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苏联灭亡及相关思考（上）

　1976年9月9日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斯时，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联合国及世界53个国家为他降下了半旗！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在当天的唁电中说：“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1991年12月25日　（毛泽东诞辰九十八年的前一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当晚，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承认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毛泽东的逝世与苏联的灭亡“时差”15年，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启示呢？　　

一  毛泽东正确预见苏联灭亡　　

　1956年2月24日　夜至25日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召集参会的代表们，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3月17日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11月15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　　

　1959年12月4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国际形势问题的讲话提纲上亲笔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结果，五年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即被搞下台，32年后，苏联灭亡。　　

2002年，俄罗斯政论家亚·舍维亚金在其出版的《苏联灭亡之迷：阴谋与背叛的历史》中总结道：“赫鲁晓夫做了别人不可能做的事情：为红色大陆的垮台奠定了基础。……这一点连西方都已经注意到了。” （亚·舍维亚金《苏联灭亡之迷》）　　

　1956年3月22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在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胞弟、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已经犯下了最为严重的错误”，并得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认可。8天后，美国在《对斯大林的亵渎》的报告中指出：“对斯大林的攻击可以被认为是用休克疗法对党和全体居民进行刺激的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在目前，美国的公开宣传应当继续采取低调。反斯大林运动将遵循自身的规律而对我们非常有利。”“美国政府始终将破坏共产主义的可靠性规定为总的指导方针。”（张宏毅等《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可以看到，赫鲁晓夫的“错误”恰恰成了美国人的反苏的“机遇”！　　

“1964年11月末（笔者注：赫鲁晓夫下台一个月左右）英国国会庆祝丘吉尔诞辰90周年大会上有人提议为这位俄罗斯最强劲的对手干杯。他本人答道：‘遗憾的是，现地有一个人给苏联带来的损害比我要多一百倍，这个人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让我们为他鼓掌吧！’”（亚·舍维亚金《苏联灭亡之迷》）1965年1月，丘吉尔去世。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是，与毛泽东的“担心”不同；美国领导人得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是“激动人心”、“异常兴奋”，丘吉尔却是“反话正说”地称赞之！　　

“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于1976年9月去世，他没有看到苏联灭亡的哪一天，但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见！　　

二  毛泽东为避免我国走上苏联灭亡的命运奠定了基础　　

今天来看，“冷战”确实是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学者多博林科夫说：“‘冷战’（1946—1989年）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一场最大的非军事地缘政治较量，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以全面摧毁对手（以国家为靶标）为目的的一场信息战、意识形态战。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作为一种无法判断的战争的一个有说服力的实例（有失败，但是好像又没有军事行动）。在这场战争中，苏联被打败了。”（弗·伊·多博林科夫《战争与和平：谁将获胜？》，《红旗文稿》2011年第19期。）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未能正确认识这场历时半个世纪左右的战争的实质，麻木迟钝、应对不当，意志薄弱、自解武装，终于走上了不归路！而中国却在这场战争伊始，即洞穿对手奸计，并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　　

第一、高瞻远瞩——毛泽东最早提出并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　　

毛泽东曾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　　

苏联灭亡前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他2007年出版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指出，1945年，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他写道：“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一定要做到。”（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早在1958年11月，毛泽东就从公开的信息渠道，敏锐地注意到约翰·杜勒斯这个比他大5岁、时年70岁的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设计者放出的信号。他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959年11月12日　，毛泽东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和平演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59年12月4日　，毛泽东在国际问题形势的讲话提纲上还写道：“敌人的策略是什么呢？（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以上事实皆证明，毛泽东以他战略家的敏锐和洞察力，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之实质。他也是最早提出和平演变这个命题的人。　　

第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既团结又斗争　　

　1956年3月31日　，毛泽东即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递话”苏联领导人，“他指出，斯大林毫无疑问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并“再次强调，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李玉贞译《尤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１９５６年３月３１日）》，《国际社会与经济》1995年第1期。）　4月6日　，毛泽东又对来访的米高扬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后来，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 1957年苏联所谓的“反党集团事件”中，毛泽东也多次“帮助”赫鲁晓夫，希望他改正错误。“毛主席后来常提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总的想法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以稳定为好。多次支持赫鲁晓夫正是出于这种照顾大局的考虑。”（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但是，由于赫鲁晓夫的“自以为是”，并对中国探索自己的路非议颇多，在多次“规劝”皆不如意的情况下，毛泽东从1959年9月份开始，即与赫鲁晓夫“分道扬镳”了。1963年，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称赫鲁晓夫为“假共产主义”；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下台”。　11月21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1965年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同意的《〈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出版者说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出版者说明》指出，赫鲁晓夫被赶出世界政治舞台，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破产。但是，赫鲁晓夫的阴魂不散。我们可以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作一面镜子，来辨别什么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便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赫鲁晓夫的被迫“下台”和《赫鲁晓夫言论集》的出版，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三，着眼长远——毛泽东部署培养接班人计划　　

