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上部》

第一部分 
1.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2.难忘的1891年  3.童年和少年（1）  4.童年和少年（2） 
5.童年和少年（3）  6.童年和少年（4）  7.童年时代的莫斯科（1）  8.童年时代的莫斯科（2） 
9.中学时代（1）  10.中学时代（2）  11.中学时代（3）  12.15岁的地下工作者 
13.年轻的女诗人娜佳（1）  14.年轻的女诗人娜佳（2）  15.年轻的女诗人娜佳（3）  16.年轻的女诗人娜佳（4） 
17.狱中生活（1）  18.狱中生活（2）       

第一部分 1.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阻，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终于坐下来写这本书了。

    35年以前，我曾在一篇游记中写道：“今年夏天，在阿布拉姆采沃，我眺望着园中的几棵槭树和几张安乐椅。想当年阿克萨科夫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一切。他和果戈理的往来书简对心灵和时代作了从容不迫的勾画。而我们将在身后留下什么呢?无非是一张张的收据：‘今收到一百卢布(签名)。’我们既无槭树，又无安乐椅，只不过是经过在编辑部里和贵宾席上那一阵阵使人精神空虚的瞎忙之后，在火车单间里或甲板上休息一下罢了。这大概也有它的道理。如今时代宛若一辆高速汽车，对汽车不能大喝一声：‘停下，我要仔细看看你!’只能谈谈它的前灯一闪而过的亮光。只能不知不觉地落在它的车轮底下——这倒也是一条出路。”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们的时代没有留下许多生动的记载，看来我说对了：很少有人写日记，书信也写得简短、讲求实际——“我活着，还健康”；回忆录也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我只提出其中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一点：我们为了要好好思索一下我们的过去，却过分频繁地和它发生争执。在半世纪内，多次变更对人对事的评价。完整的语句说了一半便戛然而止；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环境的影响。人们得从荒野里走出一条路来；有的人从悬崖上跌落，向下滑去，挂在枯树多刺的枝丫上。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因为怀着对往昔的记忆是不能前进的，它捆住了双足。我儿时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谚语：“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后来我又深信，这个世纪太艰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忆的包袱。甚至连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变成了历史烟云。世界各国的出版家们如今都说：“谈论战争的书现在不吃香了……”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人已记不得了，另一些人又不想知道。大家都朝前看；这当然很好；但古罗马人崇拜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并非毫无缘由。雅努斯有两副面孔，倒不是因为他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两面派，不，他是睿智的：它的一副面孔回顾过去，另一副展望未来。雅努斯庙只有在和平的年代才关闭，而在一千年间只关过九次——和平在罗马是极为罕见的事。我这一辈人虽然不像罗马人，但我们所度过的多少还算得上平静的岁月也是屈指可数的啊。不过看来和罗马人不同，我们认为，只有在完全的和平年代才宜于缅怀过去……

    当目击者沉默的时候，野史奇谈便应运而生。我们有时说“攻打巴士底狱”，虽然谁也没有去攻打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监狱，原来那儿只关了很少几名囚犯。然而正是攻打巴士底狱的那天成了共和国的国庆节。

    流传到下一代人耳目中的作家的形象是真真假假的，有时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直到不久以前，司汤达在读者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就是说，是一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心境的人，虽然他是平易近人的，而且憎恨利己主义。人们通常认为，屠格涅夫喜爱法国，因为他在那儿度过了许多岁月，又和福楼拜相契；事实上，他并不了解，也不大喜欢法国人。有些人认为左拉是一个熟知各种诱惑的人，因为他是《娜娜》的作者；另一些人却回想起他在为德雷福斯(19世纪末法国总参谋部一名犹太血统的军官，曾被诬告为德国间谍)辩护时所起的作用，因而认为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热情的政论家；但是这位肥胖的眷恋家室的人却是异乎寻常地贞洁，而且除了晚年之外，他一直置身于那震撼法兰西大地的内战风暴之外。

    每逢我路过高尔基大街，总要看见一个十分傲慢的人的青铜铸像，而我每次都感到十分惊讶，这竟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纪念像，它跟我所认识的那个人是多么不同啊。

    从前，传奇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需要几十年，有时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形成；而现在，不仅飞机可以迅速地掠过大洋，人也能在瞬息之间脱离大地，忘却熙熙攘攘、陵谷变迁的花花世界。我有时觉得，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文学上的某种衰退，跟昨天的现实迅速转变为社会习俗有关。作家很少描写实际存在的人——某某伊万诺夫、杜朗或史密斯；小说的主人公是合金，其中既有作家遇到的许多人，又有他自己的内心体验，还有他对世界的理解。也许，历史就是一位小说家?也许，活生生的人们对它来说便是原型，而它，把这些原型加以熔炼，然后写成一部部好的或是不好的小说?……

    大家都知道，目击者们对某一事件的叙述，常常是极其矛盾的。无论证人有多么善良，归根结底，法官们在多数场合下，总还是应该信赖自己的洞察力。回忆录的作者们再三声称，他们是在不偏不倚地描述时代，但几乎总是在描述自己。幸亏司汤达留有日记，否则，如果我们相信司汤达的密友梅里美所塑造的司汤达的形象，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具有上流社会风度的、敏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怎能描绘出人的巨大激情。雨果、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都描绘过1848年5月15日巴黎爆发的政治风暴；但当我阅读他们的札记时，我却觉得他们所写的是不同的事件。

    这种记述的不一致，有时是思想感情的不同所致，有时却与那习以为常的健忘有关。契诃夫死后才10年，那些熟悉安东·帕夫洛维奇的人就在争论，他的眼睛到底是什么颜色——是褐色的、灰色的，还是天蓝色的。

    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我对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某些场景的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它们绝不是什么最重要的东西；我记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干干净净。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

    我不准备有条理地叙述过去——我厌恶把真实的往事和虚构搅和在一起；何况我已经写了许多部小说，在这些小说里，个人的回忆已成为各式各样臆测的素材。我将叙述一些个别的人，叙述各个不同的年代，杂以某些未能淡忘的对昔日的见解。看来，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幻想家、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不是不偏不倚的编年史家，所以这只是绘制肖像的尝试。而且那些事件，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也试着不去按照历史的顺序叙述，而是结合着我渺小的一生，结合着我今天的想法来叙述。

    我从不写日记。过去的生活很不安定，因而我也没能把朋友们的书柬保存下来——法西斯占领巴黎的时候，我不得不焚烧了几百封信；后来毁掉的信也比保存下来的多。1936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给成年人读的书》；它跟我的其他小说不同，其中有几章具有回忆录性质。我将从这本旧作里摘取某些材料。

    某些章节，我认为发表得过早了些，因为它们谈的是尚在人世的人，或是还未成为历史财富的事件；我将尽力不做任何有意识的歪曲——忘却小说家的手艺。

    石头总是冷的，按其本质来说，与人体是不同的，可是自远古时代起，雕塑家就用大理石、花岗岩甚至是金属——青铜——来表现人。只有在他们眼前浮现了美丽的构思时，他们才采用木头，虽然木头更接近于肉体。石头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更难于雕琢，而且它能长期保存。在各种博物馆里，竖立着一行行石像；其中有许多精美绝伦，但却都是冰冷的。不过有的时候，雕像在参观博物馆的人们眼中变得温暖起来，充满生机了。我但愿能用满含挚爱的双目使往昔的某些化石充满生机；同时使自己贴近读者：任何一本书都是自白，而写回忆的书籍——这更是一种不愿以虚构人物的影子来掩盖自己的自白。
第一部分 2.难忘的1891年
    1891年1月14日，我诞生在基辅。1891年——这是俄国人和法国造酒商难以忘却的一年。当时的俄国正是哀鸿遍野；灾荒毁掉了29个省份。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募集捐款，开设粥厂，企图赈济灾民；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杯水车薪，很久以后，人们还把这一年称作“荒年”。法国造酒商却在这一年大发酒财：酷旱毁灭了庄稼，却提高了葡萄的质量；伏尔加河流域农民的凶年必定跟勃艮第和加斯科涅的造酒商的丰年联袂而来；还在我们这个世纪的20年代，鉴赏家们就到处搜罗标有“1891”字样的陈酒。1943年从列宁格勒由“冰道”运到莫斯科一车厢1891年的老牌“圣爱米里昂”酒。酒业公司要求阿·尼·托尔斯泰和我检验一下抢救出来的酒的质地。结果发现瓶子里满盛着微微发酸的水——酒消失了(跟流行的传说恰好相反，酒，哪怕是最上等的，过了四五十年也会消失)。

    1891年……现在看来这是多么遥远的年代啊!当时统治俄国的是亚历山大三世。高居大不列颠王座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她清楚地记得塞瓦斯托波尔的被围、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数度任首相)的演说以及对印度的镇压。那时在维也纳顺利执政的是弗兰茨-约瑟夫，他正是在值得纪念的1848年登基的。上一世纪的正剧和闹剧的主人公——俾斯麦、加利费将军、沙皇俄国的著名外交家伊格纳季耶夫、麦克-马洪元帅、由于卡尔·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而知名于我们大学生中间的福格特尚在人间。当时恩格斯也还活着。巴斯德和谢切诺夫、莫泊桑和魏尔兰、柴可夫斯基和威尔第、易卜生和惠特曼、诺贝尔和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法国女革命家，积极参加了巴黎公社，写过一些诗歌和长篇小说)都还在工作。1891年兰波和冈察洛夫逝世了。

    如果现在想象一下1891年的话，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仿佛逝去的不是人的一生，而是几百年的时光。当时巴黎还没有灯光广告，也没有汽车。人们还把莫斯科叫做“大村庄”。在德国，迷恋菩提树和舒伯特的浪漫派，还在度着自己的风烛残年。而美洲却是那样的遥远。

    当时约里奥-居里、费密(1901—1954，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艾吕雅都还没有诞生。希特勒才两岁，世界上一片升平气象：没有任何人挑动战争；意大利只不过在端详着埃塞俄比亚，法国在准备攫取马达加斯加。报刊议论着法国舰队访问喀琅施塔得：显然，法俄同盟是针对三国同盟的；爱好议论深奥政治问题的人说，“欧洲的均势拯救了世界”。

    俄国仍处于停滞状态。亚历山大三世在粉碎民意党之后，有点放心了。不错，5月1日在彼得堡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工人游行。不错，列宁在萨马拉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但这些琐事能使全能的沙皇不安吗?当法国军舰来访，军乐队奏起《马赛曲》的时候，他毫不介意地举手行礼。他洋洋自得地说：西伯利亚大铁道已经铺成，不久火车就能由伊尔库茨克直抵莫斯科了……

    5月1日是新鲜的。1891年，在法国北部的富尔米工人区，警察开枪射击五一游行队伍。报上写道：“公社社员不祥的影子复活了。”

    在德国隆重地建立了“泛日耳曼主义联盟”。那里的人们都在谈论生存空间、德国的使命、日后的远征，未来的党卫军分子的父辈们叫嚷着“万岁”。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写道，必将取得胜利的不是富尔米的刽子手，而是工人们、国际主义者和人权保卫者。

    不，1891年并不是那么遥远：当年种下的祸殃，为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每一个人的生活历程都是曲折而复杂的，但是，当你站在高处俯瞰它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它本身也有着一条潜在的直线。凡是诞生在最平静的1891年——是年俄国闹饥荒，而法国的美味葡萄酒则大丰收——的人们，命中注定要看到许多革命、许多战争、十月革命、地球卫星、凡尔登、斯大林格勒、奥斯威辛、广岛、爱因斯坦、毕加索、卓别林。

    1891年1月14日，在基辅的一条从克列夏季克直上里普基的陡峭的学院街上，我来到了人间，就在这一天安东·帕夫洛维奇在由彼得堡寄给他妹妹的信上写道：“我被一种极不明确、我不理解的浓重的恶意气氛所包围。他们飨我以午餐，对我唱一些俗气的颂歌，而同时却准备一口吞了我。为了什么?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举枪自杀的话，那将会使十分之九的朋友和崇拜者们大为满意。他们是如何浅薄地表达着自己浅薄的感情啊!布列宁用小品文咒骂我，虽然无论什么报纸都不容许咒骂自己的同事……”而那位布列宁正是这样来议论契诃夫的：“上述平庸的天才们忘记了正视他们周围的生活，一味随波逐流……”安东·帕夫洛维奇是1891年1月开始写中篇小说《决斗》的。我经常重读契诃夫的作品，不久前又把《决斗》读了一遍。当然，这部作品带有时代的烙印。主人公拉耶夫斯基为边远地区的生活所苦，老是幻想着他回彼得堡时的情景：“火车里的乘客在谈着生意啦、新的歌女啦、法俄的修好啦；四处都能感到活跃的、有文化的、有知识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可是，不论是法俄亲善还是贸易发展，我不读《决斗》也都知道。我重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一生。

    拉耶夫斯基——这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迷惘到绝望地步的人：“他已经把自己那颗昏暗的星星从天空中推了下来；它掉下去，它的踪迹消失在夜晚的黑暗里；它再也不会回到天空，因为生命只有一次，绝不会来第二回。要是他能够挽回过去的岁月，他一定要用真理代替谎言，用工作代替懒惰，用快乐代替烦闷……”一个有着真实的知识，而心地却极不真实的人冯·科连，揭露了自暴自弃的拉耶夫斯基。“他既然改不过来，那就只有一个法子可以使他不能为害……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消灭这种人才对。真应当这样……我并不坚持采用死刑。如果这样做证明是有害的，那就想别的法子也行。要是不能消灭拉耶夫斯基，那么为何不孤立他，使他失去个性，打发他去参加社会工作……如果他骄傲，打算反抗，那就给他套上镣铐!……我们应当亲自关心如何消灭腐化的、没出息的人才对；要不然，拉耶夫斯基这类人繁殖起来，文明就要灭亡。”而拉耶夫斯基这个可怜虫，却对这位进化和自然淘汰论的无情的拥护者抱着这种看法：“他的理想也是专制的。如果普通人为群众的福利工作，那么他们心里所想的是他们的邻人——我，你，一句话，人。在冯·科连看来，人是狗仔，是废物，太渺小了，不配做他的生活目的。他工作也好，去探险也好，在那边送了命也好，并不是出于对他邻人的爱，而是出于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如人类啦、未来的子孙啦、理想的人种啦……那么人种又是什么呢?幻想、海市蜃楼……专制暴君素来是幻想家。”

    在小说的结尾，拉耶夫斯基，也可以说还有契诃夫本人，眺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海思忖着：“海浪把船抛回来了，它进两步，退一步，可是桨手们很倔强，他们不停地划桨，不怕高浪。船一步步地往前走。现在，船看不见了，再过半个钟头，桨手们就会看见轮船上的灯光。一个钟头之后他们就可以靠拢轮船的梯子了。生活里也是这样……寻求真理的人们也是进两步，退一步。痛苦啦、错误啦、对生活的厌倦啦，把他们抛回来，可是寻求真理的热情和顽强的意志会促使他们不断前进。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终于会达到真理吧。”

    我已经说过，契诃夫是在1891年1月开始写《决斗》的。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发现我的思想、希望、怀疑跟我还没有降生时就已激动着安东·帕夫洛维奇的一切是有联系的。我生平遇见过许多冯·科连，我经常迷失方向、犯错误，而且和拉耶夫斯基一样，哀悼过那颗被从天上推下来的昏暗的星星，而且也和那个拉耶夫斯基一样，赞叹着跟惊涛骇浪搏斗的桨手们。现在，远方的大陆已成为近郊。月亮也不那么遥远了。但是过去并不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力量，如果人在一生中几乎像更换衣服似的无数次蜕掉自己的皮，然而心却是无法更换的——心还是那一颗。
第一部分 3.童年和少年（1）
    俗话说，苹果落地，离树不会太远。有时确是如此，有时却恰恰相反。我生活在经常是按照履历表去判断一个人的时代；报纸上写着“儿子不对父亲负责”，但有时却不得不对爷爷负责。

    也未必能依据孙子们的行为来判断爷爷的是非。前几年，我在《世界报》上读到过一篇谈列·尼·托尔斯泰的孙子们和曾孙们的文章；他们大约有80个，散居在全世界：一个是美国军官，另一个是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第三个是法国航空公司的经理人。

    诗人费特，即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申欣，除了写过不少好诗而外，还在卡特科夫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不好的文章。他揭发虚无主义者和犹太人，说这些人是邪恶的始因。费特的外甥普津告诉我，诗人在去世前不久，从一封信——自己亡母的遗嘱——中得知，他的父亲是汉堡的犹太人。有人告诉我，仿佛费特曾留有遗言，要求把这封信和他葬在一起，大概他想对后代人掩盖有关自己那棵苹果树的真实情况。革命以后，有人开棺找到了这封信。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回忆道：“我诞生并成长在这样一种氛围内，那儿主宰一切的是打后脑勺、脚踢、吃拳头、挨耳光等等，但是，说老实话，我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使我养成用拳头打人的嗜好。我从没有打过人。”屠格涅夫把自己的女儿彼拉格雅改名为波林娜，并把她嫁给了玻璃厂厂主加斯通·布留艾尔，他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说：“麻烦事多得数不清，但我得到了酬劳，我完全相信，我的女儿会幸福的。”(随后，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就动笔写《烟》，其中表现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痛苦。)

    我现在怀着热爱回忆起我的双亲；但是，回首过去，我不禁发现，苹果滚得离苹果树竟那么远。

    我出身于一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我母亲珍视许多传统的东西：她在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里长大，在这个家庭里，人们都敬畏上帝，不敢直呼其名，他们也敬畏那些只有收到丰盛的祭品才不会索取带血的供物的“神灵”。她时刻不忘上天的最后审判日，也不忘人间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我的父亲属于力图脱离犹太区的第一代俄国犹太人。祖父因为他进了俄罗斯学校而诅咒他。不过，祖父的脾气一般说来是很暴躁的，所有的儿女都被他一一诅咒过；然而快到暮年时，他明白了时代是反对他的，于是和被诅咒的子女言归于好了。

    如果说祖父是苹果树，那么这棵树上所结的苹果却飞向了各个不同的方向。我的一个伯伯发了大财；他叫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住在哈尔科夫。他的儿子，我的堂兄伊利亚，是社会民主党人，曾长期被监禁在卢基扬诺夫监狱，后来迁居巴黎，在那儿从事绘画，国内战争时期加入了红军，被白军打死了。拉扎尔的弟弟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住在伊尔库茨克，是基辅巨贾布罗茨基某一企业的雇员。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个轻佻的人，他盗用了布罗茨基的钱财，潜逃到美国，给主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口气挑衅多于求恕。布罗茨基勃然大怒，在许多报纸上登载了悬赏缉拿的告示。我当时正在巴黎，那些幻想借追捕在逃的爱伦堡而发一笔横财的人们，不止一次找上我的门来。有一次，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布罗茨基玩牌，赢了一笔大数目，他请求布罗茨基不再向自己伊尔库茨克的雇员提出任何要求，以此来顶替这笔赌债。叔伯们中最小的一位是列夫，他写诗，并有一个作巡回演出的马戏班。维·什克洛夫斯基认为，继承者不是儿子，而是侄辈，倘若不把这种理论用于文学体裁，而是用于人的话，那么我可以说，我是走上了我叔叔列夫的道路。我还记得，他曾自费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不算怪诞——《幻想和声音》；这本书里收集了他自己的诗和译自海涅的诗。当时我对诗歌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喜欢列夫叔叔，因为他不像个体面的亲戚。有一次他给我看几张半裸体姑娘的照片——他正在为马戏班挑选演员；我的母亲非常生气：怎么能让小娃娃看这些东西?——有一天，在哈尔科夫出现了“爱伦堡马戏班”的海报，拉扎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为了要马戏班立刻离开这个城市，不得不给了自己弟弟一笔赔偿金。

    当我五岁的时候，我的双亲由基辅迁居莫斯科。哈莫夫啤酒酿造厂名义上属于股分公司，实际上归基辅的布罗茨基所有，所以我的父亲谋得了这个厂的厂长职位。

    这是1896年的事，到了1903年，布罗茨基决定赶走父亲。母亲噙着眼泪站在办公室紧闭着的门旁倾听，办公室内正开着理事会的年会，父亲坚持要求解除他的职务。我也在那里偷听，可是什么也没听明白——我知道，他们要赶走父亲，现在事情很不妙，而且布罗茨基很固执，可是我突然听见父亲坚决地说，他再也不能在工厂里工作了。这是外交手腕的第一课……

    父亲白天工作，晚上也很少在家。间或也有朋友来，我只记得一个——快活的工程师利哈乔夫。有一次在父亲的书房里，我看见了吉利亚罗夫斯基的一本小书，上面的题词写着“给亲爱的格里·格里留念”。我觉得我父亲过着一种不愿让我知道的有趣的生活。他常到“猎人俱乐部”去，这个名字在我看来很神秘：猎人啦、鹿群啦、猎犬啦。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在俱乐部玩“文特”牌，于是我就怀疑父亲的生活是否真的有趣。我十岁上下的时候，他领我到涅格林大街的饭店去；我们坐在单间里，但我不时地跑出去看看大厅里的情况；那儿坐着的全是些普通人，正在大口嚼着肉饼。于是父亲的生活再也引不起我的好奇心了。
第一部分 4.童年和少年（2）
    母亲是一个善良、多病而又迷信的人；她受着肺病的折磨，衣服老是穿得很多，深居简出，成天忙着照料姐妹们和我，用犹太文给许多亲戚写长信。在最后审判日那天，她一定持斋。母亲在她婆婆周年忌辰的早上燃点的蜡烛，大得使我害怕。卧室里总是弥漫着药味；经常有医生来。母亲要求他们也给我听听——我的肺弱，但是我总是躲起来，跑开了。有时，穿戴华丽的法米利安特太太带着她的儿子彼佳和米沙来看母亲；他们彬彬有礼地吃着点心，有时应大人的请求，朗读几段普希金的诗。我认为他们都是傻瓜，可是母亲说：“你瞧，彼佳和米沙是好孩子。可是你呢?……”

    我被宠坏了，看来，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没有成为少年犯。我九岁那年，母亲去埃姆斯易地治疗，把我和姐妹们送往基辅，交给她的父亲照管。

    伊利亚·爱伦堡的外祖父德·阿列什金。

    外公是一个笃信宗教的老头儿，蓄着一部银色的大胡子。他家里严格遵守一切教规。礼拜六应当休息，在这个休息日既不准大人抽烟，也不许孩子们恶作剧。(犹太人的礼拜六和英国清教徒的礼拜日一样，冷落凄清。)在外公家里，我老是感到无聊，于是我就尽可能地调皮捣蛋。这年夏天，我们住在博亚尔卡的别墅里。我使得所有的人都烦恼不堪；有一次他们决定要惩罚我，把我锁在堆煤的储藏室里。我脱得精光，在地上打滚。当他们把门打开的时候，厨娘吓得大声尖叫：“哎哟，鬼来了!……”我决定报复，夜里拿了一瓶煤油，打算去烧别墅。

    第二年夏天，母亲把我带到埃姆斯去了。在那里疗养的人也被我闹得神魂不安：我模仿老迈的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称他“大舌头”，因为他整天唠唠叨叨，口齿不清；我搅扰英国女人钓鱼——用小石头把鱼赶走；偷走德国人放在“老恺撒”纪念像旁的勿忘我花。疗养地当局要求我母亲离开，如果她没有能力管教我的话。

    我进预备班和一年级的入学考试，成绩都非常出色；我知道有“录取比例”，只有当我全考了五分的时候，才能被录取。算术题我全答对了，听写没有一个错误，蛮有感情地背诵了“深秋，白嘴鸦飞走了……”

    有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这是30年代初的事了——他的小儿子从刚考上的学校里回来以后，问父亲道：“犹太人是什么?”父亲答道：“我就是犹太人，妈妈是犹太女人。”这个回答是那样突然，小家伙居然不相信：“你们是犹太人?”我们当时却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八岁时我就清楚地知道，有犹太人居住区，居住权，录取比例和蹂躏犹太人的暴行。

    我小时住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孩子们一起玩耍。父母有什么事要瞒着我的时候，他们彼此总是讲犹太话。我不向任何上帝祈祷——不论是犹太人的上帝，还是俄罗斯人的上帝。对“犹太人”这个词，我是按照特殊的方式来领会的：我属于那类应该受人欺负的人；这使我感到不公平，而同时又很自然。我父亲是个不信神的人，他指责那些为了缓和自己的处境而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而我也自幼就明白不能为自己的出身而羞惭。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是犹太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列夫叔叔说，耶稣就是犹太人；保姆薇拉·普拉托诺夫娜对我说，耶稣教导说：有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伸给他。这些都不合我的口味。我头一次进中学的时候，一个预备班的学生便唱道：“犹太人坐在小铺里，我们把犹太佬放在大头针上。”我毫不犹豫地冲着他的脸就是一拳。不久我跟他成了好朋友。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我们班上一共有三个犹太人——泽利多维奇、楚克尔曼和我；我们从未感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同学们只是羡慕我们，因为上神学课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可以在院子里玩……

    列·尼·托尔斯泰在莫斯科。

    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我从未碰到过反犹太人的暴行。大概，在教员和我同学的父母当中，有人受到了种族偏见的感染，但是他们不肯暴露自己：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羞于承认自己有反犹主义思想，正如羞于承认得了脏病一样。我还记得关于基希尼奥夫市蹂躏犹太人暴行的议论——我当时才12岁；我只懂得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但我知道，这事应归罪于沙皇、省长、市长们；我知道，正派人全都反对专制；我也知道，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对蹂躏犹太人的暴行非常愤慨。我到基辅时听说，《基辅人报》在号召镇压，因为波多尔很不安定，存在着所谓的“该死的犹太人问题”。

    这是个奇怪的时代：大量的丑行和大量的空想!一个无辜被判罪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的命运，使欧洲的一些优秀人物大为激动……“如果你没有受到高等教育，你就无法在莫斯科生活。”父亲看着分数单上的二分，对我这么说。我笑了一下：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人世间的一切准会起大变化!我觉得，不论是《基辅人报》或是《莫斯科新闻》上的反犹太人的文章，都是中世纪暴行的最后回声；我当时万万不曾料到，如今在这本追述往昔生活的书中，我竟不得不对我在20世纪初就认为是注定要灭亡的遗毒的那个问题写下这么多痛苦的篇章。
第一部分 5.童年和少年（3）
    可是分数单上的二分深深惹恼了父亲。头两年我学习得还不错，后来我实在腻烦去解答那些关于蓄水池的算术题了。我偷偷地把家藏的古典作家的精装本选集拿出来，卖给沃尔洪卡的旧书商，用得来的钱在桌布胡同的“新发明”商店买了些使人打喷嚏的药面、令人发痒的粉末，或是一些会跳出橡皮制的耗子、蛇和小丑的小匣子——用这些东西来跟中学老师们调皮捣蛋。

    没进预备班之前，我就能背诵《恶魔》。诗人的荣誉并不使我钦羡，我并不想成为莱蒙托夫，只一心一意想做个飞旋在哈莫夫工厂上空的恶魔；我自称“放逐的精灵”，自然，我并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不久以后，诗又使我厌烦了，我开始醉心于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我坐在显微镜旁边，用臭烘烘的粉末做实验，饲养青蛙、蜥蜴、北螈。有时这些爬虫爬得满屋子都是；有一次，不知打哪儿散发出一股臭气——原来是一只老北螈死在母亲衣橱下面了。

    我听见人们对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的英雄行为的议论之后，就给大胡子总统克留格尔(南非德兰士瓦的总统，布尔战争期间，领导布尔人抗击英军)写信，后来，我偷了母亲10个卢布，准备前往战区。可是夜里我就给抓住了，我也不愿回想这件倒霉的事。

