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左翼”与“左派”的同合与差距

漫谈“左翼”与“左派”的同合与差距

 无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思想路线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其进行歪曲修正而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美伦美焕的新学说新理论之间的根本分野，无视无产阶级最基本的阶级利益与阶级权利，打着毛泽东的旗帜篡改阉割毛泽东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可以接受的东西”之后进而将毛泽东思想也磨尽棱角，掩去锋芒，是左翼阵营中最为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这些同志有意忽视社会现实中具体的生产关系与占有方式，漠不关心无产阶级及其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升沉隆降，寐着良心，闭目塞听，幻听幻视，以注解“红头文件”为能事，以传达“上峰旨意”为天职，并不断地自欺欺人，释放迷幻剂，抛售摇头丸。他们一再挥舞和谐之尚方宝剑，弹压不同意见的左派，以“极左派”、“边缘化”等等恶名为脏水，泼向阶级立场更鲜明、斗争意愿更强烈、革命精神更彻底、真正坚持“两个决裂”的部分同志，意图完成右派们力所不逮、资产阶级拍手称快的“历史使命”。一句话，就是让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倒车安稳通畅、不颠不簸地一开到底，完事大吉！

左翼是左翼，左派是左派，这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小资产阶级分子和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均有可能由于历史的机缘阴差阳错一时成为左翼，而左派则必须是一些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为思想武装，与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为奋斗目标，始终的和唯一的追求就是让无产阶级上升为社会统治阶级，如果这样一些同志被“边缘化”，则恰好说明社会关系的非正常化，而不是这些同志不正常。

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由于脱离了广大工农群众，并与走资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理论视野、他们所能提出和实现的目标永远只能是改良主义的，根本没有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社会势力彻底决裂的决心和勇气。他们所拥有的良知与他们个人主义的思想立场形成一种尖锐的和客观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即是，一方面他们对遍及世界的资本强势充满恐惧、敌视但又非常之依赖，因此患得患失，另一方面，得之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实践和思想教育在脑细胞中的遗存起到某种类似于“强迫症”式的作用，当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来自大资产阶级的排斥和挤压，使得他们同情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要求产生了程度不等的情绪上的共鸣。由于他们是知识分子，有“舞文弄墨”的本事，比无产阶级更善于“表达”，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仿佛他们这一“群”已经是“先进阶级”，是先知先觉者，是启明星，是指南针，是劳动阶级的“老恩师”，是天然领袖了。而实际的情况是，这些人士摇摆不定的天性，每走一步都埋藏着背叛的危险！比如，有同志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归结为“社会资本主义”的实践，即是意在抹杀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必须占据社会主体地位的科学真理，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核心差别，已经为接受和容忍任何资本主体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歪理邪说预留了充裕的空间，开好了通畅的后门。

政治视野的不同必然导致形势判断的巨大差距。而知识分子“领袖们”则更容易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政见的替代现象所迷惑，主观随意地夸大资本世界政策变化的社会效果，把资产阶级自我调整自我救赎之救命稻草的某些政策当作福音而大加吹捧。市场自由主义与社会福利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两条腿”，无论率先迈出那一条，都万变不离其宗，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有同志竟以此得出“柳岸花明”、春光乍泄的错误判断，不是自欺又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如今的时代依然是帝国主义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虽然在短时间似乎获得了新的活力，但危机也在加深并日益普遍化。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全球性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道德信仰危机、贫困分化危机等当代形式的危机表现出来，这些危机大多直接压在世界直接的物质生产者劳动人民头上，随时都在考验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的承受能力，一旦资本调节的某个环节失效，就有可能爆发局部的战争或者发生局部的革命，进而威胁到整个资本大厦。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等思潮往往会甚嚣尘上，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抽象的“共同利益”，瓦解和分化劳动阶级及其革命愿望，将之“一体化”于资本的战车上，为权势者阶级歌舞升平，出谋献策。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情绪或者思潮随时都在左翼阵营中往来游荡，不断捕获或者蛊惑着一些同志。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同志，必须坚定自己的无产阶级政治理想和革命信念，在泛左阵营中独树一帜，排除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左翼中各类人士既团结又斗争，同时积极培育自己抗干扰抗打击抗侵蚀的能力，使自己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而不至于被同化掉。

人们对以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全部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大多数情况下比较单纯地对生活资料占有的多寡更能够真实地体现社会关系的本质。历史上所有有关社会和谐的伦理学说恰恰都是建筑在后者而非前者基础之上的“海市蜃楼”。可笑的是一些左派同志明明面对着大面积、大规模、不受制约、不可抑制的私有化浪潮，面对着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结构性腐败的私有化行为，面对着旧有的国民财产与新增的劳动价值以旷古绝今的速度源源不断被个别人所攫取和劫夺，面对着大量市场条件下惟有靠出卖劳动力过活并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下的人民群众，居然也掺和到主流上层所扰攘的和谐社会的大合唱中，将资本主义的怀柔的福利的政策转向当成“左转”，将凯恩斯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胜利误认为是“庶民的胜利”，实在让人莫名其妙，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社会主义左派绝不一般地否定“和谐”，尤其欢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这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是建立在以无产阶级为政治主体、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经济主体、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上层建筑主体的和谐社会，而不是乞食性的、讨价还价的、打一鞭子给俩甜枣吃的社会和谐。西方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经验告诉我们，在混合制经济条件下，各劳动阶级的自组织能力和自组织程度是构建社会相对和谐契约的先决条件。少了这个条件的和谐契约，必然是单向的和非对称的侵害性契约。即便是普通的生活经验也能够证明，哪怕是最开明和最公证的家长，也会疼爱和偏袒那些能“挣钱的孩子”，而市场经济模式注定了能“挣钱的孩子”永远只能是极少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整个左翼是社会阶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后社会意识形态的综合性反映，而左派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能动性的反映。未来属于左派，而未必属于左翼。因此谈到团结必须注意到纲领问题和主体问题。如果团结损害到基本的政治立场，那还不如各行其是好。

2006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