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岳飞与王彦之间的嫌隙

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岳飞与王彦之间的嫌隙


十二世纪初，东北地区的生女真部落，在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领导下，反抗辽国的统治，随即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了金国。完颜阿骨打（旻）也即后来被金人尊为金太祖的金国开国皇帝。

新兴的金国女真族当时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盛行奴隶制，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刚建立的时候，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这些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方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

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即位后，金国女真军队吞灭辽国，接着又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他们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至于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贵族垂涎三尺。

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但北宋朝廷对这场势不可免的战争却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准备，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度和富庶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劫难。


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

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十个被俘的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国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国的正式户名。

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建立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前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朝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

金国女真贵族的兵锋所到之处，宋朝各地人民随即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了挣脱奴隶锁链，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在河东，一个名叫石竧（读净）的抗金义军首领，被俘之后，面对金兵统帅粘罕的威逼利诱，坚决不投降。后来粘罕命令金兵将石竧“钉之于车，刺刃于股”， 石竧仍然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屡次击败金国女真兵的进犯，“金人不得西”， 后来“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为国捐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李彦仙传》）单是上述事实，即可深刻地说明，千百万人民群众，是抗金斗争的坚定的主力军。

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宋朝是当时全世界最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社会，其农业以租佃制为主。宋代文明大大超过唐代文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宏大的进展。近代史家从宋代文明中发现若干近代文明的原始征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文明已经接近，或者行将蜕变为近代文明。相反，从主流方面看，宋代文明正是传统文明的延续、深化和堆积。一种文明愈是发展得过于成熟，则蜕变为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似乎就愈是积重难返，步履维艰。

（注：据史学家考证，在宋朝鼎盛之时，宋朝的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以上。而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美国的经济总量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

在宋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了两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第一次是公元十二世纪女真人的南下，第二次是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南下。

发生于公元十二世纪的宋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范围很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在岳飞生前，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经济和文化造成很严重的破坏。即使在岳飞身后的近一百年，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也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南北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

金国女真族侵入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特别是在岳飞生前，即女真族南侵之初，乃是汉族文明遭受劫难最主要的、最惨重的阶段。金国女真贵族，除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经济却又倒退为奴隶制经济，而且奴隶制还不断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抗金战争中，这样的猛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猛士们的奋斗牺牲，保卫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女真族的进步和汉化。

(以上背景资料节选自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力作《岳飞新传》第二章)


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兵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没落，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致使宋军接连败退，金兵攻城略地、长驱直入。

女真兵铁骑所过之处，宋朝百姓老弱惨遭杀害，妇女被驱掠蹂躏，男子多被掳去为奴，剃掉部分头发，结扎辫子，充当管马、负担等苦力。田野里纵横交错的尸骸还来不及完全收拾，良田就已经荒芜，颓垣败屋也少有炊烟。金军的烧杀抢掠，既使对幸存者而言，也造成了极度的生活困难，中原百姓冻饿交迫，痛不欲生。

在第二次从军归来之时，岳飞在家乡见到了怀念已久、存亡未卜的老母姚氏，总算得到了一点宽慰。但是，国家的危难，山河的破碎，百姓的苦难，使这个热血男儿悲愤填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如此艰险困厄的世道，即使要贪生苟活，也极其不易，更何况岳飞决非是一个贪生苟活者。在河东的战争中，岳飞就已经是不畏刀丛箭雨的勇士。

事到如今，岳飞更强烈地感到，死难的乡亲必须用仇敌的血来祭奠，大地的剩秽必须用自己的剑去铲除。岳飞闻鼓鼙而思奋，决心重返前线，为驱逐外敌、光复河山而效命。剩下的唯一顾虑，是年过六十的老母亲。岳飞离家后，曾经在艰难困顿的岁月中抚育自己的老母姚氏，自然缺少照应和保护，这又使他很难忍心为此。姚氏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却深明大义，她决不愿意拖累儿子，而是积极勉励岳飞“从戎报国”。最后，岳飞决定留下妻子刘氏，照顾老母和幼子。

岳飞临行之际，岳飞的母亲姚氏请人在他的背上深深地刺了“尽忠报国”这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仅刻在岳飞的背上，也铭记于岳飞的心中。在往后的峥嵘岁月里，岳飞始终以百折不挠的自强不息精神，履践着自己和母亲共同的庄严誓言。千百年来，“尽忠报国”也成了象征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面大旗。

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家国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岳飞第三次从军。农民出身的岳飞过去两次当兵，其实是为了谋生而迫不得已。到了第三次从军之时，岳飞已经成长为一个自觉的爱国者。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冬，岳飞前往投奔正在河北负责招募义士的宋朝大臣刘浩。刚应募入伍的时候，岳飞只是普通士兵，但是年轻有为的岳飞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军事天赋，在北宋末年的抗金斗争中立下一系列战功，接连被提拔，“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下级军官。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宋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金国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宗望）等另立原北宋大臣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楚。伪楚傀儡政权不得人心，无法维持下去，张邦昌不得不派人把御玺送到济州，奉迎康王赵构为帝。

