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不是“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

　　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尚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

　　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于1991年7月8日给有关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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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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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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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万本即将发行的成书被迫将相关书页撕去，再粘上修改后的书页，自此“西路军奉中革军委（中央）命令说”成为正统主流学说。

　　为何李先念要强行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这是因为“中革军委”这个名号关系到“西路军”的历史清白，是受中央之命，还是受张国焘之私命？

　　这也正是持“张国焘命令说”研究者反对修改的原因，更改为“奉中革军委命令”后，就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西路军的失败自然就是中央的责任。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对存在于中共红军时期的“中央军委”、“中革军委”、“西北军委”这三个互有纠缠瓜葛的机构进行界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1926年11月，为准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事部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兼上海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书记，因张国焘常驻武汉，军委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并代任书记。1927年3月3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中央的军委同上海区委的军委为统一的机构。1931年1月，中央军事委员会随中央临时政治局驻上海后重新调整了成员，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6月，李富春代理中央军委书记。

　　1931年6月，军委成员相继离开上海后，中央军事委员会改为军事部，负责国统区的兵运、情报等军事工作，只对苏区中革军委、各主力红军重大决策进行指导，不直接指挥红军作战。1933年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另在上海设立中央局，中央军事部改为上海中央局军事委员会，没有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有没有成立新的机构作为“中革军委”的上级机关呢？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那只有看能否从中央指挥红军的负责人员到达苏区后的职务简历中去寻找相关的记录。

　　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在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后，就面对“第四次反围剿”，当时打仗的战略方针都要经上级批准，博古“对于如何作战，既无经验，又无教条，一切由朱、周放手去打，来什么批准什么。”

　　博古在5月由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

　　李德是在1933年9月进入中央苏区，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一到瑞金的那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就去“独立房子”与李德长谈，商定由李德主持军事工作。之后李德便在“独立房子”口述他的命令，让伍修权译成中文电文，转交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送给军委的朱德、刘伯承或中共中央的博古、张闻天签署后执行。

　　李德是在1934年2月成为中革军委军事顾问。

　　周恩来是在1931年12月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6月，中革军委随军到前方，增任周恩来为副主席。10月26日，接替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3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1934年2月3日，任中革副主席。

　　毛泽东自受到排挤后，从1934年开始就不再是中革军委委员，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1935年8月中央为了约束掌握红军总司令部权力的张国焘，在19日的沙窝会议上，决定由毛泽东负责中央的军事工作。

　　红军主要领导人员的任职简历表明，中央临时政治局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并没有成立新的机构作为“中革军委”的上级机关。

　　由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在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接过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的职能和任务，成为仅属于中共中央的下属机构。

　　因此，红军时期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该是结束于1933年1月的上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从名称看，这是个政府组织，它的前身是1931年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苏区中革军委）。

　　1931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正式成立，是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军事部门，管理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的组织、教育和训练，并指挥工农红军的作战行动。

　　“中革军委”虽为政府机构，但它实际上“对中央政治局负责，与政府系统仅仅是一个名义的隶属关系 ”。

　　在1933年1月“中央军事部”撤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承担起原来中央军委的职权，但并没有更名或更改属性，只不过在简称上出现了“中革军委”与“中央军委”的混用，这就造成了党史上困扰至今的“葫芦案”。

　　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初期下辖的机构有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经理部、总医务处等工作机构，之后还成立了总抚恤委员会、总兵站运输部、后方办事处、总动员武装部等。1932年1月总政治部从中革军委分离出来，成为单独机构，直接隶属党中央和国家领导。1933年5月成立红军总司令部，军委总参谋部改组为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

　　可以看出，在总政治部划出后，1933年5月成立的红军总司令部成为了中革军委下属部门里最重要的机构，总司令部总司令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红军总政委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任。

　　1934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中革军委实际成了执行机构。

　　在组织上架构上，中革军委是红军总司令部的上级机关。由于人员兼职的原因，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模糊，造成了“一体两面”的表象。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是把这两个机构当做了一体，“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红军长征前后，我们党先后成立过三个西北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谢子长—刘志丹—聂洪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

