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的国家战略 等3篇

　　作者张伟林 11年7月，欢迎各位网友转载与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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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些要素》一文中的节选，详请参阅该博文。

    探讨中国的国家战略，无疑就是探索以经济作为首要标志的超越美国之道。由此，首先要回答的是当前国际经济体系的特征是什么？一是金字塔形经济结构或则这一全球财富分配体系，有表1-3与表1-4可作参考；二是一个扭曲、过度被杠杆化的全球经济现状；三是经济要素从“无限资源，有限使用”与“有限生产，无限需求”发展到“有限资源，有限需求”的一个崭新时代，支撑着传统的“通货膨涨”理论时代已该退隐，新时代在呼唤着新的理论。更进一步地阐述第三点：各国经济发展模型应适应这一时代变化的要求，即要求各国的社会结构、政治框架，以及全球的政治架构都要进行适应性的变化，时代呼唤着新的引领国家的诞生。更为具体的特征有三：一是即使发达国家的国家级公共债务都至少处于接近其本国的GDP，其中美日等一些国家超过、甚至远超过GDP；二是低息、低通胀已是发达国家经济运行上理论要求，资本市场将长期有充裕资金的流入；美元霸权存在着趋于被结束化的趋势，这将导致市场有更充裕、甚至过剩美元的巨大风险。再从横向探讨，如果世界经济转向更去“虚拟化”则欧洲的经济将显得更为扎实，欧元区在整合与扩大、一体化进程中通过配套一系列法律的出台其经济的紧密化将会更深一步；相比于欧洲经济，美国经济将显得更为不确定性、更倾向于受控于世界政治结构与美国国际政治形态的变化与调整；最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更加受制于新型经济体尤其中国经济的变化所左右。总而言之，正是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将导致世界经济趋势将呈现多样性与不确定性。
    再以世界政治架构的视点进行观察可以得出未来的国际政治存在着巨大风险：由大国主导的战争风险并未显示出趋于缓和的迹象，“大屠杀”的历史回归阴影挥之不去。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曾有不计其数的“大屠杀”：从草原民族的大屠杀到中国伴随朝代更迭时人口剧烈减少等等、直至二场世界大战都经历过大屠杀，结果就有调整人口数量“回归”到自然承受能力。同时人类还必须面对又一历史回归的阴影：从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开始到“拉登现象”，无不说明战争不再属于“国家专利”。更推言之，世界政治的参加者将不再仅限于政府：个人和私人团体--从维基揭秘网、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到社会自发运动无所不包--而今都有能力直接参与世界政治(注：引自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因此作者认为不久的未来，人类将面临以下三种(被)选择。一是双确保：确保中国得以和平方式从后地区大国过度到洲际大国，确保美国有序地从全球大国转换至洲际大国。二是在发生经济快速萎缩进程中美国如何正视分离的可能性；三是大国相互间发生直接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甚至全球发生大规模经济战争都将导致“大屠杀”又将再现。第二个选择就是在第六节中提出的问题其核心：这种环境下的美国如何回避或则正视将有可能的分裂。第三个选择就是在第五节中所论及的现象，即无论陆克文还是一些与华尔街关系密切人士所热衷的战争。当然，对人类整体而言的最佳情况就是双确保，以下作出详细论述。

