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尼•阿瑞吉：霸权的瓦解

［美］乔万尼•阿瑞吉　著　黄文前　译　

        资本主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空间的生产”，而这一点经常在理论上被忽视。空间生产这一过程不仅在紧要关头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还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体系的形成以及向全球范围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哈维为分析资本的无限积累所具有的危机倾向而提出的“空间一时间的修复”理论，或简单说“空间的修复”理论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它为空间生产何以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种最为合理的解释。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哈维用这种理论来强调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出现和美国70、80年代的过度积累危机之间的联系，同时也用它来显示这一计划背后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矛盾。

        “修复”（fix）一词有两层意思。它的本义是资本积累对嵌入国土构成固定资本（与那些可以四处移动的固定资本不同）的那些特殊的环境设施的依赖。只有将某些物质基础设施固定在空间中，资本才能以它的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在空间中真正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修复”的比喻义强调成功的资本积累不断趋向减少空间障碍的特点。这被马克思称为“用时间消灭空间”。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加强跨地域空间的竞争削弱了与特定地理位置相联系的专制特权。因此，在现有的领土体系中，资本周期性积累超过厂能够用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赢利性的再投资。这种资本盈余表现为没有卖掉而只能亏本处理掉的商品，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和缺少赢利性投资的资本流动性。通过吸收这些盈余，先是对积累体系的“时间拖延”，然后是空间扩展，新的空间与积累体系的合并“修复”了随后出现的过度积累危机。

        空间修复的两层意思所产生的综合结果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一种地理学变体。熊彼特动力学的这种地理学变体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他推动创造性毁灭过程的各项革新中确实包含有贸易和生产在空间结构上的变动。但他没有说清楚改变贸易和生产空间结构的革新同其他革新之间的关系。对此，哈维通过强调技术优势和地理优势在生产超额利润中所发挥的相互作用做出了说明。在这个过程中，超额利润起到了双重作用。它不但不断刺激革新，而且熊彼特认为它比一种更平等、更“公正”的分配更有效地推动了大多数商人的活动。哈维也注意到个体资本家不仅可以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而且可以通过寻找有利的地理位置获得超额利润。他说，在积累的整个动力过程中吸收了剩余资本的时间空间转换普遍威胁到已经固定在空间（嵌入在国土）中、但还没有实现的价值。这样，固定在空间中的大量资本成为实现别处空间修复的障碍。如果资本确实发生转移，那么在它身后会留下破坏和贬值的痕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所经历的去工业化正是这种实例。如果资本没有或不能转移……那么过度积累的资本一定会由于通货紧缩导致的衰退或萧条而直接贬值。

        惰性和抵抗

        总之，空间修复就是地区间的变动和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它周期性地革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这种改变可能顺利地进行，或者可能存在哈维所说的“转变的危机”。哈维说，资本主义越发达，它就越屈从于引发地理学惰性的各种力：资本流通不断被限制于固定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设施内部。固定资本的增加……抑制了自由运动。领土联盟产生，它变得越来越强大并占据了更稳固的地位：它保护已经赢得的特权、保持现有的投资、维护地区间的协定，使自身免受空间竞争的威胁……新的空间结构无法达成，因为人们不会任由地区的贬值自由发展下去。因此，资本主义不均衡的地理学发展呈现出一种与地区内部或全球的持久的积累完全不一致的形式。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地理学惰性的各种力可能不是源于对这种经济变动的抵抗，而是源于对真实的或想象中的空间修复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的抵抗。在讨论这些政治抵抗时，哈维把中国看成是最具希望的克服过度积累危机、实现有效空间修复的场所。因此，空间修复和霸权转换的结合加深了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永远面临而且无法摆脱的发展困境。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强，新地区的自由发展造成了这些中心的贬值。对国外发展的制约虽然限制了国际间的竞争，但也使剩余资本丢失赢利性投资的机会，由此引起国内的贬值。如果受到竞争挑战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霸权中心，那么，任何结果都不仅会威胁到其资产的贬值，而且也会威胁到其权力的贬值。更糟糕的是，这还可能威胁到受挑战的中心国家的社会稳定。

        世纪末的混乱

        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一开始就带有这种社会维度。它源自黑格尔《法哲学》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无法通过内在机制解决由财富的过度积累和剥削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问题的说明。由此，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被迫通过对外贸易、殖民的或帝国主义的行为寻找外部的解决途径。在《新帝国主义》中，哈维利用阿伦特的主张补充了这一理论。阿伦特认为霍布斯的共和国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必须不断从外部为自己寻找新的支撑；否则它就会在一夜之间倒塌，陷入无目的、无意义的私人利益的混乱状态。哈维认为阿伦特的说明尤其适用于美国。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共产党的威胁也消失了，但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处于一个政治、社会各方面都混乱不堪、无法控制的时期，文明的社会反而远离了文明。