　　在这与中革军委、中央军委产生纠缠的是第三个，即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自“草地分裂”后，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北上，“中革军委”也分裂了：朱德、张国焘南下；周恩来、王稼祥北上。

　　为了适应新形势，11月3日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

　　看“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的行文，“西北军委”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党中央），他不是“中革军委”的下级机构，不接受中革军委的领导，但中央也无意用“西北军委”替代“中革军委”：

　　一、从组成名单看，人员并非全军范围，仅限于在西北地区的红军领导人。

　　二、若改变原中革军委成员、职务，必须通过合法手续。

　　三、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二、六军团失去联系。

　　四、张国焘此时在四方面军有较高威信，完全控制着南下部队，也不利于争取团结张国焘率部北上。

　　总之，中央如果此时成立新的“中革军委”，会被张国焘利用，不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

　　而且，中央在1935年11月28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的联名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又在1936年5月5日联名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这些都说明中央无意改变“中革军委”现状。

　　我们看到，现在许多文章在讲到1935年11月成立毛泽东任主席的“西北军委”时，往往对其进行了“行使中革军委权力”或“中央军委”类似的注释，这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者为了体现西北军委的地位，搞出来的又一桩“葫芦案”。

　　这种注释就制造出了一系列问题，即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究竟有没有中革军委？有几个中革军委？谁代表中革军委？有无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什么关系？西北军委与中革军委、中央军委又是什么关系？

　　前面我们确定了红军时期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结束于1933年1月的上海，直到1937年8月前当时的中央组织机构里，根本就不存在“中央军委”这个机构。

　　西北军委参谋部在1936年8月28日致共产国际电里就“现时西北方面的红军状况”明确指出，“军事组织系统，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分裂时期，中央既没有改变中革军委领导层的意图，也没有另立“中央军委”的机构，中央对内没使用“中革军委”的名义，张国焘就能用吗？

　　待我们详细分析草地分裂前后的“中革军委”后再回答。

　　草地分裂前后的中革军委

　　达维会师前的“中革军委”

　　要理清中革军委里的权力分布，我们有必要分析一、四方面军会师前的中革军委领导层。

　　中革军委领导层里只有主席、副主席，没有“政委”，主席与副主席不是上下级关系。依据中革军委若干电文的落款，推测若需使用“中革军委”名义发布命令，需要有全体主席、副主席的各自签名或同意，仅凭一、二人是没资格使用“中革军委”的名义，这应该是中央防止出现“军阀”窃权的方法。副主席如果不同意，可以拒绝签名，使该命令不能签发。

　　主席朱德是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名义上的第一人。

　　副主席周恩来不仅为朱德的同级（主席/副主席），还是朱德的上级（三人团成员、政治局常委、负责军事）。

　　副主席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掌握着直属于中央的“红军总政治部”，这是党在军队里贯彻“党指挥军队”的重要保证。

　　依据党指挥枪的原则，周恩来在军委领导层这个集体里是负总责，他在三人团里的身份是“军委”，所以我们看到遵义会议的军事副报告是由周恩来做的。

　　遵义会议解散了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 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月5日,毛泽东根据扎西会议安排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为了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了成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新三人团”相比于“老三人团”，由于没有张闻天的参加，不再是统管一切的“最高”，而是专注于军事指挥，实际是中革军委的临时上级。新三人团指挥着中央红军于6月12日在达维与四方面军会合，遇上了以实力向中央要权的张国焘，改组了中革军委。

　　草地分裂前的“中革军委”

　　1935年6月29日两河口会议后，中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张国焘有了参与指挥整个红军作战的资格。但张国焘对此并不满意，7月5日夜，他通过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李富春向中央提出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

　　7月8日，张国焘召开中共西北特委第二次常委会议（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利用凯丰《列宁论联邦》一文，挑动红四方面军干部怨恨中央，授意部属借口统一指挥，向中央索要更大的权力。

