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民主观的形成

二、“五.一六”通知阐述了社会大革命的主题

否定《二月提纲》的文献就是“五.一六”通知，或者说“五.一六”通知因《二月提纲》而产生。后来得到充分演绎的“五.一六”并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记忆，文革十年以此为始发日――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产生了一个通知，通知告诉人们，将影响人类以后五千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阅读“五.一六”通知，不禁想起公元前1046年周伐商的那个《牧誓》，史载，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牧誓》作为周文化的一个闪光点存世，周文化影响中华民族至今已有3057年矣；“五.一六”通知作为中国新文化的闪光点存世，新文化的展开或将影响中国5000年。5000年中国文化的酝酿，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或将引领中国又一个5000年。

“五.一六”通知固然因《二月提纲》而产生，它的产生却不是阴谋论，而是一个思维的进路；它的产生不是相对性的争辨，而是一个大跨越。阐述文化大革命，是应该把它置于中国文化史中予以研究的，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并不只是为了理解文革，而是为了理解中国文化，这是笔者写《从吴晗看文化大革命》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笔者否定文革，笔者肯定文革；关于文革的否定是阶段性，关于文革的肯定是历史性的；否定文革在于政治，肯定文革在于文化。

一）“五.一六”通知的酝酿：

大学老师宋连生在《吴晗的后二十年》中记录了“五.一六”通知产生的过程，为了明白这一段历史，笔者简论之：

1、1966年3月17日至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杭州）上，毛泽东为吴晗、翦伯赞定性，他说：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个评论，笔者认为并不突兀。在1944年甲申三百年的纪念中，共产党纪念明末李自成起义，并且因之总结经验教训；而国民党辨论南明得失，重点在检讨南明“安内攘外”的策略。从国、共讨论明末事件的不同角度说，两党的阵线是十分明确的，而吴晗、翦伯赞讨论的只是南明事故，与国民党的左派柳亚子同一立场。

为什么毛泽东在22年后破题？

仅仅只是说明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变革――从民主主义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阶段。在政治与经济上，这个变革在文革之前已经发生，尽管矛盾重重，路程坎坷。变革的发生，发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需要得到文化上的归纳与支持，文化大革命也就在必然之数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撰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毛泽东擅长社会分析，关于新革命的主题有了重新的排队，于是吴晗与翦伯赞等等另册。

2、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他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对《二月提纲》，毛泽东是这样评论的：

“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

毛泽东认为：

“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笔者认为，从上述毛泽东的议论看，这一时期的基本原则还在“阶级斗争”论上，与“翻案”论还存在一大段距离，说到底仍然是一个认识问题，对于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显然不会认为一个中央决议就可以彻底改变大家的认识，所有的行政措施很大程度上只是在促进新认识的深化，而不是政治革命。

万里之子万伯翱在《《海瑞罢官》命运突变》一文中透露了同为北京市副职的万里和吴晗在文革中命运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说明文革的指向及其在政策上存在的本质性的差别。文革的目标集中在旧文化上，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等等自然成为了重要的打击对象。

3、在这两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

笔者认为，从毛泽东的思想进路看，他的这些议论是合乎逻辑的，与他始终秉持的大众民主观是一致的。毛泽东的大众民主观是对之前形形色色的精英民主观的一次否定，也是人类思想解放的一次质变。很不幸的是，与毛泽东的大众民主观相映衬，彭真和吴晗的思想仍然只能属于精英民主观而处于被批判的位置。

二）“五.一六”通知的产生：

大学老师宋连生在《吴晗的后二十年》中记录，1966年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次谈话，形势急转直下。“五.一六”通知即将产生，不过“通知”的产生仍然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4月1日，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罗列了《提纲》的3条罪状。

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报刊上批判吴晗的调子又提高了。

在多次点名批评后，毛泽东决定要撤销《二月提纲》。毛泽东指示康生通知总书记邓小平，电文称：“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会议决定：

第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康生指定王力根据会议决定起草了一份只有一句话的通知：

“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通知”送到毛泽东处，他阅后很不满地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毛泽东说：“《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毛泽东找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笔者认为，从这一阶段看，即使是毛泽东阵营中的康生、陈伯达对于后来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同样是认识不足的，陈伯达接触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主题，但是他仍然对因应社会变革而即将发生的文化上的变革没有充分的准备，于是否定《二月提纲》的“通知”只是滞留于技术层面。

第二阶段：

1966年4月12日，陈伯达起草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毛泽东仍认为太简单、不满意，提议为此专门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组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康生提议，除写《通知》之外，还要起草一个《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作为附件和《通知》一起下发。毛泽东同意了，并决定由陈伯达起草《通知》，康生起草《大事记》。

于是，“五.一六”通知产生了，历史性的、人类划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摘录通知核心的三点：

1、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2、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

3、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包括反对派或者是文革否定派都不能不承认《五一六通知》是一篇理论性极强的大文章，《五一六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认为《二月提纲》掩盖了《海瑞罢官》之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1个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

在社会大革命之前，任何犹豫都在面对激烈的批判，那一份激烈如同大风暴中的种种震荡。今日阅读这一个文件，不能不承认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视野，在这里出现的不是关于大象是一条鞭子还是一个柱子的争论，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匹大象――识别于牝牡骊黄之外的抽象的大象。中国现代大变革的领导者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在文件中要求全党：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三、社会革命的核心主题大众民主观的提出

