重，所以全社会的物资就相对的要匮乏，那么独生子女家庭即便是有钱也买不到更丰富的物资而已。

　　通过这样的对比，就可以看出我们所谓的制度创新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加。创新的制度与物质财富增长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物质财富的增加完全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坚决执行，一下子减少了五分之四的社会负担的必然结果。因此，用我们普通群众都能感受到的今日之物质财富的丰富，来论证40多年来制度创新的成就是错误的，是对制度的错觉。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被表象所迷惑，才能够真正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真正的道路。

　　注：本人并不赞成独生子女政策，也是第一批联合署名提议放开独生子女政策的人。本文旨在分析制度与社会财富增长的关系，将财富的增加归结于独生子女政策而已。不要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