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的“大同世界”

　　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毛主席写过一篇纪念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他指出共产主义者要承认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走上更高级的人类社会这一真理，即创设条件，“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毛主席经过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他因此为“人类进步的远景”指出了一条路径：

　　“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大同”是形成于先秦时期的一种古老的中国政治思想，体现了人们对于太平盛世的渴望，成为中国人的最高理想而代代相传，这一学说主要载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清朝末年，著名的维新人物康有为集中西之长，演义而成《大同书》，影响极为广泛。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吸收“大同”思想精髓而成“三民主义”，提出“天下为公”，推翻王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

　　共产党人最终成为“大同”理想的接力者，以毛主席最为代表。

　　毛主席在早期思想形成阶段，曾以康梁为楷模，康即康有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都曾深深地影响了毛主席。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主席写给同学湘生的信中推荐自修方面可效法的榜样，首推康梁，他说：

　　“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师范毕业后，毛主席效法康有为“大同书”中某些远景规划，欲在长沙岳麓山建设新村，从事半耕半读，并拟就了具体的计划书，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中构想了新社会的诸多形态：

　　“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他还列举国外的经验表达了新村实践的可行性：

　　“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

　　1920年3月14日，毛主席写信给同学周世钊，表明建立新村的想法：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这一年，对毛主席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是他人生的转折之年。在北京忙于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毛主席，感受到了一股涌动着的新思潮的冲击，这种新思潮与他埋藏于心的“大同世界”不谋而和。他“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他阅读了影响他一生的三本书：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他接触到了这股思潮的领军人物李大钊、陈独秀，他的思想体系被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所取代，他变成了一个无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不再谋求建立“新村”，因为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他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他将自己一手创立的“新民学会”的方针定位于“世界主义”，即“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这年底，毛主席与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毛主席昂首阔步走进了以共产主义达“大同”的广阔天地。

　　1921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湖南劳工会刊物《劳工周刊》上发表文章“所希望于劳工会的”，对受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影响的劳工会提出了自己的改组建议，文章说：

　　“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1925年，李大钊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向会员发起问卷调查，毛主席在调查表“关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一项下面填写下了自己的信仰：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 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 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1925年冬，毛主席在其主办的《政治周报》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他分配了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特点、对象、目的、纲领，指出：

　　“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1926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年，毛主席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发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对“十月革命”与“巴黎公社”进行了对比，他说：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说： 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 —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1937年3月1日，毛主席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接受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采访，在回答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时，他说：

　　“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 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 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 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

　　1939年5月1日，毛主席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五四运动”的文章，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后身是社会主义，他说：

　　“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1939年12月，毛主席与他人合作写课本，题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写道：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在驳“左”倾空谈主义时指出：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的的反动言论，他反驳说：

　　“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他说：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作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方针的报告，讲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时说：

　　“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 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 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 ”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他说：

　　“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大同”理想之旅。经过三年恢复，进入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义时期的历史使命业已完成，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高潮。

　　1955年10月27日，毛主席同工商界代表谈话，要求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觉接受社会主义。他说：

　　“我总劝人赞成共产，也许一时感觉不好，但将来会说好的。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

　　1955年10月29日，毛主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将来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他说：

　　“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要求全国人民用双手创造一个富强的国家，他说：

　　“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共产党人要团结党外的志士仁人，按照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方向而无所畏惧地奋斗。他说：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1958年4月2日，毛主席在武汉会见波兰代表团，谈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问题，他说：

　　“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成(包括思想意识方面)以后，还要走向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又要被否定。这个过程可能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如苏联农庄要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城乡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要消灭，消灭这些矛盾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那时就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共产主义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会有无数的共产主义的阶段，每个阶段眼另一个阶段比较，都有质的不同。我们这个制度自己能够比较自觉地向高级阶段前进。”

　　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在看了一篇介绍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的报告后有感而发，写成《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中写道：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

　　“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 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一九五八年，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一个中国人民探索共产主义道路过程中的新生事物产生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被普遍认为是实现向“大同”过渡的桥梁。

　　当人民公社这一形式被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时候，毛主席无疑是欢欣鼓舞的，他仿佛看到了“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大同景象，他坚信这是一条通向人类最高理想的通途。

　　1958年8月19日，毛主席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关于人民公社问题，他说：

　　“我的意见就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我们现在搞杜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里有毛主席加写的一段话，展望了由人民公社到达共产主义的远景，他写道：

　　“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1958年11月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问题，他说：

　　“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郑州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毛主席在对草案的修改中写道：

　　“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的过渡一一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另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1959年12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书中所写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1959年12月18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成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再次发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说：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一起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结束语》，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大有文章可做，例如领导者以平等态度待人；企业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关于分配问题，他说：

　　“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二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向着“大同”远景前行，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人类未曾认知的必然王国，曲曲折折，难以避免；跌跌撞撞，实属正常。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也摔过跤，吃过苦头。

　　1960年12月23日，毛主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书记开会，听取农村生活安排和整风整社问题，对“共产风”进行批评，对于干部中的湖涂人，他说：

　　“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

　　1961年2月8日，毛主席与浙江省委领导人谈农村整风整社问题，要求基层干部要分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能剥夺农民，剥夺农民是破坏社会主义，要对干部进行教育，他说：

　　“要抓紧对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1961年9月23日晚，毛主席与来访的英国原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共进晚餐，他跟蒙哥马利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内，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当蒙哥马利问起中国所属的社会性质时，毛主席告诉他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阶段，他说：

　　“（中国）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后的事。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

　　1962年9月26日、27日，毛主席多次修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他加写道：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1966年3 月28日，毛主席会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谈到建成共产主义问题，他说：

　　“一国能否建成共产主义吗?我说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因为资产阶级虽然打倒了，并没有死，他们用各种方法腐蚀共产党。”

　　在探索“大同”世界的过程中，毛主席深刻地认识到路途的艰难和危险，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一刻也没有放弃向着目标前进的脚步，他不断矫正着实现“大同”的时间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实现“大同”的经验，他知道自己见不到“大同”世界的到来，但他知道自己每一份努力都向着目标靠近了一步。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中华民族追寻了几千年的“大同”境域，只存在于人们的梦境里，只有毛主席，在实践中无限地拉近了与“大同”世界的距离，使它具有了现实可操作性。直到今天，那些怀抱“大同”这一远大理想的人们，不顾那些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仍然在孜孜以求着那个美好的“桃花园”、“芙蓉国”，毛主席一生披肝沥胆积累的经验，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和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