        哈维认为布什2000年的选举呼吁，是“他对一个越来越无法控制的文明社会提供一个坚定而牢固的道德界限的许诺”。虽然如此，“9•11”事件“提供了与对世纪90年代的动荡状况决裂的推动力”。就此而言，对伊拉克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摆脱国内困境，“它还是在国内灌输新的社会秩序观念以及控制共和国的重大契机”。国外的邪恶的敌人再一次成为造成国内民众恐慌的主要力量。

        这些看法表明，空间修复不仅受到对经济的重新定位和地缘政治的重新组合的抵抗，而且受到对社会变动的抵抗。空间修复的两层含义都无法脱离社会方面的内容。空间修复的本义不仅形成了促进资本积累的地理学景观，还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发生相互作用和再生产的人类居住地。就过度积累危机而言，空间修复的比喻义，不仅是固定在某地的资本的贬值（由于新的地理学景观的出现而过时），而且是在逐渐过时的资本积累景观上的人类居住地的破坏。

        正如博拉尼在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过度积累危机时指出的那样，这种破坏必然引起进步的和反动的两种政治形式的“社会自我保护”。两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加强了地理学惰性的各种力，使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更成问题。然而，有一种可能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即利用金融手段“显现薄弱地区的货币贬值的危机由此来消除过度积累体系”。哈维称这种方式为空间一时间修复在过度积累问题上邪恶的、破坏性的一面，下面我们简单地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

        3、通过剥夺进行积累

        在讨论吸收剩余资本到新的空间进行生产时，哈维指出将没有售出的货物和闲置的生产力转移到基础设施的投资上来，主要依靠金融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调节作用。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中，私人和公共金融的这种积极作用常常同土地、不动产市场以及政府债务上的投机纠缠在一起。投机过度会挪用用于贸易和生产的资本，并最终导致自身的贬值。然而，从资本主义的立场来看，缩减投机的结果同样是有害的。

        只要投机过度促进而不是阻碍了新的空间结构的产生，这种新的空间结构较之先前的空间结构能够使贸易和生产进一步扩大；那么，投机过度就是“必然的恶”。这就是官方对20世纪90年代过度投机和“非理性繁荣”所作的辩护：资本的自由的空间流动最终对全球经济的扩大再生产是有益的，包括其最薄弱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官方的言辞后面是一场负数游戏的更具破坏性的现实，它阻碍而不是促进了新的空间结构的出现。哈维说：“正如外交战争一样，由国家权力支撑的金融资本的介入经常相当于其他方式的积累。”哈维将“其他方式”看作马克思所指的“原始的”或“最初的”积累方式。他对阿伦特的以下观点持肯定态度，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国家范围内无法再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多余的”货币的出现产生出一种状况，使得马克思的简单掠夺的原始罪恶最终不得不重复，以免积累的动力突然消失。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了同样的状况，由此，哈维提出在资本积累的漫长的历史地理学内部对“原始的”或“最初的”积累的掠夺行为的持续性和连续作用进行总的重新评价。他还用“通过剥夺进行积累”这一概念取代了原始积累概念。

        新自由主义的剥夺

        从历史上来看，通过剥夺进行积累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其中金融资本和信贷制度是剥夺的主要手段，而国家通过对暴力的垄断和对合法性的界定成为积累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哈维说：“通过剥夺进行积累就是以非常低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是零）放出某些资产（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立即用它们来赢利。”

        哈维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私有化政策形成了当前阶段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利刃。苏联解体和在“休克疗法”名义下进行的野蛮私有化是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低价格出卖大量资产的主要历史事件。中国由“内部驱动”的开放和私有化浪潮也是表现之一。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低收入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出卖已经贬值的资产的现象。当然，这里永远存在着危险：地区危机和建立在空间基础之上的贬值是无法控制的，会引起全球的崩溃，或者引起对那个生产它们的体系的反抗。因此，即使霸权国家使这个过程对自身有利，它也必须组织“紧急援助”以与全球资本积累保持一致。

        如同哈维，马克思也强调了金融机构和国家机构在联结通过剥夺进行积累（他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不同于哈维的是，马克思主要强调了国家债务和国际信贷制度作为资本主义之间无形协作的手段的作用。在马克思的说明中，国家债务从未摆脱过积累机制的限制。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当前危机中的异常现象

        哈维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一系列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的空间修复，为先前资本主义中心过度积累的剩余资本提供了赢利性出路；同时，减轻了新出现中心对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需求。今天，这一趋势仍在继续。美国和资本积累的其他成熟中心正在把巨额资本输出到当前的发展中中心国家，首先的和主要的是中国，从而相应地降低了对新一轮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需求。哈维确实提到了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迅速增长的情况。不过，借助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观念，哈维强调了当前发展趋势中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异常现象。