公元1127年4月21日，康王赵构离开济州，前往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发之前，康王赵构将元帅府所属五军重新编组，其中张俊任中军统制，刘浩任中军副统制。岳飞作为中军的一名偏裨武将，随同大队人马，护送这位即将登基的新皇帝，前往南京应天府。

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之君，后庙号称宋高宗。宋高宗赵构当时才二十一岁，他长期在深官养尊处优，所擅长的只有享受和淫乐，统治经验还不丰富。宋高宗赵构称帝伊始，迫于严酷的形势，不得不起用众望所归的爱国名臣李纲担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赵构当时真正言听计从的，却是权奸汪伯彦、黄潜善，外加一些宦官。

李纲于建炎元年六月间自南方赶到南京应天府，他总结北宋亡国的惨重教训，审度宋金的实力对比，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李纲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号召民众组织忠义巡社，抵抗金军。李纲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京城；推荐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任河东路经制副使，负责收复两路沦陷的州县。

李纲积极抗金备战，却遭到执政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多方掣肘和刁难。黄潜善和汪伯彦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岳飞处于黄潜善等权奸的羁束之下，接连几个月无仗可打，闷闷不乐。以岳飞当时官职之卑微，当然没有资格了解过问宋廷的许多谋议与争论，但是，岳飞逐渐明白，新建立的南宋朝廷显然并无认真抗金、收复失地的远图，只是一味地消极地怯战和退避。最后，宋高宗赵构准备往扬州（今江苏扬州）等地“巡幸”的消息，也终于传到官卑职小的岳飞耳中，岳飞忧心忡忡，焦急万分，感到无法保持沉默了。事关大局，尽管自己人微言轻，必须克尽己责，岳飞满腔爱国热忱于是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

建炎元年(1127年)六、七月问，当时还是下级军官的岳飞恳切地向宋高宗赵构上长书言事。岳飞指责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无意恢复故疆，迎还徽、钦二帝，却欲退避到长安（即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襄阳（即襄阳府，湖北襄樊）、扬州等地，“在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中原的百姓将会感到失望，即使将帅们拼死作战，也无成功的可能。岳飞恳求皇帝改变主意，取消去三州“巡幸”的诏令，车驾还东京，主持大局，乘着金军怠懈的机会，亲率大军，渡河北伐，则“中原之地指期可复”。

这是岳飞第一次正式批评南宋朝廷的投降政策。北伐还是南逃，进驻开封还是退居扬州，这是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斗争的焦点之一。爱国文臣李纲和宗泽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经过一年多的锤炼，岳飞作为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武将，其批评居然切中投降派的要害，这表明他已具备非凡的见识。

在宋朝官场崇文抑武的风习下，武将被视为粗人，对其文化也并无什么要求，有的大将甚至目不识丁。岳飞本人自幼并未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他身为“区区武弁”，现在居然能够单独上书言事，足见他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而其见识也已不同凡响。在宋朝尊文抑武的时代背景下，岳飞作为一个下级偏将居然也能单独上书言事，这在当时无疑是凤毛麟角，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赵宋的家规国策是以文制武，刻意贬低和压抑武人，形成文尊武卑的关系。岳飞不过是一个从七品的下级小武官，在那个鄙视武夫的时代里，岳飞居然敢于上书规谏皇帝，指斥宰执，评议时政，这无疑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

权奸黄潜善和汪伯彦看到岳飞的上书，自然是嗤之以鼻，他们作出了“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批示。岳飞不仅被革掉官职，还被削除军籍，赶出兵营，“孤孑一身，狼狈羁旅”，一时连生计也无着落。岳飞遭受如此严酷的打击迫害，但他的爱国热情却并未被浇灭。岳飞怀着“尽忠报国”之志，又奔向河北抗金前线。

当时宋朝在河北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东)设有两个重要机构：一是杜充的北京留守司，负责守城；二是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司，负责收复河北的失地。

宋朝爱国名臣张所任监察御史时，力主抗战卫国，用蜡书号召河北路人民参军杀敌，在河北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张所上奏，反对黄潜善和汪伯彦主张“放弃河北与河东，与金国划河为界”的卖国行径，并且弹劾黄潜善“奸邪”，张所因此受到很重的贬黜。后经李纲据理力争，张所方得复用。

当时，金军仅仅只占领河北和河东路的部分州县。河北失守的仅有西路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卫辉）、濬州和真定府，宋朝其它的府、州、军都固守待援。金军连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南下的通道也没能保持。

张所就任河北路招抚使后，积极招募民兵，筹划粮饷，准备先克复怀州等四州、府，再解除金兵对中山府的包围。

岳飞在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间投奔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司，并且坚持要求参见张所本人，岳飞前后三次恳求，才见到张所。张所让岳飞暂充效用兵，作为普通一兵留在“帐前使唤”。

河北路招抚司有一位募僚，名叫赵九龄，他最初由李纲举荐，曾任“御营机宜”。赵九龄同岳飞有所接触后，很快地就赏识了岳飞，认为这个青年是“天下奇才”。

通过赵九龄的举荐，张所初步了解岳飞的经历和志向，便有意考问岳飞。

张所说：“闻汝从宗留守，勇冠军，汝自料能敌人几何？”

