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

  一  新闻事业阶级性的涵义

    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是新闻机构在新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倾向，阶级立场，即反映一定阶级的意志，维护一定阶级的利益，为一定阶级服务。
    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新闻事业的重要属性。正确地认识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对于明确新闻事业的职能，发挥新闻事业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新闻领域的实际情况，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论点。新闻事业一般是由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支配。统治阶级利用自己有利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物质力量，通过或明或暗、直接间接的办法，影响、掌握、控制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站等新闻机构，通过新闻和评论，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使之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被统治阶级当然也会合法、非法地出版自己的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抵制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在统治阶级的限制和迫害下，其影响微弱，被统治阶级无法摆脱统治阶级的新闻舆论和思想的影响。
    1957年3月，毛泽东对于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讲得十分明确。他说：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毛泽东还认为，如果把报纸当作没有阶级性的，将来是对的，现在不可。这些论断正确地指明了阶级性是阶级社会里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属性，是新闻活动的一项显著特点。掌握新闻工具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一定阶级的立场出发，挑选事实，制作稿件，加以报道，同时体现观点，宣传思想，为一定的阶级服务。

                        二  新闻事业阶级性的来源和表现

    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新闻事业上的反映；新闻事业的所有者的阶级性，决定新闻事业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里，敌对阶级为了改变或维护自己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着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同阶级、不同政治背景的新闻机构，在报道社会阶级斗争以及有关的新情况时，会表现出不同的阶级倾向：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有的赞颂，有的贬斥；有的报道，有的不报道；有的充分宣扬，有的一笔带过。
    例如 50多年前，北平解放，新华社热情欢呼，美联社讽刺挖苦；两个具有不同立场的新闻机构，对待同一事件的报道，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阶级倾向。再如，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新华社在4月6日的报道中，对他作了历史性的批判。其导语写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4月 5日在台湾病死。”合众国际社4月6日的电讯一开头写道：“台湾的国民党中国的蒋介石总统昨天因患心脏病死去，他夺回中国的大陆的二十五年之久的希望仍未实现。卒年八十七岁。”字里行间，流露出某些惋惜之情。这两条新闻反映出新华社、合众国际社不同的阶级性。
    新闻事业的阶级性由谁决定？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是通过新闻的内容、形式、编排等等体现的。这首先取决于新闻作者，主要是记者、编辑；其次取决于新闻机构负责人：社长、台长、总编辑、总经理；最终决定于新闻机构的所有者：政党、政府、团体、企业等。新闻机构所有者，从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等方面，严格挑选、精心培训新闻从业人员，使之自觉地、出色地执行其制定的编辑方针。如果新闻作者、新闻机构负责人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同新闻机构所有者严重对立，就会受到批评、处分，甚至被撤换。这在中外新闻史上，不乏其例。
    不同种类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是有差别的。一般说，政治性新闻机构，如政党报刊，政府办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的阶级性就比较强。技术性报刊、娱乐性新闻机构，其阶级性较为淡薄；但是，阶级斗争激化时，情况会有变化。
    在阶级社会里，新闻事业有阶级性，新闻报道总的来说有阶级性，但是并非每条新闻都有阶级性。
    某些反映自然现象的新闻，同阶级利害无关，就没有阶级性。有关科技珍闻以及某些奇闻异事的新闻，往往没有什么阶级性。
    同一阶级办的新闻事业，对待同一事件的报道．其阶级性的表现大体相同。但是，同一阶级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集团、不同的政党，由它们支配的新闻事业，在对待某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上，其阶级倾向往往不一样。

                      三  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与受众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里，新闻事业有阶级性，受众也有阶级性；或者说，新闻传播者有阶级性，新闻接受者也有阶级性。如同每一个新闻机构、新闻工作者一样，每一个新闻接受者，都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占有某种地位，具有某种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对待社会上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会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新闻事业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必须研究受众情况，包括研究受众的阶级性，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新闻报道。
    一般情况下，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与受众的阶级性相一致时，新闻易被受众接受，社会效果好；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与受众的阶级性不一致，新闻会被受众抵制，社会效果不好。
    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不一样，受众的阶级性也不一样。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与受众的阶级性，有一致也有不一致。新闻机构的报道有真有假，有对有错。受众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对新闻的判断，也有对有错。另外，人们不但接收同一阶级的新闻机构的报道，而且受其他方面包括敌对阶级新闻报道的影响。这一切就使得新闻事业与受众之间，出现错综复杂的关系。
    有时候，新闻机构的报道遭到同一阶级部分受众的严重抵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多次出现这类情况。简要分析其中原因，不外两大类。一是新闻机构的报道不真实、不正确，遭到受众正当的抵制，新闻机构越是这样报道宣传，受众的逆反心理越强烈。1958年“大跃进”报道，属于这一类。二是新闻机构的报道是真实的、正确的，受众被眼前现象、局部利益所迷惑，或者受到敌对新闻宣传的蒙蔽、欺骗，因而产生抵触情绪。
    我国新闻机构关于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的某些报道，曾受到部分受众的怀疑、抵制，原因较多，其中西方一些新闻机构的造谣污蔑、挑拨煽动，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位编辑认为，在北京政治风波中，“美国新闻媒介扮演了外界煽动者的角色”。
