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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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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新发展 贾根良 马国旺 内容摘要: 后凯恩斯经济学是自“凯恩斯革命”以来，一直致力于完成“流产”的“凯恩斯革命”，并以反新古典主流面目存在的一支异端经济学流派。它是对凯恩斯经济学范式的恢复和拓展。凯恩斯、卡莱茨基、斯拉法和老制度主义的思想构成了其理论渊源。该学术传统经历了三代的传承演进。今天，后凯恩斯主义者在方法论、宏观经济学、微观定价理论和内部综合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流派。 关键词：后凯恩斯经济学 多样性 共同基础 综合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作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后凯恩斯经济学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历史、现状和主要思想的了解是不全面的，甚至是不准确的。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概述后凯恩斯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历程，然后扼要讨论该学派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这是理解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后凯恩斯经济学不仅对主流的传统经济学进行了激烈地批判，而且还对宏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分两节对此进行了评述。最后，对该学派发展的前沿即内部多样性与综合问题做出了评论。 一、后凯恩斯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为《通论》）出版之后，凯恩斯对希克斯等人对他思想的解释表现出矛盾心理（King，2002，p.7），这就为后来的后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播下了种子。对“凯恩斯革命”的最初反应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反应形成了今天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另一类是以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也有学者称之为“原教旨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罗宾逊等人始终坚持《通论》的革命性质，批判把凯恩斯思想作为主流思想的一个特例而加以同化的做法，这些人的“原教旨主义”解释构成了最早的后凯恩斯主义（斯诺登和温纳齐克，1998年，第90-91页；King，2002，p.7）。 受新剑桥学派影响，温特劳布(E.R.Weintraub)和戴维森(P.Davidson)等人也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转变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成为美国后凯恩斯主义思想的领袖，并在1978年创建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20世纪70年代是后凯恩斯主义兴起的关键时期，自此之后，在异端经济学流派中，所谓的“后凯恩斯主义” 就明确地成为反主流的一支重要力量，其目的就是致力于完成“流产”的“凯恩斯革命”（Arestis,1992）。总的来说，后凯恩斯主义既是对由凯恩斯发展的经济学范式的恢复，又是对其拓展。说其是恢复，是因为它认为正是自负的新古典综合派歪曲了凯恩斯思想；说其是拓展，是因为后凯恩斯主义是凯恩斯理论等多种理论的综合，它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凯恩斯曾不予理睬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冲突、收入分配和通货膨胀等。后凯恩斯主义已经超出了凯恩斯曾经集中讨论的问题，扩展了其研究范围，寻求内部思想流派的综合（King，p.1，p.203-19）。 一般认为，后凯恩斯主义有四个思想渊源：一是根源于马歇尔传统，由凯恩斯开创，并经罗宾逊、汤申德（Hugh Townshend）和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等人发展的新剑桥学派；二是来源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由卡莱茨基（M.Kalecki）独立完成的理论体系；第三是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的新李嘉图主义；第四是由凡勃伦（Veblen）开创的美国老制度主义传统（John Pheby，1989，pp.7-20；Arisesis，1996；King，2002）。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罗宾逊的“post-keynesian”和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的“Post Keynesian”是同义词。虽然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派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术语，但在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后凯恩斯主义显然是指具有某种共同基础的学术传统（King，2002），本文在第五部分将讨论后凯恩斯主义不同传统的综合问题。 后凯恩斯主义目前已经历了三代经济学家的发展（Richard P.F. Holt 和 Steven Pressman，2001，p.2-6）。罗宾逊、斯拉法、汤申德和卡尔多等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属于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开创者（King，2002，p.18），他们特别强调了凯恩斯理论中的不确定性、历史时间、未来的不可知性和货币的非中性。第一代后凯恩斯主义者批判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思想的歪曲，认为《通论》是凯恩斯努力摆脱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枷锁的产物。他们还认为凯恩斯革命并不彻底，应弥补凯恩斯理论中的不足，进行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鼓舞了年轻的一代有“异端”思想的经济学家勇敢地挑战正统理论。 