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谋。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

接着，岳飞就将古代兵法中“上兵伐谋，次兵伐交”的道理阐述了一番。

张所大为惊奇，说“公殆非行伍中人也！” 当即命岳飞坐下，两人促膝谈心。

岳飞畅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分析了河北的重要性，说本朝以开封为京都，平川旷野，长河千里，如果不能收复河北，不仅河南无法守卫，连江淮也得失未卜。当年童贯买得燕、云地区，而没有防守金坡等关，得虚名，受实祸，这是惨重的教训。谈话时，岳飞想到国耻家仇，不由得慷慨流涕。岳飞再三申明自己以身许国的宏誓大愿，表示决心随同张所征战，收复失地，万死不辞。

张所作为一个饱读经史的爱国文臣，自经历此番谈话，便对岳飞刮目相看，十分器重，认定岳飞将才难得，决定予以破格提拔。张所将岳飞从白身的效用“借补”修武郎、閤门宣赞舍人，充任中军统领。接着，又很快超升三官，借补从七品的武经郎，升任统制。

张所多方收揽一些英勇的志士人才，同时布置反击金国女真兵的一些具体措施，并且决定把招抚使司设置在北京大名府，以便深入河北腹地。

王彦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少年时就喜读兵书，更喜骑马、射箭等事。后来投身从军，曾跟随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两战西夏，立有战功。张所对王彦的才智也很赏识，在受命为河北招抚使之后，张所就提拔王彦，让王彦做都统制。

由于当朝权奸黄潜善和汪伯彦的作祟，致使河北西路招抚司的工作遭遇到很大的困难，连存放在大名府的兵器和甲胃也不能动用。

到了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中旬，张所勉强拼凑了七千装备不良的军队，任命王彦为都统制，率军前去收复卫州等地。卫、怀、濬三州位于河北西路最南端，是金军楔入中原的桥头堡，对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都构成很大威胁，势在必争。

出兵之时，岳飞和张翼、白安民等十一将都隶属王彦，一起进发。当张所送他们慷慨出征时，岳飞万没料想到，这竟是他和张所的最后一别。

李纲只当了75天宰相，即被宋高宗罢免，李纲的抗金措置也随之全部废弃。王彦的军队离开大名府之后，贬谪张所的命令便很快下达。宋高宗群臣将张所贬逐岭南，这是宋朝时期对官员极重的处分。张所一片丹心报国，忠于职守，投降派其实根本找不到什么罪名，作为张所对弹劾权奸黄潜善的报复，竟然能下此毒手，也足见时政之昏暗。张所后来居留荆湖南路首府潭州（今湖南长沙），被土匪刘忠杀害。

（附注：在岳飞一生中，感情最深厚的上级无疑是张所。两人相处仅有一个多月，而艰难困厄时机的知遇之恩，抗金志向的契合，却使有情有义的岳飞终生铭感难忘。十多年后，岳飞成为统军大帅，身居高位，仍不忘张所当年的知遇之恩。岳飞在家中设立张所的牌位，并经常恭恭敬敬地祭拜。岳飞还花费很大气力，终于找到张所的幼子张宗本，“教以儒业，饮食起居，使处诸子右”。岳飞还上奏朝廷，“追复”张所原官。有一次，岳飞长子岳云立下战功，南宋朝廷要授予岳云一个官衔，岳飞却为此上疏奏请，把这一官衔让给了张所的儿子张宗本。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也是张所之子，张宪受其父张所影响，少怀报国之志，自幼习文练武，六艺精熟。张宪弱冠从军，是岳飞的部将。张宪有勇有谋，能征善战，冠于三军，每有战事，总是率部先行，岳飞十分倚重他。）

张所的革职，河北西路招抚司的撤销，使王彦一军成了断了线的风筝，既得不到上级指示，也没有后援。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北方民众。王彦率领岳飞等将领屡破金兵，向各处传送榜帖，号召北方人民起来响应和支援。金国立即调集兵力，准备认真对付这支宋军。

王彦后来驻军卫州新乡县（今河南新乡）的石门山下。由于敌军大量集结，王彦感到必须采取持重的方针。

年轻气盛的岳飞却不理解上司王彦的做法，他责备王彦胆怯。岳飞说“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

王彦沉默不语，只是给岳飞劝酒。王彦一位刘姓的募僚对岳飞凌犯上司，颇感不平，便屡次在手掌中写一“斩”字，以示王彦，王彦也不作表态。

岳飞一怒之下，便率领部分军士擅自出战。岳飞夺取了金军的大纛，在空中挥舞，以激励士气。于是其他各军也争先恐后地出击，于是一鼓作气攻下新乡县，生擒金军千夫长阿里孛。接着，宋军又击败了金军万夫长王索的军队。

然而，宋军的接连胜捷却招致更多金军的大举反扑。金国女真人误以为宋朝大军开到，于是就集结了数万大军，向宋军发起大举反攻。金国军队将新乡城围住，攻势愈来愈猛，箭如雨下，宋军损失惨重。新乡城中的几千宋军既和外面相隔绝，又缺乏装备和粮饷。为保存这一支抗金力量，王彦和包括岳飞在内的部将们商议之后，决定突围而出。