1945年，艾伦•杜勒斯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1957年7月2日　，约翰·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他（赫鲁晓夫）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大概就是美国将共产党国家‘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的由来。”（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杜勒斯们相信，只要美国全力以赴地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总有一天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国家。　　

1964年，毛泽东在讨论修改“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谈道：“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赫鲁晓夫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了质变，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起作用。特殊地说这又同赫鲁晓夫本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关。”（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鉴于杜勒斯们搞和平演变的“用心良苦”和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毛泽东于1964年6月郑重提出了“培养”和“部署”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他说：“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反观苏联自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人的选拔和任用、尤其是竟然选任了立志要“消灭共产主义”的共济会会员戈尔巴乔夫做党和国家领导人，真是历史对苏联忽视培养自己接班人的无情嘲弄！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整个任职期间，“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黜掉。”（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　　

丘吉尔曾经说过：“俄罗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最困难的年代，一个天才，一位坚强不屈的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这个国家。在他度过一生的风云变幻的残酷年代，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给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接手的是一个用木犁耕作的俄罗斯，而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国。当然，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人。”（《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套用丘吉尔谈论斯大林的名言，那就可以发现戈尔巴乔夫用核武器接管了苏联，而放弃它时使用的是木犁。”“实质上他就是斯大林第二，但又有别于斯大林，他没有创建帝国，而是毁灭了帝国。”“我（戈尔巴乔夫）人生的目标就是消灭共产主义……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位置。在我本人了解西方之后，我明白，我不能放弃既定目标。而为了实现它我应该撤换整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领导层，乃至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走社会民主国家的道路。……我找到了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战友。这些人中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占有特殊地位，他们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所建立的功绩简直不可估量。”（亚·舍维亚金《苏联灭亡之迷》）　　

第四、永不变质——毛泽东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开展反腐蚀斗争　　

艾伦·杜勒斯说：“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现象，并且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　　

　1963年5月9日　，毛泽东在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时，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其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通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65年1月15日　，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他批注道：“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　　

显然，毛泽东对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的紧迫性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得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自身的变质。毛泽东主张的进行反“和平演变”，首先要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反腐防变的历史经验。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艰难探索　　

为了“以苏为鉴”，总结经验，走自己的路。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难探索。　　

1956年起，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7年11月）等重要著作；在他的领导下，1957年末，广泛开展“整风反右”运动；1958年上半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2011年6月20日　，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在上海交大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他坦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陈中小路《听俞正声上党课——“执政者的声音”》，《南方周末》　2011年6月23 　日。）　　

今天，我们从进行反“和平演变”和确保政权安全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发动以上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正是为了反“和平演变”和确保政权安全。　　

　1965年1月14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毛泽东传》中认为：这“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由于对党的建设问题的忧虑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的不满。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　吴旭　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解说井冈山精神时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环境中，毛泽东提出的以上思想、采取的以上措施，相较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未能正确认识“冷战”——这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实质，从而应对失措、自解武装并走上了不归路的严重后果来看，客观上，为我国避免苏联的命运奠定了基础！　　

“诚然，斯大林曾经犯过错误，有过失误，但他善于将其转化为对敌人的损害，并从中得到好处，获取经验。”（亚·舍维亚金《苏联灭亡之迷》）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诚然，毛泽东曾经犯过错误，有过失误，但他善于将其转化为对敌人的损害，并从中得到好处，而且，也使后人获取了经验。　　

三  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意义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到苏联灭亡，即斯大林逝世38年后，苏共也没有对斯大林做出正确的评价。但是，在毛泽东逝世5年后，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对毛泽东同志做出了及时和正确的评价。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　)。　　

毛泽东自始自终都反对全面否定斯大林。睿智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毛泽东“对待”斯大林的经验和苏共的历史教训，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实不仅为毛泽东之幸、共产党之幸，更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今天，国内外敌对势力及其代言人，你方唱罢我登台，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叫嚷着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所作所为，实乃对我进行“战略误导”，使我重蹈苏联覆辙。对此，我们要高度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措施，使其奸计不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