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存在的不正常现象考问中国政府能力

            社会上存在的不正常现象考问中国政府能力　　
政府应该治理的重点。主要标题：一通货膨胀。二是官商勾结、道德沦丧。三是社会不稳定。四是地方政府执行力不强。五是文化信仰缺失。六是惠民政策落实畸形。七是腐败横行。八是贫富分化严重。九是官僚作风严重。十是信任危机。十一外资企业正在戏弄中国。十二司法腐败触目惊心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这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了，虽然经济发展了，可是各种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现象却出现了。这些现象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目的，更是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不仅要重视，而且要尽力解决，否则将离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远。　　
一是通货膨胀。日渐提高的CPI数据，刺激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7月份6.5%的CPI，比之3.5%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孰高孰低一眼便知，利率跑不赢CPI，负利率已成事实，老百姓的钱袋子日渐缩水。针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最权威的经济学家说：货币发行过大，造成市场中流通的货币大于应需货币。岂不知，这只是外在现象，内层次的原因是社会贫富不均，富人有钱乱花，而穷人急需却无钱形成的。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现在的物价再涨，富人总说价格太低，如房地产，那些大佬们估计现在还在宣传房地产价格还要上涨的言论，可是穷人却认为接受不了。北京或其它地方的公务员，不吃不喝至少需要十年的积蓄方能买一套自己满意的住所。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些富佬们只有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才能得利！最让人不满的是：部分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财政利益，不惜出卖“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宗旨，充当了房地产商的打手，运用各种人民专政的工具为房地产服务，极尽优化服务之至，强制拆迁行为屡禁不止，而对中央提出的民生问题却抛至脑后。社会上豆腐渣工程层次不穷，哪些背后没有腐败？新税制造成的巨大利益分配，滋长了部分地方政府敢于抗拒中央的胆量，商人们隐形的礼物成了这些人敢于冒险的勇气。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的腐败案件就是最好的说明。　　
二是官商勾结、道德沦丧。当代社会，商人道德极其低下，为了钱什么都敢干。双汇火腿肠的廋肉精，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奶粉污染事件，安徽太湖、郑州市安置房豆腐渣工程，杭州钱江三桥塌落事件，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无一不说明中国的商人道德问题。造假害人的骗子并不是一开始都是坏的，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诚实的，是勤劳致富的一群，只要当他们屡遭吃亏上当之事之后，痛定思痛，逐渐学得圆滑与聪明起来，并从中悟出某种好处，于是渐渐如法炮制。这样，造假与投机取巧现象如毒瘤一样在健康的驱体上漫延开来。原因何在？据央视二台采访的专家说，现在的工程许多是开发商先承包，然后再转包，一些工程可能转包十多家，试问，第一个能够承包到工程的开发商为什么不自己建设？他为什么能够承包到手？？无外乎这些人有背景，一般人谁能够包到如此工程？转手即可得利的事件每个人都想做，可是却只有那么少数人可以做，而平常人却不能做。加之外资企业大量渗透中国，几乎垄断半个中国，官商勾结尤其严重。如今的领导一张嘴也说自己的工资也不高，可是他们为什么可以拥有豪华地住宅，为什么社会上有“许三多”？大多数贪官包二奶已成为中纪委公布的事实。深圳二奶村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村庄，大学生情愿包养已成为年轻女郎的时尚。试问，如果中国是这样一个的社会，经济再发展，有什么用？　　
三是社会不稳定。打开百度搜索“群体事件”四个字，可以得到如下事实：2007年06月 广东 河源发生群体性事件，2008年06月 贵州 瓮安发生群体性事件，2009年06月 湖北 石首发生群体性事件，2010年04月 黑龙江富锦长春岭发生群体性事件，2010年06月 安徽 马鞍山发生群体性事件 马鞍山611事件 ，　　2011年06月 广东潮安县发生“古巷事件”、增城市“6.11”事件等。经济发展了，社会不稳定了，幸福指数下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就是这样吗？造成这样的原因很多，引发的导火线也原因不一，可是中国的贫富分化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仇富现象、仇官现象是中国人目前不满的主要特征，穷人杀十个当官的有人同情，当官的敢打一个百姓全民共讨之。商贩打城管有人助威，城管打商贩，网上炒的满天飞。原因不说自明，富者，可能为富不仁，取财不正道；穷者，大势所为，普遍现象。　　