新千年的头十年，国际经济态势的变化

  这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些要素》一文中的节选，详请参阅该博文。

    首先，考察2000-10年期间全球经济变化(注：根据IMF数据)：经济规模从322274上升到629093(1.95倍，中国为4.9)，其中增长过万亿美元的国家依次分别为美国(47063)、中国(46798)、巴西、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其次，观察各经济体占全球经济份额(%)变化的实态：中国从3.72上升至9.34，2010年前20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20个能源经济国除外)从11.72上升至17.02，20个能源经济国从2.43上升至4.01，同期发展中国家全体从20.05上升至33.98。即仅中国的增加值就超过前20个发展中国家的增加值，再加上20个能源输出国的增加值即有12.5，几乎包含全部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增加量即13.93。第三，在有统计数据的国家中，GDP增加低于1.95倍中的发展中国家有24个，平均值为1.501；发达经济体有13个，平均值为1.498，除加拿大外G7国家都在其内，而日本则为全球最低的国家仅1.17倍。第四，中国的增长速度位于全球第14位，首位为新型能源输出国的赤道几内亚(11.7)，前5位都属于能源输出国，其他还有俄罗斯(第8位)等三个前苏联国家。第五，同期美国的份额从30.88降至23.3，日本从14.49降至8.68，欧元区从19.45微降至19.38；美日两国份额合计下降13.39，即发达经济体的份额下降主要是由美日两国引起的。第六，考察人均GDP的变化：全球从5212(单位美元，以下同)增至9861(1.89倍)；中国从946增至43821(4.63)，位于全球中的第11位，首位为阿塞拜疆(8.27)，其他还有6位属于前苏联国家；在有统计数据国家中人均GDP增加值低于1.89中的发展中国家有41个，发达经济体有19个(除加拿大外G7所有国家在其内，日本为全球最低的国家仅有1.16)。综合上述，今日全球经济是由三个个体组成一个整体：先是一个显得肥胖些的环太平洋发达经济体，中间是发展中国家整体，最后就是略显瘦小的欧洲发达经济体。今后的目标就是环太平洋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位置对换，还有一个趋势：向中间挤压的态势正在形成之中。由此，一个双确保体制同时也需要中国作出努力：如何通过“挤压”与“提拉”的作用将国际经济推向“鸡蛋型”，并最终从正置向倒置的结构发展。
    其次，从国际政治架构变化的角度进行探讨。与国际经济份额略见起色的变化相比倒是今日的国际政治架构几无变化，保持与2000年一致的态势：一个全球大国的美国，一个洲际大国即欧共体，还有二个后区域大国即俄罗斯与中国，通过上述四方的相互关系维系着世界平衡。即使有变化，也仅仅属于在量上小幅变化而已。但是变化最大的是美国从试图引导到急于期盼与战略对手的直接交锋，即显示出美国的战略焦虑与失去在战略时间上的主动性。这里所指的双确保体制，就是保证国际政治架构以和平的方式有效地朝着三个洲际大国即中美欧以及一个后区域大国俄罗斯方向发展。
    第三，以逾越美国经济规模1/3这一敏感数字作为视点进行探讨。现在中国经济规模逾越了1/3，属于战后第三个国家。第一个国家是苏联，产生在二战后不久，结果就是冷战。第二个国家是日本在1977年首次超过1/3，当时两个全球大国美苏两国正处于相互争霸，此时并无洲际大国。作为后区域大国的中国，自1972年时任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美采取“软结盟”共同针对苏联的政策，导致美国可从越南撤军并且逐步稳住对苏竞争战略的守势。此时的日本，仅仅属于一个在经济上咄咄逼人快速上升态势的对手，在政治上对世界政治架构几无影响，更确切地说仅属于美国战略上一个悉听使唤的棋子、一个政治命运完全操控在他国手中的尴尬之国。由此，在“傲慢”的日本人惊人“自愿”下才演出了一幕跌宕起伏、惊世骇俗地泡沫经济的历史演绎，即妙就妙在上演经济版的“周瑜打黄盖”这一出悲喜剧。
    中国，在2009年一举逾越1/3这一敏感数字，审视现在所处的国际政治架构，针对第二点可以无疑得出结论：中国的地位远优于第三点所述的日本情况。

美国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这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一些要素》一文中的节选，详请参阅该博文。

