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劳政矛盾”实质的一篇好文章

揭示“劳政矛盾”实质的一篇好文章　　

――读凡夫唐的《“劳资矛盾”与“劳政矛盾”》一文有感　　

梁 新　　

前不久，我在自己的博客和某网站上发表了《戏说“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三国演义》一文。在文章中，我引用了某网友的观点：“从右翼精英的角度来说……权力精英必须服从资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整体利益，服从于整个精英集团的阶级利益，并在整个精英集团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所得的分赃中，维持某种平衡，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 “左派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官－民矛盾，而是整个精英利益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无论是权力精英，还是资本精英，抑或是文化精英，他们都是精英利益集团的基本组成力量，他们固然会出现内部矛盾分歧，但在剥削底层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却是一致的。在整个精英利益集团中，资本精英占据了核心地位，文化精英和权力精英依附于资本精英而存在。”　　

我在文章中提出：“在三者中，‘资本精英’的影响力是最强的。由于人的趋利性，‘权力精英’可能会主动与‘资本精英’勾结，实行权力寻租，形成人们常说的‘权贵资本主义’；也可能是‘资本’对‘权力’的主动腐蚀和控制，借用‘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我姑且把其称为‘资本权贵主义’。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方面是共同的，差别在于是由权力主导的还是由资本主导的罢了。　　

我的文章发出来以后，在杂文报沙龙引起一场争论，一位姓林的网友坚决反对我对资本精英的评价，认为权力才是万恶之源，资本没有任何的恶，并且引用了大量美国的例子来论证其观点。当时为了达到求同存异的目的，我曾经试图采取折中调和的办法同他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但是他毫不让步，还罗列了好些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来例证，我明知他的观点是比较偏激，但是又找不到好的理由来反驳他，于是，论辩陷入了僵局。　　

而从10月11日《杂文报》上读了凡夫　唐　先生的《“劳资矛盾”与“劳政矛盾”》一文后，茅塞顿开，认识到，在权力和资本的关系中，除了上面所分析到的“‘权力精英’可能会主动与‘资本精英’勾结，实行权力寻租”和“‘资本’对‘权力’的主动腐蚀和控制”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利益关系，那就是如同凡夫　唐　先生所分析的：“在官员们的眼里，企业主和资本就是生产力就是GDP就是政绩，就是他们获取升迁获取最大利益的保障，所以，保护资方利益就等于维护官员们的的自身利益，得罪了资方就等于跟自己过不去。”于是，在“国企改制中，政府在解决劳资矛盾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企业立场，选择牺牲员工利益，……在处理民营企业欠薪等问题时，政府的立场也多倾向于企业而非员工，受损员工们肯定会把怨气发泄到政方头上。由于政方的态度和立场偏移，把本来单纯的‘劳资矛盾’上升为‘劳政矛盾’，‘劳政矛盾’反而盖过了‘劳资矛盾’”。 凡夫　唐　先生所说的这段话，不但帮助我从理论上解决了关于资本控制或者影响权力的我尚未认识到的问题，同时也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揭示了“劳政矛盾”的由来和实质。　　

凡夫　唐　先生分析说：“市场经济下的劳资矛盾，应该是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劳资双方既是特殊的合作伙伴关系，又是彼此独立的利益主体，他们通过劳资结合，共同创造价值各取所需，同时获得自己的应得利益。而资本的本质天生就是追求最大利润，劳动者劳动的目的也在于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和最高价值，因了这个共同特征，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又成为了利益博弈，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劳、资、政三方互为作用，构成一个密切的三角关系。政方的立场在这三角关系中尤显重要，几乎是解决矛盾的关键因素。矛盾中的劳资双方必然各抒己见，坚守自我诉求，而政府或者司法的不偏不倚，公正立场就成为了解决矛盾的关键。政方偏袒劳方就会损害资方利益，劳资矛盾演变成“资政矛盾”，如果政方偏袒资方，劳方利益又会受损，会产生“劳政矛盾”，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棘手，经济、社会秩序也会遭受破坏。”并且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引用了他所接触到的很多农民工在回答他提出的为什么维权时很少求助于政府和法律时回答的话：“现在政府和官员都跟老板一个鼻孔出气”。　　

