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的不可欲与不可能

　　不明不白地，二舅火了。

　　大概这样一个带有田园牧歌色彩的故事，能够回应某种时代的病症吧。在这样一个作者所谓的“充满机遇的时代”，人们以为自己正孜孜不倦地追求成功，但又往往发现机遇只是对少数人开放的。因此，二舅在人生困顿面前的豁达与自得，大概能够击中碌碌无为的我们吧。

　　然而，即使二舅的故事并不是up主有意编造的神话，那种生活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二舅之所以能够以豁达与自得面对困顿，并非源于高贵的德性，而是与其小生产者的身份有关。这样的身份使得其能够远离现代性的对人的宰制。二舅是一名木匠，最初为大队做木工，改革开放之后真正成为了一名自己掌握生产工具的小生产者。于是乎，他作为小生产者，掌握着自己的生产工具与微薄的生产资料，一个人就能够独自完成整个生产过程。他无需像富士康的工人一样，日复一日在流水线上就一个工具进行千百次的重复劳动。分工固然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也带导致了劳动的异化。流水线工人注定的命运是被机器支配，他们的劳动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机器的性能决定的，他们最终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精神上不可避免地陷入空虚和苦闷。正如打工诗人许立志写道：

　　“一块接一块的主板／像送葬队伍一样／死气沉沉地向我走来／我把他们从载具上一一取下／隔着静电手套／阵阵炽烫仍然通过手指直涌胸口／我咬紧牙关忍受着／就像我必须忍受着生活。”

　　为了生活，工人必须忍受被物支配的命运，而忍受的结果则是人主体性的丧失，诗人将自己比作兵马俑，他写道：

　　“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与机器没有差别，人被机器支配着，他无法像二舅一样获得意义，也就无法像二舅一样“把烂牌打好”，甚至，他无法像二舅一样痛苦。而二舅即使收入微薄，但他始终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劳动，他不会被分工肢解的支离破碎，更不会被积累为机器厂房设备的庞大的的积累起来的劳动所支配。换言之，二舅的自得，只是因为其不受异化劳动之累罢了。

　　另一方面，虽然二舅也去过部队，但他主要的经济活动还是发生在一个离镇上有三十公里车程的小山村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二舅极为侥幸地得以身处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小生产者们，是不可避免地会被大资本挤压，最终痛苦地破产的。即使免于破产的命运，他们也会被大资本挤压、控制，最终失去小生产者的自由。我们以餐饮外卖举例，目前外卖平台的佣金大多在20%左右，此外，各种优惠活动的金额往往由商家承担，早在2021年3月，全国工商联曾明确表示：外卖平台抽佣应在10%-15%区间才能够被普遍接受，但这样的意见并没有被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家（小生产者）既要向平台（大资本）让利，又要承担优惠活动带来的利润下降。即使通过外卖提高了销量，他们也往往只是感到更加疲惫而已，原因不外乎在于，在平台诞生之前，他们只会接受地租为形式的剥削，但平台诞生之后，他们就必须接受新的剥削，这一剥削是更加深重且难以摆脱的。毕竟，一个人工作多年可以买下店铺，但他永远不可能摆脱大资本创造的平台经济。二舅的幸运即在于，他处于远离镇上三十公里的小山村，家具企业的商品尚未下沉，不会挤占他效率低下的手工业生产，家电企业的维修服务，也不会进入这样的小山村，于是他才能怡然自得的制造家具，为乡亲们维修家电，并从完全由自己支配的劳动中获得意义。

　　整全的劳动赋予二舅生活的意义，并使得他具备了一种古之君子的品格，能够进退自若，处变不惊，即使困窘，也做到了独善其身。但这种高贵的德性，却是脆弱且偶然的。前文已经说明，二舅之所以有高贵的品德，是源于他作为边缘地带小生产者，不受现代社会与资本的支配，因此不受异化劳动之苦。但小生产者与边缘地带，在资本主义面前是脆弱的，此两者无需多言，列举马克思的论断即可，他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资本主义的扩张将吞没一切边缘地带，资本的集聚则将消灭一切小生产者。

　　至于品德在资本主义面前则更脆弱的。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韦伯也对现代人有过断言，即“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所谓“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用一种逐利理性的方式看待一切人与人的关系，进而，金钱的关系代替了人与人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是不存在的，二舅式的人生态度，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我的老家，一个苏北的小农村，许多年前或许也有二舅一样的老人。他们年轻时尝尽苦难，却能“穷则独善其身”，他们似乎无所不通，对人和善友好，心平气和地对待着生活。但许多年后，老家的镇上修建了近百家大大小小的工场。忙碌于农活、木工、钓鱼的人们消失了，年轻一点的，听说都去了县里打工，五十岁的，大多想尽办法在镇里的工厂谋一份活计，六七十岁的老人，许多不惜托关系也要谋得一份为工厂站岗烧饭的工作。谁不怀念背着水箱在田间喷洒农药的老人呢，谁不觉得傍晚十分撑船采摘菱角的生活就是古人笔下的田园牧歌呢？在这样的生活中，大多数人即使不像二舅那样，也至少能够安分守己。但工厂进入了乡村后，这样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即使工厂只开出两千的月薪，也远远超出种田的收入。而人与人之间的攀比、中伤，也在资本主义进入后开始蔓延，毕竟“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创作者是坦诚且敏锐的，他说，二舅的故事在转型年代击中了亿万中国人心中隐藏的情感。这是事实，最近四十年，是中国人真正生活在“现代”的生产关系中的四十年。姑且抛开现实的苦难，在走入“现代”的过程中，人承受着难以言喻地精神上的痛苦，价值崩溃了，没有永恒的星空了，人的主体性丧失了，人被物支配了。最终，人跪倒在商品面前，成为了商品拜物教的一份子，他们终于成为了没有灵魂的专家与没有心肝的纵欲者，冷静地以商品的价值衡量这个世界。人与人的关系被商品的关系遮蔽，这种颠倒是痛苦的，作者称其为精神内耗，但这种内耗并非个人的体验，而是现代性的病症。作者似乎认为，二舅的故事能够给我们一些走出“内耗”的启示，但这是不可能的。二舅能够如此，不过是个偶然，二舅们是终究要被现代性淹没的，这个故事只是能够让我们在现代回望前现代的美好德性罢了。而现代性的苦难，是不可能通过回头来逃避的，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二舅在遥远的20世纪写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20世纪的尾声中，二舅则怀念他的公平。但创作者却轻描淡写地说道，二舅的人生道路是通往胜利的。20世纪的伟大遗产，终于又一次可悲地成为了一种人生哲学，用以回应那个人性的“精神内耗”，这大概是又一次可悲的嘲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