我们今天重读这一个震撼人类历史的文件，不能不感受到它所具有的巨大的能量，随着人类社会进步的进程，它内涵的意义将逐渐彰显。

《五一六通知》的核心主题就是大众民主观；《五一六通知》贯彻于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也是大众民主观；文革之后大众民主观与精英民主观发生强对立，而经受磨炼的大众民主观正在逐渐成熟；大众民主观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观念，终将确立而长期引领中华，进而引领人类社会：

其一、大众民主观建立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家辛有（董狐的祖先）在世事混乱的时候走向民间，他发现“道德”在民间。老子五千言也是出现在这一时期，老子主张返朴归真，崇尚民德，后人誉之《道德经》。

其后，《论语》集粹孔子言论，在《先进第十一》中孔子有言：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在这里，孔子认为，文化――礼乐的本源是在社会大众――即精英眼里的野人，君子――往低一点说是精英，之所以是君子就是因为他们能够顺应社会大众的文化观，或如孙中山先生提倡的“顺乎社会潮流，合乎人群需要。”如果不能以社会大众文化为本源，不能够以社会的自然属性为皈归，所谓的精英思维不过只是妄想症。

西汉是诠释和重构中国文化的重要时期，学术大家刘歆言：“夫礼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犹愈於野乎！”而撰写于东汉的《汉书－艺文志》曰：“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於野乎！”

大众文化观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它是中国社会的基本观“人性善”的产物，而主张“人性恶”的西方文化是难以产生大众文化观的。马克思主义突破了西方文化的局限，马克思认为：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马克思阐述的也是大众文化观，“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人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具有许多共性。

大众民主观是以大众文化观为背景的，它的发生则是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儿，是毛泽东思想的主题之一。

其二、大众民主观产生的的客观条件：

有宋以迄，中国文化在达到自己的最高峰以后逐渐没落。如何拯救我们的文化？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家殚精竭虑的课题。在19世纪初叶，感受西方强烈侮辱的中国仕子发起对对手的探索，道光年间三个顶端的仕子――庶吉士徐继畲、林则徐、冯桂芬，分别从制度、科技、经济三个方面研究西方文化；在20世纪初叶，中国最顶尖的思想家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再次发起文化上的探索。这些中华民族的哲人，如此令人崇敬，但是他们始终没有离开精英式的思维，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举步维艰。

在近代无数思想家的磨难之后，是毛泽东彻底摆脱了旧文化的困扰，大众民主观得以建立。毛泽东成功了，他把社会回归社会的主体人民，人民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他把社会回归社会的自然属性，中国社会从此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其三、是毛泽东确立了大众民主观：

笔者在这里把大众民主观作为文革的一个探讨并且提高到思想的最高层面，固然因应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派别鼓吹的精英民主和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且因此认为必需让我们这个社会明白所谓的“民主”指的是什么？中国人需要的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更主要的是皈从于人类社会最核心的主题：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努力是永恒的。

在这里以《五一六通知》比拟于3千多年前引发社会鼎革的《牧誓》。《牧誓》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并不只是推翻了一个王朝，重要的是它彻底改变了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为道德与政治的联系打开了纽结，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有德者得天下”的时代，于此，后来者的荀况和柳宗元予以鼓舞人心的归纳。

而《牧誓》更深刻的意义则体现于殷、周社会在宗教文化上的区别。中国人的宗教是敬天法祖，但是敬天法祖在各个时期的显现却是不同的，殷统治者是主张敬奉“君主神”的，也就是说统治者自己的祖先就是所有人的祖先，所有人都必需听命于之。但是周统治者主张供奉的是“祖宗神”，也就是每一个部落的祖宗都应该受到供奉，虽然在神界的地位有所差别。

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革命，在中国公元前10多世纪发生了一场相类于18世纪在西方发生的、由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革命。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把上帝从贵族与僧侣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成为人民的上帝，也就有了后来的“民主”，如同殷、周人的从“君主神”到“祖宗神”。

正如马克思所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正是这一场宗教革命，中国大地上的几千个散乱的部落逐渐向周王朝靠拢、融合。人是需要尊重，尊重是做人的必须甚至高于饮食住行。这一点，周文化的确立所产生的后果甚至比西方的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效果还要显著。

而文化大革命所确立的大众民主观，其意义显然超越发生于周朝和18世纪欧洲的宗教革命，因为它告别了之前的精英政治以及处于精英政治最高端的精英民主。大众民主观的成功至少在改革开放的34年的实践中得到证明：

没有数千万国企下岗工人对社会的理解和忍耐，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地雷阵；没有数亿中国农民工的流血流汗，当代中国的任何业绩都不可能成就。

大众民主观在今后的影响如何，笔者无法预知，但是中国文明又一次超越西方文明，如同前三千年前中国的社会表现出对西方社会的绝对优势，已经再次显现。当代西方社会存在于精英政治无法自拔，而其意识上仍然唠叨不绝地吵闹他们的精英“民主”和“普世价值”，笔者是以怜悯的目光看待这些堕落却又固执的落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