　　7月9日，川陕省委向中央发去《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电》，提出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这份电报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省一级的党组织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直接拟定具体人选，并且要求速决速行，立即答复。

　　中央对这些索要权力的行为采取冷处理，张国焘则采用按兵不动，拖延北上。

　　7月18日陈昌浩向中央提出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陈昌浩语气强硬对张闻天说，“我和徐总指挥都向国焘提过，国焘说打松潘没有问题，只要组织问题解决了，就立刻打！”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同病重的周恩来商议把总政委让给张国焘，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闻天通知张国焘：“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

　　张国焘虽然没当上中革军委主席，但“红军总政委”这职位也能暂时的满足他的权力欲。

　　红军总司令部作为中央与各作战部队之间的最重要联系桥梁，战役的具体执行者，红军总政委控制着总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之名将中央联络各军的密码收缴后，再对中央搞阳奉阴违，扯皮、电报战，确实能架空中央和中革军委。

　　张国焘正是这么干的。

　　9月3日，张国焘以噶曲河涨水，率左路军返回阿坝，拒不执行中央制定的北上方案，并命令徐向前、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南下。

　　9月10日凌晨，为了避免激烈内讧，中央带着一、三军独自北上。

　　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的格尔登寺召开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大肆污蔑。

　　10月5日，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宣布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1935年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的张国焘自任主席的“中革军委”无疑是非法的，此处不讨论。

　　1936年6月3日,张国焘宣布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即以朱德任军委主席、张国焘、周恩来、王家蔷为副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9月28日朱德、张国焘以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

　　从张国焘的回忆录里，我们知道他将中革军委与红军总司令部当成了“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所以当裹挟朱德后，他想当然的就认为他就有使用“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的权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无疑也是这样的认识。

　　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干部的这种“想当然”，是错误的。

　　张国焘无权使用“中革军委”名义发布命令

　　首先从组织名义上看，张国焘无权使用“中革军委”名义。

　　朱德、张国焘的指挥权是在1935年7月18日由中央、中革军委授予他们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指挥军队的，不是“中革军委或主席、副主席”的名义。

　　我知道仅凭一、二人是没资格使用“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分裂前的最后一份由中革军委领导人集体签名的命令是1935年8月11日的“恢复第一方面军司令部通令”，这之后再也没有用“中革军委”名义发布命令的电文（1936年7月5日红二方面军的成立电报为唯一特例）。

　　1935年9月10日，中革军委的四位领导人各奔南北，在许多问题上不可能达成一致，中央为了维护中革军委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不愿改变现有的领导人，为了指挥在陕甘宁的红军武装，也是只能另外成立了不隶属于中革军委，而是直接受中央领导的区域性组织“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可见当时无论是在陕北的周恩来、王稼祥，还是在川西的朱德、张国焘，都没有用“中革军委”对内下达命令的权力，除非是在达成共识后，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蔷”落款发布电令，才能视为“中革军委命令”（例如红二方面军的成立电报）。

　　所以说，9月28日朱德、张国焘使用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同样是非法的，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张国焘其实可以在征得毛、周、王的同意后，以“军委”或“朱、张、周、王”名义发布。

　　其次从机构上看，中革军委的下属执行机构（红军总部）并没南下。

　　根据《1935年7月—9月的中革军委序列》，我们看到军委下属执行机构（红军总部）的总司令部第2局、总政治部、国家保卫局、总供给部、总卫生部、红军大学都是在右路军，随中央北上。

　　陈昌浩虽然那时是总政治部主任，但因他住在前敌总指挥部，拒绝北上，成为光杆总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只有政委何畏是专职，住在红军大学驻地，因此当红大队伍出发时，才会被何畏发现，后来红大中的原四方面军人员随追来的李特返回，红大恢复成达维会师前的组成，跟随中央北上。