        第一个异常现象是美国在借入而不是借出巨额资本（每天高达20亿美元）。它标志着以往促进空间修复吸收剩余资本机制中的一个障碍。这些资本中的主要部分来自资本积累的其他成熟中心，但也有相当部分来自发展中的中心国家，尤其是中国。哈维将这看作是地理学惰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力量加强的结果。但不管它源自何处，通过加重而不是减轻成熟中心的资本的过度积累，这种障碍产生了第二个异常现象：资本对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倚赖加强而不是减轻了。

        哈维没有说清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复兴同华盛顿采用新美国世纪计划之间的关联，但他的确认为新帝国计划既是对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背离，也是对它的延续。他说，这个计划背后的新保守主义理念与新自出主义在以下方面是一致的：它们都相信商品和资本的自由市场包含了使所有人获得自由和财富所必需的一切。但新保守主义的首要目的是在国际、国内建立秩序，并尊重这种秩序。新保守主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地方主要在于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动。如哈维所说，在克林顿政府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财政部，而在布什政府中则是负责制定国际政策的防御专家。但只是在“9•11”之后，这种区别才日渐明显。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哈维还指出对伊拉克石油的掠夺标志着以军事方式继续进行新一轮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开始。

        新帝国主义的后果

        新帝国计划有可能成功吗？哈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新保守主义计划是极其乌托邦性的，原因如下。首先，这个计划并没有在国内建立起政治上的团结一致，而是在一开始就制造了巨大的分裂。随着反恐战争的开始和入侵伊拉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以及对各种异议的镇压的确为战争和布什本人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对战争的反对只是被压制了，而不是被消除了。甚至在布什政府内部和军队内部也对新保守主义所提出的行动方针的可行性、代价和风险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其次，新保守主义计划放弃了通过共识和道德领导而形成的霸权，代之以诉诸强权的统治。这样，它甚至必然疏离了美国的盟友。它没能阻止欧亚权力集团的建立，人们可以期望在德国、法国、俄国和中国之间建立起一个联盟。再次，既然新帝国计划是对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继续，那么，反对剥夺的抵抗的加剧就是可以预料的，尤其是在南半球。更糟糕的是，新保守主义计划构想出的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以及将伊拉克变为民主和繁荣样板的企图都很可能失败，这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对这个计划的反对将是最强烈的。最后，新保守主义的帝国计划试图强加运用的特定的领土逻辑，同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完全不一致。虽然军事开支会在短期内刺激美国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会加大美国的对外债务，加剧资本外逃的脆弱性。

        哈维认为，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惟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在国际、国内实施由美国和欧洲国家领导的某种“‘新’的新政”：这就是说将资本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以更深程度上的干涉主义和重新分配的方针重组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能力，并且分散地或民主地控制寡头和垄断者的巨大力量，从而控制从国际贸易条款到我们通过媒体所能耳闻目睹的一切。这种替代性的方案类似于考茨基很早以前设想出的资本主义列强共同合作的“超帝国主义”，具有自身的消极内容和后果。但是哈维认为，这种帝国发展道路似乎远没有美国新保守卞义运动目前上演的野蛮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极端，相比之下反而要仁慈得多。

         在本刊上一期已发表的《霸权的瓦解》的前一部分，阿瑞吉探讨了近年来“帝国”、“帝国主义”这些词重新出现的原因，认为它是“9•11” 事件后美国采取新保守主义的全球霸权计划——“新美国世纪” 计划的结果。在以下部分，阿瑞吉探讨了这项计划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阿瑞吉认为，对伊拉克的占领恶化了美国的军事信誉，破坏了美国和美元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促成了中国作为替代性的力量在东亚和其他地区的崛起。本文原载于英刊《新左派评论》2005年第32、33期。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二、新保守主义计划的失败

        自哈维的《新帝国主义》出版两年以来，新保守主义帝国计划的瓦解将美国霸权变为了古哈所说的没有霸权的统治。正如哈维所预言的，对伊拉克的侵略甚至使美国疏离了自己的盟友。对巴格达的突袭引起了冗长的血战，这使得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的前景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然而，在国外的失败并没有引起新保守主义计划在国内的崩溃。政府内部和选民之间的分裂确实再次出现，但力量的对比并没有转向新保守主义集团的对立面。相反，2004年11月的选举使布什再次入主白宫，还加强了新保守主义集团对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控制。

        美国入侵伊拉克在更广大的地区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很难说。惟一确定的是，不管这个结果是什么，它都与驱使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蓝图不同。这决不是新美国世纪的序幕，而有可能是漫长的20世纪的尾声。

        1、全球化计划的奇怪破产

        伊拉克战争对美国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冲击，更加令人信服地证实了美国霸权的最终危机。正如哈维所强调的，新保守主义的帝国计划的目标只是部分地同新自由主义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信仰一致。如果自由市场的运作威胁到美国的中心地位，新保守主义者就会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发动的低强度战争转变为激烈对抗，以永久地消除威胁。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旨在利用其军事力量建立在未来50年或更长久的时间内对全球石油资源、并由此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这是它长期战略的第一步。