    现在探讨另一主角美国经济的变迁。正如表1-7所示，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二个GDP倍增的十年。上世纪70年代美国在战略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从而迎来战后经济“最高速”的发展期，当然这是以高通胀(参照图1-6)作为代价。但是，同期日本为最高、欧洲四国居次，其他发达经济体总体除一年(发展中国家则有二年)以外(注：参图1-9)都高于同期的美国。在政治上改敌视中国为化敌为友的政策即在政治上结束与一个次等对手直接正面交锋、作出战略收缩的调整从而大幅度提升美国的战略价值，在经济上通过美元停止与黄金挂钩(注：脱离了尤其是法国，及德国的纠缠)而与石油交易挂钩的方式完成止损与战略反攻的调整、美国政府债务负担率处于下降并不断创新低的历史最佳时期(参照图1-5)，在军事上通过终战越南战争从而结束这一战略包裹。终于在后期展开了战略反攻，即针对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高利息”、“高通胀”的经济战争成功地将美国的经济负担转移出去。更为详细的讨论将在经济战争一章中展开，现就新千年首个十年中的美国经济表现进行评述：虽然经历两次经济衰退，又遇二战后首个GDP下降年(2009年，但好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总体)，但还是保持一定的增长(现价GDP年均增长率3.95%)。现在奥巴马政府预估在2016年美国的GDP为197905，即从2011年起的6年年均增长率为5.13%，这是否属于挑战性的目标还是争取预算时“移动”标杆的举措就无从可知。为了有助于分析，制作图1-10与表1-8。由此可见，现价GDP年均增长率5.13%确实是一个相当有难度的数字，尤其在后次贷危机时代还远远未结束的今天。但是，这又是极具关键位置的数字，因为如果达不到这一数字则美国的军费率、赤字率、负债率这些与GDP关联的数字都将急速恶化。今天的奥巴马可没有克林顿那么幸运了，尽管都是在一场经济危机时上台的，但是从数据中可以发现奥巴马政府将更加举步维艰。现概括如下：
1. 美国的国际政治处境发生了较大改变。1993年的美国挟持着“冷战英雄”的余威，继续延续着全球大国的地位。作为全球大国的苏联已解体，其继承者俄罗斯虽属于后地区大国、但更恰如其分地表征应为行将抬上解剖台的“马路大”(注：日本恶魔731部队针对活体解剖者的称呼)，另一后地区大国的中国正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尴尬境遇，除此以外全球再无超过中俄的大国。而日本正卯足劲“挑战”美国，但这仅仅也只在经济领域而已，在政治上根本无法改变日本的“奴子”地位，那时的美国则是一呼百应、风光无限。2009年的美国：经济上最大竞争对手是新生的欧元区，中国属于一个全面战略性竞争对手，最大军事竞争对手仍是俄罗斯，日本衰败至仅是个要防管的对手，但是取代日本的是一些新型经济体正在快速提升综合国力即相应地提升所在地区中地缘政治话语权。美国遭遇了多重不同力量与势力的不同层次的挑战，美国这一全球权利中心的“执政力”在持续下降，多重甚至多层次的国际力量在冲击着国际政治架构，“纵横捭阖”也好、“合纵连横”也罢，总之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组合着新的权利中心。
2. 美国在或正在丧失战略机遇期，而且是在“不可思议”地角色颠置过程中进行的。有几个历史事件作为标志：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布什政府在小心翼翼地“照顾”各方、分配着利益。为苏联获取利益支招，用“商业方式”来赢取中国不投反对票并在战后照顾中国商业利益(注：一些信息在钱其琛回忆录中可见)等等。二是克林顿政府，在经济上纠缠中国而不在国际政治上纠缠中国，无意中帮助中国恢复了实力。三是“撞机事件”和阿富汗战争的处理方式在透支着“美国实力”。一个在中、美国力发生改变的时机，以“鲁莽”、“缺乏教养”即非理智方式处理撞机事件。但时机错了，即克林顿政府换成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中国必遇大麻烦。阿富汗战争：各国政府从同情、支持、肯定演变成怀疑、犹疑、避嫌，从无条件支持到“阴谋论”无不反映着美国在透支着其国家信用，从老布什时代“朋友遍天下”到日益减少“跟班”国家，甚至怀对“被美国抛弃”的恐惧蔓延都在反映着美国的盟友在减少、世界对美国的支持度在减小，而且还存在着“唤醒”反美、反西方力量更使西方国家难以、难从“招架”。四是次贷危机这一历历在目的经济危机，尤其在危机处理的能力与方式上无不透露着美国的贪婪、政治欲望、经济野心。美国日益从国际政治“积极管理者”逐渐演变为“麻烦制造者”，甚至各国国内政治的“麻烦制造者”。
3. 又是一个“不可思议”：与现时的美国相比老布什甚至里根时代的美国经济境遇强多了，但表现出如此“跌跌撞撞”(注：有个笑话也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海湾战争结束后老布什来到日本要“讨钱”，在欢迎宴会上差点跌倒，此时日本媒体用此来美日的经济境遇)；而在次贷危机的今天，美国反而显得“从容”与“踏实”。在多场经济危机后，东亚经济体大幅度增加外汇贮备，也就是说美国用经济战争成功地绑架了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但也可认为中国也在“绑架”美国，即东亚与美国之间形成了“恐怖的平衡”(注：例如截止2010年末的中国，对外金融资产总计41260(亿美元，以下同)，增长19%；其中对外直接投资3108，证券投资2571，其他投资6439，储备资产29142、内含黄金481。同期中国对外金融负债23354，增长20%；其中来华直接投资14764，非居民持有中国发行证券数额2216亿美元，其他投资6373)。但是，被选择“结束”已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迫近。
4. 美国、更确切地说霸权美国现在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未来有三种选择：地球毁灭，美国分裂，终止霸权地位即回归一个正常的美国(洲际大国)。霸权美国越来越患有战略焦虑症：在急切期盼获取“相对”财富，改变现行世界格局变化中的美国态势。美国在面临着国家今后命运的选择，同样也在考验人类智慧的时刻来临了。
5. 美国破产的程度与速度可怕地与霸权美国的强度以及变化趋势日趋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美国经济赖以运行的杠杆化即里根经济的代价--其债务同步“杠杆化”也就是美国本身也在被“杠杆化”之中。导致堆积而至今日的美国债务同样处于“流动”之中，加之美国政府“捂盖子”行为加速了这一流动过程，但是如果不捂盖子将面临着美国破产的窘境。由此，美国政府对今后经济的操控难度在加大，无论从其国内经济还是国际经济而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6. 中国与美国(或则站在美国之后的国际金融集团)在战略上属于敌对关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只是这个“敌对”，在1972年之后并未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敌对”关系，甚至也不同于冷战期间美苏间“敌对”关系。但是，这种敌对关系会存续下去，直至至少其中一个国家的地位发生根本性改变为止。这就是“和平演变”，是谁在演变，即鹿死谁手，现在只是未知数。当然，也不可否认存在着传统意义上“敌对”结果，即美国的选项之一：地球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