　　朱德、刘伯承带着总司令部的第1局、第3局到了左路军，后来南下，他们是“出差”，不是“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仅凭着总司令、总政委、总参谋长、第1局、第3局，是无法称之为“红军总部”，最多只能称为“红军总司令部”，不能由下级变成上级“红军总部”，更不可能是“中革军委”。

　　最后，张国焘并没有掌握“中革军委印”。

　　“中革军委印”相当于古代的“兵符”，必定是掌握在最高决策层内。朱德虽然是中革军委主席，但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三人团成员，没资格掌握这枚象征红军最高权力的大印。这大印必然由“三人团”中的博古、周恩来、李德持有。

　　最先排除的是李德，他是外国人，是“顾问”，象征中国工农红军的印不可能由他持有。

　　博古作为中央负总责、“三人团”成员，是有资格掌握“中革军委印”的。但通过“交挑子”，我们知道他并不持有这枚大印。1935年2月5日，根据扎西会议的常委分工，博古将“挑子”移交给了张闻天。“挑子”是两个铁皮箱子，内装三颗印章：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二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外还有重要的文件与党的经费、金条等贵重物品，重约五十斤。说明“中革军委印”不在博古那里，之后也不会在张闻天那里。

　　排除博古、李德后，能掌握“中革军委印”就只有周恩来，我们由高到低的排列他当时的军事职务，推测是哪项职务使他掌握“中革军委印”：

　　三人团→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显然，周恩来是以在三人团中代表军委的身份掌握“中革军委印”。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没有掌管“中革军委印”的权力，而是党需要周恩来能直接指挥具体的军事行动，才安排他担任“总政委”这个职务。

　　周恩来在1935年7月18日将“红军总政委”这个职务交给张国焘时，并没有交出“中革军委印”。因为张国焘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三人团”成员，仅凭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是没资格掌印的。

　　我推测这枚大印后来应该是转交给了毛泽东。

　　在周恩来身患重病后，中央为了约束掌握红军总司令部的张国焘，于8月19日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由毛泽东负责中央的军事工作。这实际可以理解为周恩来将军权交给了毛泽东，那么作为军权的信物，“中革军委印”就有可能在此时从周恩来移交给了毛泽东。

　　中央对内为了团结，虽不用“中革军委”名义与张国焘联系，但并不影响对外用“中革军委”的名义发通电：1935年11月28日的《抗日救国宣言》，1936年5月5日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的落款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这正是“中革军委印”为中央（毛泽东）掌握着才会有的结果。

　　有种说法是张国焘当上“红军总政委”后，就是掌握了军权，那么“中革军委印”就必然会被他掌握，这是错觉。

　　张国焘在1936年12月1日到保安后，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并没被免去，在12月7日的中革军委扩大组织命令中也再次得到确认，直到1937年3月的延安会议才被免去，其间张国焘非常的低调，再也没有一年多前那样的嚣张，说明“红军总政委”不能制约军委主席，不掌军权，执掌军权和印信的是政治局常委里，负责军事兼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毛泽东。

　　同地办公，是上级制约下级最厉害的招数，“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

　　另外张国焘没有得到“中革军委印”除了前面推测的原因外，还有个有力的物证。

　　我们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印”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三枚印章均为银质。但在西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里保存的烈士遗物里,却有同款的三枚木质大印，它们是在1955年发掘于埋葬西路军烈士的万人坑中，经专家推论，这三枚木质印章应该是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第二中央”时私刻的伪印。

　　木质的“中革军委伪印”，说明了张国焘没有掌握真正的“中革军委印”。

　　会宁会师前后的军事指挥系统

　　自草地分裂后，为了团结,军委与张国焘之间的联系使用的都是个人名义。

　　1936年6月3日,张国焘迫于压力宣布撤销他的“张记伪军委”，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

　　紧接着在成立红二方面军的问题上，中央与张国焘出于各自目的，经过几番电报往来的协商，达成了一致，张国焘向中央交出了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系的密码，于是1936年7月5日，在陕北的军委就立即以“军委命令”的形式向二、六军团发出了红二方面军成立电（这是中央在恢复与二、六军团直接联系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落款为朱、张、周、王的签名，这个例证同样说明了在使用“中革军委”名义对内发布命令时，应有的签名规矩。