    日历年度的更换一向使人激动不安，何况改变的不是简单的年度，而是一个世纪。(实际上，19世纪比应有的时间更长——它始于1789年，而终于1914年。)人们议论着“世纪末”，猜测着将要到来的新世纪的面貌。我还记得迎接1901年的情况。一群化了装戴着假面的人来到我家。其中有一个人穿着中国衣服，我认出他是那位快活的工程师吉尔；我揪着他的辫子不放。他们装扮成欧洲不同国度的人，匈牙利人跳起恰尔达什民间舞，西班牙姑娘敲响跳舞用的响板，大家都围着中国人转——这年冬天北京有战事。大家“为新世纪”干杯；我不认为，他们之中有什么人能猜测到这个世纪的情景，以及他们究竟为什么在莫斯科的雪堆中举杯痛饮。

    我当时是第一中学两部制的二年级学生。还记得，我组织了一小队“义和团”——人们都这样称呼中国的起义者。我们用皮带搏斗，甚至还用皮带上的铜扣环打人，虽然按照君子协定是不准许这么做的：20世纪开始了。

    我一点也不听话：我的顽劣行为已令人无法容忍了。父亲常不在家，母亲和姊妹们又全对付不了我；她们只得请看门人来帮忙，这个人跟我同名，也叫伊利亚，他常来替我们生炉子。有一次，我拿着小刀朝伊利亚扑了过去，于是他也怕起我来了。

    可是居然出现了一个能制服我的人，这是法学系大学生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伊姆哈尼茨基。大家都感到惊讶：他从来不惩罚我，为什么我会听他的话?他们让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搬到我们家来。我在他跟前预备功课，当我答对了算题的时候，他就给我牛奶软糖——我最爱吃甜食。我常把糖纸扔在地上；他有时就问：“糖纸呢?”我看看地上，糖纸不见了。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只是微微一笑。我从未对人提起过牛奶软糖的秘密。我惧怕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的眼睛；当他注视我的时候，我迅速地扭开脸去。我的父母认为，他是一位优秀教师。

    夏天，我们住在索科利尼基的别墅里，我一个姐姐的女友，廖利娅·戈洛温斯卡娅常来拜访我们。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看上了她。当时谈论催眠术是一种时髦。这位大学生声称他会催眠术；他对廖利娅施用了催眠术，并对她说，她应该在三天后的夜里到别墅来找他。家里的人都很气愤。而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却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东西放进皮箱，还说，他对我施用了催眠术，才使大家过了一年半的安生日子。

    家里人把我带到雷巴科夫教授那儿去看病，因为有人对母亲说，我可能会永远失去毅力。几年以后，我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看见了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我拔腿就跑。岁月荏苒。1917年，我自巴黎归国，在斯德哥尔摩的俄国领事馆里看见一个矮胖子，他对我说：“认不出了吗?伊姆哈尼茨基。”我吃了一惊：他那双眼睛竟是最最平凡的，目光也相当呆滞。

    可是我时常想起那些虚构的牛奶软糖。我认为，后来人们不止一次地迫使我去解决难题，并且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牛奶软糖来给我作报酬。只不过后来再也没有人给我喝那种苦咸的溴剂，再也没有人担心我会失去毅力。毅力，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感到负担的特性了。
第一部分 6.童年和少年（4）
    家里的生活使我感到无聊。客人来来往往，谈论着克雷茨曼姊妹有一副惊人的花腔嗓子，说什么拉博里律师发表了一次替无罪的德雷福斯辩护的激烈演说，莫斯科开设了一家设有雅座的摩尔式建筑的饭店，有一位马丽勃兰施夫人从巴黎带来了新式女帽。他们还谈论苏德尔曼(1857—1928，德国作家)的喜剧的初次上演，通俗艺术剧院的开幕，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托尔斯泰的信，以及能为残酷的杀人犯开脱罪责的弄舌如簧的律师普列瓦科，他们还议论着嘲讽“城市父老”的多罗舍维奇的小品文，以及要人相信有什么“苍白的双足”的疯狂的颓废派。

    在我看来，工厂的庭院远比客厅有趣，客厅里有挺立在木桶里的布满尘埃的棕榈，墙上悬挂着一幅油画复制品，画的是赴莫斯科求学的罗蒙诺索夫。但在庭院里我可以到马厩去玩，那里散发出一股奇妙的气息，而且我又谙熟每一匹马的癖性。我还可以在容量为四十维德罗的巨桶内藏身。厂里有一个车间专管检验酒瓶，工人们用一根金属棒敲击每一个瓶子，我觉得这种音乐远比客人中那些著名钢琴家有时款待我们的音乐动听得多。

    工人们睡在闷热阴暗的棚舍里，许多人挤在一个长长的铺板上，盖着皮袄；他们喝的是发酸的坏啤酒，有时也玩玩牌，唱唱歌，说些下流话。他们里面识字的人不多，识字的人一个字一个字生硬地读着《莫斯科小报》上的重要新闻的标题。我还记得一种游戏：工人们把煤油浇在一只老鼠身上，这只火老鼠疼得到处乱跑。我看到了穷困、黑暗、可怕的生活，两个世界不协调的景象使我大为震惊：一面是臭气扑鼻的棚舍，另一面是那些聪明人畅谈花腔女高音的客厅。

    谢肉节的时候，在离工厂不远的圣母广场上，举行了有各种演出的游园会。我还记得有个上了年纪的人，抹上一脸白粉，挤眉弄眼地做着怪相，大声嚷嚷着：“我是美国佬，会跳各种舞蹈!……”

    我替工人们写信，信是寄回农村的，信里写的是有关伙食、疾病、婚礼和殡葬的事。

    工厂有一堵墙与疯人院毗邻。我曾爬上这垛墙向另一面眺望：虚弱衰竭的人们穿着长罩衫，在堆满了破烂垃圾的窄小院落里蹒跚踱步；有时工作人员突然朝一个病人扑过去，那病人就拼命喊叫。

    工厂里有一些专家——捷克酿酒师。工人们叫他们“德国人”——这是因为他们，譬如说，吃鸽子，而这件事是大家都看不惯的。酿酒师卡拉的儿子用劈柴的斧头砍死了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因为他要送给莫斯科的一个交际花一串贵重的宝石项链，可是父母不给他钱。我还记得片言只语：“漂在血泊中……他想要五百卢布……爱得发了狂……”当然，大家都痛骂凶手，可是每逢我想起酿酒师的那个年轻孱弱的儿子，便不由得暗自思忖，成年人对生活也毫不理解。

    工厂旁边是列·尼·托尔斯泰的家。我常看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在织匠胡同、圣像胡同里散步。有人送给我一本《童年和少年》；我觉得这本书挺枯燥。后来我把连载《复活》的各期《田地》杂志从小贮藏室里搬了出来；母亲说：“你看这个还太早。”可是我一口气把这部小说读完了，心里想，托尔斯泰懂得全部真理。父亲让我抄写一份被书报检察机关查禁的托尔斯泰的呼吁书；我很自豪，规规矩矩地用印刷体抄写了一遍。

    列·尼·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房子。

    有一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到工厂来了，要求父亲领他看看啤酒的酿造过程。他们走遍各个车间，我也寸步不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屈辱，因为这位伟大的作家比我父亲矮一些。有人递给托尔斯泰一杯热啤酒，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竟然说“真香”，然后用手擦擦大胡子。他对父亲说，啤酒有助于禁戒伏特加的斗争。我后来把托尔斯泰的话想了很久，开始疑惑起来：也许，托尔斯泰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懂得吧?我一直深信，他要用真理来替代谎言，可他却说什么啤酒可以替代伏特加。(我只是从工人们的谈话中了解伏特加的，他们谈起它的时候总是十分迷恋，可是他们给我喝啤酒，我不爱喝。)

    有时工厂里骚动起来：人们说，好像大学生们要来见托尔斯泰。厂门紧闭，警卫森严。我悄悄地溜到外面，指望遇见那些神秘的大学生，可是什么人也没有。平日常有些大学生来拜访我的姐姐们，照我看来，这都是些冒牌大学生，因为他们安详地喝着茶，谈谈易卜生的戏剧，跳跳舞；而真正的大学生应该把哥萨克从马上拉下来，然后把沙皇从宝座上推翻。

    真正的大学生始终没有来。童年时代，我常常失眠；有一天我把墙上的挂钟拉了下来；它那响亮的滴答声真要我的命。我记忆中还残存着各式各样不眠之夜的形象：托尔斯泰用手擦擦大胡子，年轻的卡拉拿着劈柴的斧子，还有他的情人“拉克美”，疯子们，演艺场和围着我打转的满身是火的大老鼠。
第一部分 7.童年时代的莫斯科（1）
    一切都变了，可是变化最大的是莫斯科。每当我回想起我童年时代的街道，我觉得仿佛是在电影里看到的。

    铁轨马车也许是我眼前的一幅最令人纳闷的图画。(我还记得第一辆电车首次通行的情景——那是从萨维奥洛沃车站到受难周广场；我们呆若木鸡地站在技术的奇迹面前，电车的弓形滑接器上闪耀的电光使我们感到的震惊，并不亚于如今的人造地球卫星。)

    我读书的那所中学在沃尔洪卡的救世基督教堂对面。从学校去织匠胡同，我有时搭乘铁轨马车。拉这种马车的都是驽马；快到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的陡坡的地方，便有一个小男孩跳进马车；他拉着第二匹马，即辅马的缰绳，死命地大声喊叫催马前进。乘铁轨马车可以游遍花园区，这条路程很长。铁轨马车在错车站要停留一下；乘客们走出车厢，顺从地向前张望——看看对面来的车出现了没有。

    我经常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上步行。在一条胡同，好像是什塔特内胡同的拐角，有一座小教堂。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神像画匠画了一幅最后审判图：魔鬼熬煎着罪人。老太婆们诚惶诚恐地画着十字，而我却一心想当魔鬼。

    现在，当我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上看见一个老眼昏花、老态龙钟的妇人，手提网袋摇摇晃晃地走过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也许，她正是当年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上快活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那些中学女生当中的一个吧，当时她们在我眼中，岂止是漂亮姑娘，简直就是女性的化身，仿佛她们就是弥洛斯岛的维纳斯，或是在20世纪初以美貌著称的女演员莉娜·卡瓦列里或奥特罗。

    莫斯科的夏天绿意盎然，而冬季却是白雪皑皑。积雪满街，从不打扫，在谢肉节前便积成一个个大雪堆。雪橇无声地溜来滑去。5月，坑坑洼洼的狭窄的人行道上，铺满一层雪白的丁香落英：因为房屋前面就是花圃。教堂的圆顶，有的金光灿烂，有的翠蓝映目。一些奇怪的建筑昂然高耸——这是消防队的瞭望塔；塔顶的标球标示城市的哪一区发生了火灾。从拖曳救火车的各种马匹的不同毛色——枣红、白、乌黑——也能辨别城内各区。当气温降到列氏零下25度的时候，中学就要停课；一到傍晚，我总是去呵开窗上的冰花，瞧瞧外面的温度计——说不定天气会变得更冷呢；但是到了早上，瞭望塔上没有升起旗子——学校停课不停课也可以从瞭望塔上看出来。

    夏天，斯摩棱斯克市场出售蔬菜、水果；西瓜堆积如山，切成一块块零卖。卖什么的都有，人人都漫天要价。现在是“莫斯科宾馆”所在地的当年的野味市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在小铺里选购活物。大鱼在鱼盆里游来游去。猎人们走过来踱过去，身上挂着一串串松鸡——他们在兜售自己的猎物。铁匠桥当时是优雅的莫斯科的中心；豪华商店的招牌上标着外国姓氏：经营特种手工艺的是意大利人阿方佐、达齐阿洛，经营时装的是英国人桑克斯，经营化妆品的是法国人，开眼镜铺的是德国人。郊区有许多“无权出售烈酒”的茶馆。现在是狄纳莫运动场的地方，从前是一些带有花园的小别墅：莫斯科很快就到了尽头。春天，在红场上总要举办复活节集市；那儿出售玩具“美洲客”和“姑妈的舌头”。在伊韦尔小教堂旁边跪着成群的妇女。

    出现了电话；当时只有大公馆和大商行的事务处才装电话，而且使用起来相当复杂——要用摇把，讲完话还要摇回铃。也有了电灯，可是我很久还生活在冒黑烟的煤油灯的烟雾中。荷兰式炉灶的瓷砖闪闪放光。它的火力很强。严寒在玻璃窗上画出一幅幅抽象的绘画，塞在窗缝里的棉花变成了灰色；有时窗台上放上几个插着纸玫瑰的杯子。夏天，苍蝇嗡嗡。油漆地板闪闪放光。小狗的尖叫声间或划破寂静——当时长毛狮子狗和现在已经绝种的哈巴狗是最时髦的。五斗橱上放着摇头晃脑近乎痴呆的中国瓷人。漆绘着沙皇纹章的珐琅杯(尼古拉二世登基纪念杯)里插着皱纸做的红玫瑰。人们就着蜜饯喝茶，蜜饯品种繁多，有醋栗、草莓、石枣、海棠和黑醋栗。

    我初次上剧院看的是《睡美人》。芭蕾舞女演员们扮成迷人的仙女屏息凝神地用足尖站着。占据包厢前座的是一群穿着缀有亮晃晃铜扣的制服的中学生和穿着褐色或蓝色的漂亮连衣裙的中学女生。坐在后面的则是面有倦容的成年人。父亲递给我一盒巧克力糖，上面有一片菠萝和一副银夹钳；我把银夹钳收起来了。衣着华丽的验票员在剧院的走廊里发愣。披着绒线围巾的侍女们保管着观众的皮大衣，那些大衣真像野兽；仿佛紧挨着大剧院的天鹅绒帷幕和青铜饰物就是西伯利亚森林，森林里满是水獭、浣熊、狐狸、貂。

    在街上，剧院门前，等候着老爷太太的马车夫们打着盹儿。他们那穿着棉袄的前胸显得特别宽大，大胡子上遍染寒霜。马匹也在严寒里披上银装。有时，车夫们为了暖和暖和，便用那双冻僵了的手捶击自己穿着棉袄的胸脯。

    出租马车的车夫们在胡同的拐角打盹儿；间或醒来，就扯着哑的嗓门招徕顾客：“老爷，我拉您去?……”他们为了“50戈比”嘟哝不休，讲了半天价钱之后，还追在顾客身后嚷嚷“加20戈比吧……”于是开始了横穿莫斯科的沉闷旅程。守门人躺在大门里面睡觉。教堂花园里的雪堆越积越大。一个醉汉突然叫喊起来，但是戴着长耳风帽的警士马上把他喝住。乘客、车夫、马、莫斯科，这一切仿佛都已进入梦乡。
第一部分 8.童年时代的莫斯科（2）
    车夫们把乘客载往鲍洛托、特鲁巴，送到梅尔特维胡同，什塔特内胡同，送到尼科洛-佩斯科夫胡同，或是尼科洛-瓦洛宾斯基胡同，载往扎采帕、日沃杰尔卡、拉兹古梁。奇奇怪怪的名称，仿佛这些地方并不是一座大城市的街道，而是某些有封邑的公爵的世袭领地。

    当马车自肉商大街穿过克里姆林，走向织匠胡同的时候，车夫和乘客都要在救主门旁摘下帽子。耳朵冻得生疼。然后车夫转向乘客絮絮叨叨地讲个没完。

    莫斯科的马车夫们爱叨叨些什么呢?当然，谈到的东西很多：贫困、严寒、老爷们的开心事、自己的黑屋子，还谈到老婆病了，儿子被抓去当兵。契诃夫写过一个令人心碎的短篇——《苦恼》，其中描述了马车夫跟乘客的谈话。但是乘客们不听，只得不时地流露出一个词“燕麦”。自然，车夫们谈的是“燕麦”，他们的痛苦使得他们只好低声嘟囔：“加十戈比吧——燕麦涨价了。”无论他们是在抱怨，在叹息，还是在说下流话，从这所有的话语中，无论是温柔的，还是粗鲁的，只有一个简单的、隐秘的字——“燕麦”——送到了乘客的耳边，这是从列福尔托沃到多洛戈米洛沃的漫长路途上的主调。

    春天来了，人们卸下了窗户上第二层防寒框，于是莫斯科顿时令人难以容忍地喧闹起来：一辆辆轻便马车辘辘驶过。某些带有圆柱的私邸旁边的马路是用沥青铺的，车轮滚在上面，仿佛能分辨文武官员的品级似的，立刻压低喧响，悄声絮语地流露出无限敬意。

    5月中旬，人们开始纷纷迁居别墅。街道上奔驰着一辆辆满载着餐具、软座凳子、梳妆台、茶炊的大车。厨娘捧着金丝鸟的笼子，狗在一旁奔跑。

    别墅里有绳床、熄灭烛火用的铜盖子、煮果酱的铜盆和镶在花坛中央的闪光的玻璃球。成年人玩纸牌，饮用酸果蔓汁，看《俄罗斯言论报》。大学生和高年级的中学生们到“小场地”去——他们是这样称呼舞池的。孩子们等待卖冰淇淋的女人到来。有时全体出发到森林里去“欣赏大自然”，铺上单子，躺在草地上。清晨，小贩或是镀锡匠吆喝着：“老母鸡—童子鸡!”“黑醋栗!”“焊铁镀锡、补壶修锅!”星期天不少客人登门造访，他们吃着烤饼，谈谈乡村生活的美，然后酣睡一觉。

    索科利尼基是一片森林；林边开辟了一个“圆座”——音乐会、戏剧便在这里演出。男中音歌手舍韦廖夫使小姐们神魂颠倒：“爱不爱你——我不知道……”当嗓子哑了的以往的名角接替舍韦廖夫上场的时候，大学生们便把激动不安的小姐们领进旁边的林荫小道，在那里才弄清楚，原来大家都十分明白，究竟谁爱上了谁。然后去睡觉。然后醒来。中学生们啃着拉丁文“乌特芬那列”，或是玩棒球戏；主妇们扇旺了茶炊的火，跟小贩们讨价还价，撇去果酱上面的一层粉红色的泡沫。

    20世纪来了。德国已加紧备战，英国人跟法国人谈判缔结军事同盟，法国人是俄国的盟友，同时英国人又和准备进攻旅顺口的日本人结为同盟。在彼得堡和罗斯托夫，工人举行了罢工。列宁在布鲁塞尔和孟什维克展开了论争。但是在我生活的那个世界里，仍然是一片无法忍受的沉寂。在沃尔洪卡的旧书商那里，我读到了成年人当着我的面绝口不提的书籍，它们是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库普林的作品。

    每天我都到图书馆去换书。一本书我往往一口气读完，因为我渴望理解生活。我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布雷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旅行家，启蒙思想家)，儒勒·凡尔纳和屠格涅夫，狄更斯和《色彩画评论》，我看的书越多，对一切就越加怀疑。谎言把我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我忽而想溜进印度的莽丛，忽而想对准特维尔大街上省长大人的官邸投掷炸弹，一会儿又想上吊自尽。

    我也经常向母亲强索些钱上剧院去。艺术剧院上演契诃夫、易卜生、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的戏，科尔沙剧院演出《瓦纽申的孩子们》，小剧院演出《黑暗的势力》，登台献艺的是有名的萨多夫斯基家族。男低音歌手夏里亚宾歌声远扬。我记得，有一位客人说，马上就要有电影院了，那里要放映活动相片。

    后来，我们集合在中学的大礼堂里，校长隆重地宣读圣谕：“朕，尼古拉二世，全俄国的至上君主……”对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在中学里做完祈祷以后，经久不息地喊着“乌拉”，把嗓子都喊哑了，校方向我们宣布停课。事实上战争对我们说来还非常遥远，所以当我看见我的表兄沃洛佳·斯克洛夫斯基穿上军装——他从基辅开拔到满洲去——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

    左：莫斯科的铁轨马车。

    中：1904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契诃夫葬礼。

    右：莫斯科的“公爵府”旅馆，现在前面的二层已经拆除了。

    那年夏天，我跟母亲和姐妹们到了国外——又是在埃姆斯；我在那儿得了伤寒。但是，我还记得两件使我大为惊讶的大事：俄军溃败后旅顺口的被围和契诃夫的死。父亲在这一年丢掉了职业，因此也就失去了住宅。他住在沃尔洪卡的“公爵府”旅馆。我的拉丁文和数学得补考；新学年开始之前，家里人让我独自先回莫斯科。路过柏林时，我到母亲住过的茵尼卡夫人开设的家庭公寓去住。茵尼卡夫人家的四壁上挂着各种不同的格言绣片。我感到无聊，就在傍晚时分到腓特烈大街去，我想吃点心，信步走进一家咖啡馆，这原来是一家夜间营业的小酒店。堂倌们斜着眼睛看我，不过点心还是卖给了我，只是索价奇昂，害得我不得不打电报给母亲，求她再给我补充点回莫斯科的路费。

    “公爵府”的房间狭小，里面有黑漆漆的壁龛，可是无拘无束的旅馆生活倒使我挺高兴。父亲一早就出门，说是去找工作。下课后，我就领同学们到旅馆来玩，向他们吹牛，说我一个人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我还叫侍者送来茶炊、甜面包、于是我们大家尽情欢乐。

    (1920年冬，我曾住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宿舍里——就是过去的“公爵府”旅馆。在楼下还要出示通行证。值班员对着电话大声叫嚷：“喂，哪儿?……”“公爵府”仍和我童年时代一样令人神往。)

    我们集合在“公爵府”的小房间里，并不仅仅是吃吃甜面包、开开心而已：这年秋天，政治第一次敲击我的生活之门。我开始阅读报纸。日本人打败了我国军队，这是令人痛苦的，但我们明白，整个不幸在于专制制度。我一个同学的叔叔和社会革命党人有联系；这位叔叔说，革命很快就要爆发了，必须解除哥萨克和警察的武装，然后宣布共和国的成立……

    我读了《罪与罚》，索尼娅的遭遇使我痛苦。我又一次想到哈莫夫工厂的棚舍。得把一切都翻个过儿，一切的一切!……

    诚然，在我面前还有别的诱惑，例如，中学女生穆夏；她能弹奏《无言歌》，后来我又在穿堂里吻了她。不过这时的我已经全神贯注在行将发生某种重大而又神秘的事变的预感上了。不久前在柏林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迷恋奶油蛋糕的小娃娃；而在两三个月之后，我一下子就长大了。

    在我的处女作《胡利奥·胡列尼托及其门生历险记》里，有一个学生与我同名。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从未当过库里先生的妓院出纳，也没替罗马教皇运过机关枪。但是，名为伊利亚·爱伦堡的主人公，有时却也道出我真正的思想。小说里有一场争论：什么更高——是肯定，还是否定，胡列尼托的学生伊利亚·爱伦堡想起了《传道书》中的话：有扔石头的时候，也有堆石头的时候；他说，他只有一副面孔，而不是两副，他不会建设，他宁愿扔石头。

    《胡列尼托》是我30岁时写的，可是我现在讲的却是13岁那年秋天的事。当时我并没有听说过《传道书》，只是焦灼地渴望扔更多的石头。童年时代结束了——1905年莅临人间。
第一部分 9.中学时代（1）
    在最近一次调查户口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女调查员来找我，她惊讶地瞧瞧墙壁：毕加索使她大为恼火。

    “难道您喜欢这个?”

    “很喜欢。”

    “可我不相信，您这么说是因为他是您的好朋友。”

    然后，我开始回答问题。

    “文化程度?”

    “中学没毕业。”

    姑娘恼了：

    “我是在认真地问您。”

    “我也是认真地回答您。”

    “您在取笑我，我读过您的著作……调查户口——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什么您不愿意认真地回答我?”

    她委屈地走了。其实我对她说的是真话：1907年10月，当我还在读六年级的时候，被学校开除了。

    许多人描写过中学，例如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魏列萨耶夫、帕乌斯托夫斯基、卡维林。但我觉得，所有的中学都彼此相像。当然，我在学校里也学到点东西——不仅从某些教师那儿，也从某些同学那儿，但学到手的并不是很多：书籍和我在中学以外遇到的人们，却比学校好许多倍。

    中学生们穿过胡同走进中学；宽敞的前厅里挂着几百件大衣。那儿经常是“希腊人”跟“波斯人”打架的地方，年纪小的学生们，彼此紧挤在墙根上“挤油渣”。我做预备班学生的时候，曾看见学生们揍一个小孩子，把大衣罩在他头上，齐心协力地揍了他一大顿，还一边唱着：“打小报告的人在涅瓦大街上拖着肚肠……”从那一天起，我就牢记在心，而且一生都憎恶打小报告的人，或是照成年人的说法——告密者。中学培养了我的同志爱；我们从不考虑，受责者是对还是不对，我们总是用异口同声的答复来掩护他：“我们大家!我们大家!”