        入侵伊拉克的未曾预料到的灾难性后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对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计划” 下产生的美国权力造成了严重威胁，以致使新保守主义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难道不是华盛顿提倡的世界贸易和资本运动的自由化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多重危机后美国权力的较大增长？难道对以美国为中心并由美国调节的全球市场的信赖，以及对低强度战争的谨慎使用，不是重建美国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最好保障？

        布什政府关于自由市场的言论，从来都不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对构成全球化主要制度方面内容的贸易和资本运动的多种自由化进程感兴趣。“全球化” 这个词很少出现在布什的演讲中。布什政府摆脱全球化对美国权力的限制的企图在金融领域表现得最明显。尼尔•弗格森在拿美国的金融地位和一个世纪前英国的金融地位作比较时指出，在英国，霸权同时也意味着“货币霸权”。作为世界的银行，英国在其帝国全盛时期从不用为挤兑英镑担忧，而美国现在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这是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长的结果。

        实际上，为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融资的主要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亚洲各国，首先是日本，不可忽略的还有中国。它们大量购买美国的政府证券，积聚美元外汇储备。各国政府机构这样做的主要动机严格来说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在处理金融问题方面，美国期待并且获得了来自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优惠待遇。这是其他国家不管多么“发达”都无法期望得到的。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和中心地位，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于世界政治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就此而言，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实力和中心地位对美国较之对英国重要得多。

        这样，我们可以对美国没有“货币霸权”的统治状况作出如下总结：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增长反映了美国在国内外事务中竞争地位的衰退。美国部分地用调节全球金融的手段来对抗这种衰败，但很不成功。

        美好时期的破碎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美好时期是建立在一个良性循环之上的，这个良性循环随时会变成恶性循环。这个良性的但潜在地是恶性的循环有赖于两个条件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把自身表现为市场全球化功能的最终决定者和必不可少的政治军事力量；世界其他各国为美国提供执行这些功能所需资本的能力和意愿。苏联集团的解体、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的“胜利”，以及新经济泡沫的出现，这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财富和权力与外国资本的流入之间的协同。但如果任何一方发生变动，这个协同就会倒转，良性的循环就会变成恶性循环。

        布什在新经济泡沫刚刚破灭时执政，他有许多理由对克林顿时期的政策表示“不安”。在泡沫扩张阶段，大多数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都是寻求利润的私人资本，这些投资者形成一个不确定的团体，对美国的政策没有影响力。然而如上所述，泡沫破灭后的资本流入变得更为政治性。为美国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融资的各国政府必然对美国的政策发生不小的影响。这些更大的影响不会立即构成华盛顿的难题，因为大多数东亚债权国都依靠美国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繁荣，这首先是日本。随着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债权国，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即使不考虑中国因素，不断增长的对外国政府的金融依赖必然会限制美国在促进和调节全球经济融合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中为国内寻求利益的能力。

        2、为美国的第二个世纪融资

        布什政府决定发动一场多条阵线的持久战以回应“9•11” 事件，负债累累的国家如何支付这场战争？利用美国的铸币特权就成了主要手段。入侵伊拉克不久，就有讽刺者将各国为美国提供各种物资、服务和财产，以此换取一张张要价过高的纸币的做法称作“美国的一个辉煌的阴谋”；随着美元的贬值，这种阴谋将部分地破灭。美国利用其铸币特权能够推后但不能无限期地逃避对其基础结构的调整，从而应对其全球经济竞争力的根本性衰退。

        在全球经济新的现实中，美国的变动包括：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具有最大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的货币的升值，以及这些盈余由资助美国转向给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创造需求。这种改变必然导致美国对世界经济资源控制的进一步减弱，美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上的影响力和中心地位的下降，以及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的减弱。

        美国政府对过分依赖不断贬值的美元作为竞争支柱以及拖欠外债的危险，已经有所认识。因此，在2003年6月的多哈会议上，财政部长约翰•斯诺提出一项联合声明，即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一声明是华盛顿正式放弃克林顿时代强势美元政策的一个标志。美元迅速跌落。

        一方面是政府在言辞中对一种强势货币的坚持，一方面是用于复兴美国和支付反恐战争的极端宽松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在这两者的对抗下，市场的混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回顾美国在越南战争最后阶段的经验，布什政府决定滥用美国的铸币特权可能出于这样的认识，即如果能够绝处逢生，华盛顿就能够从绝望中振兴，享受另一个对铸币特权无异议的20年。

        美元贬值的结果

        与20世纪70年代的崩溃相比，在新的美元崩溃中，美国很难在世界货币体系中重获优势地位。20世纪80年代，借助于一种激进的货币转变政策，由极端的宽松到极端的紧缩，美元重新获得了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但这一非常成功的政策转变在吸收巨额资本时将美国由债权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且，由于已经给资本注入了各种刺激因素，在美元出现新的溃败的情况下，政府再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了。里根策划的提高利率更严重地激化了国内矛盾，却没能保证美元的根本复兴。今天各国政府仍然愿意同美国政府合作保持美元本位。但这种意愿的基础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而且对美国较为不利。