深受新剑桥学派影响并始终与它保持密切联系的经济学家，如阿西马可波罗斯（Tom Asimakopulos）、加雷格纳尼（Piero Garegnani）、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和哈考特（Geoff Harcourt）、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H.P.Minsky)、艾克纳（Alfred Eichner）和克瑞格尔(Jan Kregel)等成为第二代后凯恩斯主义者。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的创建。该杂志是由温特劳布和其学生戴维森在1978年共同创办的，它标志着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后凯恩斯主义进入了向世界传播的新阶段。随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奥地利等地都涌现出著名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及其研究团体（King，2002，p.139-159）。《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作为一面旗帜，汇集了一种与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极为不同的经济学思想。第二代后凯恩斯主义者还积极地吸纳了美国老制度主义思想（Philip Arestis，1996），并与奥地利学派也具有很大的亲和力。 沿着上述传统，希拉·道(S.C.Dow)、马克·拉瓦耶（Marc Lavoie）、金(John E.King)和沃瑞(L.Randall Wray)等当属于第三代后凯恩斯主义者。今天，第三代后凯恩斯主义者除了继续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外，还努力解决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新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并在实现其内部各个流派的综合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霍尔特（Richard P.F. Holt）和普瑞斯曼（Steven Pressman）主编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新指南》（2001年）论文集收编了第三代后凯恩斯主义者关于方法论、不确定性与预期、定价、收入分配、就业、货币与通货膨胀和宏观动态学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二、后凯恩斯经济学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正如库恩所说的，特定的世界观和交流范例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基础。因此，后凯恩斯主义始终关注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涉及到后凯恩斯主义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模型选择和经验评价等问题，而且还成为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后凯恩斯主义世界观深受控制论、演化思想、老制度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开放性、非遍历性（non-ergodic）[1]、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认为在信用经济中，货币并不是中性的，理解货币——信用经济的运转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关键（P.Arestis，1996；Holt 和 Steven Pressman，2001，p.15）。根据这种基本的世界观，阿瑞思逖斯（P.Arestis ，1996）、道（S.C.Dow，1996）以及霍尔特和普瑞斯曼（Holt 和 Steven Pressman，2001）等经济学家都将后凯恩斯主义方法论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Critical Realism）；二是不确定性和历史的方法。 批判实在论科学认为，社会经济是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和动态开放的系统，任何经济现象都是深层的结构、组织、机制、权力和必要关系的体现，人们在经验上所观察到的只是很难直接观察到的真实的潜在的因果关系力量的表面现象，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发现这些因果关系结构[2]。所谓的动态开放系统是指系统的边界不是预先确定的，系统中的各要素变量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各要素变量间的内在关系结构也不是预先确定的，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随机变量的问题。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连同它的制度和传统在演化，人类能够而且总是在创造惊奇，人们不可能了解这一过程中的所有相关的变量。相反，一个封闭系统的边界是预先确定的，要素变量的全部范围以及各要素间的内在关系结构是预先确定的，虽然不排除存在随机变量的可能性。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种封闭系统的理论结构，它超越时空，建立单一的形式化模型来分析广泛复杂的各种背景，并通过计量经济学技术加以检验。一个开放系统的本体论会要求一个开放系统的认识论，同样一个封闭系统的本体论会要求一个封闭系统的认识论。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还主张使用一种开放系统的认识论（P.Arestis，1996；Holt 和 Steven Pressman，2001，p.11-17）。 不确定性的和历史的方法根源于开放系统的非遍历性和非决定性。不对称的复杂的信息和有限的获取和计算能力极大地制约了个人对各种可能性及其结果的处理能力。市场力量不能消除关于未来的不可知性和不可预期性，它只能传播不完全的甚至是歪曲的信息。关于未来的知识信息只能够通考察过去事件的概率分布来间接地获得。但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计算这种概率的条件很少能够被满足。在真正不确定的条件下，形成理性预期的主观概率的基础是不存在的。所以后凯恩斯主义反对把不确定性转化成可以测量的风险，认为过去和现在并不能够提供关于未来结果的统计上的指导。随着未来成为现实，需要做出连续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毫无均衡可言，更不要说保持均衡了。因此，在“有限理性”条件下，个人不可能做到最优化；最优化决不是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罗宾逊在1974年的《历史与均衡》中指出，经济学决不是物理学，历史最重要。