    (1938年，一个收留西班牙儿童的保育院的女教师对我发牢骚：“这些孩子真难对付，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原来，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打碎了一只高脚盘子，问他们是谁打碎的，他们回答：“我们大家。”我长久地向这位女教员解释，说恰恰相反，这里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我说了半天，可是没能说服她。)

    每逢节庆，中学生集合在大礼堂里，墙上悬挂着四位皇帝的肖像和一些刻有荣获奖章的学生的名字的大理石碑。当时的中学校长是捷克人约瑟夫·奥斯瓦尔多维奇·戈布札；他指着石牌对我们说，第一中学曾培养出以后成为国民教育部部长的博戈列波夫。我们很少见到戈布札，叫人害怕的是学监科罗布金。

    我总是怀着眷恋之情回想起中学的更衣室：这是我们的俱乐部。督学常出其不意地去瞧瞧四个低年级的更衣室，把藏在里面的懒学生轰出来，可是当我升到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更衣室得到了宪法保障，里面甚至允许吸烟。墙上涂满了猥亵的图画和打油诗：“你们快走开，黑夜尚未来……”在低年级的更衣室里，孩子们相互交换着钢笔头或邮票，留班生们(大家叫他们堪察加人)赌咒发誓说，他们能随意出入妓院。在高年级学生的更衣室里，大家谈论着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在雾中》，谈论着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揭露报导、颓废派、“奥蒙”剧院的歌女们和许多别的事。

    不过，我在高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我的回忆主要是跟三、四年级有关。在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飞快地跑进食堂；一个人仓促地念过祈祷文后，就开始了市场交易：用胡萝卜馅饼去换煎白菜肉卷，或是用肉丸子调换大米馅饼。我们把食堂服务员叫做“阿尔乔姆—拖鼻涕的火鸡”。

    约有两年时间，赌博广为流行：学生们押五戈比的赌注，看哪一位教员先从休息室里走出来。两个“堪察加人”负责管理赌金。有些老师经常走在前面，不过很难靠他们赢到十戈比以上，我还记得，有人下了德国老师谢金格逊的赌注，结果赢了差不多两卢布，他常常是最后一个站起来，可是这次却突然走在前面。(我曾在勃留索夫的回忆录中读到，早在1889年，克赖曼的中学里就有这种赌博。)

    在课程中，我最喜欢的是俄语和历史；我跟数学总是缺少缘分，而对拉丁文，不知为什么那样憎恨。语言课由爱好逗笑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科洛夫任教；每逢他叫我上黑板答写的时候，总要说：“喂，骟马爱伦……”我当时并不知道骟马是什么意思，也就不感到生气。大约到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由复述老师讲的课文转为自己做作文了，虽说我是个懒家伙，可是我偏偏爱上了作文。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又是夸我，又是骂我：“在课堂上不听讲，只顾写自己的，你会由于这种谬论而被赶出校门的，那时你就只好去当鞋匠了。”

    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无法查考，当时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为什么骂我，我学生时代的作文里究竟有些什么违禁的地方。可是当我成为作家之后的连续50年中，批评家们总是一再重复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话：“不听教训，只顾写自己的……”

    当我把填有坏分数的分数册带回家的时候，父亲骂我是二流子，说我总有一天会被学校赶出来，那么只有进克赖曼的中学了，这个学校是以收留被开除的学生著称的。后来，父亲已经不再用克赖曼这个名字来威胁我了，而是跟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样，简简单单地作出预言：“你只好去当鞋匠。”我一生从事过多种工作，其中不愉快的居多，可是修理皮鞋的手艺，我却始终没有学过。
第一部分 10.中学时代（2）
    在低年级的时候，我十分喜爱希腊神话。后来，博物学教师科鲁伯，一个有见地的生气勃勃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好学生。我对历史的兴趣一直没有冷淡下来，只不过到四年级的时候，使我感兴趣的已不是希腊女神，而是更为接近现代的过去。我曾写过一篇作文，谈到农民的解放不应该自上而下，而应从下面发动起来，于是校长就把父亲请了去。

    三年级时，我当了手抄刊物《新光》的编辑。这个刊物是瞒着教员创办的，虽然刊物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议论自由的诗歌，和一些描写学校生活的短篇小说而已。

    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有两座房子很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阿尔谢尼耶娃的女子中学和“荣获圣叶卡捷琳娜勋章的切尔科娃夫人贵族女子学院”。我升到四年级之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了，于是就爱上了各种类型的中学女生，每天最后一堂课还没下课，我就溜走了，在大门口等着一个小姑娘，替她拿着整

    齐地包在漆布里的书。我还熟悉其他的女子中学，例如坐落在阿尔巴特街上的阿尔费罗娃女子中学和基斯洛夫卡的布留霍年科女子中学。

    中学对面的大教堂近旁，有一座绝妙的小花园，我们就在那儿散步，跟女学生们决定约会的时间，争风吃醋和装扮成一幅毕巧林(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的主人公)的模样。

    当我升到五年级的时候，我撕下了帽徽上标志着我们中学的数字“Ⅰ”——当时所有“有觉悟的”人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穿短上衣像穿制服上衣一样，套在斜领衬衫外面。我们尽量模仿大学生：漫不经心的衣着，玩世不恭的神情，指手画脚地议论读过的书籍。

    某些中学生是唯美主义者，他们蔑视纳德松和阿普赫金的诗，当时这些诗使小姑娘爱得入迷，而这些中学生竟使自己的对象吃惊地在纪念册上写着：“啊，是的，女人们，我来号召你们。”也有一些纨袴子弟、过早地过着放荡生活的公子哥儿、世纪初的“阿飞”，他们头戴硕大无比的天蓝色制帽，谈论赛马、歌女、舞会，吹嘘他们昨天在舞会上喝了法国甜酒，后来就……至于后来究竟怎么样，只有吹牛大王的密友才听得到。

    在圆柱大厅里，我往往回忆起我第一次前去的情景。当时人们称它为“贵族俱乐部大厅”。我是去参加“为莫斯科第一中学贫苦学生募捐”的晚会的。一开头，夏里亚宾唱了《跳蚤之歌》。高年级的中学生们对此无动于衷，他们说，夏里亚宾老唱《跳蚤之歌》，可我当时还是二年级学生，因此异常兴奋地不断模仿着：“哈哈，跳蚤!”随后舞会开始了。我也试着学跳舞，我知道，有几十种最复杂的舞式：溜冰舞、西班牙舞、匈牙利舞、玛祖卡舞、蜜侬舞、沙康舞等等；但我总是搞乱了步法，而且最主要的是老踩舞伴的脚。我不想在“贵族俱乐部”里丢丑，便走上大厅上的敞廊。在那里，我突然看见级任教员的助手，我习惯地站了起来，高声向他问好。级任教员的助手正在向一位胖小姐大献殷勤，因此对我颇为生气。

    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曾和同学们一同去邀请演员来参加慈善音乐会。我们去过著名女歌唱家涅日丹诺娃的家。我紧握着白手套，由于不善交际而窘困万状。我的同学们比我勇敢得多。

    我们班上有一位“大社交家”——德鲁茨科伊公爵，他是跳舞能手，善于与姑娘们交谈。我在13岁的时候十分嫉妒他，可是一年以后就对他失去了兴趣。我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政治经济学的小册子、《萌芽》，尽力用低音说话，而且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上向声乐教员的女儿娜佳·佐里娜证明，爱情能鼓舞为自由献身的英雄。

    在从学校到家这一段路途中，我所伴送的姑娘经常更换，因为在14岁的年纪上，我并没有受忠贞不渝的约束。有时我也邀请她们上奥斯托任卡的佩列温糖果店去，那儿的点心三戈比一块。在我眼中，这些女孩子都不是人间的生灵，可是她们的胃口却不坏，于是有一次我不得不把制帽留给老板做抵押。

    我们当时住在奥斯托任卡的萨维奥洛夫胡同。寓所相当宽敞，我独自一间房。我要求父母亲到我房间来的时候必须敲敲门。母亲听从了我的话，可是父亲却嘲笑我的鬼把戏。

    我在奥斯托任卡的文具店里买了一些印有几乎是裸体的歌女照片的美术明信片：我虽然认为应该少想些女人，但是我仍不免过多地想到她们。我还记得著名美人娜塔莎·特鲁哈诺娃的照片，她使我爱得发狂。25年以后，我在巴黎认识了过去驻法国的武官，我国商务代表处的职员阿·阿·伊格纳季耶夫；恰巧他的妻子就是那个我在少年时代曾为之倾倒的娜塔莎。我把那张旧明信片的故事讲给她听，我的话使她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初恋发生在不久以后——1907年的秋天，那时我已被中学赶出来了。这个女学生的名字叫娜佳。她的哥哥谢尔盖·别洛博罗多夫是布尔什维克。娜佳的父亲正在读《莫斯科新闻》，他恶意地瞟了我一眼，因为在他看来，我是个革命者，又是犹太人，对天真无知的娜佳肯定没安好心。我很少去找她，通常我们只在街上，在扎恰季耶夫胡同见面。几乎每天我们都相互写着长长的情书，信里有对我们的关系所做的心理分析，有责备，有海誓山盟，这些情书既带醋意，又有激情，还含有哲学情调。我们当时只有16岁左右，所以很明显，双方都不仅仅是被对方所吸引，更重要的还是被那正在展开的生活的模糊预感吸引住了。

    我回到中学。结识了几个高班生。从他们那儿，我初次听见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和许多对我非常重要而且急剧地破坏了我的生活的东西。

    暴风雨般的1905年来临了。大学的神学讲堂变成了集会场所。我常到那儿去。在教室里，工人们和学生们并排坐着。我们高唱《马赛曲》和《华沙革命歌》。高等女校的学生散发传单。人们传递着大帽子，帽里放着“捐助武器”的字条。

    我走在苔藓大街上。大学生的制帽突然像秋天落叶一般在空中飞舞起来。有人高叫了一声：“志愿者来啊!”所有的人都朝大学的院子奔去，开始筑起防御街垒。我们十个人一组，我用粉笔把组号写在制服大衣上。我们把石头搬上去，放在讲堂里：如果敌人冲进来的话，我们就把石头朝他们扔过去。我们烧起了篝火；吃着香肠三明治，一直唱到天明：“朋友们，要勇敢，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不要气馁!……”我当年还不满15岁，所以不难理解，我始终是朝气蓬勃的。
第一部分 11.中学时代（3）
    我还记得鲍曼的葬礼。我们从墓地回来的时候，响起了阵阵枪声。我还记得戴着一只耳环、手执马鞭的哥萨克。我还记得12月：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鲜血映着白雪的日子。我帮助人们在库德林广场旁筑起街垒。我永不会忘却那个圣诞节——歌声、叫喊声和射击声消逝以后沉闷而可怕的寂静。普列斯尼亚已成为黑压压的一片废墟。谢苗诺夫军团的士兵的靴子践踏着白雪，白雪哀怨地发出沙沙声。度过圣诞节假期回到中学以后，我漫不经心地打量着一切，想着自己的心事：必须找到地下组织——重大的战斗还在前面。

    我在中学度过的这一年，仿佛不知道还有作业、听讲、分数的存在：我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比较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社会革命党是浪漫主义的：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恐怖手段，个人的作用。但是我觉得他们过于浪漫了，因为我想起了哈莫夫啤酒酿造厂的工人们，于是我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倾向于不浪漫的浪漫主义。我已阅读过列宁的文章，了解孟什维克的温和中庸近似我的父亲。我经常默默重复一个词：“正义。”这是一个非常生硬的词，有时冷得像数九寒天的金属，但当时我觉得它热烈、可爱而亲切。

    有一天，我跟父亲争执起来；原来，他也不听孟什维克的言论，他喜欢立宪民主党。我对他解释了好半天，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也许你是对的……可是最要紧的是容忍。”对于一个头上有着一撮粗硬的额发、心中怀着抛掷掉那沉重死板的巨石的夙愿的15岁男孩子，是很难用容忍去打动的。“全或无!”——这是易卜生的剧本中的一个人物说的话，我把它当作座右铭记在自己的札记本上，虽然我一向藐视诗歌，但我仍不时重复阿·康·托尔斯泰的诗句：

    要爱，就得不顾一切地爱，

    要威胁，就得认真地威胁……

    左：1902年的夏里亚宾。

    中：娜塔莎·特鲁哈诺娃。

    右：1905年莫斯科库德林广场的街垒。

    1906年确定了我的命运。这是喧嚣而又艰苦的一年：革命的浪潮依然汹涌澎湃，但是落潮也开始了。有些人满怀忧伤，有些人带着欢乐，他们都说暴风雨已经过去；喀琅施塔得和斯韦亚堡的水兵起义只不过是惊雷的最后几声轰响。中学生平静下来，回到教科书前：再也没有大学里的集会、游行和街垒。这一年我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组织，不久便和中学永别了。

    1958年，我的同窗瓦夏·克拉舍宁尼科夫医生找到了我。人到老年就会怀念那早已淡忘了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朋友们。克拉舍宁尼科夫决定召集我们所有尚在人世、散居在莫斯科的同学们聚会一次。我们在“布拉格”饭店晚餐，五个现在称之为“年已迟暮”的公民，聚在一起追忆当年在学校里的恶作剧、教员和姑娘们。

    饭店的大厅里渐渐拥挤起来；我背着大厅，所以看不见进来的人；突然我回过头去，吃了一惊——四周全是浓妆艳抹、披头散发的姑娘们和穿着格子上衣、烫着头发的小伙子，他们都是从前那些头戴天蓝制帽的中学生和“阔少派头”的大学生的直接继承人。他们翩翩起舞，当乐声停止，大厅暂呈寂静的时候，只有坐在最边上的桌旁的五个老头儿尚在开怀畅谈。

    我不明白，为什么命运要跟我们开这么一个残酷的玩笑：我们竟在“阿飞”聚集的地方会面。这种人，真的，并不很多。而我们是世纪初最平凡的中学生，我们，正和所有偶然幸存的人们一样，而且并不像老头子般喃喃抱怨，而是怀着柔情和信任，在这个夜晚谈起我们时代的青年们。

    “为什么你当时不喜欢瓦利亚·科兹林斯卡娅?”克拉舍宁尼科夫问我，“大家都爱她……”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也许由于我当时倾心于娜佳·别洛博罗多娃，也许因为我专心致志于未来：那时有一个当了工人战斗队员的大学生德米特里来找我，他教给我和我的伙伴们使用手枪，这件事使母亲胆战心惊。

    左：1905年10月20日鲍曼的葬礼。

    中：娜佳·别洛博罗多娃。

    右：1906年的伊利亚·爱伦堡。
第一部分 12.15岁的地下工作者
    过去的事早被遗忘；有些尚能追忆，有些已永远消逝。

    在《文学遗产》的马雅可夫斯基专集里，我找到莫斯科暗探局局长冯·科登中校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专门谈到莫斯科中等学校里社会民主党的地下组织情况。某些姓名使我想了好久，我想不起这指的是谁了；但是，暗探局局长的报告使我想起许多往事。冯·科登汇报说：

    “布里利扬特、法伊迪什、爱伦堡和安娜·维德林娜起着突出的作用……党从学生层中获得了新的工作人员：法伊迪什——军事技术局委员；爱伦堡、索科洛夫、萨哈罗娃、布哈林和布里利扬特——区宣传员；罗克沙宁——莫斯科河南区的技术员，安东诺夫——城区的技术员。”

    暗探局长把某些东西混淆了。就说我吧，起初我是在一般党的机构里，后来才和其他人一起搞学校工作。还是在1906年的时候，我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叶戈罗娃；她长着一头浅发，有一个向前突出的额头。起初我递送“文件”，后来在莫斯科河南区担任“组织者”。我最担心的是同志们会猜到我的年龄，那么一来他们就会说，不能把重要的任务委托给一个

    15岁的小孩子……

    左：1907年的索科列尼科夫。

    中：1907年的尼·布哈林。

    右：1908年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马雅可夫斯基做党的工作的时候连15岁也不到；可见这是时代的风尚。)

    还不到谈论冯·科登在报告中提到的全体同志的时候。我现在要谈谈“年长的”同学中的谢尼亚·奇列诺夫。他酷似驯良的小猫：一张宽脸，时常愁眉苦脸，情绪委靡，嘴角老挂着一丝冷笑。他给我们讲解外国资本的作用、英德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俄国资产阶级的贪婪和落后，但是在严肃的学术报告之后，他马上兴高采烈地谈起颓废派、艺术剧院、安纳托尔·法朗士的讽刺小说来了。多年以后，我与他在巴黎重逢——他是苏联大使馆的法律顾问。奇怪的是他的变化居然很少；显然，他在18岁的年纪上就已经把棱角完全磨光刨平了。

    侨居巴黎时，我们来往相当密切。他是一个既复杂又爱奢侈享乐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革命者。他看到了缺点，但仍然忠实于自己生死以赴的事业。大概在三世纪的知识渊博、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中间，也有一些像谢苗·鲍里索维奇·奇列诺夫(我们叫他艾斯别)这样的人——他们看出善良的牧羊人(指耶稣)的雕像较之于阿波罗还是颇不完善的，但他们仍然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挺身迎接拷打和死刑。我还记得我从莫斯科去巴黎时的情景；在边境车站涅戈列洛耶停着从巴黎开来的列车；艾斯别在餐车里慵懒地微笑着——他是被召回莫斯科去的。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这件事发生在1935年年底……

    在我看来，笨拙、近视、羞涩的男孩子瓦利亚·奈马克是谦逊和忠诚的典范。逮捕我的那个夜晚，他也被捕了，后来获得释放，不久又为另一案件而再度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他潜逃国外。我曾到一个位于瑞士边界的法国小城莫尔托去找他。那时瓦利亚正在一家钟表厂里做工。1909年我已开始写诗；当时我正处于心灵上的分裂状态——时而幻想返回俄罗斯，献身于秘密工作，时而又在巴黎街头游荡，迷醉于这个城市，默默读着关于美妇人的诗篇(指勃洛克的诗)。可是瓦利亚依然如故，他参加了当地的社会主义组织，照管党的文件；夜深人静时，他怀着一种稳重的热情对我证明说，一两年后，俄国将爆发革命。他后来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直到临终仍保持着少年时代的热情和纯真。

    左：谢·鲍·奇列诺夫。

    右：1908年，瓦利亚·奈马克。
第一部分 13.年轻的女诗人娜佳（1）
    利沃夫是邮政局的小职员，他住在肉商街上一座公家的寓所里；他希望他的女儿们能安分守己地嫁出去，可是女儿们却选择了地下工作。当娜佳·利沃娃被捕的时候，她还未满17岁，在审理前依法由她父亲保释。可是她回答宪兵上校说：“如果你们释放我，我还是要继续我的事业。”娜佳爱好诗歌，试着对我朗读勃洛克、巴尔蒙特、勃留索夫的诗篇。但是我怕所有使人分裂的东西：我爱好艺术，因此也憎恨它。我讥讽娜佳的爱好，我说诗歌是胡说八道，“必须控制自己”。尽管她热爱诗歌，但仍然出色地完成了地下组织交给她的一切任务。这是一个可爱的姑娘，非常谦逊，长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淡褐色的头发光滑地向后梳着。姐姐玛鲁夏对她颇为尊敬。娜佳在伊莉莎白中学学习，16岁升入八年级，中学毕业的时候获得了金质奖章。我常想：这个人的性格多么坚强!……

    我们是在1908年末分手的(我在去国外之前见过她)。两年以后她开始写诗。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瓦·雅·勃留索夫的。1911年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献了一首诗给娜·利沃娃；他写道：

    我要亲切地递给你

    我那浸透树脂的火炬，

    它一度被闪电点燃，

    烈焰在迎风搏斗中腾起。

    翌年二月，娜佳写道：“对我反正一样，对我反正一样。如今比不定何时更多……欢迎你，我的失败。”

    1913年秋，出版了两本诗集，一本是娜·利沃娃的《古老的童话》，另一本是《涅丽的诗》，是献给娜·利沃娃的，没有署作者名，却有一篇勃留索夫写的代序诗，他就是这本诗集的匿名作者。

    勃留索夫写道：

    应该承认：我不年轻了，转眼就到四十……

    娜佳比他小18岁。她写道：

    但是，正当我想独自回家，

    我蓦地发现，您已不年轻了，

    您的右鬓几乎斑白——

    我因后悔而心灰意冷。

    这些诗句写于1913年秋，同年11月24日娜佳就自杀了。她翻译过儒勒·拉弗格的诗作，此人描写过星期日的无限寂寥；还有一首诗描写一个女学生不知何故从堤岸上投身波心。勃留索夫时常谈到自杀，用丘特切夫的诗句作为他自己一首诗的题词：

    当热血沸腾和冷却的时候，

    有谁在多愁善感之中，

    不曾体验到你们——

    自杀和爱情的诱惑。

    而娜佳却饮弹自尽了……在她死后增补出版的《古老的童话》的序言中，我读到这么一句话：“利沃娃的一生中没有什么看上去特别重大的事件。”我的天哪，人的一生中应该有多少重大事件呢?娜佳15岁的时候成为地下工作者，16岁被捕，18岁开始写诗，22岁时开枪自杀。看来这也够了……

    在她的坟头(她被葬在马利亚小树林里)刻着但丁的一行诗：

    爱情引导我们走向死亡。

    但我现在所想的并不是勃留索夫，而是娜佳：她的命运中有一种东西使我至今仍激动不已，一种亲密关系迫使我如今单用一章来写她的故事。当然，她开枪自杀了，她认为是爱情引导她走向死亡的——她死后发表的诗作也都谈到这一点。不过，说不定正是诗歌引导她走向死亡的吧?

    人是很难适应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急剧转变的。娜佳喜爱勃洛克的诗，但她却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普列汉诺夫的书，以秘密接头处、“失败”、革命地下工作的严酷气候为生。她突然被迁移到十四行诗、只押母音的韵和同音法的不稳定的气候中。她死前曾两次写道：

    请相信，我不过是个女诗人。

    啊，莫非我是女人?我不过是个女诗人……
第一部分 14.年轻的女诗人娜佳（2）
    死去的兴许并不是一个碰上了复杂的爱情纠葛的女人，而“不过是个女诗人”。

    人们曾谈到从呆惯了的、空气窒闷的欧洲迁往遥远的西方地区的移民碰到的种种困难。如今人们在谈论宇航员感到失重时的艰辛。还有一种不幸：被迁移到一个由形象、词汇和音响构成的无形世界。看来娜佳·利沃娃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我在回忆自己青春时期的时候，也非常理解她的失败。她受不住了……

    我接到了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叙述了娜佳自杀后他的心情，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她曾向勃留索夫谈到我，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然而一位被我视为导师的著名诗人，为什么竟想到要向我作解释——这对我仍是一个谜。

    我还记得能干而博学的阿尼娅·维德林娜、我钟情过的阿霞·雅科夫列娃、利沃娃姊妹。

    我在地下组织时，别人做的工作我全做：写传单，在烤盘里熬胶——我们是用胶印机印传单的——寻找“关系”，把地址写在烟卷纸上，准备被捕的时候能一口吞下肚去，在工人小组里转述列宁的文章，跟孟什维克声嘶力竭地辩论，而且尽一切努力遵守地下工作的规则。

    我被捕时被没收去的笔记簿有助于我再现当年的性格。在一本笔记簿里，按照起诉书的话来说，记录了一些“各种有关俄国财政、国民教育、企业、农业以及关于德国的罢工和同盟歇业的统计材料”；另一本上写着——“跟鲍里斯交换意见”、“寓所”、“买书”、“关于合法报纸”、“转交印刷物”、“把关系转给季莫费和跟他交换关于讲演的意见”、“把铅字转交哈莫夫工厂”、“打电话给特卡奇”。

    冬天，我们经常在茶馆相见，我们往自动留声机的钱币控制器里掷下几个铜板，好让音乐来淹没我们的谈话声。茶馆里出售切成方块的灌肠。他们的叉子缺了齿；灌肠变了味，连芥末也压不住它的臭味。人们用肮脏的糖钳把糖块夹碎，然后咬着糖块就茶喝。茶馆里熙熙攘攘，但气氛并不愉快，人们进来取取暖，可是自己家里那种严酷的苦闷并没有远离他们。

    有一次，我走进一家为马车夫开设的夜间营业的茶馆。在这之前，我刚刚在马利亚小树林里参加全城会议；我们被密探发觉了，可是所有的人都逃跑了。我溜到茶馆去躲避密探。在我四周全是沉睡的马车夫。尽管我用碟子喝着茶，甚至还装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但是，想必我是太像一个典型的“煽动者”，像那种为警察分局的局长们梦寐以求的人物了，所以马车夫们虽然并没有注意我，却有一个人突然推开桌椅站了起来，用一双狡黠的眼睛盯着我说：“难道这也算是人过的日子?”吓得我马上跑了出去。

    一般地说，我总算是走运的。有一天傍晚，我在布季科夫纺织厂附近的堤岸上被他们捉住了。我身上正带着传单。他们把我带到分局去。警察局分局长就走到我旁边。当我们走过奥斯托任卡的时候，他停住脚步，为一辆漂亮的马车让路，我就乘机往前跑去，居然被我把传单扔掉了。我在分局里呆了几个钟头，后来警官来了，骂了几句，就释放了我。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工人的家里集会，这位工人的妻子告发了我们。她对丈夫的行径吃醋，因而决定借此来报复他；但是想必她对警察说了些什么荒唐无稽的话：警察钻到床铺底下，撬开一块地板，搜查了所有人的口袋——寻找武器，可是什么也没找到，便扬长而去，甚至连我们是什么人也不想打听一下。

    不久以前，在馅饼大街的国家档案馆里，我忽然发现了一张褪色的纸；它使我忆起“1907年11月1日凌晨3时，在居住在萨韦洛夫胡同瓦尔瓦拉公司的住宅里的中学生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的房间里进行了一次搜查”，但是“并未找到任何违禁品”，“没收了《俄国马赛曲》的乐谱和各式各样的明信片”。

    在我负责的那个分区里有一家斯拉德科夫壁纸工厂。我跟技师季莫费·伊万诺维奇·伊柳欣交上了朋友，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绝顶坚定的人。工厂里举行了罢工；我在会上演说，为罢工委员会去向大学生们募集捐款。

    我还喜欢一个细木工匠，那个永远快快活活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杜什金。不论是他还是伊柳欣，都丝毫不像我童年时代所认识的哈莫夫工厂忧郁的工人们。1905年并没有无声无息地消逝，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开始形成了。从我的新朋友那儿，我学会了如何使心情愉快。他们生活贫困，工作繁重，但他们仍然诙谐达观。对于我来说，参加革命工作是为了摆脱谎言，而对于他们便是生死与共的事业，虽然复杂，却很自然。

    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些场景。沙博洛夫卡旁边是一片大荒地，有几块地方生着一些衰草；赤脚的工人们躺在草上。我们在那儿集会，谈论着《前进报》上的文章，也谈到斯拉德科夫壁纸工厂的工人们要求厂主发肥皂的事。在这种场合，我们必定派人放哨，因为那个绰号叫做“锥子”的凶残的警察很可能溜过来。我们也时常在鞑靼公墓的残碑丛中开会；春天里，那儿盛开着蒲公英和毛茛。我们最喜爱的集会地点是麻雀山。山顶上，茶棚的老板娘们殷勤邀请可敬的顾客喝茶。茶炊冒着烟，伏特加汩汩作响。手风琴如泣如诉：“啊，为什么夜色这样美丽……”我们在半山腰的小树林里开会，谈论着“关系”和用胶印机印出来的传单，谈论着昨天一个身上带着许多地址的做组织工作的人被捕了……
第一部分 15.年轻的女诗人娜佳（3）
    我还记得选举出席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事。布尔什维克应当邀请一个孟什维克参加选举前的大会，而孟什维克也应当邀请一个布尔什维克参加同样的会议。人总是憎恨比较近的人们，所以在我眼中，立宪民主党人比孟什维克似乎还要可爱些。我参加了印刷工人中的孟什维克会议，我那副能言善辩的口才在那里变得软弱无力了。后来又举行了砖瓦厂10人或15人的会议，在这个砖瓦厂里有孟什维克组织。一个姑娘代表孟什维克出来讲话，她非常严肃，但对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都感到拘束，我却毫无礼貌地挖苦孟什维克，结果我得到了胜利：工人们选举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这位姑娘几乎哭了出来，我和她一起离开，心里非常可怜她，但我暗自在微笑——我毕竟驳倒了机会主义者!

