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无视的“穷山恶水”，被污名化的“刁民”

　　热播扶贫剧《大山的女儿》引发如潮好评，其中有这样一段格外激起热议：

1

　　“穷山恶水出刁民”这种话术，在我看来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由市场经济环境催生出的「阶级PUA」。

　　深究过往，南方系媒体及其分支媒体集团是十几年来此等舆论氛围的打造主力军。

　　去年的大凉山墨茶事件还有印象吧？当时界面新闻的祸举，各位应有记忆，公然向墨茶泼污、通过远程采访墨茶母亲而叫嚣所谓“墨茶事件反转”：

　　这种打造“不完美受害者”的手法其背后是非常阴狠的仇贫辱贫立场。

　　然而最终证明，所有的“反转”都是子虚乌有，包括所谓的“借钱骗钱”，也是一网络渣子的哗众取宠。

　　类似的还有今年的唐山打人事件，舆论爆发没几个小时，“被打者是坐台小姐”、“正经姑娘谁大晚上出来吃烧烤呀”的恶谣论调（本质是为强行维稳而洗白黑暴势力）马上就在互联网上奔涌………

　　黑化低位次受害者，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给予高位次势力以「去罪化」的心理慰藉。

　　墨茶事件时，我还看到过这样的评语：

　　说的多好呀，最近四十年，先富起来的人教会了我们油头傲气地说着太多意气风发的话：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穷山恶水出刁民”

　　“穷是因为穷人思维”

　　“穷是因为不勤劳”

　　“经济实力决定修养气质”

　　“你自己穷不要赖社会”

　　……………………

　　萨森在其著作《大驱离》中曾这样描述：

　　真正底层的人，甚至于都没人愿意去剥削你、压迫你，只是被动地把你驱离出主流社会。

　　鲍曼对此也曾过论述：

　　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

　　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

　　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

　　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郭德纲的段子讽得就很到位：

　　于老爷子善良，高呼：“快，快把方圆二十里内的穷人都给我赶走！我这人心善，见不得穷人……”

2

　　分享一段我前年美国爆发黑命贵运动及衍生的“零元购”运动时的评论：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词语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很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者、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

　　这些可怕的暗黑定性词语，让那些所有高高在上的“体面人”，自然而然地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

　　于是，那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获得帮助亦或是采取反抗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穷，就是原罪，你甚至连解释的机会和权力都没有。

　　稳居高台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

　　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在过去市场经济、极端市场化思维大行其道的岁月里，拯救凉山等贫困地区的唯一出路就是用万能的“市场”来解决问题，即：让凉山的劳动力“匹配、接壤”东部沿海的发达经济。

　　打工潮，就被主流舆论捧为改变命运的正确洪流。

　　然而，根据少部分良心记者和媒体过去深入东莞、广州等地的调查，凉山打工人在东部的遭遇往往让人无语凝噎：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控制下舆论领域其解释手法依旧堂而皇之：

　　凉山彝族农民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是贫穷的根源，他们思想闭塞、不思进取、不重视教育，所以在大城市不适应，同时国家的帮扶徒增了他们的依赖性……

　　这就是很多年来南方系给凉山人、东北人、西北人等穷苦地区务工人员的定论。

　　晚近三十余年，南方系舆论势力的崛起史，几乎就是一段地域歧视史：东北三省、山东省、河南省则成了当仁不让的被黑主角。

　　最起初的诉求，不过是为了强行合理化1998年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

　　想要打碎和驱逐一个阶级，必须首先污名化这个阶级。

　　于是，“人浮于事”、“大锅饭”、“亏损”、“懒汉”等一个个帽子，率先由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工人们戴起，一戴就是二十年。

　　被剥夺了阶级高位和话语权，还要被强制定义为“落后”，这是杀人+诛心的组合拳。

　　至后续进入新千年，入世之后南方系更加大张旗鼓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夺权唱赞歌，“地域歧视”也就更加成为一枚法宝，被歧视地区也就扩大到了所有经济落后区域。

　　只有制造精英群体与劳工群众的“差异”，才能教化和启蒙后者向前者跪下服从——而前者，往往是深度西化、依附于西方话语权的买办喉舌。

　　将被抛弃的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带）的一切表现出“落后于发达地区”的言行新闻，全数归于“穷山恶水之劣根性”。