四是地方政府执行力不强。试看中国的房价，全世界瞻目，潜在的巨大泡沫成为全球公认的事实。可是网上的专家却在大言不惭：“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是钢的”。银监会领导一说：银行可以承担房价下跌50%的风险。于是乎，网上的房地产狗腿们马上反驳，这是不可能的。中央出台限购措施，马上就有个别地方政府声明：本地不出台限购措施。土地财政的巨大吸引力，造成地方政府敢于如此强硬。种种现象，让人不得不想，中央的权威性在哪里？连一个房价都治理不了，还谈何民生问题？　　
五是民族信仰缺失。如果问大家，现在你们信仰什么？估计80%的人会说一个字：“钱”，甚至许多共产党也把共产主义的信仰早丢掉脑后。 在中国，“为了钱，我们的国人可以放下尊严；为了钱，我们的国人可以忘记历史；为了钱，我们的国人可以没有廉耻……　”的现象屡见不鲜。东北方正县政府的媚日汉奸行为引起全国网友愤慨，可以说是全民激愤。　难道共产党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培养出的现代人就认这一个“钱”字吗？前辈们流血牺牲，为新中国付出的努力就是这样的结果吗？试看现在的新闻节目，尤其是地方电视台，宣传的都是什么？他们是在为谁服务？“非诚勿扰”选亲节目，一位“公主”更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宁愿坐宝马哭也不愿坐自行车笑”，赤祼祼的引导全国人民向“钱”看。毛泽东同志说的好：文化阵地，你不占领它，别人就会占领。现在的部分文化阵地，向钱看的思潮已经占领却是不争的事实。共产党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体现在什么地方？而现在，中国人则放弃了对世界观的改造，迷失了价值观，失去了学习能力与思考能力，钝化为一个完全的物质人，只顾埋头挣钱，不顾危险重重。就象电视节目动物世界里所说的那样一样，被猎的动物只顾眼前肥美水草，得意忘形，就忘记了背后的食肉动物盯梢已久，只顾高兴一时，转眼间已成他兽口中美食，小命已没，呜乎哀哉。　　
六是惠民政策落实畸形。国家免征农业税等措施是好事，可是农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因为在农业领域出现的腐败现实让农民受到了严重伤害。大力补贴生猪生产，其结果是官商勾结欺骗取国家补贴。一头生猪可以报成十头，甚至更多，现在的人们都说：国家政策让畜牧行业振兴了！农民医疗补贴本来是好事，可是药商与医院互相勾结，该开的药不开，不该开的乱开，本来一个感冒病几元钱可以治的病，可是病人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才可以，这是为什么？国家推行低保政策，可是农村的许多低保户是村书记指定的，该享受的没有享受，不该享受的却享受了，甚至死亡多年的人还在领低保补助。保障性住房更是权贵人物发财的捷径，许多有权的人物都购买了保障房。　　
七是腐败横行。刚建国时，中央果断决定，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此后未出什么大贪官，社会变得廉洁奉公，没有了腐败。消灭娼妓，社会没有了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没有贫富差别，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谁敢腐败？可是如今，市场经济推崇物质作用，在这个社会剧变并转型的过程中，其利益诱惑是巨大的，腐败现象“防不胜防、反不胜反”。 中纪委一原副主任称：近年来，发生在党员干部中的经济大案居高不下，占了经济案的77%；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党政一把手占49%；90%落马贪官包养情人……。从曾是中央委员的陈希同、陈良宇和成克杰，到社会上称为“许三多”的杭州市副许迈永，再到被中纪委称为“三最”的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有土地便有腐败”几乎快成了官场定律。从惊天动地的省部级高官落马，到默默无闻突然被拿下的小小科员，涉案金额，动辄以百万、千万，乃至亿计算。严重的腐败现象严重威胁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八是贫富分化严重。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程度，其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1978年中国大陆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则升至0.496。有的统计认为，中国大陆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这种差距的逐渐累积引发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比如，群体之间的信任度明显降低，贫富阶层对立越来越严重，一部分人产生了“仇富”心理。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突限” 在“合理的限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显然，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贫富差距历来是热议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涉及到国人的利益：穷人太穷，富人太富，中产阶层尚未成形。