    协调新闻事业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使得新中国的新闻报道为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所接受，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必须注意下述几点；第一，如实反映情况，实事求是。第二，在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反映情况的基础上，体现新闻的倾向性，包括阶级性。第三，讲究新闻写作，改进宣传技巧，用事实说话，潜移默化。第四，经常研究受众反映以及敌我友新闻报道的动向，加强针对性，及时纠正、弥补自己新闻宣传的失误和不足；同时给造谣、传谣惑众者以必要的回击。

                    四  关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问题

    同新闻事业的阶级性相联系，有个“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问题。1957年反右派期间，毛泽东针对当时新闻界存在着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原则区别的情况，强调指出，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论点，对我国新闻事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以后的40多年间，中国的政治风云几经变幻，新闻界多次探讨，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明确如下几点：
    一、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舆论工具）
    毛泽东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有个前提，就是“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既然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和阶级斗争，各个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必然会利用对社会舆论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作为向敌对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
    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论点，对于明确报纸、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和党性，揭穿资产阶级标榜报纸、新闻事业是超阶级的、独立于阶级和政党之外的谎言，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区分没有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那时的报纸和整个新闻事业，自然不成其为阶级斗争工具了，也就没有阶级性了。
    从近代报刊出现以来的情况看，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论点，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比如，由于《新莱茵报》孜孜不倦地揭露反动当权者，始终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因此不断遭到普鲁士反动政府的迫害，办了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刊。恩格斯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报》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至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如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新华社，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通过新闻舆论，发挥了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的情况，也是比较清楚的。
    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不但毛泽东说过，在无产阶级其他领导人的著作中，以及中共中央的文件中，也曾有类似的提法。斯大林在题为《论工人通讯员》的文章里面，把报纸看成是“一个锐利的阶级斗争武器”。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中指出：“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
    总之，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不能否认报纸具有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或职能。
    可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报纸是否还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应当说，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意义上，报纸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认为，“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200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上述提法、“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就是继续发挥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当然，在新的历史时期，报纸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已退居次要地位，而报纸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工具的作用，则占据主要位置。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指报纸主要通过新闻、评论，引导舆论，影响社会，打击敌对阶级，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报纸不像阶级斗争的其他工具——军队、法庭、监狱那样起强制性的作用。所以确切地说，报纸（包括刊物、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站）是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这样可以避免同阶级斗争的其他工具混淆。
    二、报纸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论点，是就报纸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讲的，并不能包括报纸的全部作用和任务，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报纸惟一的作用和任务。毛泽东没有表示过报纸的作用和任务只有阶级斗争。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其他文章中，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这就是在报纸上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情况，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使群众懂得真理，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958年他在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中指出：报纸“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曾把报纸看作是建设党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报，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经济教育的工具，鞭策落后的工具，教育人民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等等。这些都是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阐明了报纸所担负的任务和应起的作用，并且随着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有所侧重，无疑都是正确的。