冲出重围之后，宋军将士们聚在一起商量以后的行动对策。但是，大家的意见产生分歧，有几个统制官干脆带领一些士兵悄悄溜走了。岳飞和王彦虽然都主张继续战斗下去，但是意见却也不尽相同，双方争执不下，倔强的岳飞不肯继续接受王彦的节制，于是就率领一部分兵力自成一军而去。

王彦收集溃散的部众，共得七百余人，他们转入共城县（今河南省辉县）的西山去据险扎营。王彦还派遣心腹去与“两河豪杰”进行联系，以图再举。后来王彦所部为了显示杀敌报国的决心，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于是，人们就把王彦的这支部队称作“八字军”，“八字军”得到河北河东各路抗金义军的支持，很快发展壮大，声威大振。

岳飞率部分军士脱离王彦的领导并自成一军之后，在候兆川遭逢金兵。岳飞激励士卒死战，终于击退金兵，而岳飞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十余处。岳飞率领这支人数不多的小部队转战太行山区，坚持抗金。岳飞的小部队在太行山区坚持苦战，到了冬天，天寒粮尽，只能将自己骑乘的战马也宰杀作食，处境十分艰难。

当听到“八字军”发展壮大的消息以后，岳飞对自己当初擅自脱离王彦领导之事深感后悔。岳飞虽然性格倔强，但还是能够勇敢地正视自己的过错。

岳飞留下部属，只身一人前住王彦的山寨，叩门负荆请罪。但是王彦对往日的嫌隙仍然耿耿于怀，他既不肯收留岳飞，也不愿借军粮给岳飞。

王彦的某些部属甚至建议将岳飞处死，但王彦却没有这样做。王彦心中虽然仍怀恨岳飞的倔强和对自己的冒犯，却也很爱惜岳飞的才能。

王彦对岳飞说：“汝罪当诛，然汝去吾已久，乃能束身自归，胆气足尚也。方国步艰危，人材难得，岂复雠仇报怨时邪！吾今舍汝。”王彦用一厄酒将岳飞打发走了。

岳飞碰壁之后，并不灰心丧气，岳飞回去以后召集部属，率领这支小部队继续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坚持抗金。

在一次战斗中，岳飞所部俘虏了金将拓跋耶乌，夺到几十匹战马。

时隔数日，他们又发现金军的一支大部队，在婉蜒的山路中行进。岳飞当即命令几十名军士据守险要，虚张声势。岳飞自己则舞动一丈八尺长的铁枪，跃马驰下山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刺死金军首领黑风大王，上万名金兵猝不及防，误以为中了埋伏，纷纷仓皇败逃。

再说爱国文臣宗泽于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赶赴东京开封府担任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北宋故都，之后即着手整顿毁废的城防设施，沿大河建立连珠寨，规划光复国土的大计。

宗泽除了联系两河、燕云等地的抗金武装之外，还注意收编大河以南的民间武装、溃兵游勇、盗匪之类。在那山河破碎的乱世，各种民间武装、溃兵游勇、盗匪之类散居流窜各地，千百为群，实为不可忽视的武力。民间武装大抵是处于乱世，以保卫本乡本土为宗旨，至于溃兵游勇和盗匪无非是乘乱作乱，烧杀抢掠，或者称霸一方。

从抗金的大局出发，宗泽的收编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王善、杨进、王再兴、李贵、丁进、马皋、张用、曹成、马友、李宏等各路武装，都争先恐后地归附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很多“义士”也从四面八方前往开封府投军。最后，宗泽编组号称百万人的大军，积储了足供半年食用的粮草。

宗泽执法严明，赏罚公平，全军上下都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命令，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岳飞此时率一支孤军转战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深感自己势孤力单，难成大事。后来，那位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威信的爱国老臣东京留守宗泽任命“八字军”首领王彦“制置两河军事”，王彦便派人传令，让岳飞所部“赴荣河把隘”。

当初岳飞年轻气盛，责备上司王彦胆怯畏敌，然后岳飞带兵擅自出战，虽然取得了一些胜果，却遭到金军优势兵力的疯狂反扑。宋军从新乡城突围之后，岳飞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而摆脱王彦的领导，擅自以所部自为一军。事后岳飞认识到自己草率行动的过错，主动负荆请罪，恳求王彦原谅，但是王彦却对往事耿耿于怀，他既不肯收留岳飞，也不愿借军粮给岳飞，在不欢而散之后，岳飞的小部队在太行山区艰苦抗金。

对于往事，岳飞历历在目，岳飞知道自己与王彦有隙，并且王彦仍然对往事念念不忘，岳飞深感与王彦难以共事，便决定率领自己的部属南下东京开封府，直接去投奔德高望重的东京留守宗泽。

岳飞带着自己的小部队来到东京开封府以后，东京留守司的官员却查究起岳飞当初脱离王彦领导、独立成军之事，按照宋朝当时的军法规定：“军中非大将令，副将下辄出号令，及改易族旗军号者，斩”“背军走者，斩”。东京留守司的官员们将此事报告宗泽，建议对岳飞军法从事。