社会成员普遍关注社会公平与贫富差距这个问题，根本的原因并不仅是贫富差距的存在,而在于贫富差距的形成过程，解决贫富差距。绝大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及其分配制度是衍生剥削、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源，分配公平、共同富裕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毛主席建国之初就庄严宣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贫富分化的严重，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央政府将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作为未来的重要工作，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　　
九是官僚作风严重。“干部”者，领导、管理人员之谓也。“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毛主席生前的教导。如今改称“公仆”了，意思没变。可是如今的社会，从重庆有文强，到保德有志强。从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干部对查车的民警叫嚣：“你等着，我一定搞死？”。再到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村党支部书记郝化春枪击不满群众杨贺江。恬不知耻、目无法纪、横行霸道到，还有什么党性、人性可言！基层干部群众更是备被欺凌、侮辱。一些当官把下属更是不屑不顾：“你们这些官算什么官？”一派官老爷的作风。众所周知，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许多官员完全忘记了这个宗旨，他绞尽脑汁争权夺利，不择手段中饱私囊，千方百计排斥异己，从而成为社会“恶霸　”，政界“官霸”。　　
十是信任危机。从多次报道的“彭宇案”现象看，这个社会似乎充满着一个好人难做的事实。对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公司驾驶员殷红彬来说，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举。而这样的好事却一度让他很郁闷，因为将老太扶起后，自己竟被人误认为是肇事者，还惊动了公安。好在车内有监控录像，将他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还了自己清白。而对天津的许云鹤和南京的彭宇来说，却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缺乏足够做好人的证据，竟然被法官以“常理分析”判决败诉，这让中国做好人者出现难堪的境地。中国的法律到底在弘扬什么？是在保护无赖吗？央视频12台的法制节目在多次的案例解说中都充分强调：犯人也有尊严！可是受害人的尊严是否更应该保护。群众抓小偷出现过激的事情时，新闻节目都宣传小偷的尊严，可是小偷屡抓不止说明了什么？打击过宽，人性太强吧，没有用铁的拳头来制止犯罪，反而用“尊严”这样的词来同情犯罪分子，这样的宣传不知道他们在为谁服务？？？中国出现如此的信任危机是否该让某些人清醒一些呢。　　
彭宇案不久，即2010年12月30日，福州市83岁退休老干部当街跌倒后，路人无人敢扶，两位本欲伸手的路人最终也犹豫退缩，最终导致老人猝死。楚天都市报讯（记者周蕾）2011年9月3日报道：昨日上午，88岁的李爹爹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爹爹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许多评论都认为，南京“彭宇案”的判决，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担心成为彭宇第二，而不敢伸出关爱之手。　　
一味指责人心浇薄、试图从道德层面呼吁大家不计得失、伸出援手，效果恐怕绝不会好。古语说得好，“趋利避害为君子”，任何人都有权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才去考虑帮助别人。80%的网上“不扶支持率”也表明，对这种选择，社会上认同的声音占了上风。　　
正如前文所言，“彭宇案”的判决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社会风气，既然法律不能保证施援者的利益、甚至安全，既然按照判决的导向，不去扶一把会更稳妥、更安全，大多数人做这样的选择，是合情合理也合法的，甚至可以说，这体现了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　　
十一外资企业正在戏弄中国。康菲公司漏油事件,,完美的“洋贿赂”，肆虐的“爱资病”,　　外资搞“洋腐败”手段之多，下手之狠，对象之准，令人叹为观止。“驻京办”成为中国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的据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润滑剂”，在国内强大舆论压力下，中央勒令清理“驻京办”。但是，跨国公司本身（或在华商会）的“跑部钱进”与“润滑活动”则有增无减，在广州、杭州等地开设联谊机构，往往是融会议、休闲、娱乐与购物于一体，免费向相关部门（官员和家属）提供服务与“纪念品”。这只是用来加强联络，此后的出访出游、子女海外读书就业、境外账户等“洋贿赂”蜂拥而至，如此将一些部门整建制、成系列（如“郭京毅窝案”）拖下水，让其制定对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甚至法律。
