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安全战略选择的定位

                   论我国安全战略选择定位
                                                  任光禹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取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繁荣等各项成就的前提即是建立在国家的安全能够得以最大范围的稳固保障。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和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已经为我们制定了今后二十年的发展规划。惠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利益的宏伟蓝图能否得以实现，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能否得以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能否得以到来，取决于我们的各项事业能否得以顺利发展。但核心在于国家的安全保障能否为各项事业的发展起保驾护航的作用。
       邓小平当年曾经说过：“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同时发展也是有力的促进了和平。”同时也是学者认为只要是政治经济有所发展，就能够得以实现和平，国家的安全也即有了保障，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和平”与“发展”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同时他们更是一种相互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为什么呢？我们从邓小平提出这个观点后近二十年的国际风云来看，细心体会却不难发现，“和平”与“发展”这个两个世界主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
       我认为“和平”并不代表“发展”，“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和平”。我们比方说一个人如果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使自己富裕起来并不能代表他比穷困时更安全。反而可能会招惹更多的强盗。这时他比以前更需要拥有保护自己的武器。对于这一点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已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今天以色列之所以空前的团结，民族意识空前增强，国防力量空前发展就是基于昨日惨痛教训的反思。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实现安全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把自己国家的利益定位的越宽，那么在安全问题上需要防范得威胁就越多，可能即使发展了，也会越来越感到不安全，也会越来越感到“和平”的因素并没有在扩大，这就是所谓的“安全两难”的境地，以美国为例，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已没有对手，安全环境应说是极大的改善了，但是美国仍然感到非常不安全，执意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要搞新军事革命，要求国会审批的国防预算年年递增，美国的这种行为并不是因为它所遇到的外来威胁增加了，而是因为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定位的比冷战时期更宽，另一个方面，即使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没有新的定位，安全战略目标没有新的定位变化，但如果外部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也会出现对国家安全的挑战，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环境的变化，并不完全能够由这个国家可以自己控制或决定，不管其他国家对其侵略或干涉，还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地位上升，使其他国家把它作为侵略竞争者或挑战者，如近年来的“中国威胁论”都会引起这个国家战略环境恶化，产生不安全的因素。
       就我国的安全和发展来看，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均同时存在。第一方面主要体现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现今经济实力的增强，实现走出去发展的战略已基本成熟，这也是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一个必然，但利益的角逐不可避免的要与其竞争者产生冲撞和摩擦。在多极力量平衡体系还没有实现于国际政治当中的今天，协商政治往往不能公正、公平的解决问题。我们如果要想避免冲撞和摩擦，要么停止我们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要么就坚定的用我们手中的实力保护我们的利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代表系者领带各自拥有一票否决权，原因很简单，就是各自背后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武库。这足以体现毛泽东主席当年的远见卓实。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形势更为严峻，2005年2月美、日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的《美日联合防御条约》所规定的防御系统已延伸至我国的台湾海峡，以公然干涉我国的统一大业，在我国东南沿海已形成了一个从东北亚经台湾海峡再到东南亚的环半岛的包围形势，美国利用阿富汗战争对我国西部地区各邻国的军事驻军的不断加强，事必会影响到中国在该地区互利合作的经济关系和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的战略实施进程，日本早在90年代以来已多次登上我国的钓鱼岛，并在该地区实行石油开发和勘探以及军事力量的更换部署，在我国的南部海域时常出现各国对我国的挑衅行为，台湾当局的以武拒统，尤其是他们领导人所提出的“决战境外”的思想更是令人不得不有所警觉，同时也迫使着我们必须对国家安全战略作出决策，从而使我们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找到一条适合空间定位。
       如何进行合适的空间定位，我们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给予了较好的诠释，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但是我们如果要向强国的行列迈进，还需对上叙方针特别是国防方针进行更深入的完善。
       因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的概念已超越单一的纯军事的内涵，综合安全观已成为全球的共识，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与文化，还包括资源、环境、信息等领域。其中，信息安全和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以军事外交力量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力量仍然是国家安全的主体，在着重于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安全力量的构成呈现出“基础势弱、主体失衡、潜力增强”的特点。
       基础势弱表现为：“经济对外依存度高，涉外经济安全矛盾日益表面化、科技发展势头增强、核心知识产权总量有限、信息技术基础薄弱、安全主权受制于人。”目前，我国原油进口约7000万吨，一半以上来源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地区（注：数据来源于参考消息）其中4/5经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运输，而该运输线却掌握在他国手中，据国际能源机构按我国国内原油产量不变的情况预测，到2010年我国与潜在对手的经济关系，与石油供应地的关系，以及对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防护正在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进而是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重要因素，美日防务指针以及其他国家的海上战略对华客观上已形成左右中国对外经济命脉，制约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力量。在科技发展上，尽管发展势头良好，但我国高技术自主开发能力有限，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少，在信息安全方面，我国的情况更为严重，90％以上软、硬件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我国的信息系统几乎处于无防御状态。
       主体失衡表现在“军事实力中战略威慑弱与常规力量”常规力量只适于陆上国土防御，战略威慑常常体现在空中攻击力量，海洋突击力量，远程打击力量。信息化作战能力尚待提高，我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打信息化战争的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尽管武器进口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新武器受制于人的局面同时并存。
       我们定位的要义在于明确战略，维护国家安全，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安全态势已不取决于上叙因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各战略主体的博弈中自身的安全战略运筹。国家安全战略确定后，能否解决下述问题，关系到对未来战略事态的把握。
       一、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可能模糊，但是，其本质并未改变。今天，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价值，安全战略的运筹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在经济上“互补不是替代、让渡必须对等”，坚持国家独立自主是永恒的原则，在军事上，战略运筹的精妙之处在于知微见著，防微杜渐，正是因为有了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才发生了1999年我国驻南使馆被炸，这种看似无关的事件，其实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当年正是有了中印自卫反击战才拥有了毛主席所说的“至少可以和平三十年的愿景”。当年正是有了美军跨越38线，毛主席果断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才有美军在今后的越战中不敢无视中国的警告，始终不敢跨越北纬17度线。这种现象反映的正是战略时空内涵变化之后战略筹划的本质。
       二、划定合理的战略边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是防御性的，其战略前沿与中国的自然边界重合，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时空内涵对国家安全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设置合理的战略缓冲区是适应变化的基本原则，防御性的安全战略对于战略反映的要求则更高，美国因其战略的进攻性一直遵循着“战略前沿随着战略利益而动”的原则，美国的扩张史表明，它始终将战略前沿抵近别国边界，美国的战略抵近政策事实上已经成为安全侵入，在这一点是中国战略防御缺少必要的合理条件，国家安全战略边界的重合使战略主体失去了必要，未来中国安全战略运筹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三、发展必要的国防力量，无论是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还是保障国家战略实施，认清威胁的来源及其战略企图，进而必须做好必要的准备，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国防实力的实现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在缺乏资源选择权，市场定价权和高技术主导权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更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平统一的希望则会更大，我们所提出“不放弃使用武力”承诺才振振有声，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
       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避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