    据说，人对着镜子看，有时倒认不出自己来。要想从往昔的模糊的镜子里认出自己，那就更为困难。每当有人问起我文学活动的起点时，我总是把1909年春天写的诗告诉他们。其实，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于1907年，这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更近似有独特风格的政论。馅饼大街的档案馆里还保存着《环节》杂志的社论，它是我写的。这篇社论充满了一个16岁的新信徒的热情。“我们在艰苦的时代出版我们的杂志。万恶的反动势力统治着整个俄国。革命的先进队伍无产阶级失败后尚未恢复元气，创伤还没痊愈。它的敌人兴高采烈地叫嚣着‘失败者的悲哀’，猛烈地攻击革命队伍，首先是它的领袖——俄国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的无产阶级坚定地认识到新的力量，对最终目的怀着光明的信心，正在磨炼着自己的武器，建设着自己的工人的党。我们与它有着共同的信仰，深深憎恨那个荒淫无度、贪婪腐化、制造贫困的制度，憎恨那个金钱与皮鞭的政权。我们坚定地相信它的崩溃是必不可免的，我们坚定地相信那自由、平等、博爱的光明王国必然来临。以社会民主党为前列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国际主义的斗争便是胜利的保障。它号召所有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所有真正渴望振兴人类的人走到红旗下面。它将沿着遍布荆棘、然而是正确的道路走向自己的目的地——社会主义。在这场历史性的决斗中，没有，也不应该有旁观者：谁不和它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它。我们的话是针对这场斗争的参加者当中决心为劳动解放事业献身的人们而说的。我们要求他们担负起艰巨的任务，要求他们成为伟大阶级的鼓手和号手，要求他们学会斗争的科学，要求他们和未来的救世主——无产阶级紧密地联成一环。”我引用了我第一篇文学习作的全文，当然，这并非因为我认为它写得很成功；我只是想证明词汇的通货膨胀是怎么出现的，证明词汇如何变换了自己的原义。1907年，我渴望成为一个鼓手和号手，其目的是为了能在1957年写出“在乐队里，不仅仅有喇叭和鼓……”这样的句子来。

    我的另一篇名为《统一的党的两年》的文章没有保存下来。我根据一个暗探的报告，说明党不应该轻视合法斗争的一切形式，但同时也应该加强秘密活动。党的策略问题、党内的派别争论，在那个时候对我都有吸引力。我喜欢谈论和解，但态度却是不和解的。

    我经常在秘密接头地点遇到瓦里娅、季莫费、塔尼娅、叶戈尔-莫尔贡。叶戈尔是大学生，塔尼娅是女子高等学院学生。有时傍晚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同到塔尼娅或利季娅·涅多科涅娃家去玩；她们住在弗拉基米洛-多尔戈鲁科夫大街上；我们谈论着党的工作，但也吵吵闹闹，说说笑笑。不久前我遇见了五十年没有来往的塔尼娅；她已是弗·帕·诺根的遗孀了。我们回忆起遥远的过去：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宣传员，如何聚集在彼·格·斯米多维奇家附近的发电站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又如何善于戏谑，我们早年的青春时代是多么热情、多么光明啊。

    我跟马卡尔见过许多次面，但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家把弗·帕·诺根叫做“马卡尔”。

    有一天，一个长着一双疲惫而善良的眼睛的人来参加市的会议。我怀着敬意望着他：我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因诺肯季(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关切地跟我们每一个人谈话；他对一个同志说：“您的气色不好，您该休息休息……”我还记得，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它跟我当时对革命的概念不相符合；说得更确切些，我非常渴望平常的人的爱抚，但我认为这是软弱、遗毒、“知识分子习气”。

    1907年秋，我受委托去调整和士兵间的联系，并在兵营里建立组织。我为这个任务的艰巨和重要所鼓舞。他们将由于屡次失败而剩下的唯一一个印章交给我保管；我在两本捐册上盖好了印，由于愚蠢，我把印章带在身上，而自以为收藏得很好。(起诉书上说，在从我身上搜出的物件中，有“俄国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市委会军事组织”的“胶印章”。)我设法结识了涅斯维斯基团的一个非战列连的文书，他引来了机枪连的三个士兵，后来又来了一个自愿入伍的人，随后又有一个士兵参加，一共有六个人——这个组织后来成为赤卫军的前身之一……

    我还是不断地阅读小说，上剧院，有时去探望远离政治的熟人。历史学家们把那个时期称为“反动的开始”。在光辉夺目的1905年以后出现了混乱时代：所有的人都在探索着什么，热烈地展开争论，激动不安，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可以感觉到一种倦怠、失望和空虚。

    小姐们不再跳我童年时代广为流行的蜜侬舞、沙康舞，而在自己受惊的母亲面前学会了跳步态舞和玛特奇什舞：文明的人类已经转向狐步舞了。大学生争论着阿志拔舍夫的萨宁是否是现代人的典范：这里有适合于要求不严的人们的尼采学说，有比王尔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色情，也有新世纪的直言不讳。阿纳托利·卡缅斯基详细描写某军官如何在一日之间诱骗了四个女人的短篇也出现了。艺术剧院上演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一个人的一生》，这是一个概括生活的天真尝试，这出戏里的旁白就对此作了说明。莫斯科的知识分子成天不是用口哨吹奏着这出戏里的波尔卡舞曲，便是哼着它的调子。这个剧院还上演了梅特林克的《盲人》，由于象征性的哀号，多愁善感的太太们得了神经衰弱症。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也没预见到，十年以后会出现大麦粥和调查表；生活显得过分平静，人们像找寻稀有原料似的在艺术中寻求不幸。寻神说、斯堪的纳维亚文选、《鬼魂的诱惑》风靡一时的世纪开始了(斯堪的纳维亚作家的作品20世纪初在俄国十分流行；《鬼魂的诱惑》是索洛古勃的一部长篇小说)。
第一部分 16.年轻的女诗人娜佳（4）
    也许，由于自己不妥协的性格，我没有受到它们的侵蚀吧；然而不是这样，艺术也深入到我的地下生活里来了。我一夜夜地读着汉姆生的《牧羊神》、《维多利亚》、《神秘剧》，我一边责骂着自己的软弱，但仍禁不住要赞赏，因为我感觉到，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自然、形象、音响、色彩。契诃夫的无可辩驳的真实使我大为震惊，其实，我当时还不理解它；我曾喃喃自语：“米修斯，你在哪里?”(指契诃夫的《带阁楼的房子》)我也曾迷恋上了“带小狗的女人”。我看见过伊莎多拉·邓肯(1878—1927，美国女舞蹈家)；她穿着古代的白色短袖长衣，跳的舞跟格利采尔的毫无共同之处。我照旧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但经常不能抵御这种“胡说八道”的蛊惑。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对一个我爱恋的姑娘说：“柯罗连科说过，人是为了幸福而创造出来的，犹如鸟之为了翱翔……”我常常陷入情网，也非常渴望幸福，但是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所有时间都贡献给另一件工作。我们常常把“磐石般的”这样一个形容词用来赞扬人；而磐石不过是一块大石头。可是人却多么复杂啊。即使是在16岁的年纪上……

    报纸都是既热闹而又沉闷。社会革命党人热衷于恐怖行为。人们被绞死。暗探们夜晚到处扯开褥垫，抖乱八十卷的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的百科全书。

    勃洛克当时写道：

    我认识你，生活!我接受你!

    我敲响盾牌欢迎你!

    但我并不知道勃洛克。生活里有许许多多东西还不为我所知，因为我过去是一块带有一条大裂痕的小石头。我常去看望中学女生阿霞·雅科夫列娃；她比我大两岁，想必比我善于解开人类情感上的乱结吧。我把伦敦代表大会的结果告诉她，而且尽量抑制住郁积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许多东西。简短的爱的自白打断了关于合作组织的利弊的谈话。我们争吵了，又和解了。圣诞节假期中，阿霞到博布罗夫去了，她答应我说，首先要粉碎当地的社会革命党，其次要仔细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她寄给我的一封信，在我被捕时被没收了，这封信的开头是：“伊利亚，我非常希望能平心静气地跟您谈谈……”而结尾是对几个问题的答复：“我没有读什么报告，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都溜走了，也许，是战斗的热情消逝了……”

    一面争论着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同时又幻想着幸福，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所以谈起

    这个，是因为我跟许多同辈作家不同，很早就看到了我往后在其中生活了整整50年的内心世界的小模型。如果不是根据日历，而是就生活方式而论的话，那个拥有赫尔岑和奥加廖夫的誓言，拥有“心灵的迷惘”、波林娜·维亚尔多、《海鸥》和纳德松的诗篇的19世纪依然屹立不动，然而，我却在秘密接头处和汉姆生的小说之间，已经预感到了另一时代的气候。

    我现在用轻微的嘲笑来对待那种男孩子的自信心；但恰恰是那几年对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我走过的是一条紊乱的路程：生活不是阳关大道，而艺术又使人激动，还时常把人领入歧途。但我仍然觉得，那个抄写着幼稚的传单的16岁青年，现在对我仍非常亲切。如果有什么东西帮助了我度过怀疑、失望的岁月的话，那只能说是我意识到五十多年前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为时代的理性和我的良心所指使的。

    我被捕时正当深夜两点；我在埋头酣睡，突然被警察局分局长和暗探们的声音所惊醒。我什么也没有来得及毁掉。搜查一直持续到早晨。母亲啼哭不休，从基辅来玩的婶娘穿着华丽的衬裙吓得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念头使我得到慰藉，甚至感到欣喜：多么好，我在两星期以前刚满17岁!这么一来，没有人再会因为我年幼而怀疑我是否能负起全部责任了……

    左：1908年，娜佳·利沃娃。

    左中：利季娅·涅多科涅娃。

    右中：弗·帕·诺根。

    右：1908年，阿霞·雅科夫列娃。
第一部分 17.狱中生活（1）
    我在狱中一共只呆了五个月，但我毕竟是个小孩子，所以我觉得仿佛呆了几年似的：监狱中度过的时间跟在自由的时候不同，日子显得特别漫长。有时感到非常郁

    闷，尤其是在傍晚，当市声传来的时候，不过我总是尽力克制自己——在我的概念里，监狱是一个人成熟的毕业证书。

    半年里，我熟悉了形形色色的监狱：肉商大街分所、苏谢夫斯克监狱、巴斯曼监狱，最后还有布特尔基监狱。它们的风气各自不同。

    当时的监狱到处都人满为患，为了等待空额，我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的区分所里被关了一周。那里嘈杂不堪。每逢夜晚就抓来许多醉汉，把他们无情地鞭笞以后再关进醉牢——人们这样称呼那个像动物园里的笼子似的大牢笼。看守我的是警察，他们常常坐着就睡着了，一醒过来就高声地擤鼻涕，抱怨这种麻烦的职业。我却只顾想着自己的事：我多蠢，没把军事组织的印章藏好；我也想到阿霞：多遗憾，我们竟没能把一切谈妥!……后来他们把我押到暗探局，一个垂头丧气的大脖子摄影师不停地说：“头抬高点……现在看镜头……”我自幼醉心摄影，喜欢照相，可是不喜欢别人替我照相，而在暗探局却感到特别高兴——这就是说，他们对待我是很认真的。

    他们把我押到肉商大街分所。那儿的制度还算过得去。每一间极小的囚房里摆着两张床。有些好心肠的狱卒，准许犯人在走廊里散散步，而另一些却成天骂人。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每逢我要求放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他总是回答说：“没关系，等一会儿……”狱吏是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当外面给犯人送些书来的时候，他就生气，因为他不能分辨哪些是造反的书。在国家档案馆里，我看见过他给暗探局写的报告，说没收了送给我的书籍——《大地》文选和易卜生文集。有一次，他气呼呼地喊叫着：“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给您送来了谈鞭笞的书。不准看!不给您!”〔后来我才知道，那本吓得他惊惶失措的书原来是克努特·汉姆生的小说。(“鞭笞”一词的读音即“克努特”，狱吏文化程度低，弄混了)〕

    肉商大街分所里监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B拉杜斯-津科维奇；我觉得他是一位老战士——已经有30岁啦；他曾经流亡国外，这不是第一次蹲监狱。我的邻居也是个“老头子”——一个头发斑白的人。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唯恐他认出我才17岁。有一天，狱吏给我送来一本文艺创作选；我把它拿给这位邻居，一小时后，这位邻居对我说：“这儿有你一封信。”原来书是阿霞送来的，她在某些字母下面注上了隐隐约约的记号。由于幸福，也由于害羞，我脸红了；一连几天，我都不敢正眼瞧我的邻居——这种情感，我认为是不可容忍的软弱。

    左：伊利亚·爱伦堡。

    右：20世纪初的布特尔基监狱。

    我们在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许多雪堆中间散步。后来，白雪突然变成灰色，雪堆坍陷——春天快到了。

    有时，他们带我们去洗澡，这就算是最好的日子了。我们走在大马路上，来往行人瞧着囚徒——有的惊讶，有的怜悯。一个老太婆画着十字，塞给我一个五戈比的辅币：因为我走在最边上。我们在澡堂子里拼命地洗啊，用水冲啊，好像已经重获自由似的。

    外面的警卫任务是由宪兵署的宪兵担任的；他们常和我们聊天，说他们很尊敬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小偷，而是“政治家”。有一些宪兵答应替我们把信送到外面去。3月13日我给阿霞写了一封信。在这以前，我大概从她那儿接到了一封使我伤心的便柬，所以我才写道：“由于意识到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必须得到外面的消息，我不能落后于运动，所以我才不得不请求您给我写信。”这封信是在阿霞那儿搜查时发现的，并且归入了卷宗。我从这封信看出，在狱里我所念念不忘的，仍然和我在自由的时刻一样。“愉快地得悉，我们的事业虽然有重重阻难，但仍旧在前进。不过您在这封信中说到我的计划，认为俱乐部的新成员可能都是些非常可爱的小伙子，但是我非常怀疑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的党性，他们的组织工作可能会变成一场儿戏。”(当我重读这几行时，我不禁哑然失笑——17岁的孩子居然揭露起学生组织中新成员的儿戏来了!)接着我写到某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莫斯科河南区社无法解决自修问题，‘劳动同盟’已被查封；很明显，政府决定封锁通向地下活动的大门。我们应该冲破它。但是有一点不应忘记——这只是辅助手段，而不应该是地下工作的中心。”

    这封信在阿霞那里搜查出来之后，我就从肉商大街分所被转押到苏谢夫斯克监狱去了。这个监狱，在我看来，真是个天堂。在一个大房间的大板床上睡着许多人；翻身的时候不能不弄醒邻居。所有的人都吵着、喊着、唱着“光荣的湖，神圣的贝加尔……”狱吏是一个酒鬼，他喜欢钱、白兰地、巧克力糖和布罗卡尔的花露水；也爱和知识分子搞在一起，他说：“你们是政治家，是聪明人……”他反对探望，但只要在请求书上放上三个卢布，事情就好办了。什么东西都可以送进来，只不过凡是他特别喜爱的东西，都扣下了。有时他喝多了，就走进监房，微笑着倾听社会民主党人跟社会革命党人的争吵，插嘴说：“瞧你们还吵架呢，我却爱你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社会革命党，还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你们是聪明人，可是俄国将来究竟怎么样，这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他脸上长满了粉刺，还有一个酒糟鼻子，浑身是酒精气味。

    某些犯人经常发怒：成天叫喊，吵得人不能读书。后来选了一个室长，这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孟什维克，他郑重地宣布：从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严禁喧哗。就在整9点的时候，三个无政府主义者扯开喉咙，放声大唱：“让黑旗标志着工人的胜利……”他们反对任何规则，甚至狱吏在他们面前也有些胆怯地说：“你们这是干吗……太过分了。”(当1936年我在阿拉贡前线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处的半年中，我每每回忆起苏谢夫斯克监狱的这间牢房。)
第一部分 18.狱中生活（2）
    其实，不仅我们的牢房毫无秩序，整个暗探局也是如此：在一间牢房里，有一些偶然被捕的人，他们日复一日地期待着释放，另有一些则是被指控为进行武装袭击的恐怖分子——他们面临着绞刑的威胁。有一位教堂执事也坐了一个礼拜的牢，他被抓错了——搜捕的是另一个和他同姓的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解释自己的遭遇，说他是偶然的牺牲品，还说甚至他的念头都是绝对忠实可靠的，他丝毫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听了他的话只是哈哈大笑。当看守进来对他说你可以回家了的时候，他反倒不知所措了，说什么现在他一定会被再抓回来的——因为他在这一个礼拜之中，听到了多少违禁的话啊。有一个参与了武装抢劫的社会革命党人，在狱里等着处死。他叫伊万诺夫(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姓)。他佯装疯癫，开头他只是短暂地突然发作，后来，或者是他改变了策略，或者是他真的有点精神失常了，他整日整夜地用鹫鸣般的啸叫、没有理由的大笑和语无伦次的话来打扰我们。

    审理我这案子的是宪兵上校瓦西里耶夫。他尽力博取我的好感，跟我攀谈现存制度的祸根，说什么他心里是拥护进步的。他有时恭维我，有时用一个上了年纪的、并不愚蠢的犬儒主义者的讥讽来取笑我。他非常想弄清楚，究竟谁是《统一的党的两年》一文的作者，会不会很快又出现新的分裂，列宁的立场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回答得非常简短：不同的人给了我不同的文件，我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他把话题转向一般的题目——关于高尔基、关于青年的作用、关于俄国的未来；他对我说：“我有一个跟您同岁的儿子，是个糊涂虫，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不论是跳舞、姑娘还是酒。可是跟您谈话却很愉快，您是一个独特的青年，而且博学多识。”有一次，在审讯的时候，他高声读着阿霞给我的信，这封信是在我被捕的时候给他们搜去的。我大为愤慨，叫嚷着说，这跟审讯无关，我绝不能容忍别人的侮辱。他非常满意，称我为“热血青年”，请我喝茶吃点心，可是我拒绝了。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一个自称是我的表姐的姑娘来找他，要求和我见面。“我问她，您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可是她甚至连父名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吸收这种蠢货参加你们的组织呢?我没有逮捕她。您当然猜得出我所说的是谁吧?雅科夫列娃·阿霞。”我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情感，满不在乎地回答说，这与案子毫无关系。

    上校对我说了谎。阿霞来找他请求接见之后不久，就对她家进行了搜查；不幸的是，我从狱中寄出的信还放在她桌上，尚未启封——她没有来得及看信，也没来得及销毁它。4月8日，由于追究到学生组织一案，阿霞被捕了，两周之后，交了200卢布保证金才获释放。

    当然，我憎恨瓦西里耶夫上校，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是小说里的狡猾的侦察员——我以前总以为所有的宪兵都是愚蠢的、不学无术的粗人。

    宪兵署坐落在库德林广场上。每次我去的时候都乘坐马车；旁边坐着一个宪兵。我贪婪地打量着行人——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个熟人?……街上走着工人、阔少、中学女生、军人。屋前花圃里丁香盛开。一个熟人也没有……

    在最后一次审讯的时候，他们对我说，因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学生组织一案而依法律126条第1款受审的有爱伦堡、奥斯科尔科夫、奈马克、利沃娃、伊文松、索科洛夫和雅科夫列娃。除此而外，依照法律第102条第1款我还将以参加军事组织的罪名受审。瓦西里耶夫笑着对我解释说：“您个人将被判处六年苦役，但由于尚未成年，可以减刑三分之一。然后——终身迁居外地。不论您打哪儿溜进来，我都能认出您来……”

    某些犯人利用苏谢夫斯克监狱当局的疏忽大意，组织了一次越狱；就我记忆所及，只有四个人逃了出去。我第一次看见狱吏脸上阴云密布。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保住自己的饭碗，但是我们却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即刻以“越狱同谋犯”的罪名被分头押解到不同的地方。

    巴斯曼区的狱吏一看见我，就厉声喝道：“脱裤子!”开始了人身搜查。我从天堂落到地狱。一记有力的耳光使我马上认识了新的制度。在巴斯曼狱中，我们曾宣布绝食，要求转到别的监狱去。还记得，我曾要求一位同志往面包上吐唾沫——因为我怕我克制不住，会去掐下一块……

    我后来被转押到布特尔斯克监狱的单人囚室；对我来说，这是惩罚——问题自然在于年龄；如果现在让我在苏谢夫斯克的公共狱房和单人囚室之间做个选择的话，那我决不会有一分一秒的迟疑；可是在17岁的年纪上，独自消磨时光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还不许接见、不许通信、不许读书呢。

    我曾试着敲叩墙壁，但是毫无回应。他们也不让我出去放风。夏日的强光侵入小窗。便桶散着臭气。我开始大声朗读诗篇——狱卒威吓着要把我押进禁闭囚房。我要了张纸，给暗探局写了一个申请，说“监禁在莫斯科解送犯监狱中的伊利亚·爱伦堡”不愿再过铁窗生活：“请求立刻将我释放。如果你们希望在审判前将我折磨死或是使我发狂，那么应当事先对我说明。”我现在抄着这几行字，不禁觉得好笑，但在我写申请的当时，却丝毫不觉得荒唐。这份申请后来也编号归档了。

    狱医发现我患了极其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是有许多事他并不知道：我仍在思索着党的各项工作、思索着如何为了党的工作而利用合作组织、考虑应该怎么推动古容工厂的某些工人；我默写了一封《答普列汉诺夫书》。我还想到，阿霞通过了考试，要进高等女子学院——我们的生活旅程未必能结合在一起了。我在狱中所想的不止于这些：我还开始考虑到生活，考虑到那些在自由的日子里未曾完全想通的大问题。一般说来，监狱是个好学校，只要没有鞭挞，没有拷问，只要你知道监禁你的是敌人，而志同道合者正满怀友情地怀念着你。

    “带着东西!……”我原以为我又要被转押到别的监狱去了，可是他们递给我一纸公文：“签字吧。”他们在审讯前将我释放了，交给警察监视；我必须立刻离开莫斯科迁往基辅。

    我一出狱门走到长臂街上，立刻愣住了。一切都能遗忘，这一刹那却永记在心上!一个在平静的时代、平静的国度里生长、学习、结婚、工作、患病、衰老的人，他可以度完自己的一生，而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自由；大概，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拥有中等想象力的规矩的公民所应有的那种自由。我跨出监狱的大门，立刻呆住了。马车夫、拉着手风琴的青年、小摊贩、奇奇金奶品店、萨沃斯季亚诺夫面包房、姑娘、狗、十条小胡同、一百个庭院。你可以一直向前走，也可以向右或向左……这时我才了解什么是自由，而且终生难忘。

    (我始终没有领会普希金这几行诗：“人世间没有幸福，只有平静和自由……”我曾屡次思索这些字句，但是不得要领：生活变了。1949年，我和萨·雅·马尔夏克同坐在大剧院的池座里；台上在做关于普希金的报告——这是个纪念会。后来我们拐进铁匠桥拐角的咖啡店。我问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除了平静和自由之外，普希金幻想得到什么幸福；马尔夏克一言未发。)

    我久久地伫立在长臂街头，面带微笑；后来我朝奥斯托任卡的家中走去，经过受难周广场的时候，我向普希金的铜像致意，我沿着绿意葱茏的大街走去，脸上一直带着笑意。

第二部分 
1.从波尔塔瓦流亡巴黎  2.初识巴黎  3.列宁要我去找他  4.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1） 
5.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2）  6.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3）  7.与诗结缘（1）  8.与诗结缘（2） 
9.与诗结缘（3）  10.与诗结缘（4）  11.与诗结缘（5）  12.与诗结缘（6） 

第二部分 1.从波尔塔瓦流亡巴黎
    到基辅以后不久，我又被送走了，而且不知为什么不准我在基辅、沃伦、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等省居住。我得到一张前往波尔塔瓦的通行证，因为我的舅舅，一位自由派的律师住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城市相当可爱，这儿有幽静的街道、绿色的庭园、白色的小屋；但是“警察的公开监视”也会毒害田园式的波尔塔瓦省的生活。当然，舅舅殷勤周到地接待了我，但是我也明白，我在他家逗留的时间越短，他也就更加安心。所以我开始寻找住处；我不得不事先告诉房东，说我是受警察监视的人。但只要我说出这件事，就必定遭到拒绝——有的人态度粗暴，有的面带歉意，提出许多困难来婉言谢绝。最后，我才碰到一个专门缝制男服的裁缝布拉韦，他跟妻子商议了一会儿，决定租给我一个小房间。我拿出书籍、笔记，准备长期定居在波尔塔瓦。我自然盼望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我手头保存着一个工人的地址——是在基辅时得到的。整整一个星期，我从城市的这端走到那端，希望能够证实没有密探盯梢。

    1908年11月11日，波尔塔瓦宪兵署长官涅斯捷罗夫上校写道：“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活动的情况，今作如下汇报：十月份被列入监视范围的有下列诸人”——下面是名单，其中有“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大学生”。遗憾的是，他的报告我过了半个世纪才有缘看到，不然的话，他把我错认为是大学生这件事一定会大大地满足我的自尊心。

    20世纪初波尔塔瓦明信片。

    我在波尔塔瓦的生活细节，已经很难追忆，所以只得再次向警务档案求援：“通过侦探情报，我们得到了被监视的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的信件副本。1908年9月21日发自波尔塔瓦，寄给基辅的西玛。‘敬爱的同志!现向您报告有关波尔塔瓦组织的现状的若干情报。此地还存在两三个小组，但是软弱无力。一般来说，情况相当凄惨。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代表会议，至少是可笑的……他们因为我是“布尔什维克”，很久不许我参加活动，而现在我还处于“特殊地位”。迫切恳求您给我寄几十本《南方无产者》来，同时请告诉我，您那儿有什么新闻。’”

    我不记得西玛了，但是我还记得，波尔塔瓦有一个孟什维克组织，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何况又是非常年轻而激进，所以把那位留着契诃夫式胡子的瘦弱可爱的孟什维克吓了一跳，他老是说：“不能这样，不能什么都答应，真的不行……”不过我还是想到办法同在机车库工作的三个布尔什维克接上了关系，而且写了两份传单。

    每周我应该到段里去两次，但是“公开的监视”并不止于此：警察常来找我，黎明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深夜里敲打我的窗户。有一次，我回到家里，看见我的床上坐着一个戴长耳风帽的警察；他责备地说了一声：“您老不在家。”然后拿起桌上的一本笔记簿——库诺·菲舍尔的《哲学史》的摘要——又用绳子把我的书整整齐齐地捆起来，拿走了。

    后来，布拉韦裁缝呜咽着请求我搬家，段里对他说，如果他不把我撵走的话，他就会碰到很不愉快的事情。于是那种有伤自尊的寻找寓所的差事又开始了。在第三天或是第四天，我找到一间舒适的房间，主人以哈哈大笑来回答我的警告：“我自己也是受监视的……”他同情社会革命党人，每到夜晚，我们就争论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时，我们的辩论被警察的例行访问所打断。

    舅舅建议我到省法院去看看——他正在替一个被诬为盗贼的可怜人辩护。于是我就开始每天出席审讯——在我看来，这些审讯比小说还有趣味。我知道人们过着贫困的生活，我记得哈莫夫啤酒酿造厂的工人棚舍，我看见过小客栈、夜间营业的茶馆、醉汉、残忍而又愚昧的人们，我也见识过监狱。但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而在法院里，人们的心灵却展现在我眼前。为什么一个沉静、谦逊的农妇会凶残地杀害自己的邻居?为什么老头子会害死跟他生活在一起的继女?为什么人们相信满脸麻子的丑巫师?为什么他们充满了愚昧、偏见，充满一些狂暴的、他们自己也难以理解的激情?虽然我在那以前已经知道有“基础”和“上层建筑”，但是在波尔塔瓦，我才第一次严肃地思索着“上层建筑”的畸形和牢固性。以前我总觉得，人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改变——只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行了。听到了被告的口供、证人的证词，我才明白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了契诃夫的小说。

    我在波尔塔瓦一共只住了一个半月。警察局局长把我叫了去，通知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他问我：“您打算到哪儿去呢?”我顺口说出了在我脑中闪现出来的头一个城市的名字：斯摩棱斯克。

    我不知道，我给斯摩棱斯克当局带来了麻烦。不久以前，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科学研究员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寄给我一份查询结果的说明。原来涅斯捷罗夫上校通知了他在斯摩棱斯克的同事葛罗米柯将军：“前大学生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于11月10日声称同意迁居斯摩棱斯克城，波尔塔瓦警察局局长已发给他通行证。”与此同时，涅斯捷罗夫上校还提醒葛罗米柯将军说：“该爱伦堡居住波尔塔瓦期间，已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的某些人物建立了联系。”11月24日斯摩棱斯克宪兵署长官下令立刻把我到达斯摩棱斯克的消息通知他。他们长期地搜寻我。

    我从波尔塔瓦来到了基辅，在基辅逗留了一周，并没有去登记户口。每晚都得更换一个寄宿处。有一次，我在傍晚找到了预定的地址，按过电铃，敲过门，但始终不见有人出来开门。也许，我当时把地址写错了，我不知道。我只得漫步在比比科夫大街上。天气很冷，飘着湿漉漉的雪花。迎面走来一位年轻姑娘，脚上还穿着单鞋。她招呼我说：“咱们走吧?”我拒绝了。一小时以后，我们又重逢了；她明白我无家可归，便把我领到她温暖的房间——“暖和暖和吧”——她给了我一盒香烟(我并不吸烟，但从不拒绝别人给我香烟)，自己却又上街去寻找顾主。

    (在妓女当中有不少女人尚未耗尽自己的温情。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利尼摄制《卡比里亚之夜》就是出于这种体会。我看过他最近的一部影片《甜蜜的生活》，这是一部非常冷酷的片子，看来这部影片里唯一具有温暖的人性的地方便是那位罗马妓女，她善意地接待了一对富有的、失去常态的恋人。)

    在莫斯科等待我的也是同样的困难。我既不能回家，又不知何处能容我栖身。只得去访求那些与地下工作没有关系的、所谓“同情者”的熟人。我的一个中学老同学看见我来了，吓得魂飞魄散，说什么他要参加毕业考试了，我会毁掉他的一生，他愿意付给我一笔钱，然后把我推到过道里。我曾在一个助产妇家里过夜；她吓得一夜没能阖眼，而且也不让我睡，因为她时刻觉得有人上楼来了，她一边哭着，一边急急忙忙地咽着木颉草酊镇静剂。不久我就没有地方可以寄宿了。我只好在街头过夜。我边走边想：这是我不远千里而来的故乡，我的家园，可是却没有我的栖身之地!……愚蠢的想法，只有年轻人才觉得这些想法是对的。