多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要进一步开放就有进一步开放。民间流传的解释是，中国官员得了“爱资病”。然而，中国官员为何偏偏青睐外资而忽略中资呢？
。《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这21个产业是国有企业基本退出的行业。国有企业的退出，一开始在表面上是私有制企业的跟进，实际最终结果却是该行业的主导权从国有企业转换到西方资本财团手中，从国有企业的垄断变成国有企业的大规模退出，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作用。那就是让该国经济多年的发展成果成为外资的囊中之物。中国国有企业重点退出的行业，最终为外资所占领，这是中国经济主权和西方垄断资本财团控制中国的图谋之间的斗争。外资企业的垄断。 　　资本的唯一使命就是利润最大化
根据所能查询到的最新数据，2010年上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非国有部门比重为70.6%。其中，私营企业为17.8%，个体经营为0.4%，合计为18.2%；外商企业为3%；港澳台企业为2.8%，合计为5.8%。他们共计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构成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比重为32.3%，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为67.7%。但计入国有控股企业的份额后，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为83.2%。其中，股份制企业为53.4%，三资企业为26%，集体企业为2.7%，股份合作企业为1.1%。从这个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所占经济的比重已经相当低低，并且从大多数经济领域中退出，已经彻底失去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企业已经退无可退，也无法再退。　　
当资本一统经济，上层建筑也必然迅速实现全面私有化，社会主义就会被全面的复辟成资本主义。　　
根据前面的分析，国有企业退出的领域就成为外资企业主导的阵地，国有企业如果实现全面私有化，那么关系中国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领域也势必被外资严重渗透，最终被外资取得垄断地位。那样中国就彻底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庸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劳动人民要最终赢得真正的解放，实现真正的公平、平等与自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消灭妨碍公平、平等和自由实现的最终根源——私有制。　　

十二司法腐败触目惊心。司法腐败是中国的第一腐败，司法腐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司法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崩溃的话，那整个社会的正义可能就会被邪恶所击败，社会就可能陷入有理无处讲的局面。然而，严峻的现实让我们感到震颤。 据《法制文萃报》2006年8月3日转载7月28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题为《错案连过公检法三道关，一农民稀里糊涂被判刑》的文章称，6月30日，福建省的罗玉明，仅仅因为和一个盗窃摩托车的罪犯同名，就在时间、地点、体貌特征、作案证据、身份证号、年龄等等均与真正的盗窃犯无关联的情况下，被公安机关错抓，检察机关错诉，2月7日又被法院认定为盗窃罪，被投进了监狱。如果不是真凶在重庆落网服刑这个偶然因素，这个弱智青年农民很可能终生冤沉海底。　　
李昌奎强奸杀人，一审获死刑，二审改判获死缓引发争议。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称作为一名执法者"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也要改改了。”可是舆乐是公正的，云南省高院最终还是再审判决了李昌奎的死刑。试想，如果没有舆论的压力，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李昌奎就可以永生了。　　
　　
本人仅列举和说明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仅是今天想到的一部分，将来还将继续总结。其目的是提醒政府要高瞻远嘱，制定总体规划，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治理。彻底铲除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腐败现象，还国家一个公平、正义、民主、和谐。　　
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办法待慢慢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