整段话道出了当今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根源和深层次原因。　　

在任何社会形态中，人们之间最常见又最基本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而决定着劳动者的分配状况和合法利益是否得到保障的劳资关系在其中更是最重要的关系。从广义上说，劳资关系不仅包括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企业生产中的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其实也应该包括以脑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机关和事业单位中的干群关系，因为在那里有时候职工的分配状况是否合理和合法利益是否得到保障仍然取决于管理层，只不过在企业中表现得比较常见和突出而已。机关和事业单位中的所有工作人员虽然通常被称为“干部”，但是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在从中还是充当“劳”的角色；其中的负责人虽然也被称为“官员”，但是由于他们还不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和矛盾纠纷的最后仲裁者，他们在特定环境中也还没能够称为“政”， 他们与政府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的因为利益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劳资关系”。只有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和矛盾纠纷的最后仲裁者才能堪称“政”。　　

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下，无论是企业中的劳资关系，还是机关事业单位中的干群关系都是一种合作关系，但是由于腐败现象和基层民主的缺失，为资方和领导干部侵犯劳动者和一般群众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同样遭受侵犯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被单向打破“铁饭碗”的企业劳动者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由于凡夫　唐　先生的文章所分析到的原因，本来是劳动者与侵犯合法权益的资方的矛盾，却由于政方对资方的偏袒，演变成为劳动者与政府的矛盾即“劳政矛盾”，这就是所谓“官民矛盾”的产生的根源和实质性原因。　　

在这种矛盾产生的一系列因果关系链条中，我们绝不会低估由于权力不受任何制约而产生的恶，但是同时也不应该忽视资本的逐利性在政方的偏袒下的无限膨胀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观上或者客观上的侵害，这也就是资本的恶及其危害性，而这恰恰被我们某些朋友所忽视或者有意无意地掩盖。这些朋友主张严格限制权力是完全正确的，其片面性在于把此绝对化以后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并且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其对资本的恶的极力掩盖，不仅从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更严重的是为资本的进一步作恶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加速由“权贵资本主义”向“资本权贵主义”的转变，或者向“权贵资本共同体”的转变的进程。　　

那位林先生平时把美国的东西奉为金科玉律，而这次美国恰好非常及时地充当了一名反面教员。从纽约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向美国的1000多个城市蔓延。示威者自己把运动定位为“99％对1％”的斗争，共和党则把此定位为民主党煽动起的“阶级战争”。我们国内“南方系”的重要舆论工具《南方周末》尽管千方百计地极力淡化这次事件，也不得不承认，左派把矛头指向资本，而右派把矛头指向政府。对发生在美国的事件，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在文章《资本妨碍美国政府倾听民声》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论：“尽管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十分复杂并且在变化，但如果简单说来，就是一个社会的运行及利益分配方式，都由资本，特别是大资本或金融资本说了算，资本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支配位置，资本家对国家路线的控制权高于社会的任何群体。仔细想一想，美国的确是这样的国家，而且这样的重要顺序，在美国被推向极致”。“其实让美国政府真正代表大多数美国民众是困难的，因为美国政府和民众之间隔着资本的强大利益。美国的普选制度对资本虽有一定钳制，但资本对选举力量的反钳制往往工具更多。在美国没有一个穷人能够不经过资本支持进入政坛，已经进入政坛的人如果和资本过不去，他就是政治自杀”。“热衷监督的美国舆论，唯独对资本家们网开一面，丑闻遍及社会各界，只有资本家的丑闻最少”。 单仁平的评论和凡夫　唐　先生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不同的国度的实际出发，客观分析了在当今世界中，存在甚至是严重存在着由资本主导的资本与权力之间的恶性互动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尖锐的社会矛盾，而发生在美国、英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抗议运动则从实践方面证明了这一点。而更为虚伪、可笑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自封为世界民主之都的美国和英国一直来热衷于策动和支持发生在其他不属于西方圈子的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运动”，哪怕是暴力行为他们也一样支持，而面对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抗议运动，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政府作出强力弹压的同时宣称：“不要被虚伪的人权所阻碍”，美国共和党的几位要员则称示威者们为“暴徒”。面对发生在美国和西方的这些事件，我想，我们的政府应该有所感悟，更加公平、合理地处理好“劳资矛盾”，以防止由于处理不当也演变成为“劳政矛盾”并且激化，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综上所述，资本并非如同那位林先生所百般美化的那样，它同样有自己的“恶”的一面，一种自然形成而且与权力关系不是很大的恶。社会在强力约束权力与资本的主动勾结和被动勾结的同时，不应该无视、掩盖、放过甚至美化这种“恶”，否则起码是非常片面的，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凡夫　唐　先生的文章给我们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