    以后的行径更加愚蠢：我竟跑到宪兵署去声明，我宁愿再进监牢，而不能忍受这种“公开的监视”。瓦西里耶夫上校把我嘲笑了半天，然后才说：“您的父亲递了申请书，要求准许您出国短期疗养。”我以为上校又在跟我开玩笑，可是他把那张法律语言称之为“变更强制措施”的公文拿给我看。公文上说，警察的监视仍有不足之处，所以“为保证准时出庭受审”起见，我父亲应该为我交出五百卢布作为保证金。(科拉·伊文松——400，奈马克——300，雅科夫列娃——200，奥斯科尔科夫——100。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价钱，根据的又是什么。)

    一年半以后——1910年5月31日，起诉书才分送给被告。我当时寓居巴黎，正在写描述中世纪骑士的诗。我得到官方的通知，说我的出国是不合法的，因为“法律不允许被告出国，即越出法律所及的有效范围”。他们对我父亲宣称，他所交纳的保证金将“依刑法第四百二十七条拨作修建囚禁地的用项”。

    (高等法院于1911年9月审理了学生组织一案；有关已潜逃在外的爱伦堡和奈马克的部分案件特予保留，直到把逃犯逮捕归案后再作审理。法院审判的只是那些并没有搜寻出任何罪证的人。辩护律师不无根据地指出，主犯业已潜逃。奥斯科尔科夫判处8个月监禁，其余的人无罪释放。)

    我并不愿意出国：我梦寐以求的一切都在俄国。我找到一位同志，他说：“您去吧。您应该提高一下政治修养。列宁目前不在日内瓦，而是在巴黎。您到巴黎去吧，您可以到那儿去找萨夫琴科、柳德米拉……”

    我决定在巴黎先住上一年，然后再秘密地回俄国。“我只去巴黎。”我对双亲说。母亲哭了：她希望我去德国留学；巴黎有许多诱惑、能把人毁掉的女人，小伙子在那儿会误入歧途……

    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和一只更为沉重的皮箱走了：我把心爱的书籍放进了皮箱。身上穿戴着厚呢大衣、皮帽和皮靴。

    1908年12月7日，葛罗米柯将军通知波尔塔瓦的涅斯捷罗夫上校说：“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至今未到斯摩棱斯克。”就在这同一天，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从三等车的车窗里探出头来，困惑地打量着巴黎近郊的绿草和小屋。
第二部分 2.初识巴黎
    我清楚地记得十二月里的那一天，我走出北站，来到肮脏而热闹的广场上。那送来了海的气息的和风使我惊讶；我感到欢欣和激动。我把行李寄放在存物处，顿时觉得轻松和自由。的确，我的衣着相当古怪，但谁也没有注意我，从跨进这个城市的最初一刻起，我便懂得了，一个人可以在这儿无声无息地度过许多岁月——谁也不会对你感兴趣。

    我信步走进酒吧间。紫红脸膛的马车夫们戴着大礼帽，站在柜台旁边；他们喝着一些深红色和绿色的神秘饮料。我不由得想起莫斯科的马车夫，心中顿时感到辛酸——这些人是决不会讲什么燕麦的……我要了一杯咖啡。老板娘问了我些什么，我没有听懂。(我本来满以为自己能操法语——因为在中学学过，此外还请私人教过；此刻我才领悟到，我所知道的不过是拉辛悲剧里的几百个词汇罢了，而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词汇我却一无所知。)侍者给我端来一高脚杯黑咖啡和一小杯烈性甘蔗酒。我吓了一跳，但还是喝了。

    我知道俄国侨民的住所离拉丁区不远，便向一个警察问路。他让我去乘公共马车：巴黎原来也有和我们那种铁轨马车一样的交通工具，只不过没有轨道，而且是上下两层的。我登上车顶座位，挨着车夫坐下；他握着一根长长的鞭子。他不时地打着盹儿；嘴里叼着一个快要熄灭的烟头，烟头不住地在颤抖；他一醒来，就哼上几句歌；因为他时睡时醒，所以我终于听懂了这支曲子的头几句歌词：“茨冈的心——是火山……”他大概快到60岁了。但我觉得他并不是老，而是跟巴黎的浅灰房屋一样显得古色古香。

    左：巴黎北站明信片。

    右：20世纪初巴黎铁轨马车明信片。

    路途遥远，要从城市的这一端走向那一端。我们横穿大林荫道；那时候大林荫道还是市中心。我突然领悟到，巴黎不仅风俗不同，而且历法也不一样：今天是12月20日，圣诞节快到了，所以到处都是广告——礼物、节日的晚餐。大林荫道上全是货亭：有些货亭里卖的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些是我所不懂的玩意儿——轮盘赌。

    街角上站立着手执乐谱的歌手；他们唱着忧郁的曲子；看热闹的人围成一圈跟着唱。人行道上堆着床、餐具橱、衣柜——这是木器店。总之，所有的货物全放在街上——肉、干酪、橙子、帽子、皮鞋、锅。公共厕所多得使我吃惊；厕所墙上还写着“精美可口的明纽牌巧克力”，下面画着穿红裤子的兵士。风相当冷，但路上行人并不匆忙：他们不急于到哪儿去，只是在街头溜达。

    咖啡店全有凉台，许多凉台都有冒着黑烟的烤炉；一些年高德劭的老人围着烤炉闲坐。我真想给阿霞、姊妹们、娜佳·利沃娃写封信，告诉她们，巴黎人在街头取暖。她们决不会相信!……

    在谢巴斯托波尔大街上，我瞧见蒸汽电车，它凄恻地鸣着汽笛。马车夫们高声喊叫，把鞭子在空中抽得噼啪作响。这里没有拉散座的四轮马车，马车夫们赶的都是轿式马车，跟莫斯科的省长大人坐的一模一样。我看见一对情人坐在马车里接吻；我不愿打扰他们，便急忙扭过头去。有时一辆辆不用马拉的轿车横贯街道——这是小汽车；它们呜呜地吼叫着，马匹惊惶失措地退避一旁。

    我递给售票员一枚银币；他用牙咬咬，试试真假，看见我很惊讶，便愉快地微微一笑。我从没有见过街上有那么许多人。这时我觉得莫斯科像童年一般可爱而恬静。

    报童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新闻日报》!《祖国日报》!”我以为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也许是德国宣战了?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向斯托雷平扔了炸弹?当然，个人的恐怖行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但总还是令人愉快的……报童跳上开动着的公共马车。我买了一份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幅我不熟悉的人的照片。我把标题研究了好半天，最后才弄明白，原来这个人杀死了自己的情妇，把尸体放在一口大箱子里，作为慢件寄往南锡。

    巴黎贝尔福雄狮旁边的咖啡馆明信片。

    我不知道到拉丁区去该在哪儿下车，最后只得向车夫打听。他笑着说：“下车吧。”这是登菲尔—洛歇洛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纪念碑：一只怒气冲冲的狮子瞪着我；我读了基座上的碑文，才知道这是为纪念抵抗普鲁士人、保卫贝尔福而建立的纪念碑。我满心欢喜地想到，我就要瞻仰公社社员墙了。在莫斯科我曾邀请弗·彼·波将金来为大学生和中学生做了一次报告；他讲得很精彩，并且用这样的话作结束：“公社是失败了，但是公社永垂不朽!”在我想象中，路上的行人跟无裤党，跟贝尔福的雄狮般英勇的保卫者们，跟我从利萨加雷的小册子上所读到的公社社员们融为一体了。(无裤党是指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的贫民；利萨加雷,1838—1901，法国新闻记者，著有《巴黎公社史》)

    但是必须找个住处……旅馆多得不可胜数；我挑了一家招牌最小的，大概这里的价钱会便宜些。女主人给了我一个上面滴满烛油的铜烛台，一把大钥匙，一块小得像餐巾似的手巾。我把护照递给她，她回答说她对这不感兴趣。房间里有一张非常高大的卧床，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石头地板。我把窗子当作阳台的门，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阳台；我发现所有房子的窗户全是这样的——落地的窗子。房间里根本没有桌子，真怪，连布拉韦裁缝的那个小房间里都有一张桌子……房间里很冷。我问女主人能不能烧壁炉。她回答说，这非常贵，答应到了晚上在我床上放块热砖。(到了第二天，我还是下了破产的决心，服务员给我送来一袋煤。我不会生壁炉——煤又是石炭；我放上了报纸、劈柴，这些东西一下子就烧尽了，可是该死的煤还是点不着；我的脸抹得漆黑，不得不仍然睡在冰冷的房间里。)

    独自坐在屋子里是愚蠢的。我把找寻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的事推到第二天，便径自到巴黎街头漫步。男人们戴着圆顶礼帽，女人们戴的是插着羽毛的大帽子。恋人们在咖啡馆的凉台上毫无顾忌地亲吻；我现在连头也不回了。在圣米歇尔大街上，大学生们沿着马路徜徉，阻碍交通，可是谁也不去干涉他们。我起初以为是游行，然而不是，他们只不过是消遣而已。街上卖着热栗子。疏疏落落地下起小雨来了。卢森堡公园里，小草已现嫩绿。这是在十二月啊!……我穿着棉大衣感到非常热。(皮靴和皮帽，我留在旅馆里了。)到处闪耀着五光十色的广告。我一直觉得恍若置身剧院。

    我在巴黎住了很久；形形色色的事件、人物、片言只语，全都在我的记忆里混成一团；但是那初到巴黎的头一天的印象，却深深留在我心中：这个城市使我颇为惊异。最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它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莫斯科变得无法辨认，而巴黎的风貌却依然如故。我现在到巴黎的时候，总感到一股难言的悒郁——城市依稀当年，而我却变了；在我青年时代走过的那些街道上，我已感到步履维艰。当然，出租马车、公共马车、蒸汽电车早已绝迹；但霓虹灯比往日更为鲜艳明亮；备有红丝绒沙发或是皮制沙发的咖啡店已经不多；公共厕所也大为减少，它们已隐身地下。但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人们依然生活在户外，恋人们愿意在哪里接吻就在那里接吻，谁也不会去注意他们。古老的房屋没有改变——对它们的年纪来说，多半个世纪简直算不得什么。

    当然，世界变了——因而巴黎人也应该思考一下过去丝毫未曾料到的许多东西：原子弹、快速生产法、共产主义。但是即使有许多新思想，他们也终归是巴黎人，我深信，如果现在有一个十八岁的苏联青年到了巴黎，他也会像1908年的我一样，摊开双手说：“这简直是剧院……”

    第二天，我到拉丁区去。在圣米歇尔大街上，我一直注意地倾听着过路行人的谈话：只要听到有人说俄语，马上就去问他，此地的侨民图书馆在哪儿；我大概在那儿能打听到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的地址。我整整找了半天。图书馆坐落在郭伯廉大街上一座肮脏的庭院深处。我登上螺旋梯，走进这所酷似长长的贮藏室的房屋。屋里排列着不少书架，有俄文报纸，我和图书馆管理员米龙(因格贝尔)同志认识了。他是一个孟什维克，这使我感到不快；但是不久以后我就明白了，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希望读者不要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他对我长篇大论地说着，应该怎样爱护书籍，我向他保证决不折角，也不做任何记号。(他一直在说刻薄话——说什么某些布尔什维克就是爱在图书馆的书籍上乱涂乱写。)这是一位近视、安详、善良的人。他每晚都是布罗克街上一家小啤酒店的座上客，在那里，他一边吃着热灌肠，一边编纂着外国出版物的目录。他并不知道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住在哪儿，但他说，一会儿就会有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个人来。果然，两小时以后，我就坐在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的寓所里了。她们有两个小房间，有一个设有煤气的厨房；房间里铺着行军床。所有的布置都令人想起科济希地方的大学生宿舍。只有煤气炉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萨夫琴科是个热心的女人，三十左右(当时我觉得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她立刻对我表示关切，说住在旅馆里费用太贵，说明天她跟我一同去找一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并不难——大门口挂着黄色招贴的就是。今夜她们要带我去参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会议——列宁要出席……

    我们吃了午饭，我坐立不安，不时地瞧瞧表——千万别迟到!当然，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还对我谈了一些巴黎的怪事。但是，既然我到这儿来，那只有一个目的——看见列宁。
第二部分 3.列宁要我去找他
    布尔什维克们在奥尔良大街的一个咖啡店里集会，此地离贝尔福的雄狮不远。二楼上有一间不算很大的会议厅；按照巴黎的习惯，可以免费借用这间屋子——主顾们只需付咖啡和啤酒的费用就行了。我们是头一批到的。我问萨夫琴科，我应该要什么饮料；她回答说：“石榴糖浆，我们全都喝石榴糖浆……”果然，侍者送给大家的全是那种甜得腻人的红糖浆，还往里面加了些矿泉水。只有列宁要了一小杯啤酒。(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听说，侍者们大为惊讶：这些人是革命家，却偏喝石榴糖浆!……法国人总是把糖浆掺在过分苦的烈酒里喝；而星期天，当主顾们把全家大小都带到咖啡馆里来的时候，老板就免费招待小孩子们喝石榴糖浆。)

    出席会议的共约30个人，我只瞧着列宁。他穿了一身有着一条浆过的硬领的暗色服装，看起来非常端正。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讲了些什么，但我当时是一个相当鲁莽的毛孩子，我要求发言，而且还对什么表示不同意。他温和地回答了我，不是责备，而是解释——我有些地方没有听懂……柳德米拉当场就对我说，我的举止是愚蠢的。会议结束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我跟前：“您是从莫斯科来的?……”我告诉他，我在莫斯科组织里一直工作到一月，后来被捕了，曾试图在波尔塔瓦接上关系，在那儿到处寻找同志们。列宁对我说，要我去找他。

    我在蒙苏里公园附近的一条小街(现在我才搞清楚，那是博尼埃大街)上遍寻那幢屋子。我在门口站了很久——不敢贸然按铃；不久以前的那股莽撞劲儿已毫无影踪。出来开门的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列宁正在工作，他坐着，思索着什么，面前放着一张长长的纸，微微地眯缝着眼睛。

    我对他谈到学生组织的瓦解，谈到《统一的党的两年》那篇文章，谈到波尔塔瓦的情况。他注意地倾听着，脸上有时泛出隐约的微笑；我觉得，他猜到我还是个孩子，这个念头搅乱了我的思路。我说，我还记得分送报纸的地址。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记下了这些地址。我想走了，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挽留了我；他开始问：青年们的情绪怎样，他们最爱读哪些作家的作品，《知识》丛刊流传得是否广泛，我在莫斯科看过科尔沙剧院和艺术剧院的哪些戏。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却坐在一张凳子上。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该吃饭了；我觉得我坐得过久，决定告辞，可是他们留住我，请我吃饭。这里的井井有条使我颇为惊讶：书籍都放在书架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书桌上有条不紊——一点也不像我的莫斯科同志们的房间，也不像萨夫琴科和柳德米拉住的寓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几次对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他直接从那里来……知道青年人的心愿……”

    他的头使我惊讶。十五年后，当我看见躺在灵柩里的列宁时，我又追忆起当时的印象。我久久地注视着这副令人惊叹的颅骨：它使人想到的不是解剖学，而是建筑学。

    〔列宁逝世多年以后，我读了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谈到列宁阅读我的处女作的情形。列宁高兴地说：“这个，你要知道，就是蓬头鬼伊利亚（爱伦堡的绰号）。他写得不错。”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家里去的时候正是1909年年初；我竟没有料到，在他逝世前不久——1922或1923年，当他阅读我的作品《胡利奥·胡列尼托》的时候，我又跟他作了思想上的交谈。〕

    左：弗·伊·列宁的画像，尼·阿列特曼画。

    右：蓬头鬼伊利亚（爱伦堡绰号）在巴黎。

    我好几次听到列宁在会议上的发言；他说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激昂慷慨，一点也不过分讲究辞令；“P”和“л”的发音稍有些不清楚；有时微微一笑。他的发言很像螺旋线：由于怕别人没听懂他的话，他经常又回到刚刚说过的问题上去，但从不重复，而是补充一些新的东西。(某些后来模仿他的说话方式的人忘记了螺旋线既像圆圈却又不像圆圈——螺旋线是一直向前的。)

    列宁密切地注视着法国的政治生活，研究它的历史，它的经济，他熟悉巴黎工人的生活。他不仅能讲法语，还能用这种语言写文章。

    1909年5月，我参加了在公社社员墙附近举行的示威。队伍的前列是公社的参加者；他们的人数还很多，精神饱满地向前行进。在我的眼中，他们已是年迈的老人了；我每逢想到公社，就仿佛翻开了古代史的一页——要知道，这已是38年前的事了啊!在公社社员墙旁我看见了列宁；他站在一群布尔什维克中间，瞧着那堵墙壁——似乎公社社员要从石头里走出来了。

    我在圣热涅维约夫图书馆，在蒙苏里公园的椅子上，在老太婆和孩子们中间看见过列宁，还在歌唱家蒙泰居斯演唱革命歌曲的盖泰街工人剧院观众席上看见过列宁。

    在和轻视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激烈论战时，自然，我是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一切作用的。几年前，我深深地思索过恩格斯书信中的这么一句话：“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自己难辞其咎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那些被他们否认的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能有充分时间、地点和机会也给予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列宁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许多问题。

    我去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看门的女人严厉地对我说：“把脚擦干净。”难道她能知道，她的房客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奥尔良大街咖啡馆的侍者们又能知道，八年以后，全世界都在谈论着那位要一小杯啤酒的先生?难道到图书馆去借书的人们又能猜想到，那个仔细地摘录着书中的数字、姓氏的人将会变更历史的进程?难道他们会猜想到，将有数以万计的作者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来写各种有关他的作品?而且，难道我，一个当时怀着景仰之心注视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能够想象到：人类新纪元的诞生会和我眼前的这个人联系在一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生活上很纯朴，作风民主，对同志体贴入微。他甚至对一个脸皮很厚的毛孩子也不会加以丝毫嘲笑……这种纯朴之情只能为大人物所独具；想到列宁时，我经常自问：也许，对一个真正的伟人来说，个人崇拜不仅跟他格格不入，甚至会是不愉快的事吧?

    列宁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人。在国内战争的暴风骤雨年代里，列宁听完了伊赛·多布罗韦因演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后，对高尔基说：“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怀着也许是天真的自豪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接着他眯起眼睛，不大快乐地补充道：“但是我不能常常听音乐，它会刺激神经，使我想说一些漂亮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因为他们住在肮脏的地狱里，却能创造出这样美丽的东西来。但是现在，谁的脑袋也不能抚摸一下——自己的手会被咬掉的，一定要打脑袋，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在理想上是反对用暴力对待人的。唔-唔——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从高尔基的回忆录里摘下这么一长段引文，是因为它和我的生活、我的思想，不，不是这个代词，应该说，它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命运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第二部分 4.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1）
    我遇见过各式各样的侨民——“左倾”的和右倾的，有钱的和贫穷的，自信的和茫然的；我见过俄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有些侨民缅怀以往，有些侨民瞩望未来。但各个派别、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侨民之间却有一些共同点：对他们被迫流落的异乡抱有反感，非常想念祖国，要求生活在同胞们的亲密圈子里，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纠纷。

    1905年革命后，老布尔什维克沙波瓦洛夫侨居国外；他说他的同志们对比利时的风俗非常反感：“见它的鬼，这个比利时跟它所夸耀的自由!……这里晚上十点以后，你竟不敢在自己房间里穿皮靴走路、唱歌和叫喊。”许久以前，赫尔岑在描写伦敦的侨民生活时曾说，“饭店在星期天一律歇业，这种‘奴隶制’是法国人不能容忍的”。

    成熟了的植物很难移植，它们会生病，常常会死亡。我们现在实行冬季移植：当树木昏睡的时候把它挖掘出来。春天它就会在新的地方复苏。好办法，特别是因为树木没有记性……

    我记得居住在巴黎的米盖尔·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他是普里莫·德·里维拉时期的侨民；他坐在“洛东达”咖啡馆里，用纸剪一些龙和牛；后来几个西班牙人在他的桌旁坐了下来，于是乌纳穆诺对他们说，在法国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就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有愁容骑士。(他自己就像堂吉珂德。)我还记得在伦敦因为雾和伪善而喘不过气来的德国作家恩斯特·托勒尔；他因受不了流亡生活而自杀了。让-里沙尔·布洛克(1884—1947，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在莫斯科度过了战争年代；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极力不流露自己的苦闷，可是当他谈到法国的时候，他那双忧郁的眼睛就变得更加忧郁了；在“民族”饭店的一个房间的墙上贴着一张蓝色的纸——早就抽完了的法国香烟的包装纸。巴勃罗·聂鲁达坐在布拉格旅馆的房间里，高大的个儿，一动也不动，就像古代阿兹台克人的一尊神像；但是只要一跟他谈起太平洋沿岸的贝壳，他就神采焕发了；他愤怒地谈到智利的一个独裁者所干的勾当——愤怒的同时又带着温柔：不管怎样，独裁者总是智利人。1946年我在巴黎的时候，曾去看过病入膏肓、伛腰偻背的阿·米·列米佐夫。他孤苦伶仃，在贫困与痛苦中生活着。他为什么侨居国外呢?恐怕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他说他常常梦见俄国，梦见老朋友和大学时代的彼得堡。房间里挂着俄国的图画，俄国的小兽，当然还有俄国的鬼怪。

    我在1932年曾对白俄做过这样的描写：“他们周围的生活和他们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住在巴黎，就像住在豪华旅馆里的一间阁楼上。他们忘记了俄语，可是也没有学会法语。在一家小小的俄国剧院里看《瓦纽申的孩子们》的时候，他们流泪了。他们常哼哼韦尔京斯基的歌曲。他们常去参加各种‘同乡’的晚会。他们甚至不能丢掉旧历，而要在1月13日迎接新年。我在一所俄国人的住宅里还看见过用煤气炉烧水的茶炊。”

    革命前的侨民生活和后来白俄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革命后跑到巴黎去的俄国流亡者都居住在资产阶级的住宅区——帕西街、奥泰街；而革命的侨民却住在城市的另一端，在郭伯廉、伊塔利、蒙鲁日等工人区。白俄开了几个饭馆，如“贵族之阁”或“三马车”；有的人当老板，有的人端菜送饭，有的人跳着列兹金卡舞和喀马林舞供法国人娱乐。而侨居国外的革命者却去参加法国工人的集会；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争论，召回派和列宁的支持者在争论。各式各样的人就有各式各样的生活……

    我谈到所有被迫居住国外的人们共有的某些感情，只是为了说明我在1909年1月终于租下了登菲尔-洛歇洛大街上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摆出了随身带来的书籍，买了一盏酒精灯、一把茶壶，并且明白了我在这个城市将要长期居住下去时的心情。当然，巴黎使我神往，但我却恼我自己：有什么可使我神往呢!……我已经不是孩子了，一小块泥土也不带地把我移植过来，我生病了。旅行者可以欣赏他没见到过的自然景色、异乡的风土人情，他原是为了观光而来的；可是侨民却情愿转过身去。我烦恼时心里想，这里没有春天。难道法国人能够懂得冰怎样流动，双层的窗框怎样拆除，初春的一些花儿怎样穿透冰层生长出来?在巴黎，冬天的草也是绿的。根本就没有冬天，于是我悲哀地回忆起扎恰季耶夫胡同里的雪堆，想起了娜佳和她说话时唇边的雾气，以及她放在暖手筒里的手的暖气。我的上帝，法国的花真多啊!芬芳的紫藤爬满了墙壁，每一个庭前花圃里都有娇艳欲滴的玫瑰。但是一看见默顿或克拉马尔的小草地我就感叹起来：花都到哪儿去了?我像背诵祈祷词一样反复念道：母亲和后母，伊万和马利亚，金梅草，狮子的嘴巴……

    我觉得法国人过分讲究礼貌、虚伪、谨慎。在这里谁也不会心血来潮地对一个萍水相逢的路人倾诉衷肠，谁也不会在晚上顺便到别人家去玩玩；大家都喝酒，但谁也不会因为苦闷整个星期地喝酒，谁也不会喝掉最后一件衬衫。大概，谁也不会上吊……

    维塔利·约尔金上吊了。据说他为大宗债务所逼，把别人的诗冒充作自己的；他常对我说，在巴黎他觉得“厌烦”。我常去塔马拉·纳多尔斯卡娅那里，她是一个瘦瘦的姑娘，有一双梦游症患者的眼睛。我们谈论俄国、谈论强烈的感情、谈论生活的目的。她住在顶楼上；从窗子里望出去，看得见这座庞大的、陌生的城市。她一再地说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她从窗子跳楼自杀了。还在莫斯科我就认识了丹娘·拉舍夫斯卡娅，她是我的中学同学瓦夏的姐姐；她蹲过监狱，跑到巴黎来进了医学系，嫁给了一个漂亮的罗马尼亚人，后来服毒自杀了。她的母亲从莫斯科赶来参加葬仪；好不容易说服了牧师，把蜡烛给了大家，助祭唱道：“受尽了苦难……”
第二部分 5.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2）
    有时候我出去听报告——人们把这叫“学术报告”。我们聚集在舒阿吉大街上的一个大厅里；大厅很像一个板棚；冬天得生火取暖。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介绍过雕刻家罗丹，亚·米·柯仑泰在这里揭露过资产阶级的道德。有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冲进来，一场争吵就开始了。

    (我开始写诗的时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鼓励我，对我说一个革命者也可以爱诗。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对我来说是一座桥梁——他把我的少年时代和新的理想联系起来了。在关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论：如“学识渊博”，“具有多方面的修养”。但使我惊奇的倒是另一方面：他不是诗人，他醉心于政治活动，但对艺术却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爱好。他似乎总是喜欢捕捉那些常从许多人耳边溜过的捉摸不定的声浪。后来我间或遇见他的时候曾打算和他辩论：他的议论对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他一点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十月革命指派他担任了教育人民委员的职务，他无疑是一个善良的牧师。“我曾经几十次地表示：教育人民委员部应该公平地对待艺术生活中的各种流派。至于形式的问题——人民委员和政权的所有代表人物的爱好是不必考虑的。让一切艺术工作者和艺术团体自由发展，不允许

    一种派别以既有的光荣传统或风靡一时的成功排斥别的派别。”可惜各种从事艺术、爱好艺术的人们很少记起这段至理名言。1933年卢那察尔斯基被任命为驻马德里的大使。他一到巴黎就病倒了。我到旅馆去看他，他明白死期已近，并谈到了这一点。他的妻子想把话题岔开，但他却平静地回答说：“死是一件严肃的事，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应该死得有价值……”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艺术也可以教导人们怎样去死……”)

    我的钱很少，我觉得花钱上馆子去吃午饭不上算：我可以在小酒馆的白铁柜台旁边喝一杯牛奶咖啡，吃五个三角形的小面包。但有时我还是跑到俄国饭馆去：不是饥饿，而是怀乡病驱使着我。我记得两个小饭馆：格拉西叶尔街上的社会革命党饭馆(它之所以被称为社会革命党饭馆，是因为“维索茨基”茶叶商行老板的一些亲属们是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为赈济侨民捐过款)和帕斯卡尔街上的无党派饭馆。两个饭馆里价钱都很便宜、很脏、没有味道而且很挤。服务员对厨师喊道：“一份红甜菜汤外加炸肉饼带稀饭。”一个红头发的女社会革命党员歇斯底里地再三表示，如果不给她战斗任务她就要自杀。布尔什维克格里沙非常愤怒：他经过“达尔库尔”咖啡馆的时候，看见马尔托夫也在那里——瞧机会主义者腐化到什么地步!……