　　张国焘虽然在1936年6月6日就取消他的“第二中央”，但并没承认在陕北的中央，直到9月26日张国焘才提出“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可此时军事如何领导、指挥尚未达成一致（9月21日中央提议的组建6人军委主席团实际没成立）。

　　9月28日朱德、张国焘以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

　　9月2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致中央《关于出通渭庄浪静宁会宁的部署电》中还在自称“军委及四指约于八日前到通渭”。

　　10月8日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电的收报方是“党中央及毛、周、彭”，说“我们及西北局、军委纵队、四方面军指直属明到会宁”，这份没有张国焘署名的电报说明他们还没承认在陕北的“军委”。

　　10月10日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向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彭司令员兼政委，贺总指挥，任政委，徐总指挥，陈政委转一、二、 四方面军各军事政治机关，各军、师、团、营、连、排、班首长及全体红色战士同志们发去会师贺电。

　　同日20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授予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这道命令说得很清楚，再次确定朱德、张国焘是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指挥部队。

　　我们看到在这道电文里，中央使用了“中央军委”一词，作为中央在陕北的军事指挥机构代称，即“西北军委”的临时称呼。

　　这是因为此时的“中革军委”处于虽存在，但不能对内使用的尴尬时期，而在陕北的中央控制下的军事指挥机构只有“西北军委”，这个机构现在要担负起指挥全军的任务，又有名不正的顾虑，所以中央干脆把经常混用的“中央军委”这顶帽子，拿出来给“西北军委”戴上，以解决中央在指挥名义上暂时的尴尬。

　　查阅已知的10月10日20时到11月23日之间，中央与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来往电报，我们看到这些电报的收报方、发报方大多是“个人名义”，但也有不少的“组织名义”，基本是“中央及军委”、“中央军委”、“军委”，没有出现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为收、发报方的电文。

　　直到11月24日，在由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联名向中央发出的《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报告》中，电文抬头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表明张国焘正式承认“中革军委”在陕北。12月7日中革军委受命扩大组织后，“中革军委”这个名称才又在中央的各指挥命令电文中出现，充分说明“中央军委”这顶帽子是纯属临时救急的戴在“西北军委”头上，在朱德、张国焘12月1日到达保安，实现中革军委领导的会合后，这顶帽子自然就不再需要，“西北军委”也同理是不需要存在了。

　　总结

　　本文至此大略梳理了“中央军委”、“中革军委”、“西北军委”在红军时期的关系，着重论述了“中革军委”在草地分裂后的变化，以及中央的应对措施，得出以下信息：

　　一、红军时期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于1926年11月，结束于1933年1月的上海。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于1931年11月，自1933年1月后担负起“中央军委”的职责，至1937年8月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代。中革军委在1935年9月至1936年11月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对内发布命令的权力（除一次特例外）。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11月，是中央为了在中革军委分裂时期，能直接指挥陕甘宁的红军而设立的，这个机构不受中革军委领导。在1936年10月会宁会师后，中央曾用“中央军委”临时代称“西北军委”，以便能有一个可以指挥全军行动的名义，在1936年12月中革军委扩大组织后结束。

　　四、重点从中革军委的授权名义、署名要求、下属机构、印章持有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即便是张国焘在裹挟朱德、刘伯承和总司令部的1局、3局搞分裂后，也是无权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

　　最后回到西路军渡河是奉谁之命的问题上，在宁夏战役时期，红军总司令部“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中央并不能直接向徐向前、陈昌浩下达命令，要通过张国焘中转，张国焘则在其间根据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做出了处处违背中央意图的决定，部署红四方面军全军匆忙从靖远渡河，导致了宁夏战役的失败和西路军孤军入河西。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西路军的西渡黄河，是“奉红军总司令部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