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历史时间的重要性。历史时间意味着事件以其单向顺序发生（in a unidirectional sequence）。这种顺序对于经济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的事件有其无法抹去的历史痕迹，需要用以前的背景或历史来加以详细说明。一个事件的未来结果不可能是预定的，而是与过去的事件息息相关。沙克尔（G.L.S.Shackle）用“判决性实验”(crucial experiment)概念来说明历史时间的重要性。戴维森建立了一种反映历史时间的货币理论（Davidson，1972）。他认为货币之所以会融入各种经济关系之中是因为货币是“对抗”不确定性的手段。奇克（Chick，1992）也认为后凯恩斯分析集中于货币生产经济而不是交易经济，这必然导致它重视时间、不确定性和货币等问题。 因此，后凯恩斯主义把经济模拟成一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子系统，其中包含时间和不确定性。关注“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关注制度组织中的人，而不是新古典中的原子般的个人；强调资源的创造和经济系统的创新，而不再以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为研究的核心；强调货币的非中性，将货币金融问题作为它的分析焦点。 三、后凯恩斯主义对主流传统经济学的批判 自1936年以来，围绕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瓦尔拉斯主义解释与非瓦尔拉斯主义解释之间的斗争从没有停止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滞胀”时期，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把这种滞胀归罪于新古典综合派的“微调”。在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攻击下，“老牌的”凯恩斯主义走向衰落，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以及重建凯恩斯主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在兴起。后凯恩斯主义又开始批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 罗宾逊夫人把新古典综合派驳斥为“杂种”的凯恩斯主义（斯诺登，第90页；King，2003，p.24），认为它抛弃了历史时间，消除了不确定性，从而篡改了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她认为基于不确定性的不稳定预期和决策问题是解读《通论》的关键，是凯恩斯思想的核心；通货膨胀既是分配冲突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认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陷入了工资决定工资及利息决定利息的循环推论，主张从历史因素和所有权因素来分析国民收入的分配结局。 后凯恩斯主义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坚持的瓦尔拉斯主义研究传统否定了时间和历史，删除了许多与正反馈有关的不稳定因素，忽视了货币金融方面的影响，忽视报酬递增、累积性因果关系和路径依赖现象。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局限在非常狭窄的领域中，而且这种研究也与作为历史过程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了；遍历性公理（ergodic axiom）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科学基础，遍历性系统观（ergodic systems）使他们热衷于形式化的数学表达方法及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历史过程被凝固在一个无所不知的确定性的世界中；时间成了在均衡分析的框架中流动的逻辑时间，即可前进，也可倒转；处理不确定性的方法就是通过下定义而把它排除掉；所研究的对象实质上是物物交换经济，货币是事后引进的变量，没有提出一个与实际部门相互作用的货币体系（斯蒂芬·罗西斯，1991）。因此，在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观不过是在臆造的“事实”’的基础上利用各种科学伪装来构筑他们的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还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所谓新发展和各种变体进行了批判。后凯恩斯主义认为，理性预期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假定经济人能够精通连经济学家都不知道的真实的经济模型；并认为理性预期理论将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降格为风险环境，并假定今天的客观概率分布包含了全部未来的可能性，这种做法违背了凯恩斯所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 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对卢卡斯发布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死亡讣告的回应。它也是一个观点极为不同的群体。曼昆（Mankiw）认为，它主要接受了新古典综合派的世界观，并试图将理性预期假说和货币主义整合进来，甚至称之为新货币主义经济学（斯诺登和温纳齐克，第402-4页）。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它的本质仍是新古典的，而非凯恩斯的。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新凯恩斯主义引以为自豪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有着很大的方法论缺陷，它只不过是卢卡斯式的理性预期，是潜在的一般均衡模型。特别是当新凯恩斯主义转向长期分析的时候，它又恢复了货币中性和萨伊定律，从而滑入了新古典误区。 四、后凯恩斯主义对宏微观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后凯恩斯主义在有效需求、就业、通货膨胀、货币金融、定价以及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等许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介绍它在宏观经济学某些方面的进展以及别具特色的微观定价理论，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后凯恩斯主义从“不确定性—货币—失业”的关系出发来建构宏观动态学（斯诺登，1998年，第453-4页）。