    有时候举行舞会；收入用来在俄国进行宣传。请来了法国演员；小卖部的生意非常兴隆；许多人很快就喝醉了，怪腔怪调地合唱起来：“像叛徒的行径，像暴君的良心，秋天的夜晚漆黑一团……”在这里旧账都一笔勾销：侨居国外仿佛置身在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大家都在拥挤和委屈中生活。

    还在监狱里我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我去社会科学高等学校报名做旁听生。我觉得课讲得很平淡，内容贫乏，但还是把一切都工整地记录在练习簿里。不久我发现，从书本里得到的要比听讲得到的多得多；于是又开始了埋头读书的年代。

    书是我从屠格涅夫图书馆借来的。这个图书馆的命运很悲惨。1875年巴黎举行过一个“文学音乐晨会”，参加的人有屠格涅夫、格列布·乌斯片斯基、波林娜·维亚尔多和诗人库罗奇金。伊·谢·屠格涅夫发请帖的时候说：“收入将用作为穷苦学生开办俄国阅览室的基金。”作家捐献了一批书给图书馆，有些书里还有他的亲笔批注。两代革命的侨民使用了“屠格涅夫图书馆”的藏书并增添了一些珍本。革命后图书馆还在；只是读者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有一些俄国侨民作家把自己的文献交给屠格涅夫图书馆保管。希特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被公认为俄国通的波罗的海的德国人罗森堡把屠格涅夫图书馆搬到德国去了。1945年，就在战争结束的前夕，一位陌生的军官带来一封我在1913年寄给采特林(诗人阿马里)的信。这位军官说他在德国的某车站看见了一些被打开的箱子：俄文书籍、手稿和信件撒了一地；他拾了几封高尔基的信，偶然在一张烧毁了的小纸片上发现了我签的字，于是就决定带给我。这就是屠格涅夫图书馆的下场。

    我有时也到郭伯廉大街党的图书馆去看看——那里能碰到熟人。晦暗的板棚里尽是蜘蛛网、报纸和揉皱了的帽子，人们在这里长久地争论着，也不管米龙已经生气了：“同志们，这里是图书馆!……”有时从彼得堡或莫斯科来了新人；大家就向他提出许多问题。消息是不愉快的：俄国的反动势力增强了；暗探局活动很厉害——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关于阿泽夫大家谈论得很多。当然，我从来没有赞同过社会革命党人；但却受过浪漫主义行为——卡利亚耶夫、萨佐诺夫——的迷惑，后来忽然弄明白了，一个可恶的胖家伙(指阿泽夫,1869—1918，他是沙皇政府的暗探和社会革命党的首脑之一；卡利亚耶夫和萨佐诺夫都是社会革命党人)既决定着革命者的命运，也决定着沙皇的大臣们的命运……
第二部分 6.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3）
    在党的会议上继续着永无休止的辩论。不久前我在谢·戈普涅尔的回忆录里读到这么一段，据说，列宁曾说侨民们的辩论是没有结果的，人们在那里争辩着，其实他们都早已选定了自己的立场。我对自己很生气：为什么在莫斯科的时候辩论总是吸引着我，而在这里，虽然有这么多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但我却坐在一旁发愁?我不大去参加会议了。

    我试着去参加了一次法国社会党人的群众大会。饶勒斯发表了演说；他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听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后来我明白了，问题在于演说者的口才)。他说，劳动、兄弟般的团结、人道主义比统治阶级的贪欲更强；接着他挥动着双手，愤怒地解开了浆硬的衣领。大厅里酷热难耐。饶勒斯讲话之后，儿童合唱团演唱了一支歌，它描写一个看不见日出的结核病青年的苦恼。后来一个汗流满面的胖女人唱了几段讲她遗忘在部长办公室里的紧身衣的淫秽的讽刺歌。大伙开心地笑了一阵。乐队登台了；人们急忙挪开板凳，舞会就开始了。一个十八岁的俄国青年没参加跳舞，他在巴黎古老的街道上忧郁地徘徊着、思考着：人道主义、无产阶级——可是忽然飞来一件紧身衣!……

    我喜欢巴黎，但不知该怎样对待它。我去看了一个展览会，感到非常吃惊。我对于绘画是一窍不通的；在莫斯科我住的房间里，墙上挂了几张美术明信片，有《多么辽阔!》，还有《死人岛》。我认为绘画都应该有复杂的题材，而这里的画家画的尽是一座房子、一棵树，甚至更糟的是——画些苹果。

    左：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中：20世纪初巴黎的屠格涅夫图书馆。

    右：饶勒斯演说画像，沙利·列昂德勒画。

    著名的演员穆内-絮利在法国喜剧院里扮演俄狄浦斯王。我只承认艺术剧院：我觉得舞台上的一切都应该和生活中的一样。穆内-絮利一动不动地站着，后来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像受伤的狮子一般吼道：“啊!我们的生活多么黑暗!……”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位大演员，但当时我却不懂这是什么艺术，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坐在楼座上，旁边都是真正的戏剧爱好者，我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他们揍了一顿，赶到街上去了。

    每夜我都往莫斯科写几封长信；收到的回信却很简短：我退出了舞台，变成外人了。稍后，当我自命为诗人的时候，曾经用小学生一般苍白无力的诗句倾诉过自己的感情：

    我多么怀念俄国的冬天，

    我觉得那初雪，

    和雪橇的飞奔，

    永远完美无比!……

    祖国的春天多么快乐，

    多雾的天空飘着云朵，

    还有那水势上涨、

    冲破枷锁的大河!……

    阿尔巴特、多罗戈米洛沃这些字眼

    包含着这么多亲切可爱的内容……

    谈到俄国的时候，我说：

    倘若什么时候我再次看到

    两棵松树和“韦尔日博洛沃”站牌，

    看到阴暗、温和的春日，

    融化的冰雪和农村的痛苦……

    我就会明白，在你面前我多么微不足道，

    这几年来我把自己都遗失了……

    诗写得不好，我不好意思把这些诗句再抄写下来，但它们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那几年的心情。

    我回想起1949年曾有人把我叫做“世界主义者”。确实，很难找到比我更好的靶子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我在巴黎住了很久——既出于必要，也出于自愿。当时许多人很喜欢谈论“没有护照的流浪汉”，户籍证几乎是决定性的。置身异邦的人对祖国的感情总是特别强烈；而且你还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许多东西。海涅在巴黎创作了《一个冬天的童话》；屠格涅夫也在那里写了《父与子》；果戈理在罗马写了《死魂灵》；丘特切夫在慕尼黑描写俄国；罗曼·罗兰在瑞士描写法国；易卜生在德国描写挪威；斯特林堡在巴黎描写瑞典；《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是在意大利写成的；不胜枚举……

    我还记得有人曾在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话：爱伦堡应该明白，他吃的是俄国面包，而不是巴黎的板栗……在巴黎，当我手头吃紧的时候，我确曾在大街上一个满身烟味的奥弗涅人那里买过热板栗；总共只花了两个苏，板栗就温暖了麻木的手并虚假地填饱了肚子。我吃着板栗却想着俄国——但不是想它的白面包……
第二部分 7.与诗结缘（1）
    我出乎自己的意料开始写诗了：我仍旧去听政治性的学术报告，并在社会科学高等学校听课。

    我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促进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丽莎。她是从彼得堡来的，在巴黎大学学医。丽莎酷爱诗歌；她常给我读巴尔蒙特、勃留索夫和勃洛克的诗。当娜佳·利沃娃说勃洛克是一位大诗人的时候，我奚落过她。对丽莎我却不敢反驳。从她那儿回家的路上，我低声吟咏着诗句：“快乐的风平息了，灰蒙蒙的夜降临大地……”为什么风是快乐的呢?我自己也不能解释，但我觉得风的确是快乐的。我开始到“屠格涅夫图书馆”去借阅当代诗人的诗集，我忽然懂得了，诗可以表达散文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而我正有千言万语必须告诉丽莎……

    我日以继夜地写第一首诗；原来这是一桩很困难的事。我知道我所掌握的法语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我写的是俄文诗，却仍然时刻感到我的词汇是多么少啊!最后我终于决定把我的诗拿去给丽莎看；我怕受到严厉的判决，便说这是我一个朋友的作品，丽莎是一个严格的批评家，她说我的朋友不会写诗，写的诗都是模仿别人的，一首模仿巴尔蒙特，另一首模仿莱蒙托夫，第三首模仿纳德松；总而言之，我的朋友还得多加努力……

    我把写好的诗全部撕毁，决定此后再不写诗了——我要当一个革命家，也可能当一名新闻记者，或者选择另一个职业，诗歌同我无缘。下个决心倒很容易，但要履行这个决定我却办不到。我突然感到，诗已在我的身上生根，想撵也撵不走了，于是我又继续写诗。过了不到两个月，我又把我的诗拿去给丽莎看。她说：“你的朋友有进步……”我们谈起了别的事，不料她似乎无意中突然说道：“你要知道，你有一首诗我很喜欢……”原来她一下子就识破了伪装。

    我住在动物园附近。海象夜夜嘶叫。我在黎明之前写拙劣的、模仿性的诗，但是我很幸福——我觉得我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丽莎到彼得堡度假去了。她出乎我意外地给我拍来一份电报：《北方曙光》杂志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我得意忘形了：这就是说，我真是一个诗人了!

    我胆子大了起来，寄了几首诗给《阿波罗》杂志。不久就得到了该刊编辑、艺术批评家马科夫斯基的回信。他公正地把我的诗骂了一通，但在信的末尾已经不谈那些坏诗而是谈到人——他建议我选择另一种职业，譬如说，做生意。《阿波罗》对于我就是最高法庭。我有一个月只字未写：要是马科夫斯基劝我去当一个杂货铺的老板，那必定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我是一个冒牌货。

    丽莎给了我安慰和鼓励，于是我又写起诗来。

    我一直没有抛开回俄国去献身地下工作的念头。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列宁最亲近的一位战友，他回答我说，他了解我的感情，但是，如果我能在巴黎学到一些知识的话，那倒更好——党也需要文学家(不知他是否读过我的歪诗，但他无疑曾听说我醉心于诗歌)。

    最后有一位同志建议我去维也纳——日后需要把文件转送到俄国去的时候说不定用得着我。

    在维也纳时，我住在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X的家里——我不提他的名字，是因为我担心幼稚的青年时代的那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可能会像日后被阐明的那些事件。我的工作并不复杂：我把党报粘进一个个硬板纸筒，裹以复制的艺术品，再把纸包寄往俄国。X和妻子住在一所很俭朴的小房子里。一天晚上，X的妻子说，不会有茶喝了：小厨房里的煤气向一个得往里扔硬币的自动装置让步了。我急忙跑去，朝怪物嘴里扔了一个克朗。X对我很亲切，他知道我在写诗，便每晚议论诗歌和艺术。这并不是什么有争论余地的意见，而是不容反驳的判决。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某些发言中又听到了同样的判决。不过1934年时我已43岁，我已多少有了点见识，多少明白了一点道理；然而1909年时我才18岁，我既弄不清各种历史事件，也不会在被告席上坐得舒服一些，虽说我不得不正是在被告席上几乎度过一生。在X看来，我崇拜的那些诗人都是“颓废派”，都是“政治反动的产物”。他谈到艺术的时候犹如谈到什么次要的、附属的东西似的。

    左：1910年丽莎·巴伦斯戈娅在巴黎。

    中：20世纪初巴黎的明信片。

    右：1909年维也纳明信片。

    一天，我明白我该走了，我没有决心把这一点告诉X，便留下一张愚蠢幼稚的便条去巴黎了。

    我和丽莎一同坐在街心花园的椅子上，我向她谈起维也纳之行，谈到我不知道第二天怎么过——我不再有目的了。

    丽莎谈着别的事。这是一次十分痛苦的会见。丽莎送给我一本书，她在第一页上写道，心儿需要像一只小桶那样用铁箍箍起来。我想，我从哪里去弄这些箍子呢?我回家后把书打开：这是勃留索夫的诗。

    我觉得一切幻想都甜蜜，

    一切语言都珍贵，

    我把诗献给一切上帝。
第二部分 8.与诗结缘（2）
    我心中的一切都在反抗这几句话：我还记得鞑靼公墓上的集会、狱中的黑夜、自白、誓言。幻想和幻想不同。而且，如果有很多上帝，一个人的上帝又能是什么样的呢?主要的是，当一个人不再相信任何东西的时候，该怎样活下去呢?……

    我写自己的绝望，写我先前曾经有过生活，而如今没有了，写没有喇叭的号手，写陌生而冷酷的巴黎，写爱情。这是拙劣的抒情诗。(现在我们所说的“抒情诗”一词也和许多别的词汇一样，有了新的意义：编辑、批评家、诗歌部门的领导者，总之不是做诗的，而是管诗的和吃诗的，他们都把爱情诗称为“抒情诗”，似乎“当喧嚣的一天为死者消逝……”或“别作声，去躲起来……”——这都不是抒情作品。)

    一位读者给我寄来了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我早期的一些诗作。这些诗(它们非常平庸)帮助我回忆起遥远的往昔的痛苦。我“造反了”：

    我离开了你们响亮果敢的歌曲，

    离开了举向天空的叛旗，

    因为我觉得营垒过于狭小……

    有时我尽情嘲笑自己的诗：

    够啦!我知道高傲的姿态，

    也知道这些纸糊的铠甲。

    卧倒!卧倒!跟敌人战斗!

    我又成了满身灰尘的军人。

    你们要接受我站到红旗底下!

    我配得上你们的铠甲……

    我感到我已误入歧途，在我一生的春天一再提到秋季：

    满身灰尘的穷人们，

    忧愁而可怜，

    秋天的道路啊，

    你们通向哪里?

    我在私生活中也忽冷忽热。1909年末，我在侨民们的一次晚会上认识了卡佳，她是医学系一年级的大学生。我立刻坠入了情网，开始了漫长岁月的心理分析、爱情表白和嫉妒的爆发。

    1910年夏我和卡佳到了布吕赫。这个城市使我吃惊——它真是一座死城。矗立着高大的教堂、市政管理局大厦、高塔、私邸，住在城里的都是修女和沦为乞丐的幻想家。布吕赫现已改观：它拥有一帮帮的游览者，宛如一所塞得满满的博物馆。而在我初次看到它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东西打搅沉睡的天鹅、运河中白杨的倒影、一伙伙的修女(如今连修女们也不安分守己了——她们强邀游览者参观寺院，出售自己编织的花边)。我第一次看见的绘画，就使我对画的题材不满：梅姆林(约1440—1494，尼德兰画家)的圣母像使我感到惊讶，她们个个都是苍白的面容、没有血色的嘴唇，给人一种圣洁和不问世事的感觉。我感到画家的世界是与世隔绝的，深沉并充满着人类的秘密。当时我既不知道古代诗歌，也不知道沙特尔的建筑；但我觉得遥远的过去是令人神往的；我在布吕赫写了五十多首诗，有的描写已消失的世界的美，有的描写骑士和美女，有的描写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指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有的描写奥兰的伊萨伯拉，有的描写梅姆林的圣母像，有的描写布吕赫的修女。一个曾经殷切地幻想着未来、现在则和他过去的生活完全隔绝的19岁的俄国青年，断言诗歌是一场化装舞会：

    我身着高傲的领主服，

    等候着登上舞台，

    但由于导演的错误

    我迟到了五百年。
第二部分 9.与诗结缘（3）
    我当时的确觉得，与其说我是为社会科学的高等学校而生，不如说是为十字军远征而生。诗写得很精致；我现在已不好意思重读它们，但我写它们的时候却很真诚。

    有一位喜欢我的诗的朋友说：“在俄国它们不见得能够发表——那里的每一个编辑部都有自己的诗人，可你为什么不在巴黎出一本书呢?这花不了多少钱……”我到弗兰－布尔茹亚街的一家俄国印刷厂去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印刷厂的老板对书的内容毫不关心；虽然他是一个崩得(崩得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人总同盟”的简称，主张民族文化自治，在一切问题上支持孟什维克的立场)分子，但我那些关于罗马教皇英诺森六世的诗行并没有使他不安；他算了算诗的行数，就说印两百部要花150法郎。我赶紧反驳道：干吗要印两百部?我是一个初学写作的作者，印一百部就够了。印刷厂老板解释说，最贵的是排版，但他同意减去25法郎。

    每月父母寄给我50卢布——合133法郎。诗集的出版计划不幸正碰上我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我只得彻底取消了午餐，并削减了在柜台旁吞咽的小面包的数目——我几乎每次去找卡佳都要带一小束鲜花。但我还是把钱储蓄起来以便付印刷费。《诗集》在1910年末问世了。我托一家俄国商店代售50部；我把其余的逐渐寄给俄国各种各样的诗人——邮资的开支很大。总之，支出浩大，收入菲薄——总共只卖掉十六部。

    1911年3月25日，我的女儿伊琳娜在尼斯出生。

    我在1911年夏收到第一笔稿酬——一份彼得堡的杂志发表了我的两首诗，稿酬是六卢布。这是空前的成功，我和卡佳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

    我等待着俄国诗人对我的作品的评论。母亲为我十分激动：我没学习过，也没给自己选择任何一种正经的职业，可突然写起诗来了。而且这些诗也很奇怪：为什么她的儿子要写圣母、写十字军远征、写古代的大教堂呢?但是不消说，她希望有人把我夸奖一番。她在读了《俄罗斯新闻》上的勃留索夫的文章以后，立刻打电报把这事告诉了我。勃留索夫在分析初学写作的诗人们的诗集的时候，特别注意马林娜·茨韦塔耶娃的《黄昏纪念册》和我的诗集，他写道：“伊·爱伦堡有希望成为一个优秀诗人。”我很高兴，同时又感到苦恼——我已不再喜爱诗集中所收的那些诗了。

    不久，我在回忆起自己第一部书的时候已不能不发出轻蔑的一笑了。我想成为一个冷静的、明白事理的人，于是开始模仿勃留索夫。但是这些诗使我自己感到苦恼，我开始幻想抒情的情调，缅怀自己不久前的过去。

    谁也不会在课堂上叫我“听着”，

    谁也不会在进餐时叫我“吃吧”，

    谁也不会叫我伊柳沙，

    谁也不会疼爱我，

    像母亲疼爱孩子那样。

    或者：

    独自一人多无聊，

    漫长的晚上，

    又无书可读。

    但我是个男子汉

    我已十七岁了。

    书名叫《蒲公英》。它一落到我的莫斯科朋友们的手中，我就恍然大悟，我模仿别人风格的毛病并没有治好，我只不过是在剧院的服装部租了一件中学生制服来代替过去租的那一副纸糊的铠甲罢了。

    我初次看到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一本小书；他那歌手的才能，他那悲惨而荒唐的遭遇使我深受感动。在圣米歇尔林荫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个侍者曾虔敬地把一张被压坏了的沙发指给我看：“魏尔兰先生总是坐在这里……”我写了一首关于“可怜的勒利安”(这是人们对老年时代的魏尔兰的称呼)的诗：

    黑夜里默默啜着苦艾酒，

    他一直坐到晨星初现，

    乱蓬蓬的脏胡子

    一绺绺七横八竖……

    又是一些别人的诗句：我自己也听不见其中有我的声音。

    我读了诗人弗朗西斯·雅姆(1868—1938，法国诗人)的一本书。他描写乡村生活、树木、比利牛斯山的小毛驴、人体的温度。他的天主教既没有禁欲主义，也没有假仁假义：例如，他想和驴子一同上天堂。我译了他几首诗，并开始模仿他：我觉得泛神论倒是一条出路。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但是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街道的迷宫里受罪，只有当我同大自然单独相处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人。我对雅姆的哲学迷恋了一个短时期——他同时为鸽子和鸢辩护。(我现在所说的是鸟类，而非社会的阶级。)我很久以来就为一个思想所苦：恶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二元论是讨厌的；我依然和先前一样憎恶资产阶级，但我已经知道，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来解决。我抓住了树木和驴子的上帝。弗朗西斯·雅姆允许我去找他；他住在奥泰兹，靠着西班牙的边境。他有一部美髯和一副柔和的嗓子；他像慈父般接待了我，请我用俄文朗读几首诗，用家酿的甜酒款待我，并劝我在巴黎见见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他名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我恭聆教诲，但雅姆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温厚而亲切的人。我很喜欢他，但我明白，他不是方济各(13世纪意大利的传教士)，也不是索西穆斯神父(公元5世纪的希腊籍主教)，而只不过是一个诗人和一个好人；我怀着一颗空虚的心离开了他。
第二部分 10.与诗结缘（4）
    我把一本小诗集《童心》献给了雅姆；我这样回忆在奥泰兹度过的一天：

    冬天的太阳照进窗户，

    您的孩子们在地板上游戏。

    一条老狗在壁炉旁取暖，在梦中大声喘气。

    云杉球果在壁炉里噼啪作响。

    您在说话，而我边听边想——

    您从哪里得到这样的宁静，

    我想，等待着我的是令人难堪的旅途，

    是车站和烟气腾腾的火车……

    这通常不是对一位生活导师的回忆，而是回忆一位住在乡下的亲爱的舅舅……

    我不久就厌倦了孩子气的东西。我开始模仿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当然，每当我模仿某人的时候，我自己是不觉得的，我总是感到我去年的确在模仿某人，但现在却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普及新杂志》、《俄国财富》、《众人生活》、《俄国思想》间或发表我的诗作。我曾收到弗·加·柯罗连科给我的一封虽然简短、但很亲切的信。我的全部文稿都遗失了。我在柯罗连科的书信集里找到了一封给戈恩菲尔德的信。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翁诺维奇在1913年春曾就我的两首诗写道：“我觉得开头的几行十分出色而又合乎时宜：

    这就是说，对俄国的想望

    又不过是一场春梦，

    这就是说，又将是异乡的道路……

    我注定要沿着它们行走。”

    里拉霍夫斯基的印刷厂在巴黎开张了，他是个长了一部蓬松而漂亮的黑胡子的犹太人。印刷厂设在圣雅克林荫道上的一个小铺子里。在排字盘旁边站着里拉霍夫斯基和两个排字工人；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孟什维克；他们一面排着侨民学术报告会的广告，一面争论着：在党分裂之后，谁更有资格被称为社会民主党党员?里拉霍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幽默感又很大方的人。谁会卖给我赊账的东西呢?我穿的是一双破皮鞋，裤腿口破得成了一条条的布穗

    ；我苍白、消瘦，眼中常常闪烁着饥饿之火。里拉霍夫斯基心地善良，他印行了我的诗作并耐心地等着我给他送去20或30法郎。他说我的诗写得不好，比《诗歌朗诵者》上的诗要差得多，但是印在直纹纸上即使是坏诗看上去也很漂亮。我同意他的话，于是我几乎每年都要用直纹纸印一百本按时出版的小诗集。《日常生活》一书在莫斯科沃尔夫书店里出售，我记得卖了将近四十本。

    我现在丝毫没有为我的过去辩护或涂脂抹粉之意。老实说，我并不奢望荣誉。当然，我希望我的诗能得到我所喜爱的一个诗人的夸奖；但更重要的是把刚刚写成的诗向什么人朗读一遍。巴黎有一个侨民的文学小组；其中并没有日后成为名流的人物；我记得有诗人格拉西莫夫(后来他参加了“锻冶场”)、奥斯卡尔·列辛斯基(他在内战时期立了功，后来在塔吉斯坦英勇牺牲；在巴黎的时候他是唯美派，出了《银灰》一书，其中有这样几行诗：“所有的人都把我们当作葡萄牙人，我们说的是俄语，有一天，在这个下流的酒馆里，我看到了一个妓女的五根玲珑剔透的纤指。”)；在散文作家当中有阿·伊·奥库洛夫，他是一个才思横溢而又放荡不羁的人，那几年里狂饮无度(他也是在内战时期出名的，他参加了战斗，在西伯利亚当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他和米·格拉西莫夫都是在三七年牺牲的)，还有希里亚耶夫、希姆克维奇。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有时来参加小组的集会。雕塑家阿尔希片科、扎德坎，画家什捷连别尔格、列别杰夫、费德尔、拉里奥诺夫，贡恰罗娃。(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什捷连别尔格是一个政治侨民。我一度曾在巴黎郊区的默顿租了一个房间；什捷连别尔格就住在旁边。他过着穷苦日子，但我每天都看见他拿着画架，提着箱子——他是去画风景画的。这个十分朴实而又文静的人在最重要的时候曾被委以重任：卢那察尔斯基委托他组织造型艺术部。达维德·彼得罗维奇没欺侮和得罪过任何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在送给他的一本书上题道：“马雅可夫斯基谨以此书赠给亲爱的、不带引号的同志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什捷连别尔格。”什捷连别尔格只有一桩过失：他是一个优秀的画家并喜爱写生画；但在三十年代他却被认为是“未来派”。记得一位批评家曾写过一篇论文，他对什捷连别尔格挑选一条鲱鱼作为一幅静物画的题材感到愤慨；批评家认为这有诬蔑现代精神之意……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于1948年去世，1960年人们为他的作品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是一个抒情的、细腻的、真正的写生画家。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却依然是默顿的那个腼腆而可怜的青年：向往革命，饥饿，写生画……)
第二部分 11.与诗结缘（5）
    我已开始研究艺术了，我谈论的不仅是“自由诗”，而且也谈“野兽派”(这是人们给马蒂斯、马尔凯、鲁奥的称号)的画或马约尔的雕塑纪念像。

    我到康·德·巴尔蒙特那里去过几次，往后我要谈到他；我还要谈到那些久居巴黎的作家——阿·尼·托尔斯泰、马·亚·沃洛申。现在我只谈谈费·库·索洛古勃来到巴黎时的情形。举行了一个文学晚会。索洛古勃向与会者(主要是大学生)大谈杜尔西内娅(《堂吉珂德》的女主人公)不同于阿尔东沙(杜尔西内娅的原名)。与其说他像一个诗人，不如说像一个中学校长。有时他的眼里闪动着愉快的微笑。我明白，站在我面前的是《小鬼》的作者。但他是从哪里得到音乐、得到那些朴素的但能刺痛人心的词汇，以及那些使他与魏尔兰近似的歌曲的呢?他朗读诗歌时声调很独特——就像在把词汇分类放进一个大匣子的格子里去：

    敌方军官的

    一匹马

    正踩在他心窝上，

    他心窝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20年在莫斯科出版界之家。有些发言者说，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了。费奥多尔·库兹米奇频频点头——显然表示同意。在结语中他只补充了一点：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不是由零构成的，因为零加零还是零，不会得出一个集体。索洛古勃在巴黎时曾亲切地接待过我一次，他倾听我朗读自己的诗作，谈到音乐、秘密，并重又谈起了杜尔西内娅。但我当时所写的却并非杜尔西内娅，而是拾破烂的人、巴黎街道的肮脏和恶臭。在这次访问之后我写了几行诗：

    ……我读着书，天就亮了，在清晰的光线中

    奇怪地看到在旁边的墙上

    (画像上)那已是活的索洛古勃——

    一个蓄着胡子、戴夹鼻眼镜的中年人……

    我曾和奥斯卡尔·列辛斯基共同出版文学艺术杂志《赫利俄斯》。但我们不久就破产了。后来，诗人瓦利亚·涅米罗夫从罗斯托夫来了，他很有钱。他贪图安逸、目光如豆，说他喜欢瑞士的一个小地方(不记得是什么地方了)，那里永远可以不必用手遮住火柴而在街上点着香烟。我们出了两期诗刊《傍晚》，使我得以发表了几首赞美日益临近的暴风雨的诗。

    这时我已不能经常收到家中的汇款；我的日子过得又乱又糟。埃米利奥·塞伦尼告诉我，他的俄国出生的亡妻曾说：“爱伦堡年轻的时候盖着报纸睡觉。”在第一村路我租的那间小工作室里，除了一张床和一条褥子之外，我就再没有别的家具了。连炉子都没有。一次，一个瑞典画家把窗上的玻璃敲了下来：他跳了出去。我在一条薄被和一件破大衣上盖了几张报纸。我一早就钻进咖啡馆去，在那儿看书、写诗，一直坐到晚上，咖啡馆里很暖和。每当我从餐厅旁走过，美味佳肴的香气使我馋涎欲滴：我经常一连三四天不吃一点东西。而当从莫斯科汇来支票的时候，我就很快同我那些也在挨饿的朋友们把钱吃得一干二净。

    我还记得战前不久的一个绝妙的夜晚。从俄国寄来的挂号信总是傍晚才到；钱是用一张“里昂信贷公司”的支票汇来的。我为某刊物翻译了亨利·德·雷尼耶的一个短篇小说；我得了十卢布的稿费。银行已经关门。但我急不可耐地想吃东西。我和朋友们走进了蒙帕纳斯火车站对面的一家名叫“马车夫的会见”的小饭馆：它昼夜营业。我邀了两个朋友同去。菜单是用粉笔写在一块黑板上的，我们把所有的菜都尝遍了——因为必须一直坐到天亮，我才能到银行去把钱取出来(我的朋友们就像人质那样坐在饭馆里)。我们早已吃罢晚饭，打了一会儿盹，吃了早点，又吃了正餐；到了早晨六点，我们重新开始吃早点，因为我们认为新的一天已经来到。这真是妙不可言的一夜!