宗泽早就知道岳飞骁勇善战，认为岳飞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材”，他了解了岳飞出于杀敌报国心切方与主将王彦产生嫌隙并脱离主将的前因后果之后，就谅解了岳飞的过错，决定将岳飞留在军中，降官为秉义郎，以将功补过。

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金军大举南侵，进犯孟州(今河南孟县)的汜水关。宗泽当即委派岳飞为踏白使，命令岳飞率领五百骑士，前往侦察敌情。

岳飞临行前，宗泽对他说：“汝罪当死，吾释不问，当今为我立功。往视敌势，毋得轻斗！”

岳飞当即谢罪禀命而行，岳飞率部侦察敌情，在汜水关一带与金兵发生遭遇战。岳飞鼓足勇气，所向无前，一举击败金兵。当岳飞凯旋回到东京开封府后，宗泽立即提拔岳飞为统领，不久又提升岳飞为统制。

事情的原委经过原来如此，但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在他拼凑出来的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之中，是如何描述这件事情的呢？

“无知小丑”先生在他的谬文中写道：

“王彦过河后，兵临新乡，金兵势盛，王彦欲慎重进兵，岳飞却笑其胆小，独率部下冲敌，夺旗挥舞，王彦只得挥兵力战，遂攻下新乡。”

事实上，王彦当时三十八岁，作为老将，比较老成持重，故面对金兵的优势兵力，王彦不敢贸然发起进攻。而岳飞当时才二十五岁，年轻气盛，急于报国杀敌，故产生误会。

岳飞当时初出茅庐，一心想着要杀敌报国，急于求战，但作战经验尚不丰富。当看到上司王彦避敌观望的做法，耿直的岳飞想不通，岳飞甚至冒着触犯严酷军法的危险，挺身而出，指责主将王彦胆怯畏敌，怀疑王彦是想叛国投敌。岳飞对王彦说：“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

很显然，王彦并不是“欲慎重进兵”，而是在避敌观望！岳飞也没有“笑王彦胆小”，而是当面声色俱厉地指责王彦胆怯畏敌，怀疑王彦意欲叛国投敌。

面对年轻部将的质疑和指责，王彦作为前辈和主将，却沉默不语，只是给岳飞劝酒，并没有及时解释避敌不战的原因，致使岳飞产生更大的误会。所以，对于岳飞和王彦之间的嫌隙，岳飞虽然有责任，但王彦也有一定的责任。

“无知小丑”先生所谓“岳飞独自率领部下冲敌，夺旗挥舞，王彦只得挥兵力战，遂攻下新乡”的表述其实是避重就轻的片面描述。

事实上，当见到上司王彦只是在敷衍自己却对是否要对敌军发起进攻之事不置可否时，岳飞感到非常愤怒，岳飞当即就率领部分军士擅自出战。岳飞夺取了金军的大纛，在空中挥舞，以激励士气，其他各军见状也争先恐后地出击，于是一举攻下新乡县，生擒金军千夫长阿里孛。接着，宋军又击败了金军万夫长王索的军队。

“无知小丑”先生继续写道：“(宋军)遂攻下新乡。王彦责岳飞不服从指挥，岳飞则嗔王彦畏敌如虎，二人为此反目，岳飞遂率部独自行动。”

然而事实上，在擅自出战并引领宋军攻下新乡之前，岳飞就当面指责王彦胆怯畏敌，怀疑王彦是想叛国投敌。面对岳飞的质疑和指责，王彦作为前辈和主将，只是沉默不语，不停地给岳飞劝酒，王彦的一位刘姓的募僚认为岳飞凌犯上司，于是就屡次在手掌中写一“斩”字，给王彦看，王彦也不作表态。这些说明在宋军进攻新乡之前，王彦并没有和岳飞“反目成仇”。

而在宋军攻下新乡之后，岳飞也没有“率部单独行动”，岳飞此时仍然是王彦的部下，后来王彦还指挥包括岳飞在内的宋军将士在新乡抵抗金国军队的大举反攻。

金国女真人两战两败，误以为宋朝大军开到，于是就集结了数万大军，向宋军发起大举反攻。金国军队将新乡城围住，攻势愈来愈猛，箭如雨下，宋军损失惨重。新乡城中的几千宋军既和外面相隔绝，又缺乏装备和粮饷。为保存这一支抗金力量，王彦和包括岳飞在内的部将们商议之后，决定突围而出。

显然，岳飞不仅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引领宋军将士攻下新乡，而且在攻下新乡之后，还参与了保卫新乡城，抗击数万金兵大举反攻的战斗。面对众寡悬殊、 装备粮饷匮乏的不利形势，王彦指挥包括岳飞在内的宋军将士浴血奋战，终于突破了金国军队的包围圈。