        美国解决新的“恐怖均势” 问题远比苏联困难。如前所说，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绝对优势在金融方面。但在新的遭遇下，美国的力量并不占优势。如果美国再次滥用铸币特权而导致美元崩溃，那么，欧洲和东亚各国政府较之25年前将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它们能够创造出美元本位的替代品。

        总之，正像它的许多批评家一样，布什政府认为美元的贬值不是美国的难题，而是迫使各方朋友和敌人为美国作战和为美国经济增长融资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事实上，2000年的美元贬值较之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贬值表现出了更为严重的美国霸权的危机。不管是缓慢的还是突然的，这是美国相对地或绝对地失去其全球经济中心地位的表现。这种失去的特征和程度还表现在新保守主义帝国计划的最大失败上，即没能阻止中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个新的潜在的中心。

        3、中国综合症

        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陷入困境后，被迫加强了它同中国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正如《金融时报》所言，对于一个坚持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的总统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反恐战争已经促使美国“对中国作好了准备”。

        不过，美国越是卷入反恐战争而依赖于廉价的外国信贷和商品，那么中国就越能成功地带来一种不同的“结构规则”。美国重估人民币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部分被它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所抵消。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目前对中国的影响很小。此外，美国政府知道，以对中国进口商品强征关税作为迫使人民币进行重估的手段，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人民币的重估只会以其他国家更昂贵的商品来取代中国的进口商品。其结果是：美国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竞争力削弱，就业机会减少。

        中国强大的经济支持和华盛顿在西亚的困境，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两个国家相互的关系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各自同第三方的关系上。虽然美国仍然是这一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却迅速地追赶了上来，尤其是与美国两个最重要的战略盟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更重要的是，有关政治形势的地区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中国不再是扼杀虚弱的东南亚经济的毁灭力量，“中国正在尽其最大努力满足、帮助、适应其邻国”。

        在经济领域，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最为明显。中国因此成为“东亚其他地区的火车头”。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重要性的迅速增长甚至表现在东亚之外：比如在印度、伊朗，乃至非洲和南美。中国同欧盟不断增长的紧密的经济联系，加上双方相互称为“战略伙伴”，以及频繁的联合会议和国家访问，促成了世界事务中“中国一欧洲”轴心说的出现。

        中国还开始在促进多边贸易自由化方面超过美国。

        占领伊拉克完全没能为新美国世纪奠定基础，而是威胁到人们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信任，并且进一步破坏了美国和美元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它还推动了中国取代美国作为东亚地区领导者的趋势。很难想象出一个更迅速和更彻底的新保守主义帝国计划的失败。虽然美国不再在我们所使用的“霸权” 一词的意义上称霸，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无可比拟的军事大国，并在新的“恐怖均势” 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为了判断这个残余大国的可能的未来作用及其后果，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关系的历史进程。

        在以下部分，我将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中用哈维的“空间修复” 和“通过剥夺进行积累”两个概念来集中说明上述世界历史环境。就这个角度来看，新帝国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是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的空间修复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美国企图通过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府来结束这一过程的结果。我认为，美国的这种企图一开始就内在于其霸权本身。不过，它在乔治•布什那里发展到了极限，并且不再是进一步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的首要的决定因素。

        三、过度积累和金融化

        哈维认为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理论说明（权力的无限积累对于保证资本的无限积累是必需的）和我的《漫长的20世纪》的经验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愈来愈强大的主要资本主义机构的产生之上）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但我认为这种相似是“不完全的”。阿伦特主要说明的是国家内部的权力和资本的积累；而我要说明的主要是正在形成中的国家体系的权力和资本的积累。阿伦特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旨在为剩余资本寻求外在出路，并且加强国家力量的策略。我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则是周期性斗争的一方面。通过这些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制性手段企图使“无限” 的资本积累和权力积累所必需的空间修复变得对自身有利。

        正如哈维所强调的，由国家支持的金融资本在这样两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资本扩大再生产中的空间生产，构成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本质的“自相残杀的行为和被迫的货币贬值”。但他对世界历史范围的这种调节作用似乎不清楚，他坚持认为金融资本是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

        1、积累周期

        正如布罗代尔所言，“金融资本主义” 或我们现在所谓的金融化“不是20世纪的新生儿”。金融化是世界历史范围的周期性资本过度积累的结果；而且资本过度积累和资本金融化反复出现的趋势显然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同工业主义结合在了一起。据此，马克思的资本总公式（MCM′）可以被重新解释为，不仅是对个体资本主义投资逻辑，而且是对世界资本主义周期性模式的描述。这种模式的主要方面是物质扩张阶段和金融扩张阶段的交替更迭。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M）便愈来愈多的商品运转起来；在金融扩张阶段，扩大了的货币资本（M′）脱离了其商品形式，而积累通过金融交易继续进行。这两个阶段合起来构成了我所谓的“体系积累周期”（MC M′）。