    可见，人民新闻事业的作用和任务是非常广泛的，涉及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并非只有阶级斗争一项。即使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当时报道的主要内容虽然是战争，是阶级斗争，但也注意反映经济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例如，安塞县一个小村子的农民创造变工队的事迹，就曾经刊登在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上。1941年《解放日报》发表的《鲁忠才长征记》，则简要地介绍了一个区的运盐经过。

                         五  新闻媒体并非“社会公器”

    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 的论点，近年来多次出现，广为传播。比如，2003年2月27日，某报在长篇座谈摘要中谈到“媒体的社会功用究竟应如何看”，一位教授认为：“媒体应该是社会公器”，“是公共信息平台”。“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进行社会监测，并把观测到的东西告诉公众。”还说，“当务之急的是应该发挥媒体社会公器的职能，抵制各种利益集团对它的侵蚀。”
    上述论点来源之一是西方传播学。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同威廉•波特合著的《传播学概论》》一书中，关于“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首先提到的是“环境监视”，也称“社会雷达”，承担为社会公众“寻求和传知信息”的责任。该书还把传播者比喻为“看守人、宣讲人”。
    媒体是社会公器，为社会公众效力等论点，听起来超然、公正，相当诱人，也有一定道理。比如，媒体对于气象、天灾等自然现象的报道，可以说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可是，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媒体的报道能不偏不倚吗？！世界各国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材料。2003年9月，《中国记者》发表林枫写的题为《战事同一报道通异 媒体并非社会公器》的文章，该文如下：
    2003年3月25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在题为《世界媒体谨慎注视美国》的报道开头指出：“世界各国记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共同采访伊拉克战争的机会，并对这场冲突做出了迥然相异的报道。”中国《参考消息》》3月27日转载此文时，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战事同一报道迥异”。这就点明了全球伊拉克战争报道中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提出了可供新闻界内外深入思考的一些问题：这种现象表现怎样？产生的原因何在？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主战反战，针锋相对
    对于“战事同一报道迥异”现象，《华尔街日报》的上述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一些随军记者显然脱不开与本国军队的关系，在报道部队进展时使用了‘我们’这个代词，而非美国的随军记者在报道时则显得比较超然。”
    “在政府坚决反对战争的法国，全国上下似乎都在质疑美国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官方说词。”
    “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和最大的私营电视网长时间转播了半岛电视台播放的美军战俘画面。美国政府禁止美国电视网播放这些画面，意大利访谈节目的观众拨打电话，批评这是一种新闻审查行为。在德国，媒体对美国的新闻机构进行了长时间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美国媒体已经进入了‘一体化’状态。”
    4月2日，《今日美国报》刊登一篇题为：《全世界媒体同情伊拉克而对美国的报道持谨慎态度》的报道。认为，全球媒体这些天铺天盖地的伊拉克战争报道的语调，可能会让美国人感到惊讶。“无论从英国广播公司（BBC）到德国第二电视台（ZDF）的电视节目，还是从西班牙到曼谷的报纸，人们都能感受到报道明显反对战争，偏向被围困的伊拉克人民。这些报道往往用情真意切的第一人称写成，内容多为记者对医院或被炸毁房屋的所见所闻，还配有伤亡者的照片，而这一切决不会在美国的媒体出现。”
    《今日美国报》说：“目前，似乎很难说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媒体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这在中东地区不足为奇。”“最近，约旦的《宪章报》热情赞扬伊拉克人对联军的英勇反抗并对美军声称有数千名伊拉克士兵投降的说法提出质疑。”“但是，即使是在其政府支持美国的国家里，怀疑主义也是占了上风。在英国，老牌的国有广播公司（BBC）已经遭到政客们的指责，说它报道伊拉克方面的观点太积极。”“当然，在高度政治化的欧洲，新闻报纸和电视台都会大张旗鼓地宣扬其主子的政治路线，因而读者和观众也会随波逐流。”南非“报纸的头条都是哀悼死亡的伊拉克平民和赞扬前往巴格达充当‘人体盾牌’的南非人的文章。”（参考消息）4月11日）
    上面两家美国报纸，对于世界上多数国家新闻媒体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同美国“迥然相异”的状况，作了相当准确的概述。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何在？
    立场不同，利益不同，报道也就不同
    日本《每日新闻》》4月3日刊登记者的报道，谈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前线指挥部采访的感受。报道说，在各国记者云集的新闻中心，“我切身感受到了战争报道的艰难和各国媒体报道立场的不同。”“美国和伊拉克都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媒体。”“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拉克，愿意提供给媒体的只是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参考消息》4月12日）
    上文提到的《今日美国报》的报道也认为，对待伊拉克战争报道问题，“似乎很难说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媒体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世界上多数国家媒体的立场，同美国主流媒体的立场不同在哪里？首先是对待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不同。主战反战，针锋相对。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在战争问题上立场不同，也就是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立场不同。正如法国《欧洲时报》3月26日文章所说，“美国人可以弹指之间灭掉萨达姆，但恐怕仍难逃过‘失道寡助’的下场。”“席卷全球的反战声浪此起彼伏，源源不断，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也在兴起。”“这说明即使强大如美国，没有联合国授权就动武，照样在外交、法理和道义上输分，大失民心。”“蛮横如布什，失去了联合国的授权，也就失去了世界人心。”（《参考消息》3月28日）世界上多数国家媒体反对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的铺天盖地的报道，正是席卷全球反战声浪的真实写照。
    《俄罗斯报》》4月8日的署名文章，从广阔的角度思考伊拉克战争中和战后美国同其他众多国家的对立、矛盾。这些都是美国媒体同世界多数国家媒体立场、利益不同的重要根源。文章中提到从经济角度思考：“伊拉克战争因石油而引发。”“石油比国际法更有分量，石油就是发言权和武器。”从地缘政治角度思考：“美国在战中和战后都将遭遇到对它企图建立单极世界的反抗。”从文明的角度思考：“在价值观上不仅东西方之间，而且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各种文明在冲突对撞。”从军事角度思考：美国取得的“将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胜利。”“美国开始剥夺别国的主权。”“每个国家都可能受到军事挑衅。美国以军事方式与世界对立。” 另外还有民族和宗教角度的矛盾。（《参考消息》4月11日）
    媒体是特定群体的喉舌并非社会公器
    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人物，总是指明新闻媒体同阶级、党派的密切关系。1849年1月，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一文中指出：“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1957年5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谈到：“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