而在从新乡城突围之后，宋军将士们聚在一起商量以后的行动对策。但是，大家的意见产生分歧，有几个统制官干脆带领一些士兵悄悄溜走了。岳飞和王彦虽然都主张继续战斗下去，但是意见却也不尽相同，双方争执不下，倔强的岳飞不肯继续接受王彦的节制，这才率领一部分兵力自成一军而去。

很显然，所谓在宋军攻下新乡之后，“王彦责岳飞不服从指挥，岳飞则嗔王彦畏敌如虎，二人为此反目，岳飞遂率部独自行动。而就在这时，金人以为宋大军进入河北，急调数万精兵前来围剿，将新乡围得水泄不通。王彦则率众死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冒死突出重围”之说其实是“无知小丑”先生通过断章取义编造出来的，“无知小丑”先生完全是在信口雌黄，歪曲历史。

在从新乡城突围之后，王彦收集溃散的部众，联络“两河豪杰”，屡败金兵，势力就很快发展壮大。不久，河北、河东有十九个营寨的忠义民兵首领，如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纷纷响应王彦的号召，兵众达十多万人，绵亘于数百里内，金鼓之声，彼此都可互相听到。西至并、汾，北至相、卫，凡已聚众结寨抗金的，也都愿意接受王彦的号令和指挥。

在从新乡城突围之后，岳飞率部分军士脱离王彦的领导并自成一军。不久，岳飞所部在候兆川遭逢金兵。岳飞激励士卒死战，终于击退金兵，而岳飞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十余处。岳飞率领这支人数不多的小部队转战太行山区，坚持抗金。岳飞的小部队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坚持抗金，到了冬天，天寒粮尽，只能将自己骑乘的战马也宰杀作食，处境十分艰难。

当听到王彦“八字军”发展壮大的消息以后，岳飞对自己当初擅自脱离王彦领导之事深感后悔。岳飞虽然性格倔强，但还是能够勇敢地正视自己的过错。岳飞留下部属，只身一人前住王彦的山寨，叩门负荆请罪。目的只是请求王彦原谅自己的过失，愿意再次接受王彦的领导，同时向王彦借一些军粮以维持自己率领的那支抗金队伍。

很显然，岳飞是在处境艰难的时期主动叩门负荆请罪，请求王彦原谅自己的过失，并向王彦借粮。

龌龊无耻的“无知小丑”先生却肆意断章取义、避重就轻，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诬蔑岳飞“临阵脱逃”!

“无知小丑”先生写道：“(王彦率军)且战且退到共城西山，据说身边仅剩700余人，但他们据险设寨，顽强死守，使散亡部下逐渐寻归。这时，岳飞不听将令，反在此时理直气壮地向处于危机中的王彦要粮。因此，众人在气愤中要求按军法处置岳飞。但王彦为岳飞松绑，置酒相待，说明困守荒山，没有余粮，让岳飞回去自己想办法。可岳飞竟在这样的危急时刻，率部下渡河回东京，转投宗泽去了。”

但是事实上，在岳飞前来借军粮之时，王彦的抗金武装早已发展壮大，愿意接受王彦的号令和指挥的河北河东各路忠义民兵武装有十多万人，绵亘于数百里内，金鼓之声，彼此都可互相听到，并且他们还屡败金兵，声威大振。王彦所部当时声势如此之浩大，根本就没有什么“危机”!当时作为声势浩大的“八字军”首领兼河北河东各路抗金义军“盟主”的王彦，在得到北方民众和各路义军鼎力支持且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他的大营显然不可能缺少军粮。

然而，这些竟然被“无知小丑”先生歪曲成了“(王彦)困守荒山，没有余粮”!!

“无知小丑”先生所谓的王彦所部当时“处于危机中”之说，纯粹是信口雌黄、混淆是非!

实际上，倒是岳飞率领的那支抗金小部队处境十分艰难。岳飞带着那支人数不多的的小部队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坚持抗金，接连击败金兵。然而到了冬天，天寒粮尽，只能将自己骑乘的战马也宰杀作食，缺吃少穿，势单力薄，孤军无援。

岳飞迫不得已，留下部属之后，只身一人前住王彦的山寨，叩门负荆请罪，请求王彦原谅自己的过失。然而王彦对往事耿耿于怀，始终不肯谅解作为后辈的青年将领岳飞当初的冒犯和过失。

岳飞能够屈己谢罪，只身一人前住王彦的山寨，叩门负荆请罪，请求曾经被自己指斥为“胆怯畏敌，欲叛国投敌”的前上司王彦原谅自己擅自脱离上司领导的过错，这说明岳飞能够正视自己的过错并愿意改正，同时也说明岳飞率领的那支抗金小部队的处境确实十分艰难，甚至连吃穿都成问题。而以岳飞的脾气和倔强性格，这样做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

王彦既不肯收留已经负荆请罪的青年将领岳飞，也不愿借一点军粮给已陷入缺吃少穿困境的岳飞的抗金小部队，这只能说明王彦心胸狭隘，度量小。

王彦度量小，但是毕竟是良知未泯的爱国将领。对于岳飞当初对王彦的冒犯，王彦虽然一直不能释怀，但王彦却知道在国家危难之际，像岳飞这样的将才很难得，所以王彦尽管没有原谅岳飞的过失，却也没有听从某些部属提出的杀害岳飞的建议，这也表明王彦做事时是将国家大局放在个人恩怨的前面。