        从这些假设出发，我确定了四个这样的周期，每一个周期都是“漫长” 的：热那亚—伊比利亚周期，从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荷兰周期，从I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周期，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美国周期，从19世纪末到目前的金融扩张阶段。每一个周期都由带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先是物质，然后是金融扩张的特殊的政府、商业机构综合体来命名。连续的体系积累周期在它们的起始和终结之处相互交接，因为金融扩张阶段不仅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期”，而且是一个新的政府—商业综合体产生并改革该体系、使其进一步扩张得以可能的时期。

        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不仅是积累体系的进程，也是统治的进程。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统治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有所扩大，但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众多的政府、商业机构。在每一个周期内部，物质扩张的产生都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政府、商业机构集团的出现，它能够引导该体系走向一个为更广和更深的劳动分工创造条件的新的空间修复过程。在这些条件下，贸易和生产的资本投资的赢利增多。利润往往用于进一步扩张贸易和生产的再投资，并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体系的主要力量相互合作以支持相互扩张。然而一段时间后，在利润率没有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不断增长的贸易和生产的利润投资必然导致资本积累超过在能够卖出的商品上的再投资。在此，资本主义机构往往相互侵入对方的运行领域。以往规定它们相互合作的条件的劳动分工被打破，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重新取得贸易和生产的资本投资的可能性减少，资本主义机构的大多数现款收益保持为流动的形式。这样，就使物质扩张阶段转向金融扩张阶段成为了可能。

        在一切体系意义的金融扩张中，流动形式的剩余资本的积累有三重主要影响。首先，它将基础设施以及贸易和生产资料中的剩余资本转变为不断增加的货币和信贷。其次，它剥夺了政府和人民从前由贸易和生产中获得的收入，这些贸易和生产由于无利润或太冒险而不再进行。最后，主要是作为前两重影响的结果，它为金融媒介创造了可获得高额利润的市场。

        一般说来，物质扩张的领导机构被安置到最佳位置以便去占领这些市场，并因此引导积累体系走向金融扩张。这种转变领导权的能力说明了，为什么一切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在经历了其霸权的重大危机后，都享受到了一个虽短暂、却是非常重要的财富和权力再膨胀的美好时期。资本主义的美好时期都只是短暂的现象，这是因为它们都总是在加深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积累危机。在讨论随后出现的不断变化的斗争特点之前，以下两点说明是很重要的。

        转变机制

        首先是一切金融扩张都使通过剥夺进行积累成为必需。把剩余资本贷给处于金融困境的政府和人民只在这个范围内是赢利的，即财富和收人得到重新分配，由贷出机构转成控制剩余资本的机构。这种大规模的重新分配确实是一切资本主义美好时期的关键因素。不过，重新分配本身或借助重新分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积累危机。相反，通过将购买力由流动性偏好较弱（即积累货币资本的倾向较弱）的阶层和社会转向流动性偏好较强的阶层和社会，重新分配往往引起更大的资本过度积累和利润危机的再现。此外，通过对正在受剥削的阶层和社会的异化，它们还往往引起合法性危机。利润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结合是阿伦特和哈维所认为的他们各自时代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相似的状况在更早期的金融扩张阶段也是很明显的，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国内和国际的冲突。

        至少在一开始，国际冲突的加剧对于目前的中心是有益的，因为它扩大了各国的金融需求，并因此加强了它们对流动资本的相互竞争。但一旦冲突上升为较大规模的战争，目前的中心一般会输给新出现的中心。后者被置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为资本和权力的“无限”积累提供了在规模和程度上较之先前更大的空间修复过程。

        这带来第二点，即剩余资本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现有的中心转向新出现的中心。马克思认为信贷体系在促进这种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无形的协作，它减少了新出现的中心对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需求。我们同时注意到马克思的主要资本主义中心的序列（威尼斯、荷兰、英国、美国），是一系列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的空间修复过程，它们为先前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和新的物质扩张阶段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对此，我们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战争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至少由荷兰到英国和由英国到美国的转变是如此，剩余资本由成熟中心到新出现中心的重新分配早在国际冲突上升之前就开始了。然而，这种早期的转变要求新出现中心的财富和未来收入为成熟中心带回的利息、利润和租金等于或甚至超过原有投资。因此，它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成熟中心在高风险筹资世界中的地位。但一旦战争升级，连接成熟中心和新出现中心的债权一债务关系被迫转换，向新出现中心的转向变得越来越牢固和持久。这种转换机制在不同的转变中有很大的变化，但在所有情况下，战争都是控制世界资本主义至高点的守护者发生转换的主要原因。