    新闻的阶级性、党派性，是指新闻、新闻媒体站在某个阶级、党派以及由阶级、党派掌控的国家、政府的立场上说话，反映他们的观点，维护他们的利益。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新闻媒体平时强调客观、公正，反映各方面意见，为全社会效力，掩盖、否定具有阶级立场和党派倾向。伊拉克战争是具有不同立场、利益的国家、政府之间的生死搏斗。由于美、英国内不同党派、集团之间斗争激烈，以及美、英同法、德、俄、中等众多反战国家间的矛盾重重，反映在有关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上，倾向性比平时直率、露骨，承认或指明：美国同世界多数国家媒体对伊拉克战争报道迥然相异，是由于立场不同、利益不同。这同恩格斯、毛泽东的上述论点，比较接近。
    由于在伊拉克战争中说了真话，说了违背布什政府战争政策的话，而被美国新闻界扫地出门的著名记者彼得•阿内特的遭遇，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众多议论。有文章提到，1991年8月2日，在美国CNN的“交叉火力”节目中，主持人问：“一名美国记者在战争时期有义务竭其所能地帮助他的国家打赢战争吗？” 阿内特答：“我认为他们（记者）的职责首先不在于为美国效力。而在于告知公众。”另有访谈文章就阿内特事件指出：“作为瞭望者、观察者的新闻工作者，和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喉舌、马前卒、代言人是不一样的，应该尽可能和各种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
    上述议论涉及新闻媒体的性质、地位问题，新闻工作者的职责由此派生。当今世界上对此的答案大体有两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新闻媒体是阶级、党派、国家、政府等特定群体的喉舌，媒体及其新闻工作者要反映他们的观点，维护他们的利益。西方新闻学、传播学一般主张，媒体是社会公器，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瞭望者、观察者，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为全社会服务。
    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党派林立的时期，在国际上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在国内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激化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就不能不带有阶级性、党派性，不能不是某个阶级、党派、政府的喉舌。。
    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是公共信息平台；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瞭望者、观察者，为全社会效力等论点，听起来十分诱人，但在现实世界行不通。每个国家都有立场不同、利益不同的众多阶级、党派，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能一视同仁地反映他们的观点，维护他们的利益吗？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政府，能容忍媒体违背他们的重大政策，危害他们的根本利益吗？阿内特终究为所在国家和媒体所不容，原因就在于此。
    伊拉克战争中，媒体、新闻工作者的阶级性、党派性、政治性表露明显。平时，这些色彩较为淡隐。但在总统竞选等重大政治活动期间，又会显现。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以后，有关开战理由是否可靠的争论，正在美国、英国日趋激烈。媒体的党派性、政治性随之显露。
    伊拉克战争中“战事同一报道迥异”，以及战前、战后的众多情况都表明：新闻媒体是阶级、党派、国家、政府等特定群体的喉舌，并非社会公器。
    由于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从总体上说，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不具有这种属性。

                        六  新闻事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1920年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1、阶级社会里报刊具有党派性
    马克思主义领导人总是指明阶级社会里报刊同党派的密切关系，同时强调必须坚持新闻事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1842年初，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就指出：“党派的名称对政治性报刊来说则是一种必要的范畴。”
    1849年1月，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后来，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报是党的旗帜，党的报刊的任务是阐发和捍卫党的原则。
    1905年底，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强调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
    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公开声明具有严格的党性，并且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资产阶级政党，一般否认或掩饰具有党性、阶级性，而是打着全民的旗号。这是由于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体现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的利益，是为人民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党性、阶级性，同人民的利益相矛盾。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新闻事业的党性是新闻事业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那时，报业的主体是政党报纸。政党报纸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争夺政治、经济权利，以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具有比较明显的党派性、阶级性。
    工业革命后，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变化，以及印刷、造纸技术的发展，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政党报纸日渐弱化，代之而起的是由私人（资本家或财团）办的商业报纸。
    与之相适应，亲闻理论也有变化、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报刊、新闻事业要对社会承担责任，要“为政治制度服务”，“为经济制度服务”。对流行多年的《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有所修正。
    西方《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既然主张要“为政治制度服务”，也就是要为产阶级多个政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议会政治制度服务。社会责任论还主张，报刊要“为经济制度服务”，也就是要为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集团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西方报刊、新闻媒体在进行上述新闻活动中，必然会或明或暗地呈现出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党派性。几百年来的西方新闻史，包括2003年开始、2005年还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报道，都证明了这一点。
    2、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
    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坚持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指导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工作的主要优良传统。坚持与否定党性原则的斗争，贯穿于中国革命新闻活动的全过程。对此作简要回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列宁明确提出新闻事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