    我翻译了大量作品，不过都是诗，而诗是很少有发表机会的。我既译当代法国诗人的作品，也译13世纪的短篇叙事诗、弗朗索瓦·维永的叙事诗、龙萨的十四行诗、欧比涅的咒语；我学会了读西班牙文作品，译过“罗曼采洛”的一些片断，以及伊塔的东正教大司祭、豪尔赫·曼里克、圣徒胡安和克维多等人的作品。这是一种癖好，而不是一种职业。

    我当了一个游览向导。帕宁娜伯爵夫人(也许像一位读者所说，是博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组织了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出国游览团；由于旅费不贵而使那些正如当时所说的在“穷乡僻壤”工作的小学教师得以观赏意大利或法国的风光。那个夏季我曾因担任小学教师们游览凡尔赛的向导而挣了一笔外快。干这份差事必须准确地知道几百个雕塑家或画家、巨幅的战争油画的作者们的名字，必须记得神话故事，解释各种各样的喷泉的寓意。一般说来，这并不难。最难的还是侍候这一帮初次出国的乌合之众。有些女人总想跑到时装店去看衣服。在男人当中也可以碰到一些想找妓女、搜购春宫画的角色。我在地下铁道入口处数了人数，在出口处再查一遍时，往往要少一个两个。一个来自科别利亚基的教师求我夜里把他锁在旅馆里：他结识了一个法国女人，如果他再见到她一次，那他就回不去家了，但他却是一个有妻儿老小有职业的人。我把他锁了起来。

    我也为单个的游览者效劳；这是非常讨厌的事：几乎所有的人都曾要求我晚上带他们去找妓女。我拒绝了，他们就骂我是傻瓜、伪君子，甚至还骂我是暗探，克扣我的酬金。我还记得一个商人；他在里加开了一个医药器材商店。我和他谈价钱的时候，他轻蔑地问我是否熟悉所有的建筑样式；他掏出一个梳着高发髻的女人的小相片，用指头弹了它一下：“长得不坏吧?”原来这个女人是他的未婚妻，她在里加有一幢出租的房子，同时她又热爱艺术，知道所有的建筑样式，经常嘲笑不学无术的未婚夫。他答应每天给我五个法郎，我就当了他的向导。但是医药器材商店的老板却使我苦恼不堪；在一所上个世纪末盖的普通房子旁边，他问道：“这是什么样式?”起初我老老实实回答说：“什么都不是。”可是他生气了，说维也纳的向导拿的钱比我少，却知道所有的建筑样式。我怕失去那五个法郎，就瞎编起来：“巴洛克式……帝国式……纯粹的哥特式……”他把我的话全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在餐厅里我得为他翻译菜单，他久久地考虑什么菜好吃，订了菜之后，再为我挑一种最便宜的：马铃薯或通心粉。
第二部分 12.与诗结缘（6）
    我年复一年地流浪在巴黎街头，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从南郊跑到北郊；一面走一面颤动着嘴唇——我在做诗。我觉得我是偶然变成诗人的，这是由于我遇到了年轻的姑娘丽莎，她日后成了一个女诗人，“谢拉皮翁姊妹”(由“谢拉皮翁兄弟”一词变来，这是1921年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一个文学团体)——波隆斯卡娅。起初看上去确是如此；但日后看来却并无任何偶然之处——诗变成了我的生命。

    1916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我的诗集《前夜集》；这本书被书报检察机关弄得丑陋不堪——几乎每一页都有用删节点代替的诗行。这是我用自己的声音写成的第一本书。我对战争作了这样的描写：

    枕头上方挂了一幅图画，

    吊着一名凶恶的士兵，

    这是为了让一个孩子高兴，

    让他一大早起来，

    看到洗脸池里的水不会哭泣。

    那哥萨克正在狞笑，

    头戴一顶羊皮高帽。

    哥萨克用自己的长矛

    袭击另一个外国士兵。

    殷红的颜料淌了一地……

    我描写处决普加乔夫：

    你被折断的双臂将发芽滋长，发芽滋长，

    能燃烧的牧草将覆盖大地……

    我还描写了自己和被称为“暴风雨般的前夜”的1916年。

    左：费·索洛古勃。

    中：1920年，达·什捷连别尔格的写生。

    右：爱伦堡1916年的翻译作品之一。

    勃留索夫曾在《俄罗斯新闻》上谈到这本书：“……显然，诗对于伊·爱伦堡不是一种游戏，当然也不是一种手艺，而是一桩毕生的事业……因此，伊·爱伦堡就没有那些用很久以来被认定为‘富于诗意的’题材写成的流畅的诗作，没有陈腐的公认的诗歌形象，也没有如今已轻而易举地成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作诗法所推崇的那种矫揉造作的美和廉价的技巧(说得更准确些，所有这一切在伊·爱伦堡最初的几本书里都能见到，但渐渐地他已能战胜表面上的成功的诱惑)……伊·爱伦堡全部创作的主要缺点在于他对理论的屈从。他很少直接献身艺术；他常常由于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而破坏灵感。在有意识地回避公式化的美的同时，伊·爱伦堡却又陷入了一个相反的极端，因而他的诗便缺乏嘹亮的声响和铿锵的音韵，由于诗人宁弃韵脚而采用很不相同的半谐音，也使它们毫无夸张……伊·爱伦堡最注意现代文化顶峰的脓疮。把隐藏在现代欧洲的精美纤巧的光辉之下的一切卑鄙而下贱的东西都挖掘出来——这就是年轻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时他又以一个割开恶性脓疮的外科医生的果断，在自己并不动听的诗中，也揭露了自己心灵中的那些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下决心承认的隐秘的激情，以及掩蔽在我们的温文尔雅和文化修养的表面光彩之下的一切可鄙可耻的东西。”

    我得到了勃留索夫在那个时期写给我的一封信的副本。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在谈到他已给报刊寄去了一篇评论的时候补充道：“……我真诚地喜欢您，即作为一个诗人的您，因为对于作为一个人的您我还不了解。但这并不是说我喜欢您的诗。正好相反。我说这句话就像我说我喜欢作为诗人的您的时候同样坦率……我的结论也就是那适用于一切‘出类拔萃的人物’，即那些天生的诗人的结论：‘努力吧!’不经过努力不会产生普希金、歌德，甚至也不会产生魏尔兰〔因为未来的pauvreLelian(法语，意为“可怜的勒利安”)在他的前半生是非常努力、非常努力的〕，而您又不愿做一个次于魏尔兰的诗人，同时也不值得。类似保罗·福尔那样的princedepoêtes(法语，意为“诗坛宗主”)的桂冠是决不会使您动心的!……我还有一个个人的请求：不要忽视诗的音乐性。您别去理会未来派。诗歌的全部实质就在于音响的结合……”信的末尾写了几句亲切的话：“我因此在数千里之外拥抱您……”

    我给勃留索夫写了一封回信(这是在1916年夏天)：“您那亲切的来信使我深为感动。谢谢!一般说来，我是不会因对我的诗作的评论而飘飘然的，但您的教诲对于我却特别珍贵。我全神贯注地拜读了您的大作和来信。我有千言万语想在回信中向您倾吐，但我却不会写信……我并没有使自己的诗歌屈从任何‘理论’，恰好相反，我是很缺乏自制力的。我的诗作的缺陷和拙劣都是我自己的。您认为是丑恶可憎的东西——我觉得是自己的真实的东西，这就是说，它既不美也不丑，只不过是应有的样子。我写的诗之所以没有韵脚和‘诗格’，并非由于‘对诗歌的理解’，而仅仅因为丰富的韵脚或古典主义的诗使我的听觉感到难受……我并不倾心于抒情和写景的诗歌，我最感兴趣的是一般的、‘宏伟的’的事物，我总想揭示事物，表现出……其中的主要东西。在现代艺术中我之所以最喜欢立体主义，其故即在于此。你向我谈到‘甜蜜悦耳的声音和祈祷’。然而并非一切甜蜜悦耳的声音都是祈祷，说得确切些，所有的祈祷都是向上帝而发的，但并非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这也许很狭隘，但并不是因为我对诗歌的理解狭隘，而是因为我是一个狭隘的人。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最主要之点。我们之间横隔着一堵墙——不仅仅只是几千俄里路程!……我把诗集命名为《前夜集》，除了一般的意义之外，我还指我个人的东西而言。这仅仅是我的前夜……”

    勃留索夫说我想揭示社会的溃疡，这是对的。五年后我写了讽刺性长篇小说《胡利奥·胡列尼托》。但我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和诗分手。不错，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写过诗(从1924年到1937年)，但是我一直像念咒似的反复吟咏着我喜爱的诗人们的作品，没有诗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我在《给成年人读的书》里曾说：“有时候我仍旧羡慕诗人。我们是勉强从泥塘里拔出脚来的。他们的步伐就像减速放映的影片在银幕上映现出来的跳跃——在空气中浮动着。我发现他们在朗读诗的时候两手总是痉挛地一伸一缩：这是一个游泳者的姿势。他们的人行道不比二层楼低。肉、欲望、深度对于我们都是逗点；但他们甚至不要句点也过得去。诗的节拍转变为时代的节拍，于是诗人们要理解未来的语言也就容易得多了。”这是1936年春的想法。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我写论文、传单、简讯，甚至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但是又像从前一样，突然颤动着嘴唇做起诗来了——这并非因为我想预见未来，而是因为需要谈谈现在。

    如今我觉得我过去的许多看法都是错误的、愚蠢的、可笑的。不过对于促使我开始写诗的原因，我现在觉得依然是正确的。当年一个18岁的青年懂得，诗可以表达散文所不能表达的东西。一个如今正在写一本回忆录的老文人赞同这个看法。
第三部分 
1.巴黎就是一所学校（1）  2.与诗结缘（2）  3.结识诗人巴尔蒙特（1）  4.与诗结缘（2） 
5.初进罗浮宫（1）  6.与诗结缘（2）  7.与诗结缘（3）  8.法国人与俄国人——有趣的误解（… 
9.法国人与俄国人——有趣的误解（…  10.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1）  11.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2）  12.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3） 
13.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4）  14.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1）  15.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2）  16.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3） 
17.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4）  18.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5）  19.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1）  20.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2） 
22.两位法国诗人  23.画家莫迪利亚尼的悲剧（1）  24.画家莫迪利亚尼的悲剧（2）    

第三部分 1.巴黎就是一所学校（1）
    曾有一位批评家写道，在我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里有很多人物，但是没有主人公；我认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巴黎。这本书是我50岁的时候写成的；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指责者，也不再是一个说教者了；我在给瓦·雅·勃留索夫的信中谈到过的那种狭隘已随岁月逐渐消失——一个50岁的人的评价犹如一双已经穿得合脚的鞋子。

    但在我成长的年代，我却难以评价巴黎；我既热烈地爱它，又同样热烈地恨它：

    巴黎啊，我夜夜等着你，

    你却像妓女的情夫一般光临……

    我不再去听报告：巴黎就是一所学校，一所优秀然而严厉的学校；我常诅咒它——不是因为我的生活很苦，而是因为巴黎迫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一切艰辛。

    在经历了平静的革命前的莫斯科、它那木制的小房子、马车夫、茶炊以及商人贪婪的梦想之后，巴黎似乎就应该以其现代化、粗鲁和新发明而使我惊愕。当然，那里有许多汽车，它们吃力地驶过一条条狭窄的中世纪街道。报刊常把巴黎称作“不夜城”。宽阔的林荫道在夜间的确要比特维尔大街或铁匠桥明亮得多；但在屋子里还不常看到电灯，也许电灯还不如莫斯科多。我觉得“地带”(从前的城防工事旁边的长形地区)上的茅舍简直不像是真的。夜间我常在穆弗塔尔街上徘徊，又肥又大的耗子就在路面上跑来跑去。艾菲尔铁塔还在引起争论——那些认为它丑化了城市的莫泊桑的同时代人和志同道合者还在人世。年轻的艺术家却喜欢它。铁塔本身已到了待嫁少女的年龄；谁也没有料到它会有利于无线电和电视。电话机还很少，但气压传送装置却很发达。先前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么多布满皱纹和斑点的浅灰色的古老房子!我还不知道，在巴黎，一座房子只要能保持三十到四十年的寿命，它就会获得古迹的外貌：我觉得所有的房子都是古色古香的，在我眼前展现的古代风貌很像一个新奇而陌生的世界。

    我每走进一条黑的街道，就像走进了一座热带丛林。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望着克里姆林宫的大教堂，从来没有注意过它的美：它们处于我的生活之外，无论是和“秘密接头处”还是和高尔基的海燕的翅膀都毫不相干。我在中学里曾勉强地死背过许多有封邑的公爵的名字，我以为这是一些和定理或拉丁文课程一样的抽象概念：“许多名字的结尾都是is—masculinigeneris(拉丁文，意为“阳性”)。”但到了巴黎以后，以往就像是现在；甚至街道的名称都是神秘莫测的——“布兰什女王街”，“捕鱼猫街”，“德贝街”；卡佳住在“木剑街”。我常去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藏过身的一所房子。一群山羊挤进了汽车群中，牧羊人就在那里给一只倔强的山羊挤奶。

    我常在塞纳河岸的街道上徜徉，在装着古书的箱子里翻寻。旧书商似乎比那些用皮革或羊皮纸做封面的多卷集还要古老。我有时在那里遇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就像一个旧书商；他拿起一本书犹如一个园艺家拿起一只梨——既贪婪又很内行；这是安纳托尔·法朗士。(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在1924年参加了他的葬仪，为这位年老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送殡的既有参议员也有工人，既有院士也有少年。1946年，安纳托尔·法朗士的孙子曾引导我参观了位于图尔附近利亚·巴舍里耶尔街的作家故居——我发现这位伊壁鸠鲁主义者既不是一个藏书家，也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堆满在屋子里的不是收藏品，而是人生的岁月、游历、热情、会见所留下来的残迹。书架上大概也摆着安纳托尔·法朗士在塞纳河岸的街道上当着我的面购买的那些书。)

    有一次，我在一堆古代的赞美诗集和田园诗意作品中间发现了一部巴拉滕斯基的《埃达》。内封上写着“赠给我们伟大的普希金的翻译者普罗斯珀·梅里美。叶夫根尼·巴拉滕斯基”。我花了六个苏把书买下，就立刻开始阅读。塞纳河忧郁地泛着微波；一只喂得肥肥的猫儿睡在一艘驳船上。对面是一所停尸室，每天早晨都有一些酒足饭饱的巴黎人前去辨认自杀者的尸体。笼罩在紫青色晨雾中的巴黎圣母院宛如一座石头的小树林。巴拉滕斯基写道：

    一个外地人满腹狐疑：

    躺在他面前的莫不是

    古代世界阴森森的废墟?

    顺便说说，废墟有时候寿命很长：雅典的卫城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物质上也比25个世纪以来拼命破坏过它的各种人的住宅寿命更长。

    在巴黎，往昔和现在是融为一体的。这是一座奇妙的城市——它不是按照计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林那样生长起来的。一所供不幸者栖身的应急房子的一面墙壁，尽管已被淫秽下流的题词、爱情的自白和竞选时的咒骂弄得肮脏不堪，但依然有充分权利享受过路人的尊敬和国家的庇护。

    我很难分辨，何处是昨日，何处是明天：巴黎有自己的日历。饶勒斯在谈到社会革命的时候援引古代的神话，他高喊着，做着手势，就像扮演俄狄浦斯王的穆内-絮利。我常在教堂里看见大学生——医学院学生，物理系学生——他们用圣水湿湿前额，听到钟声便一齐跪下。诗人夏尔·贝玑写了一首关于贞德的诗便被认为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喜欢他的诗：他能把一件事重复一百次，同时每一次都和前一次不同，他的节奏犹如一头猎犬的奔跑，这头猎犬也朝它主人奔赴的地点跑去，但总是绕着圈子跑。我曾在《半月丛刊》编辑部里和他谈过一次话。我以为他要谈宗教、柏格森、救世主降灵说，不料他却谈起俄国来了：“我对贵国的作家了解不多。俄国人也许会首先推翻金钱的权力……”

    我读了索朗索瓦·维永的诗；他生活在十五世纪，当过小偷和强盗：

    我即将渴死在溪畔。

    我含泪微笑，游戏般劳动。

    不论我走到哪里，到处都是我家。

    异乡对于我就是我故乡。

    我无所不知，我一无所知。

    以此以前，我译过马拉梅的诗，他曾被认为是新诗歌的创始者之一。我明白，索朗索瓦·维永对于我要比《牧神的午休》的作者亲近得多。我曾一读再读《红与黑》；难以想象这部长篇小说已经80岁了。我周围的人都说，揭示现代生活的作家是安德烈·纪德；我很不容易才弄到了他的长篇小说《窄门》。我觉得这是一本在十八世纪写成的书，由于我想到它的作者还活着——我在“老鸽子”剧院见过他，就不禁笑了。
第三部分 2.与诗结缘（2）
    一切都仿佛是不可预料的，而一切又都是可能的。一天，正当我在克利什广场上漫步、做诗的当儿，广场上突然挤满了人。人们喊叫着，他们想突破警察们的散兵线冲到西班牙大使馆去：抗议处死无政府主义者费雷罗。枪声响了，立刻筑起了街垒；公共马车被掀翻了，路灯被推倒了。炽热的瓦斯像泉水一样喷射出来。我不大清楚费雷罗是何许人以及他为什么被判处死刑；但我却和大家一同喊叫。这似乎就是革命。几小时以后，人们重又在克利什广场上神色自若地喝起咖啡或啤酒来了。

    巴黎在当时有“世界首都”之称，它的确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的代表人物。戴缠头的印度人揭露英国的自由主义者的虚伪。马其顿人经常举行喧闹的群众大会。中国的大学生庆祝民国成立。出版的报纸有波兰文的和葡萄牙文的，有芬兰文的和阿拉伯文的，有犹太文的和捷克文的。巴黎人为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俄罗斯作曲家，指挥家)的《春之祭》鼓掌，为意大利的未来派马里内蒂鼓掌，也为上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的神秘剧的伊达·鲁宾施泰因鼓掌。“世界首都”同时又是一

    个边远的省份。巴黎分为许多区；每一区都有一条开设着商店、小剧院和舞厅的主要街道。所有的人都彼此相识，在街道上聊天，说面包铺老板娘的坏话，议论机械师雅克的情妇，说红头发的让的老婆给让戴了一顶绿帽子。

    你爱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艺术学院的学生每年春天举行舞会：裸体的大学生和女模特儿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游行；最害臊的人穿着小裤衩。有一天，一个西班牙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旁边脱得一丝不挂；一名警察懒洋洋地问他：“老头儿，你不冷吗?……”一年举行两次狂欢节——一次在谢肉节，一次在大斋期中间；载着穿化妆服的人们的大型马车在街上驶过；人们戴着荒谬可笑的假面具，往遇到的人的脸上扔彩纸屑；还把得过锦标的白犍牛也拉了出来，餐厅里贴着广告：“明天我们尊敬的顾客将能尝到用获奖者的肉烧制的煎牛排。”在栗子树或法国梧桐下，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情侣，全神贯注地在接吻；没有任何人打搅他们。有一次，奥库洛夫在十二杯白兰地下肚以后，爬到一辆轿式马车顶上，开始向行人解释说，所有的政府部长很快就要被吊死在路灯上；有些人听他讲，但是，当然谁也不会相信。我不仅没有护照，就连身份证也没有。有一次，银行职员要看我的证件，我就到省政府去了，他们叫我找两个法国人作保。我急于取钱，就找了我常去买面包的那家面包铺的老板和一个一早就坐在咖啡馆里喝罗姆酒、同我有一面之交的画家和我同去。不用说，他们对我是毫不了解的，但他们同意签字作证。一个官员发给我一份证件，上面堂而皇之地写着某事有某人作证云云的官样文章；这不仅足以应付银行职员，就是应付经常缉拿盗匪的警察也绰绰有余了。咖啡馆里唱着讽刺歌：共和国的总统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司法部长手脚不干净，国民教育部长正在追几个小姑娘，给她们写的情书文理不通。居斯塔夫·爱尔威(1871—1944，法国社会党左翼领导人之一)在《社会战争报》上号召消灭资产阶级；歌唱家蒙泰居斯赞美十七团的士兵，因为他们拒绝向示威群众开枪。每天早晨五点钟，一捆捆报纸就送到了小店铺里；报纸都放得很整齐；街道上也放着报纸；行人把铜币放在一个小盘子里就可以拿一份。各种派别的报纸不下二十种之多。新闻记者互相诬蔑；事后他们又在克鲁阿桑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举杯共饮开胃酒。

    人们到咖啡馆去是为了同熟人见面、谈谈政治、聊聊天、搬弄一阵是非。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自己的咖啡馆：律师，牲口贩，艺术家，马夫，演员，珠宝商，诉讼代理人，参议员，靠妓女生活的人，作家，毛皮匠。对于饶勒斯的拥护者常去的咖啡馆，盖得(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的拥护者是不屑一顾的。还有一些象棋手聚集的咖啡馆，拉斯克和卡帕布兰卡曾在那里下过几盘具有历史意义的象棋。

    我常去“克洛赛利·德·利里亚”咖啡馆——俄文的意思是“丁香田庄”；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丁香；不过可以叫一杯咖啡，要几张纸，写上五六个钟头(纸张免费供应)。法国作家(主要是诗人)每星期二都去“丁香田庄”；他们争论着雷纳·纪尔发明的“科学诗”的利弊，赞扬圣保罗·鲁的幻想，咒骂《法兰西水星》杂志的出版者。有一次举行选举：保罗·福尔登上了“诗歌之王”的宝座，他是一个漂亮的、黑头发的人，写过几千首半愉快、半忧伤的叙事诗。

    左：克克洛赛利·德·利里亚咖啡馆当时的照片。

    中：安纳托尔·法朗士的肖像，斯捷林画。

    右：夏尔·贝玑。

    或许有人认为，在巴黎所有的人都两脚朝天走路，但巴黎人却过着一种世代相传的秩序井然的生活。每逢一个人租到一所住宅以后，守门的女人都要问，新房客有没有镶着镜面的衣橱；床和桌椅是无法查封的；要是不按期缴纳房租，镶着镜面的衣橱就要被查封。出殡的时候男人在前，女人随后。坟地就像一座城市的模型：那里有自己的街道。富人的坟上写有“恒产”的字样，这不是讽刺——穷人的坟过了二十年就要被挖掉。葬仪结束后，所有的人都要到坟地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里去喝白葡萄酒，吃一点干酪。人们晚上不喝咖啡，而喝各种各样的浸液——菩提花浸液，甘菊浸液，薄荷浸液，马鞭草浸液。情侣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哪一种浸液最有益健康：他要喝利尿的，而她要喝帮助消化的。老太婆们坐在街上的长凳上做针线活。住宅的房门在晚上十点钟上锁：每当房客揿铃，睡意蒙眬

    的守门女人把一根细绳一拉，门就开了，叫门时得高声通报自己的名字，以免生人潜入；外出的时候就高声把守门女人喊醒：“劳驾，绳子!”钓鱼的人坐在塞纳河畔枉费心机地等待想象中的

    鱼上钩。报纸有时报道，翌日凌晨有一名死刑犯将被斩首；爱看热闹的人麇集在狱门附近看刽子手、看死刑犯，事后还要看被砍下的人头。

    我读过雷翁·布鲁阿的作品；他自称是天主教徒，但憎恨有钱的伪君子和头戴法冠的伪善者；他的作品是那种应该在地狱里出版以推翻天堂的宣言。我也读蒙田和兰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作品。我时而盼望革命，时而盼望世界的末日。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后来人们肯定地说，不曾在战前生活过的人，都没领略过生活的甜蜜。我可没尝到什么甜蜜。)我问法国人，今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回答说——有的怀着满意的神情，有的叹了一口气——法国经历过四次革命，它已经有免疫力了。

    艺术日益使我倾心。诗不仅代替了煎牛排，也代替了《没有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和契诃夫一同苦恼过的那种“总的思想”。不，苦恼依然存在：我在艺术中寻找的不是慰藉，而是非常激烈的情感。我和艺术家们交朋友，开始参观展览会。诗人们和艺术家们每月都要宣读各种各样的艺术宣言，推翻一切事和一切人，但一切事和一切人却依然如故。

    我们儿时常玩这种游戏：不准说“是”和“不是”，不准说“白的”和“黑的”；谁要是说了不准说的字眼，他就要挨罚。我有时候觉得，巴黎正是在玩这种游戏。如今我认为，把巴黎时而痛骂一顿，时而赞扬一番，可能是不公正的。年轻人有一种要求严格、不肯安静的天性。莱蒙托夫写道：“而不安定的他却在寻找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宁!”当时他才18岁。谁知道，如果我在斯摩棱斯克，是否也会感到同样的不安呢?这可能会迟个两三年；也可能不会具有如此尖锐的形式……至于不准说“是”和“不是”的游戏，那它与艺术的天性有关。而在巴黎是不可能不碰到艺术的……

    巴黎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它推开了我的世界的墙壁。人们常把这个城市说成寻欢作乐之地；我以为，巴黎善于苦笑——它的房舍如此，它的诗人如此，它的姑娘们的眼睛也是如此；这种善于在苦中作乐、在乐中痛苦的才能有时给它安上一对翅膀，有时又把它的翅膀剪了下来。但是，当我写到此后数十年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还要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就不会做这样的结论了。

    巴黎教育过我、丰富了我的知识和阅历、使我穷困、使我自立、又打倒了我。所有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每当一个人有所得的时候，他同时也必有所失——你往前走，就得同昨天还是你生活中的那些欢乐与不幸诀别。
第三部分 3.结识诗人巴尔蒙特（1）
    我没有拜倒在巴尔蒙特足下的福气。在我开始写诗的时候，他的作品对于我是一种启示；我曾希望见到那个写下了“我来到这个世上，为了看看太阳”的人。两年以后，我认识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那时候我已经觉得他的诗里有许多东西是可笑的了——我非常崇拜勃洛克，读安年斯基、索洛古勃、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巴尔蒙特准时看见了太阳，而我看到巴尔蒙特的时间却迟了。