        四、新帝国主义国家的谱系

        与一些评论家不同，我的体系积累周期观念没有将资本主义历史描述为“同一的永恒回归”。相反，它表明恰恰是当“同一”（即体系范围的周期性金融扩张）表现出要回归的时候，新一轮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国家间的对抗、通过剥夺进行积累和空间生产使世界资本主义的地理分布、运行方式及其同帝国主义活动的关系发生了革新。因此，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权力的拥有者”——它们占据了资本主义连续积累周期主要机构的“总部”，那么，我们很快会看到一种发展：从城市国家及其分散的世界商业（热那亚），到原始民族国家（荷兰）及其特许公司，到多民族国家（英国）及其遍布全球的附属帝国，到大陆民族国家（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军事基地和世界管理体制的世界体系。

        如这种发展所展示的：推动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扩张的机构中没有哪一个符合政治、社会理论中所构想的民族国家。热那亚和荷兰不足以称为民族国家，英国和美国不仅仅是民族国家。而且，使这些机构能够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扩张中发挥领导作用的积累的和权力的网络，一开始就不“包括” 在确定它们原始民族、多民族或民族特性的世界领土内。远程贸易、高风险筹资和有关的帝国主义活动实际上更多地是资本主义扩张早期阶段、而不是后来阶段的主要利润源泉。但这并不是说，后来机构的政策和行为不如早期的更具帝国主义性质；相反；由于资本主义和地方政府主义的权力策略的不断互相渗透，它们的帝国主义性质变得更强。

        五、从未有过的世界国家

        罗斯福确信世界范围的混乱只能通过世界政治的根本重组才能被克服。这种看法的主旨是世界安全不得不依赖于美国通过国际机构所行使的权力。弗兰茨•舒尔曼认为这种看法的政治意义是革命性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罗斯福关于世界政府的看法不仅具有社会目的，而且具有财政—金融的意义。这是美国新政在世界范围内的自觉规划。

        但罗斯福的计划对于美国国会和美国商业联合会来说过于理想化。世界是如此地庞大、混乱，美国不可能按照它的意向去进行重组。美国国会和美国商业联合会在计算美国对外政策的财政支出和收益时非常“理性”，因而不会采取这样一种不现实的计划。

        美国是一个被高度认可的世界中心银行，它对外国政府的军事援助以及它在国外的直接军费开支为世界贸易和生产注入了流动资金，世界贸易和生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麦考密克认为，从朝鲜战争开始到1973年签订《巴黎和约》的23年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经济增长最稳定和最迅速的时期。许多人称这个阶段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但这并不是第一个黄金时期，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资本时代（1845—1875）” 也是令人难忘的。正如一个世纪前的“资本时代”，20世纪50、60年代的黄金时期也是在经历了很长一个阶段的金融扩张、直至帝国主义活动的复兴后结束的。这次复兴的不同之处在于衰落中的霸权企图通过将自身转变为一个世界国家来抵抗这种衰落。这种企图是在不同环境下、以不同方式对罗斯福世界政府计划的继续。虽然罗斯福的一个世界、全球新政的构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杜鲁门军事化的冷战带来了美国资本和权力的扩张。那么，为什么目前在全球军事力量更多地集中在美国手中时，新保守主义计划在重复这种经验时却遭到了如此重大的失败？

        保护方式

        查尔斯•蒂利认为国家活动是组织和垄断暴力的补充，这种看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对上述问题的一个简单的回答。不管政府可能做出其他什么举动，这些举动都是由于对主要暴力手段的垄断倾向而从其他组织中凸显出来的。这种倾向具体表现为四种活动方式：保护、国家建设、战争和攫取。保护是政府活动的最独特的“产物”。蒂利强调，“保护”听上去是两种相对立的论调。一种是令人愉快的观念，有权势的朋友提供避难所，另一种是敲诈勒索的邪恶形象，暴徒强迫商人交纳保护费以免遭难。蒂利接着说，照此而言，政府的保护往往就是勒索。他声称，权力者的合法性不是取决于权力所施与对象的认同，而是取决于其他权力者的认同。由此，随着政府成功地垄断了主要暴力手段，政府保护要求的可靠性以及抵制保护要求的困难都加大。这包括在领地内（国家建设）外（战争）削弱和压制对手。既然保护、国家建设和战争都需要财政和物质资源，攫取就是政府获取这些资源的活动。如果得到有效实施，这四种活动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在总体上加强其他活动”。

        改变美国的作用

        蒂利的模式强调了保护、建立国家、进行战争和攫取四种活动在确保政府在民族水平上成功垄断暴力手段时的相互协同。为了将这种模式运用到一直努力在全球水平组织和垄断暴力手段的美国政府，两个限定性说明是必要的：首先，一个世界国家的形成混淆了建立国家和进行战争两种活动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个未来世界国家声称整个世界都是它的未来领土，这在事实上取消了国内和国际领土的区分。因此，美国自“二战” 以来发动的许多“战争” 就被说成是警察行动。其次，既然“神圣的政府” 仍然属于民族国家，未来的世界国家在表现自身为“合法保护” 而不是“勒索保护”的组织者时就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有了这两点说明，根据“合法保护”和“勒索保护” 的区别，我们就可以理解布什政府在重复杜鲁门政府的成功经验时为什么会失败。尽管有着许多局限，多数权力者都将杜鲁门的世界政府政策看作是民族水平的合法保护。不过，美国冷战政策被看作合法保护的两个主要原因是事实上的而不是制度上的。