    列宁在1905年所写《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指出：“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包括新闻事业、文学事业、出版事业等等——本书作者注）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
    列宁还说：“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
    列宁关于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新闻事业应当成为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新闻事业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地位、性质和功能。新闻事业同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好比一部机器，新闻事业则是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社会主义事业犹如一个人，新闻事业则是人的耳目喉舌。新闻事业的运作，要同社会主义事业的运作相适应，并为其服务。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要受党的领导，新闻事业也不例外。新闻事业要讲党性，要宣传党的观点，要为人民服务，要摆脱资产阶级的金钱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列宁阐述的党性原则，要求新闻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新闻活动，反映世界，影响世界，作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其中包含新闻活动的许多重要的原则、方针，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对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产生重大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列宁明确提出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并且注意同曲解、否定党性原则的现象作斗争。1927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
    党性原则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根本原则。1942年3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期间，毛泽东在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同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把党性列为党报必须具备的四项品质之首。社论说，改版的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为此，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提出：“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957年5月18日，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新闻宣传立场坚定，导向正确，在打击敌人，鼓舞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艰巨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解放日报》改版到新中国成立前重视新闻理论建设，以及广大新闻工作者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增强党性，克服闹独立性的倾向，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有很大关系。
    3、改革开放时期，坚持党性原则，防止人民性的冲击
    1979年春天，我国各条战线根据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总结历史，规划未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会上及会后，新闻界一位负责同志提出了“党报的党件和人民性的问题”。他认为，党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新闻工作光讲党性难免跟着党再犯错误，要用人民性衡量、补充、制约党性。为了防止党犯大错误，要把中央党报办成充分体现人民性的监督党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还说什么：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或说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等等。这些论点扩展开去，引起了对党性原则的曲解和怀疑，从而影响到新闻工作，损坏了新闻工作同党的关系。新闻界内外许多人不同意上述论点，从而引起长期的激烈争论。
    ①中共中央决定指出：“决不能把党性要求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着重谈到党性问题。决定指出：“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增强党性。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表现。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纪律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才能达到这种标准，否则是不可能的。决不能把党性要求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②邓小平坚持党性原则，批评“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重申党对新闻宣传的一贯要求：“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以利坚持和改善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批评“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③胡乔木认为，党性有明确的含义，人民性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胡乔木1982年3月11日，给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首先表示“能够理解，你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把党报办得更好”。然后着重指出：“但是你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作为全文的基本命题，而又未对人民和人民性两词作历史的和阶级的考察（只在个别地方提到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就导致理论上的严重混乱。文中虽一面说党性和人民性根本上是一致的，同时在论述中又认为当党报出现某些错误倾向的时候，是由于过于强调党性，或是相反。诸如此类的一些缺陷，使全文缺乏逻辑上和理论上的一贯性。这样，这篇文章的主要骨干就难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站住脚。”
    胡乔木在信中对古今中外使用“人民性”一词的众多情况，进行历史的阶级的考察。认为，“但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人把‘人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总之，我的意见是这个问题需要继续作认真深入的研究。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有某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我建议，目前最好不要再用这个提法。”
    无论是严肃的批评，还是耐心的规劝，党性、人民性问题的积极倡导者，一概听不进去。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传播，见诸行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
