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正爱情在人生中的地位
爱情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爱情是我们幸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健康的爱情不仅给人以生活的愉快,也带给人们以奋发前进的力量。
如果我们离开了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孤立地夸大爱情的作用,那是错误的。能给予人们以愉快和力量的,是健康的爱情——社会主义的爱情;这种爱情之所以健康,是因为它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是革命的人生观中的一部分,是体现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方面。健康的爱情是和革命分不开的。在爱情生活中所表现的高尚道德,决不会是偶然的,它必然会在对社会、对人民的忠诚热爱中同样表现出来。不可能对爱人表现得无私和忠贞,而对社会和人民的命运却表现得极为冷淡和自私;如果那样,只能说明他的爱情是虚假的或暂时的。
离开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是不会有真正的健康的爱情的。个人对国家的命运表示冷谈的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在爱情上是一定不能符合共产主义道德的。这就不难明白,对一个革命者来说,爱情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对爱人的爱和对人类的爱是一致的,他既然把整个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个人的爱情生活也就必然会服从于革命事业。在革命战争时期,许多觉悟的妇女送丈夫或未婚夫参军,许多觉悟的青年离别妻子或未婚妻奔赴自己的岗位,就证明了爱情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一真理。这一部分,是统一在一个人的整个人生观之中的。
我们之所以感到生命的顽强坚韧,生活的丰富多彩,人生的美丽可爱,我们所以感到永远年青,乐观幸福,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当作了社会的主宰,我们有做不完的工作,数不尽的责任,我们的每一次斗争和每一点劳动,都在改变着社会的面貌,创造着人类的奇迹。如果我们去掉了改变社会、改造世界的因素,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只剩下了“食色”二宇。这样的人生是空虚得既可怕又可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所以说什么爱情为至上,说什么“如果世界上没有爱情,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是空虚的,空虚的人生就只能用酒色来填塞,把爱情当作醇酒来麻醉自己。事实上,如果爱情占领了一个人的一切,爱情成了一个人人生的全部,这个人的人生是否就有意思了呢?这个人的生活是否就真正幸福了呢?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但这并不是说,爱情婚姻问题在人生中就不占任何地位了。拿一个小和尚想“老虎”想病了的故事来说,按人情来讲,想是难免的,也是正当的;病,就有点过分了。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部队里数百万同志在长长的八年中,没见过妻子,或者没机会谈恋爱,但有几个人想病了呢?我们的同志由于具备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就能做到虽想但不病,甚至做到少想或根本不想。因为他们要想的事情太多了了,当不当亡国奴和有没有爱人这两个问题放在天秤上显然是不能不平衡的,前者想得多了,后者自然就想得少了;特别是想到在艰苦的游击战中没有办法拖着家庭背着孩子打仗,否则就不仅自己和亲人要破消灭,连民族解放战争也将招致失败时,就会以对民族和人民忠贞热爱的高尚道德来克制个人感情上的需求了。
一个把爱情放到首要地位的人,必然是一个把个人利益放于革命利益之上的人,也必然是一个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爱人利益之上的人,这样即使他有了爱人,他的爱情也是不健康的,因而他的爱情生活也是不会幸福的。还有一些人,得到了爱情就迷醉在爱情中,每天谈情说爱,“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既不纵欲也不禁欲;我们既然承认人们性爱的存在,就应当给予一定的地位,就应当照顾同志们正当的爱情生活。可是如果在人生中把爱情地位放得大高了,甚至把爱情代替了人生中更基本更多彩的东西就不应该了。也有一些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不幸或遭受失败后,就灰心丧气,消极悲观,甚至怨天尤人,痛不欲生。这是很不应该的。这些人是做了爱情的奴隶而没有成为爱情的主人。
爱能给人以愉快和力量,但是也可能起腐蚀作用;能够给人以愉快和力量的爱情只存在于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们的身上,而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不仅能把爱情代为奋发前进的力量,而且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特点,就是当他得不到爱情的满足或爱情遭受到挫折、不幸的时候,他决不因此而动摇他的革命人生观。这就可以明白,真正的工作与学习的动力是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
爱情,无论如何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且只是当事人的个人间题。劳动,是劳动者支付出体力或脑力而创造社会共有的财富;为革命牺牲,则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更多的人的生存。因此,我们对劳动者、对烈士应当感激和尊敬。恋爱呢?难道恋爱者也在支出脑力、体力或生命为社会谋什么福利吗?不是的,爱情只能给当事人带来愉快,只有当多数男女各人都获得了美满的爱情时,才能说那是幸福社会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总之,爱情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只有我们把爱情的位置摆正了,才能够在处理恋爱问题时,使爱情服从于革命利益,有利于革命事业,而不致使爱情成为阻碍革命的消极因素。任何把爱情看得无足轻重、 视为儿戏或者把爱情看成是与革命对立的东西而讳莫如深,都是不对的。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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