王彦当时对岳飞说：“你擅自脱离长官的罪责，按照军法当斩。但是你虽然脱离我的领导已经很久了，却仍然能够主动上门，负荆请罪，这说明你很有胆识。现在国家处在艰难危机时期，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样的人才很难得，我怎么能够在这种形势下报仇泄愤呢？我现在不追究你的罪责，你走吧！”接着王彦用一壶酒将岳飞打发走了。

(王彦原话：“汝罪当诛，然汝去吾已久，乃能束身自归，胆气足尚也。方国步艰危，人材难得，岂复雠仇报怨时邪！吾今舍汝”)

从哪里可以看出“(王彦向岳飞)说明困守荒山，没有余粮，让岳飞回去自己想办法”这件事情？

岳飞负荆请罪却得不到前上司王彦的谅解，并且其借粮的请求也遭到拒绝，但是岳飞在碰壁以后却并不灰心丧气，虽屡遭挫折，仍坚忍不拔。

在离开王彦的山寨大营以后，岳飞回去召集部属继续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金斗争。

在一次战斗中，岳飞率领的小部队俘虏了金将拓跋耶乌，夺到几十匹战马。时隔数日，他们又发现金军的一支大部队，在婉蜒的山路中行进。岳飞当即命令几十名兵士据守险要，虚张声势。岳飞自己则舞动一丈八尺长的铁枪，跃马驰下山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刺死金军首领黑风大王，上万名金军猝不及防，误以为中了埋伏，纷纷仓皇败逃。

很显然，在王彦不肯借粮的情况下，尽管天寒粮尽、缺吃少穿、势单力薄、孤军无援，但是坚强不屈的爱国英雄岳飞却没有气馁。岳飞率领的小部队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抗金斗争，接连击败金兵。

后来，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威信的爱国老臣东京留守宗泽委任“八字军”首领王彦“制置两河军事”，让王彦负责领导敌后的各路抗金武装。王彦于是派人传令，让岳飞所部“赴荣河把隘”。

对于往事，岳飞记忆犹新，岳飞明白自己曾经屡次冒犯前上司王彦，两人之间有难以化解的嫌隙。而且王彦心胸狭隘，仍然对往事耿耿于怀，以后难免会生事端，岳飞深感与王彦难以共事，不愿在那位与自己有嫌隙且度量小的前上司王彦手下卖命。同时深感自己孤军奋战，势孤力单，难成大事，于是岳飞这才决定率领自己的部属南下东京开封府，直接去投奔德高望重的东京留守宗泽。

但是猥琐无耻的“无知小丑”先生竟然置史实于不顾，故意斩断历史，把岳飞向王彦借粮遭到拒绝之后的那段艰苦抗金的事迹直接省略了!

很显然，“无知小丑”先生完全是在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招摇撞骗、糊弄公众!

“无知小丑”先生说谎话都不脸红! 而他信口雌黄的本领更让人大跌眼镜！真不明白“无知小丑”先生如此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到底是何居心？

“无知小丑”先生还写道“高宗六年二月，大本营以王彦管理有方，升其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王彦则以岳飞为荆襄樊方面军大帅，力辞不就。张俊遂保奏王彦为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都督府参谋军事。现在的问题是:王彦为什么在功升京西南路安抚使、知襄阳府时，却以岳飞节制荆襄，辞职不就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岳飞当年擅自脱离河北战场的行为，是名副其实的临阵脱逃！把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就足以看出并非王彦心胸狭窄，而恰恰是岳飞心高气傲，从一开始就不肯甘居人下。”

事实上，面对金兵的优势兵力，与岳飞相比，王彦当初的兵力更多，却不敢贸然向金兵发起进攻，其实具有“胆怯畏敌”“临阵脱逃”的性质。然而，“无知小丑”先生却在他那篇谬文里置史实于不顾，断章取义，公然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牵强附会地诬蔑岳飞“临阵脱逃”！ “无知小丑”先生显然是在招摇撞骗，糊弄公众！

前面的大量深入分析已经全面证明岳飞并没有临阵脱逃，“无知小丑”先生其实是在置史实于不顾，颠倒黑白，信口雌黄，诬蔑岳飞！

下面先看看著名历史学家、现代宋史研究先驱邓广铭先生在他的著述《岳飞传》中是怎样描述的：

【绍兴六年（公元1136 年）二月，南宋王朝已经宣布委派岳飞为湖北、襄阳两路的宣抚使，而且指令岳飞驻屯襄阳府了，却又在几天之后把王彦调做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表面的理由是：襄阳为军事重地，故特命王彦以所部前往镇守；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王彦体衰多病，南宋朝廷的执政大臣张浚担心王彦万一去世，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去继续统领他这支部队，若把王彦调往襄阳，到王彦果真有个好歹时，他的部队就可以并归岳家军了。

