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报系污蔑中国愤青“信奉亡命徒逻辑”，是“粪青”

    南方报系污蔑中国愤青“信奉亡命徒逻辑”，是“粪青”

南方都市报：《愤青的狂暴己经接近病态》

    伴随着网络的普及，“愤青”一词频频出现在BBS及QQ群聊天室。
    充斥论坛的往往是各种漫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最新的一个事例，就是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被骂为汉奸，被迫失声。怎样看待网络极端愤青的杀伤力？
　　张闳：互联网话语暴力，并非仅限于民族主义愤青。这是中国大陆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葛红兵的言论确实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他恐怕还没有资格被称之为“汉奸”。

　　其实，愤青是话语权利资源相当稀薄的一群，如果没有互联网，他们很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旦有了这样一个意见发布平台和表达权利，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来使用它。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群体效应，为愤青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保护，愤青只能满足于在虚拟空间里获得一些虚幻的表达权。虽然他们依靠数量和音量，似乎发出了很强的声音，但实际上他们的声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因而也就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依然是话语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表达权相当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个版主随随便便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把他们的言论删除得一干二净。所以，这种貌似强大的声音，实际上是弱不禁风。虽然我不支持愤青们的暴力化的表达，但我觉得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充分和更可靠的表达权利和表达空间，否则，这种暴力化的反弹将会更严重，后果也更危险。
　　南都周刊：从国内原因来讲，有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会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不利于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而且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个有没有道理？
　　张闳：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极左思潮是最容易结盟的。这二者的同盟一旦建立，将是社会政治生态急剧恶化的征兆。不过，这还要看这种思潮所影响的人群。在现代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国家发展走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依靠人群的数量。如果人数能决定国事，那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了。

　　南都周刊：有社会学家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虽然爱国，但其激进的思维方式和言论却有可能因“遮蔽了真理”而最终导致误国。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如何评价以上言论？
　　张闳：我在网上已经看到过称鲁迅为“汉奸”的言论。这已经够极端的了吧。如果鲁迅也是“汉奸”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些“爱国者”所爱的“国”是一个什么东西了。我只能称他为“无赖”。这种无赖实际上什么都不爱，只爱一个空洞的、子虚乌有的“国”，用来应对自己内心的麻木、愚顽和冷漠。对这种人，有一个西方思想家说得一针见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南都周刊：从积极的意义上考虑，有一种愤青，是具有正义感、责任心、公民意识觉醒的人。 
　　他们嫉恶如仇，鞭挞时弊、为己为民争权利。然而愤青的概念发展到今天，他们也似乎已经被妖魔化、边缘化，被“一锅煮”，有没有为愤青正名的必要？

　　张闳：“愤青”原是指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气、有正义感和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有正义和责任在心，才会对不公有愤怒。事实上，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不同程度上是“愤青”。而如今，“愤青”已被写作“粪青”，表达了人们对那些盲目、愚昧、没有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行的不满。“粪青”的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了。他们对具体的事物漠不关心，对具体的不公视若无睹，对身边的事物也没有爱。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如果这不是心理病态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廉耻。“愤青”已经成为“无赖”的代名词，很难再纠正。“粪青”应该为“愤青”这个可爱的名字被玷污负责。

              南方都市报(广州)--《中国愤青：一个病态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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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东方周刊》做了“中国愤青们的真实生活”的专题，以我所见，这是主流媒体首次以如此郑重的方式直面“中国愤青”这个群体的存在。
　　我脑海中的“愤怒青年”与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青年的反抗运动有关，那是青年一代对自己所处环境的反抗，无论破坏、发泄还是建构，针对的是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建制，是“向内使劲”的。而“中国愤青”只有一股“反日”或者“反美”的怒火，至于向内的方面，他们只是到处派“汉奸”帽子而已。因此，我认为这些情绪激昂的人作为“愤青”乃是一种冒牌货。

　　不过“愤青”既在中国，也合该大有特色，所以遵从成例，不妨仍称之为“中国愤青”吧。正如《瞭望东方周刊》所注意到的，“中国愤青”主要活动于网上，网上往往意味着虚拟，但“中国愤青”绝非虚拟群体。他们活跃于网络，并不是因为这个群体的虚拟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愤激情绪因种种原因尚未被印刷媒体充分接纳而不得不活跃于网络，种种原因中的一种是“反对日美”并非国策，另一种是人们并不认可以生气为能事的“爱国主义”。
　　认可这一群体的非虚拟性，表明我注意到了“中国愤青”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实际存在。这种力量主要是普遍的“情绪力”，一定程度上的“感染力”，特殊条件下的“行动力”，但在现实的社会过程中，其“作用力”可以说极其有限。当然，如果任其发展，其“行动力”得到更多的体现，他们对社会进程的“作用力”也未必不会与日俱增，但可以断言，倘若事情向这个方向发展，“中国愤青”所带来的绝不会是民族的福音。因为在一个需要解决国家发展诸多问题的时期，“中国愤青”没有兴趣致力于公民权益、社会发展、文明进步，还因为那种火冒三丈的情绪刚好显示他们缺乏不卑不亢的气质和理性自信的精神。

　　《瞭望东方周刊》为展示“中国愤青”的众生相作了很大努力，正是这种努力使我看到，哪怕最为理性的“中国愤青”，基本的精神气质也不脱“仇恨”二字。最低水平的“中国愤青”已经变成“粪青”，只能以满嘴喷粪的方式来显示其爱与恨。“真正的愤青”明白宣称“愤青是情绪，小资是生活”，表明当“中国愤青”只是让生活有一种情绪调剂罢了。“把家里不用的日货拿来砸掉”，当然是最不影响小资生活的一种“愤怒”法。对于愤青们来讲，牢记不是为了永志和平，而是为了声讨；学习、反省，自然也不是要和平发展，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世界上有“中国威胁论”，据说是不怀好意的人制造出来的。“中国愤青”则喊打喊杀、念念复仇，则难免以其“口力爱国主义”为“中国威胁论”作注脚。中华民族是早就“站起来了”的，“中国愤青”却总说“中国又受了欺负”，尽管他们很生气，总归是把国家仍然看成受气包。
　　按“中国愤青”的意识状态，历史只是记仇的材料，未来则是复仇的机会，他们也“鉴往知来”，不是要迈向和平，而是要得出“谁的劲大谁就可以杀掠”的经验教训。轻一点讲，“中国愤青”代表着一种认知缺陷，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信奉亡命徒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