　　这种嘴脸手法，南方系及与之蛇鼠一窝的某些文人叫兽真的是让人历历在目。

　　有印象的应当记得，甚至直到2020年抗疫时，我国农村地区卓有成效的诸多封村措施、许多接地气的号召居家隔离的口号标语，都依然不被南方系放过、被揪出嘲弄“落后、老土、low”——特别之特别，是用以与日本捐物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作为对比。

　　话说他小日本要真知道“风月同天”是什么意思，把核废料收一收？

　　舔日媚洋的姿态，背后是藏不住的仇农辱农的立场，以及「阶级PUA」阴谋。

3

　　去年还有个事儿，大连理工大学的一个女学生去云南龙陵支教，结果受不了当地的落后、学生等当地人的所谓“素质低”、教育环境恶劣，旋即在微博上恶语吐槽甚至破口谩骂、侮辱讥讽：

　　这让我想起了同样被抹黑泼污的知青下乡运动。

　　半个多世纪前，持续十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曾深刻地改造了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在蜕变为「劳动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成长为一批脊梁坚硬的「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也曾于80年代抵御自由化风潮的抗争中表现出了风骨和战斗力。

　　因而苏联与东欧亡故，但中国未倒。

　　“合乎历史进程”的是，上山下乡也不可避免地在新世纪遭到南方系的大规模抹黑，直至2012年后随着精准扶贫运动的开展和整治舆论的实施才些许消沉。

　　抹黑知青下乡，与去年这位支教生大骂龙陵县的落后别无二致，都是出于“维持”自己作为精致的知识分子所必要的优雅高位，而必须进行的阶级俯瞰和阶级打压。

　　没有打压、乃至怒目圆睁的破口大骂，怎么能体现自己的阶层优越呢？

　　1966年3月，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

　　这话放到今天，一点也不过时。

　　一年后，毛主席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再一年后，他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又严肃地指出：

　　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化、由于他们因知识垄断而形成腐化的周期率性的痛点，毛主席一直深为担忧。

　　1957年7月，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这样言辞批评过：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

　　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

　　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所以，他会劝诫干部：

　　我劝同志们多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所以，他会给出这样的定义：

　　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所以，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他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毛主席早早地告诫过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继续革命的的道路还更长、更艰巨——可是似乎这样的党内劝诫愈发无人回应、愈发被淹没。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官僚/知识分子与农民/工人的距离，自50年代后期就有了一丝扩大的端倪，这令主席察觉到继续革命、以及重新扶起农民阶级高位的必要性。

　　恩格斯曾在1842年11月说过：

　　只有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很有前途。

　　从中国国情与党的性质出发，如王国藩、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王宏斌这样的农民积极分子，从来就不该被边缘化。

　　他们不仅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地位，也代表着真正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力背后生产关系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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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半个多世纪前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半个多世纪后习主席又为什么要启动扶贫脱贫攻坚运动？

　　答案或许就藏在60年代中期毛主席就国内大城市医院高级干部保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现象的批评里：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留在城市里，坐在医院中，戴起大口罩，隔断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冷落了人民群众的感情！

　　半个多世纪后，熟悉的话语再度升腾：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从2013到2021，八年来，他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亲自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什么是共产党人？

　　不在铁雨钢泥里滚三滚，不知何为“为人民服务”。

　　如若三十来岁就装模作样地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学着“批条子”、“盖章子”——这培养不出人民公仆。

　　正如去年2月25日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呕心沥血、建功立业。

　　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

　　“穷山恶水出刁民”，当我们跟在那些鲸吞者和食利者的背后、不知不觉充当了他们的舆论打手时，可曾想过：所谓“穷山恶水”是如何形成的？那些年我们口中的所谓“刁民”，他们又是如何被环境塑就的？

　　1951年，毛主席在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图书馆的日子时曾直言：

　　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改开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就已经达到0.45；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

　　还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当庞大的「穷人」阶层仍然在被污名化的当下，有谁愿意去注目一番被无视的「穷山恶水」呢？