宣抚使是在地方帅守之上的一种职位，帅守行文给宣抚使须用申状。也就是说，王彦如果到襄阳去就职，那就必须把从前曾经背离过他的那位部属岳飞作为自己当前的上司，而听受其节制。王彦实在缺乏这样一种雅量，因而向南宋王朝辞掉了这一新职。南宋王朝于这年四月，改派刘洪道去做襄阳知府。王彦则由张浚出面，调他作“前护副军都统制”兼任都督行府参议军事。

绍兴六年（公元1136 年）之时，岳飞的军职早已超越王彦，不仅官位远在王彦之上，而且气度也比王彦宽大得多。对于岳飞来说，为了军国大事，以前的嫌隙全都可以置之度外。因此，当王彦带领他的全部兵马从荆南顺江而下，要到张浚的都督行府就参议军事之任时，在鄂州的岳飞便派人去与王彦相约，希望王彦能在鄂州停舟一见，王彦应允了。岳飞和王彦在长江边手把手交谈。忽然一阵顺风吹来，王彦立即命令解缆，乘风鼓棹，顺流驶去，快速如飞。岳飞目送着载着王彦急驶远去的那艘船，满口赞赏了好大一阵子。】

下面再看看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著述《岳飞新传》中是怎样描述的：

【绍兴六年（公元1136 年），王彦所统的八字军驻守荆南府，其正式军号为前护副军，王彦任都统制。王彦身患重病，南宋朝廷的左相赵鼎和右相张浚商议，万一王彦病故，其军便无人统率，不如将此军移屯襄阳府，由王彦出任知府兼京西南路安抚使，受岳飞“节制”。等岳飞移军襄阳府，作为其宣抚司驻地后，就将八字军并入岳家军。宋廷于绍兴六年二月发表了王彦此项新命。

此时，岳飞的威名战功早已凌驾于王彦之上，王彦因十年前的嫌隙，现在居然要受旧日部将的“节制”，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王彦坚决上奏辞免新命，而他的健康状况又有好转，宋廷为息事宁人，又下令将八字军调驻临安府。王彦率领本部一万人马，准备由荆南府乘船，顺江东下。

岳飞对八字军不能归自己统属，自然深感惋惜。岳飞派人邀请王彦在鄂州稍事停留，以释嫌言欢，王彦表示同意。绍兴六年七月初秋的一天，岳飞率领众多部将和幕僚，来到鄂州江边，恭候王彦。不料王彦却违约食言，指挥船队乘风扬帆，飞驶而去。岳飞受到如此无礼的对待，却不介意，仍然对部将和幕僚叙述王彦昔日的立身行事，并表示叹服。】

显然，不论是邓广铭先生的著述《岳飞传》，还是王曾瑜先生的力作《岳飞新传》，都描述得很清楚，也即后来成为大军统帅的岳飞的气度要比王彦宽大得多。岳飞为了抗击外侮、收复旧山河的远大宏图，愿意放下统军大帅的架子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报效国家。

时隔十年，岳飞不计前嫌，主动显示善意，诚心诚意地和王彦在长江边手把手交谈，就是希望能够尽释前嫌，以更好地为抗金大业服务。再对比当初作为声势浩大的“八字军”首领兼河北河东各路抗金义军“盟主”的王彦，在得到北方民众和各路义军鼎力支持且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他的大营显然不可能缺少军粮。但王彦既不肯谅解已经负荆请罪的青年将领岳飞的冒犯和过失，也不愿借一点军粮给当时已陷入缺吃少穿困境的岳飞的抗金小部队。

两厢比较，岳飞宽宏大量，王彦小肚鸡肠!

而上面的分析也再次暴露了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凭空臆断、胡言妄语的龌龊无耻嘴脸。

关于抗金将领王彦的结局，这里简要说明一下：

建炎二年（1128）5月，王彦率“八字军”精锐一万人渡河来到东京汴梁，东京留守宗泽很高兴，派王彦部队驻兵近郊，保卫汴京。建炎二年（1128年）7月，王彦将部队交给东京留守司指挥，自己则率亲兵到南下江南去参见宋高宗，请求朝廷北上抗金。在见到南宋朝廷当时的执政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以后，王彦力陈两河忠义民兵正翘首企盼王师，请朝廷顺应民心，赶紧出兵北伐，然而当时南宋朝廷正派宇文虚中出使金国以曲膝求和。听过王彦的陈述之后，汪、黄二人大为恼怒，取消了王彦晋见宋高宗的安排，将王彦的官职降了好几级，让王彦去充任御营平寇统领。王彦大为失望，遂称病致仕。年底，抗战派文臣张浚出任川、陕、京、湖宣抚使，任命王彦为前军统制。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时，王彦所部与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王彦也被罢兵权而改为出任地方官。接着，宋高宗下令把王彦的八字军和解潜的军队一并交给刘锜统率。王彦奉命到邵州（今湖南邵阳）去当地方官。临行之前，宋高宗亲自召见王彦，他对王彦说：“因为你善于管理平民百姓，所以让你去担任地方行政官”（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

王彦抗金报国的抱负也就无法得以施展。在当地方官期间，王彦也为抗金事业作了一些贡献。绍兴九年（1139），王彦在忧愤中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