    1988年9月15日，首都某报“学者答问录” 中载文提出：“新闻的党性即新闻工作者的党派意识，在不存在反对党派的和平建设时期，强调它弊多利少，把它纳入新闻学的核心内容更是不妥。”他还认为，我国的新闻学“处在前科学状态”，“这是因为新闻学基础本身还是那些已经陈旧的内容。”这位学者不在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上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把党性原则，以及以党性原则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上给否定了。1989年5月1日，上海某报刊文提出，新闻工作的陈旧理论，所谓“喉舌论”“认为党报是党的喉舌，因而也就是人民的喉舌。这是本末倒置！……对于党报来说，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看，人民性都是第一性的，党性是第二性的。党报首先是人民的喉舌，因而它才是党的喉舌。反之，则不能成立。”文章还宣扬“‘民办’报纸在改革中有着客观公正、勇于讲真话的特点”，并且认为“他们代表了民主政治条件下，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发展方向”。这篇文章把抬高人民性、贬低党性，同提出“民办”报纸是“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
    1989年五六月间，党性人民性问题的倡导者发表文章，竭力主张要有反对中央重大决策的新闻自由，有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新闻自由。这同他抬高人民性、贬低党性，要把党报办成以监督为性质和第一功能的论点，是一脉相承的。以他为代表的错误论点，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中，新闻界一些重要单位和部分同志，犯方向性错误的主要理论根据和思想根源。
    4、党性来源于阶级性，而不是来源于人民性
    要研究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先得对无产阶级的党性有个确切的了解。
    ①共产党的党性，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党的党性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的发展规律相一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指路明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先进性。党性正是这些先进性的最高表现和集中表现。共产党具有了这种先进性，才能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代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②共产党的党性，包括思想意识、思想方法两个方面
    共产党的党性，包含思想意识、思想方法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内容，也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它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这些优良品质，加上马克思主义的要求，集中体现在党性之中，就是要求共产党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引导群众为推翻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奋斗等思想作风。刘少奇对于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特别是思想品德的修养问题，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
    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毛泽东把党性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方法的高度来认识。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中提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只有科学的态度，才是党性。所以，共产党人在认识和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要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和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才能算有了党性。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共产党人的起码态度。
    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密切相关。一个共产党人，只有当他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时候，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才能发扬到最高度。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三个方面增强党性锻炼。
    ③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提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共产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不能说来源于人民性。即使在承认党性来源于阶级性的同时，提出党性也来源于人民性，同样不妥。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列宁指出：“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拿我国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包括哪些阶级和阶层，都是不相同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不对某个历史时期人民的阶级划分、经济结构、政治状况、意识形态进行分析，而笼统地抽出一个人民性的概念来。人民中间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和愿望，有不同的方面，也有相同的方面。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当然不是人民中间各个阶级、阶层利益和愿望的简单相加，或是它们的公倍数，而是要由某个先进阶级及其先锋队来体现。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只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地认识和体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共产党的党性，既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也包括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人民联为一体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说的党性，是指无产阶级的党性。没有无产阶级的时候，当然没有这种党性。无产阶级出现以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不用说不是来自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虽然他的先进性是党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无产阶级也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不可能自发地认识到肩负着变革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不可能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因此，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如同不能把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一样，也不能把党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不能把共产党的党性，说成似乎是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甚至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几部分人的共性中产生出来的。可见，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提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样，说共产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人民性是党性的基础或源泉，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等等提法，也有类似的弊病。
    （摘自林枫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视角的系统阐释》第十、十一章有关章节。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