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战后日德两国在军国主义清算程度上的差异

日本

      1945年8月14日日本战败投降后仅14天，即进入美国单独占领状态，为期6年零8个月。在此期间，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利服从于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

　　1.对日非军事化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1945年8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并发给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认为：为了“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必须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使其完全非军事化”^[1]。

　　严格地说，战后日本的非军事化并不完全。第一，美国占领军保留了旧日本海军的一支扫雷部队；这支部队后来秘密地参与了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第二，美国占领军为日本重整军备保留了大批战争设备；第三，美国占领军为日本重整军备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美国对日本制定的非军事化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本来，1945年6月11日的国务院一院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第150号文件规定：“在可能的程度上永远使日本非军事化，非军国主义化。”^[2]但是，该文件修改成同年8月29日的《初期政策》时，其相应部分便以“完全”二字取代了“永远”。后来，《初期政策》又经修改，成为同年11月3日《日本投降后初期基本指令》，其措辞虽有所前进，却也只命令麦克阿瑟“应为永远解散一切军事组织……做好准备”。

　　由此可知，美国决策当局始终未下决心使日本永远非军事化，这意味着，即使在要求日本非军国主义化的呼声最高时，美国也未彻底排除重新武装日本的可能性。

　　2.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

　　1946年5月3日，根据《波茨坦宣言》，在日本东京开设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领导集团进行了正义的审判。

　　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公正的审判，但同时也是不彻底的，它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未能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

　　战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天皇还号称是创建日本国家之神的万世一系的子孙，是神权的化身。假如没有这种拥有最高权力的神权的天皇陛下的命令和统帅，日本要发动那样一场战争是不可能的。裕仁天皇是日本最大的战犯，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然而，掌握东京审判大权的美国由于自身的政治需要（主要是出于后来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冷战的需要），没有追究天皇的责任，于是“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家统一的象征”被写入了日本新宪法。保留了天皇原来的世袭君主地位。而天皇又成为保护大小战犯的保护伞，给极右势力的复辟找到了靠山和借口。

　　（2）没有追究垄断财阀的责任。

　　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没有日本垄断财阀的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就不能进行。日本战败后，根据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命令，只是解散了几个大财团，对小财团并没有触动，而大财团只是分化成一些小财团，这些财团又成为日本右翼势力重掌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

　　（3）对战犯的审判和追究不彻底。

　　日本有一大批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分子。然而东京审判只审判了28名甲级战犯，横滨、马尼拉、中国各地的审判也只审判了少数丙乙级战犯，而且多为虎头蛇尾，宽大无边，像冈村宁次，731细菌战部队魔头石井四郎等一批重要战犯都未能判刑。

　　（4）对战争赔偿的解决不彻底。

　　战争赔偿是战后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但二战后的日本赔偿并没有通过法庭用法律的形式解决，而是根据波茨坦宣言，由远东咨询委员会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解决的。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的态度变化，日本的战争赔偿结果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由于非军事化的不彻底以及东京审判的不彻底，同时有天皇制的政治保护和财团的经济支持，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依然存在，使得日本右翼能有市场兜售其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观点。

　　总之，在这种极不彻底的军国主义清算下，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及经济实力的膨胀，战后日本出现了军国主义的复活倾向，妄图为日本战犯及侵略战争翻案，历史教科书事件，自民党重要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等逆流不断泛起。正是由于日本战后军国主义清算上的不彻底，使日本在认罪态度上始终未能形成真正的政府行为。而战后的德国政权是在较彻底清算纳粹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是在军国主义清算上存在这么大差异，是德国在战后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与日本完全不同的悔罪态度。

 

德国

 

      德国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纪里就接连发动了两场世界大战，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回顾历史，使得防止德意志向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复归，保证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世界和平不再受到威胁变得十分必要。

　　1.盟国对德国改造政策。

　　1945年2月，战争胜利在望，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一致认为，至少在一个过渡期内，对德国实行占领式的国际管制是绝对必要的。这次会议的公报宣称：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我们决心把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解除并予解散：永远解散曾一度图谋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德国总参谋部；没收和销毁德国全部军事装备；消灭或钳制德国全部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工业；公正迅速地惩处一切战争罪犯；并对德寇所造成的破坏索取实物赔偿；废除纳粹党、纳粹的法律、组织与机关；从德国人民的公共机关、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消除一切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并对德国采取其他为全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我们的宗旨决不是要消灭德国人民^[3]。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因丘吉尔在大选中失败，从7月28日 起艾德礼接替参加）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召开的会议上，重申了要在德国根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进一步讨论和通过了“管制初期关于处置德国的政治原则”。政治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完全“解除德国的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铲除或控制可用于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为此，必须做到“凡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党卫队、自卫军、秘密警察及其全部机构，参谋部及各种机关，包括总参谋部、军官团、各队军事学院，退伍军人的一切组织及所有其它军事与半军事机构，以及保持德国军事传统的俱乐部和协会等，均应永远废除，以永远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复活”。“一切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以及一切制造它们的专用设备，均由盟国处置或予以销毁。一切飞机、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均禁止保留”。