        第一个原因，按照蒂利的解释，它提供了非美国制造的危险所需要的保护。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流血牺牲无法计量，而美国提出了一种能够减少类似冲突出现的世界秩序。因此，它被称作合法的保护者。第二个原因是美国以重大的代价提供了有效的保护。罗斯福和杜鲁门都提出以在30年世界混乱中积累的剩余资本来资助世界范围的保护。实际上，杜鲁门政府的主要问题不是为其保护寻找被保护者，而是使美国国会相信将剩余资本投入世界规模的保护实际是为了民族利益。正是这个目的使杜鲁门巧妙地煽动起了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霸权的“重大危机”，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越南战争证明美国的保护没有像美国所声称和其保护国所期待的那样可信。在越南战争中，美国不得不自己加入战争，置身于不利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而它在欧洲和东亚的被保护国却积攒起了力量，成为经济上的竞争者。结果美国失去了人们对其军事力量的信任，美元本位崩溃。更糟糕的是，联合国变为第三世界宣传苦难的场所，它几乎不再承认美国执行世界政府职能的合法性。

        在经历了10年的严重危机后，里根政府开始由合法保护转向勒索保护。它不再将联合国看作是美国霸权合法性的来源。它开始用暴力威胁日本通过“自愿” 限制出口来缩小其同美国的竞争，并且利用其剩余资本为美国不断增长的预算和贸易赤字融资。它通过与苏联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激化了恐怖均势。它还雇用许多地方恶霸（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和原教旨主义者（包括本•拉登）以削减第三世界和苏联的力量。美国开始为其保护要价，同时制造危机，然后再提供保护。

        由合法保护到勒索保护的转变被克林顿政府延续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行动的成功、新经济泡沫不可抑制的兴起使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将美国看作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但这种“不可或缺的”基础不是美国比其他国家能够更深远地看到未来的能力，而是对美国的警察行动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不可挽救的破坏的普遍的害怕。美国现在提供保护的那些危机是美国自己制造出的，或是有可能制造出的。其他各国政府开始向美国政府提供的大量美元表明美国的保护不再是廉价的了。

可有可无的美国？

        因此，并不是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者开创了美国由合法保护者向敲诈勒索者的转变，而是在他们掌权时这种转变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在进一步的推进中，他们最终不自觉地暴露了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局限性。美国证明其军事力量能够有效地管理世界，以及确保自身仍然处于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企图都失败了。

        美国令人愉快的保护者形象被它以暴力迫使各国遵照它的外交政策的邪恶形象所取代，甚至于它最忠诚的保护国都不愿意给它提供摆脱伊拉克困境所需要的资源。美国在2003年所获取的资助远远少于 1991年。这种急剧下降可能是由于人们认识到美国的保护带来的是相反的结果、更大的危险；部分原因则是人们相信对美国保护的需要不再像1991年那样迫切。

        直到最近，许多东亚地区的国家仍然将美国的保护看作是对抗中国的威胁所必不可少的。但今天中国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即使这种威胁会重现，美国的保护也被看作是不可信赖的。此外，美国从其东亚保护国攫取保护费的能力由于下述原因被进一步削弱：随着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发展最快的以及赢利最多的市场的地位的巩固，美国对东亚货币的依赖愈来愈大，而东亚国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则愈来愈少。

        吸引中国作为自己的经济、战略伙伴，这种想法远远超出了东亚地区。正如美国是“二战”的真正胜利者一样，现在一切事实表明，中国是反恐战争的真正胜利者。至于这种胜利是否可以转变为新的全球空间修复过程，以及这种修复过程将会是什么样的，这还不能确定。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新美国世纪的新帝国主义计划很可能标志着美国努力成为世界国家统治中心的长达60年斗争的不光彩的结束。这场斗争改变了世界，但甚至在美国最得意洋洋的时刻，它都未曾完全胜利。在这个漫长过程的最后，布什所做的一切都会证明奥尔布莱特是错误的。迈克尔•林德悲痛地说：“事实证明，美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国家。”

        对“不可或缺国家”的神话的揭穿，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加入激起它和中国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发生冲突的挑衅行动中，也不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在“超帝国主义” 计划中不可能联合起来。哈维认为这一计划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原始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惟一现实的选择。然而，情况确实表明今天这两种选择比两年前更不可能实现。并且，这还表明更少暴力和更仁慈的替代选择作为真实的历史可能正在出现。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9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