在有效需求失灵的问题上，他们扩展了对凯恩斯投资理论的研究，其中包括非常重视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原理。他们还重新解释了传统的收入效应。在艾克纳和克瑞格尔的模型中，投资的作用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联系起来：投资率的改变既对增长过程产生影响，又对利润和工资的相对要素收入产生影响（斯诺登，1998年，第447页）。在温特劳布著名的工资成本加成模型中，通货膨胀是收入分配冲突的结果，主张用收入政策作为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的稳定搭配手段。在后凯恩斯经济学中，路径依赖是其宏观动态分析的核心，因为增长是由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内因决定的；潜在的和实际的增长都取决于过去增长的程度；经济扩张引起消费偏好、技术和社会制度的结构变迁，新的增长路径产生于内在结构的变迁之中，决策者总会有一些“新奇”的事物预料不到，换句话说，未来根本上是不确定的。因此，该理论既体现出内生性又体现出路径依赖性。没有长期的均衡，以及强调积累和利用生产资源而不是配置稀缺资源是后凯恩斯主义宏观动态的另外两个特点（Richard P.F.Holt Steven Pressman，2001，pp.94-7）。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金融理论围绕不确定性、货币的性质、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金融体系也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见解。在这些问题上，哈恩（Hahn, F. 1982）、戴维森（1972）、明斯基（1986）、奇克（1992）和道（1996）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戴维森和哈恩努力地恢复被新古典综合派所丢弃的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强调的货币非中性的核心思想。特别是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成为后凯恩斯主义在金融研究领域盛开的一朵奇葩。 后凯恩斯主义批判“拍卖商”假说和最大化原则，认为价格不是稀缺指数，也不反映市场出清，而是对生产成本的反映，是通过成本加成而得到的；企业目标和经营者目标都是多元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各种目标的权重会不断地调整，而利润最大化是一种适应性行为，它只存在于完全竞争的假设中，决不是现实中的企业的一种恰当的目标。在后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价格和定价问题涉及到成本、市场结构、制度、信息和阶级冲突等多个方面。由卡莱茨基、奥肯和加尔布雷思开创的成本加成定价理论奠定了其最为重要的定价理论。事实上，除了诸如农产品市场或不可再生复制的艺术品市场外，成本加成定价流行于绝大部分产品和服务市场。在后凯恩斯主义内部提出了许多成本加成定价模型，今天，具有代表性的有安德鲁斯（Andrews）和布鲁纳（Brunner）的“标准成本定价法”和比格奥（Biggio）的“盯住收益定价法”，还有莱伊（Lee）的折衷的“多部门模型”（Holt and Steven Pressman，pp.23-4）。影响加成的主要因素有生产能力的正常利用率、生产力的增长、垄断势力、工会和金融变量（利率、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性偏好）等。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垄断市场中，企业能够通过产量（或库存）的调整来维持其产品的价格，通过产品变异来保持其产品的销售份额。在长期中生存下来的企业都具有这种垄断性，可以用加成幅度来衡量垄断程度。价格并不是新古典有效配置理论中的价格，而是企业有意识的目标价格（保罗·威尔斯，2001年，第53页）。斯坦德尔（Steindl）和艾克纳（Eichner）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从长远的和战略的角度分析企业的定价行为（保罗·威尔斯，2001年，第56页）。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加成价格是非均衡的，它加剧了行业的集中化程度，并开发出新产品，伴随这种定价而出现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在经济周期中，明显的是产量而不是价格随需求水平的波动而波动，即使是在扩张时期，价格也无须上升（Holt and Steven Pressman，2001，p.29）。 五、后凯恩斯内部的多样性与综合问题 1982年，哈考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异质的组合”，仅仅由于它们都具有向主流经济学挑战的愿望而被联系在一起（斯诺登，第444页）。因此，在这些传统的内部存在着极大的冲突（King，2002，pp.203-214）。首先，在凯恩斯主义与斯拉法主义之间，针对凯恩斯思想，斯拉法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供求理论及马歇尔的微观基础；不确定性和货币是凯恩斯分析中的核心要素，而在斯拉法体系中却处于外围地位，明斯基甚至指责在斯拉法体系中没有货币金融系统。原教旨主义的凯恩斯主义认为，斯拉法体系过多的关注静态的无时间过程的均衡观念，忽视不确定性及形成预期的不稳定基础，是机械的和伪装的一般均衡理论。其次，在斯拉法主义与卡莱茨基主义之间，斯拉法主义者认为卡莱茨基传统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核心问题，即投入—产出关系和联合生产；针对斯拉法体系，卡莱茨基主义者认为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并主张短期分析，因此，克瑞斯勒（Kriesler）认为，这两种思想流派是在使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来检验不同问题。最后，老制度主义传统与凯恩斯传统和卡莱茨基思想之间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具有许多共同基础，但和斯拉法理论格格不入，因为在斯拉法理论中毫无制度主义思想的立锥之地。 在后凯恩斯主义的演化和发展中，能否把根源各异的四个传统综合起来因此是当前后凯恩斯主义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罗宾逊一直试图将后凯恩斯主义内部各种理论传统综合为一个整体。罗宾逊和克莱因都认为卡莱茨基先于《通论》之前三年就已经阐述了“凯恩斯革命”的基本思想，他的宏观经济学更具优势，有许多讨论弥补了凯恩斯的不足。在为艾克纳主编的第一部《后凯恩斯经济学指南》所作的序言中，罗宾逊指出，后凯恩斯主义主要吸收了卡莱茨基和凯恩斯的基本假定，在把它们重新界定和扩展后来处理现实问题。罗宾逊认为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为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提供了价值论基础，因此她还曾热情地倡导用凯恩斯的精神综合卡莱茨基和斯拉法思想。 