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个时代“人亡政息”的思考

对那个时代“人亡政息”的思考　　

一个伟大的时代，由于毛泽东的逝去而“人亡政息”，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和谐社会。如今，留给继续探索的后人们的只能是深入的甚至是痛苦的思考。　　

尽管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是，历史的发展依然不如人愿，正如黄炎培老先生所说：“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那个时代为什么会“人亡政息”？尽管毛泽东以“大民主”的形式试图避免“人亡政息”，然仍无济于事。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是否可归于以下两点：　　

其一，没有认真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具有革命的不彻底性。为了杜绝“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选择和贯彻的两条原则是：（1）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并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2）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只付给和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
文革的实践证明，毛泽东要建立的是一个“巴黎公社”式的国家，然开始并没有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办事，而是效仿前苏联的作法：一是实行任命制，由于实行任命制，所以不可能做到“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事实上实行的是干部终身制；干部终身制的实质则是封建社会的官吏制度。二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及新的等级制，而新的等级制则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可否认，这个新的特权阶层便是后来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这样，人民的公仆便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尽管毛泽东在“大民主”的后期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然那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羽翼已丰，他们以“元老”和“功臣”自居，享尽“法权”之种种好处，岂可将 “法权”拱手让出？限制“法权”无异于虎口夺食，必遇殊死反抗。“大民主”时期，有些“官僚”看似已“僵”，其实乃蜇伏并伺机秋后算帐。尽管毛泽东并未触动“官僚”们的“法权”，却仍被污为“暴君”甚至欲加谋害；毛泽东则“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可谓佛主心肠。对誓言“永不翻案”者，毛泽东更是宽大为怀。　　

其二，没有彻底扫除封建残余， “孔孟之道”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规则。在一个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小生产如汪洋大海；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教一直被视为民族的传统文化。建国后，虽然也批封建主义，即使在“批林批孔”时大张旗鼓地批判“孔孟之道”，然并未从根本上摧毁这个思想体系，也并未彻底肃清之影响。在政治和思想领域，新的等级制依然规范着人际关系中的上下与尊卑，上下与尊卑则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依附者对上感恩戴德，被依附者以主子自居。若以下犯上则便被视为“大逆不道”和“造反”。“大逆不道”则历来不被民族传统所接受，因为这是“不义”。而 “造反”则历来都是要被杀头的。文革中，尽管毛泽东一再号召“造反有理”，然“保皇派”依然不在少数，其中固然不乏既得利益者，然毕竟不能排除一些人是受传统文化的禁锢与影响。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农民的伟大作用作了更加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不可否认，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有许多人只是革命的同路人，他们抱着不同的目的参加革命。有些人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因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为了消灭一切剥削，而是为了日后个人有个好的“前途”，这“前途”便是“官、禄、德”。中国有着悠久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小生产的狭隘与自私根深蒂固，“官、禄、德”便是他们的梦想与追求。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我想其中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正因为“孔孟之道”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走向“新时代”之后，信奉“中庸之道”，讲“仁义礼智信”，诱以“官、禄、德”，追求“官、禄、德”，便不是奇怪的事情。如今，孔子的信徒日益增多，“孔孟之道”也近乎成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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