　　还是那个之前说过的观点：小镇做题家的“小镇”本不该是一个被黑化的概念，而青山绿水也本不该沦为“穷山恶水”。

5

　　不妨再说回凉山。

　　真正可以拯救解放贫困人口的，绝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只可能是集体主义的公有制。

　　早在1950年，党中央就派出过规格甚高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进驻大凉山，着手对凉山地区的发展扶持工作。其中有一个学者是胡庆钧，专做彝族社会调查；还有一个叫陈士林，做彝族的语言调查，他后来还创造了彝族的新彝文。

　　这些都足见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落后民族区域、特别是对农村贫困地区的重视。

　　根据凉山老农张望2005年的回忆：

　　他们那时候来，传授新农技、加强农田基础建设、植树造林、开展生产组织合作化、实施救济……等等。可热闹了！

　　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从1956年开始在凉山山区进行民主改革试点，要把凉山作为“奴隶社会典型”进行改革，并制定了详细的条例。

　　1956年，凉山正式成立合作社，两年后扩大为凉山人民公社。在废除了奴隶制度并平息了几场彝族/藏族奴隶主的叛乱反扑（粟裕战神亲自挂帅）之后，凉山山民宣告走上了集体化道路。

　　事实证明，集体经济的大规模生产协作和有组织的分工合作，都适应了凉山农业自身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组织形式还保证兼顾了公平。

　　此外，在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凉山集体经济也显示了组织化劳动和规模化管理的优势，凉山当地至今大部分平坝耕地都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辟出来的。

　　凉山地区山体连绵，在山峦之间有一些面积很小的盆地，当地称“坝子”。根据当地老人前几年接受采访的叙述，这些坝子曾经在旧社会时期都是烂泥巴，或是季节性被水淹着，不能种庄稼——直到50年代的新政府组织了凉山村民去挖沟、修渠、排水、整地，才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平坝耕地。

　　到今天，不少说话已非常吃力的凉山老人，都依然记得并能脱口而出当年生产队的口号：“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带子，山脚穿袜子”——“戴帽子”，指保护森林；“拴带子”，指堰渠通水；“穿袜子”指土地改造，搞条地沟，把几个大队的沟连在一起。

　　集体化道路，这是一代凉山山民的信仰。

　　正是集体化，让他们战胜了垄断土地的旧彝族大家族和奴隶主，也正是集体化，让他们亲手唤醒了死寂了千年的凉山洼田。

　　在集体化之前的旧社会里，凉山彝族社会的基本秩序主要还是由各彝族大家族割据统治，多为竞争对立状态，械斗冲突不断。

　　从整体架构来看，那样的社会模型还是是充满了原始味道的封建堡垒和奴隶主经济形态，卖身卖女、举家为佃为家常之事。

　　直到等来了共产党，是党改变了一切。

　　根据2002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数据，到1978年，全州建稳产、高产农田35万多亩，有效灌面38万亩，喷灌6万多亩。

　　但是1979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一把刀子，将中国的农村切开了一道口子。

　　公社体制被瓦解的同时，是青壮年选择逃离山区，彻底将包括四川凉山在内的一座座深山老林抛弃、沦为边缘之所。

　　“穷山恶水出刁民”，共产党人对“刁民”从来就不是鄙夷和唾弃，而是解放。

　　解放他人的过程，也是自我解放的修行。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

　　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

　　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跋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

　　在电影《井冈山》里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个叫花子见红军征兵，也想去报名参军，但负责招兵的旧军队将士见他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就拒绝了他。

　　这位乞讨者登时愤怒放言：“你们不要我当兵，老子晚上来一把火把你们营房给烧了！”

　　这激怒了招兵的人，命令把他看押起来。

　　正在此时，毛主席发现了这个情况，过去了解清楚后，决定收了他当兵。

　　瞬间成为一名“新兵”，这位叫花子开心得跳起来。

　　注册时，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自己没名字，人们都叫他“烂皮箩”。

　　于是，毛主席就根据这个“烂皮箩”绰号，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蓝顶天。意即：从此挺直腰杆，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从此，这位“蓝顶天”紧跟红军干革命，后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毛主席而英勇牺牲，成为一名革命烈士。

　　这天下，这江山，正是无数个“叫花子”、无数个“蓝顶天”用生命和信仰打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