几乎所有的斯拉法主义者也认识到他们需要凯恩斯的和卡莱茨基的宏观理论来补充其对价值和分配的古典的（或后古典的）分析，例如海恩兹?库尔兹（Heinz Kurz）1990年在他的《资本、分配和有效需求》一书中充分地说明了凯恩斯和斯拉法思想的互补性，他认为有效需求理论和标准价格与分配理论能够综合在一起的；可以用多部门的斯拉法框架来重新表述凯恩斯的乘数。1997年，瑞士经济学家海恩瑞奇?鲍逖斯(Heinrich Bortis)在其《制度、行为和经济理论》一书中认为，各种后凯恩斯主义流派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现实问题的不同方面，彼此互补。 阿瑞思逖斯（Arisesis）综合了凯恩斯理论、卡莱茨基思想和老制度主义三个传统中的诸多共性，1996年在《剑桥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走向一致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一文中，他除了坚持凯恩斯理论和卡莱茨基理论的兼容性外，还引入了老制度主义传统，把它作为后凯恩斯主义思想渊源之一（Arisesis，1996）。1998年1月他和索耶（Sawyer）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集中讨论了能够统一各种后凯恩斯主义流派的政策建议。 然而，在我们看来，在后凯恩斯主义的内部综合中，斯拉法理论与其他传统之间的兼容性仍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我们除了同意其他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对斯拉法理论的批判外，我们还认为，斯拉法体系作为李嘉图主义的后裔，沿袭了经济思想史中的“李嘉图恶习”，这种“李嘉图恶习”实质上就是批评实在论所批判的演绎主义。因此，如果同意希拉·道的看法，动态开放的系统观和批判实在论为后凯恩斯主义从内在多样性走向综合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King，2003，p.219），那么，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在其内部综合上就不应该把斯拉法理论作为其核心理论，当然吸收后者的某些合理成分还是必要的。 六、结语 从早期的单纯批判到自身理论的建构，再到内部综合，后凯恩斯主义经历了近七十年的发展历程。综合的后凯恩斯主义从批判实在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用历史时间、不确定性、权力的作用、制度演化以及货币金融的中心作用等因素来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为处理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然而其内部存在的争论和外部受到的挑战从来没有停止过。沃特斯（Walters）和杨（Young）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上，后凯恩斯经济学仍然缺乏一致性（King，2003，p.218）。在主流经济学眼中，它不过是几种观点的折衷，不可能对主流理论构成系统性的挑战。 我们认为，后凯恩斯主义的未来发展前景极大地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未来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在内的范围更大的“异端综合”的成败；二是未来的新的科学革命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命运。在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中，无论是后凯恩斯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或老制度主义都无力单独承担起替代主流的传统经济学的重任，需要在它们之间进行一种创造性综合，即把它们纳入到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或“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贾根良，2004）。在这种更广泛的综合上，后凯恩斯主义各种传统的局限性应该清楚地被认识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交流迅速增加，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方面。例如，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同时他们基本上都赞同批判实在论的科学哲学，批判实在论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媒介；在经验研究上，它们都采用了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这些构成演化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经验研究方法。后凯恩斯主义内部的理论“小综合”必须融入外部的“异端”大综合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来。在这种背景下，只要时机成熟，一致的后凯恩斯主义或者范围更大的“异端综合”应该能够超越今天的主流经济学。 参考文献： 1. 布赖恩·斯诺登和温纳齐克著，苏剑等译，《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各思想流派比较研究引论》商务印书馆 1998年第1版。 2. 保罗·威尔斯著，瞿卫东译，《后凯恩斯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53页。 3. 斯蒂芬·罗西斯著，余永定等译，《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4.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 5．贾根良，《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与异端的综合》，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 [1] 遍历性（ergodic）是数学和统计学中的概念，即各态历经的。在经济学中，遍历性是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公理。后凯恩斯主义强调非遍历性（non-ergodic），艾克纳将它解释为路径依赖。戴维森认为非遍历性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 [2] 有关批判实在论更详细的讨论参看贾根良：《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发展》，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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