　　显然，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表明，彻底铲除纳粹主义，防止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成为战胜国一致的对德政策的核心。

　　2.非纳粹化运动及其意义。

　　纳粹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之大成，集中体现了德意志民族传统中阻碍社会进步的糟粕。新生民主政治要得以确立和健全发展，就必须清除纳粹主义。

　　四大盟国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国制裁不彻底的教训，决定严惩战争罪犯，根据波茨坦会议对纳粹战犯和骨干进行审判的决定，美、苏、英、法及其他19个国家，于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签订了《关于追究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决定》，并于1945年11月20日开始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正式公开审判纳粹战犯。经过超过10个多月的审讯，最后判处戈林、里宾特洛甫等12名战犯绞刑，施佩尔等其他纳粹骨干也都判处10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使人类的正义战胜了邪恶。

　　除了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外，盟国按照《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处理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重在从政治、经济上对德国采取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和非民主化的“四D”计划改造措施，使德国真正从政治经济上脱胎换骨，造成一个在德国发展民主政治的局面，进而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使德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非纳粹化就是打击和惩罚纳粹骨干分子，清除纳粹主义对德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影响。四大盟国在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的问题上，除了粉碎纳粹组织和军国主义组织，惩办战犯外，在非纳粹化目标问题上没有统一的要求，只是在总的处置原则精神下，各自根据自己的主张和利益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各占领区的非纳粹化和非军国主义化措施不一，宽严不等。

　　在西占区里，非纳粹化运动主要是逮捕、审查和清理法西斯分子。西占区的非纳粹化计划在1948年末基本上接近完成。1949年西占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后，未完成的非纳粹化任务由德国人自己承担。至1950年9月30日，德国特别法庭已审理958071个案件，其中35万人宣布无罪或受到赦免，其余的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惩处：判处劳动管制、罚款或限制就业。罚款的接近60万人，只有大约23000个重犯和一般犯终身不能担任公职，经过上诉，这一人数减少到大约18000人。

　　东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相对于西占区来说较为严肃和彻底。苏联没有提“非纳粹化”这一概念，而是称“肃清法西斯残余”，并采取了一系列肃清法西斯残余势力、铲除军国主义的措施，例如没收纳粹战犯与容克地主的土地庄园并废除带有军国主义烙印的“普鲁士式道路”的封建土地制度，彻查与纳粹党有关联的人士等。1948年2月27日，苏占区宣布将全部积极的法西斯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清除干净，所有非纳粹委员会于3月10日解散。

　　 “非纳粹化”运动取缔了纳粹党以及与之有关的所有部门和组织，废除了一切纳粹法律，逮捕法办了纳粹头目和战争罪犯以及支持纳粹的得力人物，并将一切罪大恶极的纳粹党从社会各级部门中清除出去。美国历史学家平森指出：“在总结非纳粹化的效果时，我们可以说，相对来说，在德国确实没有留下什么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4]“非纳粹化”运动第一次真正粉碎了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统治阶级一再向这个民族的人民灌输的那种所谓“独裁国家是人类最高成就”的反动思想，使这个民族的人民终于认识到，德国历代专制，独裁国家的虚假门面，都不过是将它们自身打扮成合法政府的一种装饰。因此，“非纳粹化”运动为在德意志社会和政治思想上扫除专制、独裁主义，扫除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做出了贡献。

　　非纳粹化运动对于德国人民是一场教育运动，对德国是一场民主化的改选运动，在纳粹统治下，德国的公共生活完全纳粹化，德国人民的思想受纳粹主义的毒害十分深重，从非纳粹化运动揭发出来的纳粹犯下的大量罪行中，大多数的德国人受到了极大震动，对民族的罪过怀有深深的负疚感，认为只有彻底清除纳粹主义，才能彻底洗刷民族罪过，使德国获得新生。

　　综上所述，由于日本德国战后军国主义清算程度上的差异，使得两国呈现迥然不同的认罪态度，日本试图翻案，德国早早谢罪于世人，这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之后，令人反省，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