    1905年巴尔蒙特画像，费·谢廖夫画。

    我是在1911年认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当时他44岁。我知道他住在巴黎，不用说，我把我的第一部作品给他寄去了。巴尔蒙特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许多偶然的事件，有时候是戏剧性的事件。譬如，他曾两次沦为侨民；如果采用一般的称呼，第一次他是红色侨民，第二次则是白色侨民。在1905年的革命失败后，巴尔蒙特被血腥的镇压、马鞭的呼啸和绞刑架激怒了；他在国外出版了《复仇者的歌》——这是一本拥有极为高尚的感情和非常拙劣的诗句的书。他把尼古拉二世称为“血腥的刽子手”。尽管作品非常拙劣，沙皇依然动了圣怒，于是巴尔蒙特就不得不侨居国外了。直到1913年，康斯坦丁公爵(一个署名KP的平庸的诗人)才呈请尼古拉特赦巴尔蒙特。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住在帕西街(后来这个地区成了白俄的定居处)。他的住处常有客人来访——其中有定居巴黎的俄国人，有从俄国来的人，有法国人。他邀我前去。那天晚上我是唯一的客人。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妻子是一个身材修长的漂亮女人，她热情地招待我，使我顿时摆脱了拘束，忘掉了我面前是一个出名的诗人。我向来不到别人家里去作客，经常呆在咖啡馆里或画家们没有炉火的、肮脏的工作室里，而现在我却置身在一个温暖而明亮的俄国人的家里了；主人请我喝茶；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小女儿尼宁卡在淘气。一切都那么奇妙而家常。只有主人的外貌例外：巴尔蒙特是很特别的。

    要叫巴黎人感到惊奇是不大容易的，但是我却不止一次看见，当巴尔蒙特走过圣日耳曼林荫道的时候，行人却频频向他注目。1918年在莫斯科，人们提着小篮子愁眉苦脸地在街上奔走，有些人拉着雪橇；又冷又饿，但是行人依然感到惊讶：在马路中央有一个火红色头发的怪人正在昂首阔步地行走，向灰蒙蒙的天空仰起他的头颅。

    巴尔蒙特在年轻的时候曾想自杀——他从窗口跳了下去；他摔伤了一条腿，于是一辈子都有点儿瘸；他走得很快，就像一只习惯了飞翔而不习惯行走的鸟儿在跳跃。

    他的脸色有时非常苍白，有时又作青铜色，绿色的眼睛，火红色的胡须，火红色的头发，一绺绺的发卷披散在背上。在我经常接待的那些前来巴黎观光的人们之中有一位神甫：他一发现有人在看到他的时候发笑，就害臊地把自己的头发用发簪别住，藏在帽子里。而巴尔蒙特却以他的发卷自豪。他宛如一只偶然飞到异域的热带的鸟儿。

    他客客气气地请我朗读我的诗作，不住地说“很好……很好……”——大概是想鼓励一个年轻的作者。后来他站了起来，开始读自己的作品。他的诗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的诗才已开始衰退——但是那有鼓舞力的、高傲的声音却使我颇为惊奇：他读诗的时候就像一个萨满教的巫师，这种巫师知道，他的话如果在恶魔身上不发生效力，在可怜的游牧人身上也总会发挥效力的。他会说许多种语言，但说任何一种语言都带一种口音——不是俄罗斯口音，而是巴尔蒙特的口音；“H”这个音他发得特别独特——不知道是法语还是波兰语。在他的诗里有许多带有长“H”的韵脚——“神圣的”，“鼓舞人心的”，“卑鄙的”——他在读到这些字的时候声音拖得很长，显然颇为得意。

    他有时叫我上他那里去；我在他家里见到过莫斯科一些以学术和文艺的庇护者自居的财主、法国的翻译家、他的狂热崇拜者。

    青年诗人马克·塔洛夫从敖德萨来到了巴黎，他说他是被迫离开祖国的，他在那里有一个未婚妻；他过着穷苦的生活；他朗读了自己的诗作：

    我在此尝到了孤独的全部苦楚，

    我的苦难在这儿开始。

    我既无名字，又无祖国，

    既无故乡，又无幸福和家庭。

    每当他一再地对我们说，未婚妻等着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暗自发笑。(他在十年后回到敖德萨，未婚妻果真等着他。)塔洛夫渴望向巴尔蒙特朗读自己的诗作；我把他带去了，但是他窘得不知所措，竟把一只通红的炉子当成椅子坐了下去。大家哄堂大笑，而巴尔蒙特却已经夸奖起他还没有听到的诗作来了。

    巴尔蒙特时而沉默不语、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时而兴致勃勃地大谈埃及、墨西哥、西班牙。所有的国家都被他描述得十分神奇；他仿佛走遍了全世界，但是他所看到的却只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地图上所没有的，我把它称作巴尔蒙特王国。
第三部分 4.与诗结缘（2）
    关于他，契诃夫曾写道：“他说起话来很动听，很有表情，但只限于他喝醉酒的时候。”我常在咖啡馆里遇见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两三杯白兰地一下肚，他果然变成了一个出色的说故事的能手；我看到的有时是牛津的那些供给膳食的小旅馆的古板的老板娘，有时是爪哇的魔术师，有时是醉心于巫术的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勃留索夫。当谈话涉及黑颜色的时候，巴尔蒙特总要重复一句古老的格鲁吉亚咒语。阻止巴尔蒙特是办不到的。他常向自己的女伴喊叫：“我想逃到黑夜里去!叶连娜，你别反对!”他的性格里有一种既庄严又可怜、既高傲又稚气的东西。

    人们常把他和魏尔兰相比：酒精，音乐，天真。但是巴尔蒙特和“可怜的勒利安”不同，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读了许多书。他翻译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诗歌：雪莱和卡尔德隆，卢斯塔维里和惠特曼，莱奥帕尔迪和斯洛伐茨基，布莱克和海涅，埃德加·坡和王尔德。埃及的古歌和保罗·福尔的诗经过巴尔蒙特的翻译变成了同样的情调。他在情诗里所赞美的是自己的感情，不是接受他的诗作的女人，他在翻译别人的诗作时所陶醉的也是自己的声音。

    他喜爱雄伟的东西：山巅，深渊，海洋。画家布拉克曾说，要善于用直尺去丈量灵感；巴尔蒙特大概会认为这话是一种市侩习气——他是靠批发为生的。他写起诗来就和女速记员那么快。他总是把同一本书献给一连串的人：从“我的幻想的兄弟，诗人和术士，瓦列里·勃留索夫”直到“具有一颗像林中的小溪那样自由而清澈的心灵的柳夏·萨维茨卡娅”。《我们将同太阳一样》一书中的情诗就是如此；一首接着一首，每首都有名有姓地注明献给某人：“献给贝拉”，“献给奈蒂小姐”，“献给马辛格”，“献给克莱茨伯爵夫人”，“献给乌鲁索娃郡主”，“献给H……”“献给P……”“献给一个西班牙妓女”，“献给玛丽亚·芬”，“献给米特凯维奇”，“献给达格尼·克利斯坚逊”，“献给柳夏”……

    在1917至1918年间，我在莫斯科见过他几次。他依然相信自己。革命的坚决性把他惹恼了：他不愿意让历史干预他的生活。他不止一次地深深陷入情网，然后又冷淡下来，他把这都写进了诗里。他以为时代也能像这样轻而易举地抛开：“这个夏天我不再把俄罗斯喜爱……”有一次我向他朗读了我的几首关于处死普加乔夫、关于报复的诗。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起初不满意地皱着眉头，后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

    我听到过野蛮的语言，

    听到过祈祷时的喊叫和嘈杂的合唱。

    但我不想给你警告。

    你想破坏吗?斜面的力量真美妙。

    你去做野蛮人吧。一旦遍地大火

    只有野蛮人才年轻无畏，

    只有老年人才不正确。

    下面写的日期是：1917年12月28日。三四年后，他就到巴黎去了，在那里他断定只有自己是正确的。他的那些诅咒革命的政治诗就像《复仇者之歌》一样软弱无力。他再度成为一个侨民，但已不是短短的几年，而是一直到死；他过着穷苦的生活；狂饮症发作得益发频繁了。

    1934年我在蒙帕纳斯林荫道上遇见过他。他独自一人走着，老态龙钟，穿一件破旧的外衣；他和先前一样披散着满头长发，但头发已经不是火红色，而是白色的了。他认出了我，向我问好。“我听说您在俄国……”我回答说，我不久以前才从莫斯科来。他活跃起来：“请问，那里还有人记得我，还有人读我的诗吗?”我不禁可怜起他来，撒谎说：“当然记得。”他微微一笑，然后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去，这个可怜的、被贬黜了的帝王。

    苏联大百科全书为这位“颓废派诗人”写了二十行——和写别内迪克托夫的行数相等，但是肯定了后者若干优点，而对巴尔蒙特却没有作任何肯定。年轻的苏联读者未必知道世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诗人；但在20世纪初却没有一个大学生不知道他，即使不熟悉他的诗作，至少也知道他的名气。沃伦斯基在1902年写道：“虽然附带这种或那种保留条件，巴尔蒙特还是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尽管颓废派的诗歌在俄国并不流行，公众却依然从他的诗的音乐中捕捉并重复那柔和而轻盈的音响。”对于象征派说来，他是一个导师，一个巨匠：勃洛克和安德烈·别雷在中学时代就手不释卷地读他的作品。勃留索夫在总结巴尔蒙特的成败时说：“巴尔蒙特向我们揭示了抒情诗能多么深刻地揭示人类心灵的秘密。”就连和象征派毫无关系的作家也对巴尔蒙特的诗作了很高的评价，例如布宁。和巴尔蒙特的那些锋芒毕露的、有时华美壮丽、有时又矫揉造作的诗歌最为格格不入的，恐怕莫过于契诃夫了，但是安东·帕夫洛维奇却在给这位“颓废派诗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您可知道，我喜爱您的天才，您的每一本书都给了我不少喜悦和激动。也许，这是因为我是一个保守派。”高尔基曾给予巴尔蒙特以热烈的评价，并建议杂志的编辑发表他的诗作。我还记得，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曾满怀赞赏地朗读巴尔蒙特的诗。人们写了上百篇文章来评述巴尔蒙特，他的作品每年都要再版；他举办讲座的时候很难弄到门票。只要诗人在剧院里，甚至在街上一露面，就立刻被发了狂的崇拜者团团围住。难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变态心理和自我欺骗，难道高尔基或勃留索夫之所以赞扬巴尔蒙特的天才，是因为俄国的读者们赞同大百科全书的条文所说的他那“逃避现实的意图”和他对“野蛮行为”的狂热?

    我之所以想到了别内迪克托夫，不仅是因为他名气很大而又很快被大家遗忘。可以说，从巴尔蒙特的那些失败的作品来看，他和别内迪克托夫是相似的——大喊大叫，趣味低劣。例如，巴尔蒙特竟能写出这样的诗句：

    我要做个粗鲁的人，我要做个勇敢的人，

    ……

    我要扒下你的衣服!……

    (马·亚·沃洛申曾肯定地说，有一个助产妇曾给他寄了一首《答巴尔蒙特》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要做坚强的女人，

    我要做高傲的女人，

    我不让男人近身!……)

    自然，巴尔蒙特写了许多坏诗；他的创作非常丰富，他的全部作品都出版过。但是从他的30本书里是可以选编出一本好书来的——这毕竟不是别内迪克托夫。谁又喜欢别内迪克托夫呢?只有那些不爱挑剔的市长夫人。但巴尔蒙特在俄罗斯的诗歌中却改变了许多东西；这只要把他的这样一些诗篇重复一遍即可得到证实：“我是俄罗斯的迟钝的语言的精髓……”或“在俄罗斯的大自然中有一种慵倦的柔情……”命运待他极不公道：他曾得到人们的称赞，但日后人们却又因他称赞的东西而向他报复。他断言自己是一个叛逆，是现代精神的表现者，

    巴尔蒙特不仅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还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旧时代的残余。他和20世纪一同登上文坛。当街道上已有汽车来往奔驰，工厂的厂房已巍然矗立，大规模的社会斗争已在进行的时候，巴尔蒙特却依然是一个14世纪的抒情诗人，他穿的那件时髦的外衣是可笑的。

    当未来派闯进了文学晚会并开始攻击年迈的巴尔蒙特的时候，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便昂首朗读了他的一首旧作：

    悄悄地、悄悄地扒下古代偶像的衣衫，

    你们祈祷得太久，别忘却过去的世界……

    一场空前的风暴逼近了，但一个落伍的抒情诗人却向刮来的第一阵风提出了天真的请求——但愿是一阵微风。他读了那么多书，却依然不理解，古代偶像的衣衫不仅要被很快扒掉，它们还要被人们毫不痛惜地焚毁。跟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笔下的西班牙贵族的鬈发和姿态相比，这恐怕是更大的一个时代错乱现象。

    他度过了一个漫长而凄凉的晚年——无所事事，孤独，贫穷，精神病。他死于1942年。
第三部分 5.初进罗浮宫（1）
    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两次意大利。我的钱很少；我在小客店和可疑的地方过夜；在小饭馆吃通心粉——两个索利多买一大碗，吃了能勉强维持几个钟头；钱不够坐火车，就步行上路；现在我回想起在意大利度过的那几个月是最幸福的了。我在那里明白了，艺术不是奇思异想，不是装饰，不是月份牌上的节日，而是可以像同一个亲近的人那样同它共居一室。每一个小伙子在初次堕入情网的时候都以为他发现了一个直到那时还没被人发现过的世界。意大利对于我正是这样：很久以来，外国作家在来到这个国度以后，都有一种新颖的幸福之感，都对艺术的亲切有一种新的感受——从司汤达到勃洛克，从歌德到我们的同时代人涅克拉索夫，都是如此。(不错，海明威正是在意大利了解了人类痛苦的程度，但这是在战争时期，而战争——到处都是战争。)

    意大利对于我既是一座天堂，又是一所课堂。1909年我曾满怀疑虑地看着凡·高、高更和马蒂斯的油画，甚至心中还有些害怕，就像一头小牛看着火车那样。五年以后我和画家们交上了朋友——毕加索、莱热、莫迪利亚尼、里维拉；他们的作品帮助我把一团纠缠不清的希望和怀疑分辨清楚了。我在过去找到了理解现代艺术的钥匙。没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写生画就不能理解莫迪利亚尼，正如没有普希金就不能理解勃洛克一样。(我对勃洛克的了解早于对莫迪利亚尼的了解：我从小就知道普希金，但却没有人教过我写生画入门；我只听说拉斐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不期而至》这幅画同革命斗争有关。)

    莫迪利亚尼画的马拉克·塔洛夫。

    我初次进罗浮宫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野人；我无论如何也要看一看乔康达(即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而当我看了以后，我便开始猜测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想起了弥洛斯的维纳斯——她是非看看不可的，因为人人都说她是美的典范，海涅和格列布·乌斯宾斯基都曾在她面前感动得落泪……罗浮宫是一个大城市里的一所大博物馆；我站了一会儿，休息了一下，然后离开了。昏昏欲睡的布吕赫的几个小博物馆对于我只是一所初级小学；而我真正爱上了艺术则是在意大利。

    我现在所写的并不是一本谈绘画的书，同时我也并不打算毫厘不爽地描述自己久远之前的印象：在一生的薄暮时分是很难想起和理解它的清晨的——光线不断变化，对所见的事物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现在我对我曾一度喜爱过的许多事物都无动于衷了，而我在年轻的时候所忽略了的某些东西却开始一年年地在我眼前显现出来。艺术不同于精密科学，它不屈从于无可争论的评价。

    18世纪渊博的艺术鉴赏家曾把哥特式建筑视为一种变态的野蛮艺术。普希金曾对弗朗索瓦·维永的诗歌作过轻蔑的评价。司汤达尽管承认乔托是达到拉斐尔所必经的一个小阶梯，但依然认为他的画是苍白无力和丑陋的。后来评价改变了：我们感到亲切的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优秀的思想家所注意到的东西。但是，也许现在不值得去重复他们的错误并给予那些同我们格格不入的艺术作品以轻蔑的评价了吧?我之所以要在下面谈到一个人的意见的改变，只是为了指出我们的评价的局限性有多么大。

    我在1911年所醉心的是15世纪(指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首先是波提切利。我的天啊，在《维纳斯的诞生》和《春》的前面我曾伫立了多久啊!我觉得拉斐尔的壁画枯燥乏味；乔托的作品犹如圣像。波提切利笔下的女人不像威尼斯派画家作品中的女人那样粗俗、肥胖和呈粉红色；也不像梅姆林或凡－爱克画的那些女人那样不注重形体和过分崇高。维纳斯羞答答地、微含忧戚地注视着世界；我大约也是这样注视着维纳斯。我醉心于《意大利的圣像》一书。穆拉托夫仿佛窥见了我的灵魂：他写道，《维纳斯的诞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幅画。现在我想弄清楚，波提切利用什么东西博得了我的好感。大概是生活的欢乐和痛苦的结合，是不信神的时代的开端，是那善于使惊恐不安变得和谐的才能。

    过了两年，我来到佛罗伦萨，第一件事就是去瞻仰波提切利的绘画，但是却感到茫然：这些绘画当然是很出色的，但是我却以旁观者的心情去欣赏它们；它们不再同我的精神状态吻合了。我已经不愿去美化那种骚乱了；我晕船了，因而就想看到静止的海岸。我怀着敬意想到了那些充满信仰的人们——既想到了瓦利亚·奈马克，也想到了弗朗西斯·雅姆。我爱上了贝阿托法师：他的绘画就是行动，他不仅画了圣母，他还在自己的油画前面祈祷。乔托和锡耶纳画派的大师们吸引了我。我曾写道：

    锡耶纳画派画家们的凝视，

    教堂里的蜂蜡味

    以及大教堂的正面

    嵌着带条纹的大理石。

    我的眼前矗立着“初期佛罗伦萨画派大师们严峻的、若有所思的壁画”。我重又试图理解，拉斐尔何以那么出名，丁托列托引人入胜的力量究竟在哪里，但这对我依然是一桩无法探知的秘密。

    此后不久我就把贝阿托法师淡忘了。我看到了格雷科的修长的人体、米开朗琪罗的巨人、普桑的凄惨的风景画。我参观了数十个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命运一再把我送到意大利去。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可以写成几百本书，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把它们全都说完。我在1924年看到了一个备受凌辱的、愤怒的意大利：我滞留罗马期间，法西斯分子劫走了马泰奥蒂(1885—1924，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耶利米(《圣经·旧约》中四大先知之一，曾因耶路撒冷被攻陷而哭泣)在西斯廷教堂里伤心落泪，企图维护自己的先知称号。

    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我重又来到了意大利。我觉得波提切利的《春》是矫揉造作的、腻人的。我尊敬地看着乔托的帕多瓦壁画，但心里已没有先前那种激动感了。然而，我在老年却第一次“发现了”拉斐尔(我说的是梵蒂冈的画厅，至于《西斯廷圣母》，我至今依然对它无动于衷)。《雅典学院》和《关于圣餐礼的辩论》的明朗与和谐使我震惊；它们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真令人难以想象。通常画家的成长就像树木那么迟缓，而且画家的寿命很长——提香活到99岁高龄，安佐尔活到89岁，安格儿和鲁奥活到87岁，米开朗琪罗、克洛德·洛伦·夏尔丹、戈雅、莫奈、德加和马蒂斯，都活了80岁以上。但拉斐尔却和诗人们一样，37岁就去世了，而且他似乎是最成熟的。他对题材既不入迷也不反感；例如，他画过教会举办的关于圣餐礼的辩论；他是一个极其世俗的人，因此这种宗教题材是不能鼓舞他的。我们对16世纪的神学辩论毫无兴趣，但我们依然入迷地站在那里——拉斐尔的构图使我们吃惊。司汤达说：“只有那即使在历史作了判决之后也依然富于情趣的事物才是适宜于描写的。”对于我们说来，在《关于圣餐礼的辩论》中有什么是“富于情趣”的呢?当然，不是辩论的题目，也不是辩论会的参加者。四百年以后，当历史不仅对各种各样参加聚餐礼的信徒作出了判决，而且也对产生这些仪式的宗教观念作出了判决的时候，画的构图、轮廓和色调却仍使我们激动不已。
第三部分 6.与诗结缘（2）
    在威尼斯的一所陈列着丁托列托的油画的桑－罗科画派的长形大厅里，我曾流连徘徊、不忍离去。问题仍然不在于题材——它们的题材和许多别的画家的作品的题材完全相同。但是对世界抱着悲观的看法、感觉和理解的丁托列托却善于把它表现出来；为了把莎士比亚在不久之后开始描写的东西告诉世人，他只要几个足趾、一幅向下滑落的天鹅绒上的皱襞、一朵浮云和一堵墙壁就足够了。丁托列托的画具有现代艺术的一切因素；同时在桑－罗科画派中你还能特别鲜明地了解抽象派绘画的辩护者的天真，对于绘画方面的许多问题，他们竭力寻找一种比丁托列托、苏巴朗或在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塞尚曾经提供过的更为自由、或者也可以说是更为深刻的解决方法。丁托列托不得不考虑到天主教教会的教义、威尼斯首领们的虚情假意和口是心非，以及许许多多看来是不必要的障碍，一个伟大的画家是需要障碍的——这是一个出发点，是克服无法克服的事物的一个开端。

    我之所以复述一个青年、一个40岁的人和现在我这个老年人的极容易引起争论的见解，当然不是由于这些见解本身具有什么趣味，更何况我又不是一个艺术史家。我认为，耐人寻味的不是这些评价，而是这些评价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的变化。诗人巴尔蒙特曾天真地请求别急于揭露昨天的偶像。真正的大师并不需要怜悯；但是一种平凡而合理的见解却暗示了某种谨慎的态度：失去了桂冠的偶像可以重新成为神灵。科学领域的发现推翻了前人的理论：如今无论如何是不能根据托勒密或毕达哥拉斯的理论去研究天文学了；但古代希腊人的雕塑在我们今天看来却依然是精美的。波提切利现在不合我的口味；我在青年时代曾爱过他，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大概不是我们的孙子就是我们的曾孙将来会喜欢他。对于波伦亚画派的画家我现在很难说他们一句好话——我跟他们还有一笔旧账没算，当然，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过失：波伦亚画派的绘画在三百年间决定了那种相对的、折中主义的艺术的标准，许多人出于误解或习惯，至今犹把这种艺术称为现实主义的艺术。(勃留索夫在1922年写道：“现实主义——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哲学术语，而是就它在艺术领域的应用而言——向画家们提出了一个课题：真实地再现现实。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国度、什么时代有哪一个国家曾抱定过另一种目的呢?全部差别仅仅在于对‘现实’的理解……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派的画家，甚至他们的前辈‘拉斐尔前派’的画家，人们总爱用佛拉芒人和荷兰人的风俗画来和他们对比，但是，难道他们希望描绘和现实绝缘的东西吗?……印象派当时曾受到批评家的指责，说他们创作的只不过是一些斑点，与现实生活完全无关，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正是这样的目的：用这些斑点把现实更真实、更精确地表现出来，使它一如我们外部的感官和视觉所感受的那样。”)只要一个画家不去描绘古代的神话或福音书上的故事，而去描绘能使他的同时代人为之激动的重大事件，并在手法上遵循波伦亚画派特定的标准，他就会得到这样的祝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20年或40年之后，学院派最后一批模仿者在世界上绝迹了，到了那时，我们的孙子或曾孙就会恢复卡拉齐兄弟及其他波伦亚画派画家的作品的名誉。以往的艺术不仅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它也由于我们热情的眼光而得以重见天日。后代子孙的珍爱宛如一个孜孜不倦的修复家，他把有点褪色的油画加以整理，使它们恢复原先的光彩。

    我还得补充一点，1959年秋，在我滞留意大利期间，伊特鲁里亚人(古代意大利的一个民族)的石椁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那是在石棺上凸现出来的一些疯狂的男女。我在离罗马不远的塔基尼埃的一所小博物馆的庭院里久久地看着它们。现在，当我写这本书并打算重现我的过去和朋友们(他们大多数都已先我故世)的时候，我看见自己面前的这些男男女女就是生活在我诞生的25个世纪前的人。我觉得，我对他们的了解就像对我的同时代人的了解一样清楚。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眷恋佛罗伦萨；我爱它那乡村的气息、多那太罗的雕刻和戴宽边草帽的农民、德拉·罗比亚的陶器和城市四周的丘陵、花园、菜畦、一株株昂然直立的柏树、旧桥上的小店铺、集市、浑浊的河流、晴朗的天空和但丁曾在那里遇见自己的贝雅特丽齐的遗迹。佛罗伦萨同所有那些在一个时代里建立起来因而十分谐调的城市一样，是一目了然和可爱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爱上了罗马。罗马是几个不同时代的混合物；古希腊罗马的遗迹和新兴的市区并列，巴洛克式的弯弯曲曲的雕像和最早的基督教的柱廊形大厅共存，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和19世纪末叶富丽堂皇的古迹同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起初会使来客感到拘束，但后来你却看到不同的时代在罗马是和平共处的。罗马的美不仅仅是在成群结队的游览者前往观光的地方——任何一条街道，一所丝毫不值得注意的房屋的任何一堵墙壁，都有赏心悦目之美。它的配置十分复杂：其中含有一种只有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民族才能达到的严整。

    有一些旅行家(其中也有像歌德这样的大人物)在意大利看到的只是博物馆和大自然不朽的美色，他们是大错特错了!过去和现在都使我目醉心迷的意大利的一切，都和人有密切联系——当然，人们是在不断变化，但是，如果说有可能概括时代，有可能把往昔从被遗忘和不被了解中拯救出来，那么这是和人民的天才，和人民所固有的某些特点分不开的。

    我在法国住了多年，学会了怎样了解法国人，我对他们的爱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爱是众所周知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决定重复司汤达的话，他曾肯定地说，意大利人比法国人朴实、直爽。这怎能不博得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好感，这个年轻人还记得在科济希、奥斯托任卡或阿尔巴特某处的那些倾心的谈话的温暖?当然，意大利人也和所有的人一样是良莠不齐的；我既没有忘记阶级斗争，也没有忘记法西斯主义的年代；但我依然认为，意大利人的性格充满了善良。
第三部分 7.与诗结缘（3）
    我常常自问，为什么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那么喜爱近十年来的意大利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米兰的奇迹》、《两分钱的希望》、《罗马十一点钟》、《卡比里亚之夜》。毫无疑问，它们是电影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但是普通观众对新现实主义是不大感兴趣的；老实说，由于对现实所作的现实主义的、真实的反映，他们所看到的乃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意大利人，使观众为之倾倒的是一种民族性格的特征：银幕上展现了一种艰苦的、有时是没有出路的生活，但是应对人们的苦难负责的不是坏蛋，而是环境，不是这个或那个人物心灵上的丑恶，而是社会制度的丑恶。

    我的千百万同胞对战争的景象是记忆犹新的。世界的政治地图已经改变了；理智提醒我们，有的东西应该忘却，有的东西应该学会；但是人心有自己的规律。1949年在柏林曾有一个德国人对我说，他喜欢我的长篇小说《暴风雨》，特别是勒热夫城下的战斗场面。“描写得生动极了，”他补充道，“也许您当时就在那里?”当我作了肯定的答复以后，他很高兴地叫道：“当时我也在那里!”——然后向我伸出手来。说实话，这个握手对我并不是轻松的。我常常见到一些意大利人，他们忧郁地说，在战争时期他们到过顿巴斯；我倒能友好地和他们谈话。曾在敌占区呆过的人们向我谈到意大利人的时候并无仇恨之心；一个集体农庄女庄员曾回忆道：“他想抓走一只母鸡，可是又觉得不好意思，他等着我走开，后来我自动地走开了——我可怜他……”

    在这本书里我还要不止一次地谈到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我有时不顾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一下子就跑到前面去了——因为我不愿使自己的思路和要说的话中断；这与其说是我一生中的经历，不如说是由回忆而产生的思考。现在我要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

    我力求不戴粉红色的眼镜来回顾以往。意大利的生活绝不是什么田园诗：每走一步我都可以看见贫穷。意大利的资产阶级要比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为妄自尊大和愚蠢无知。在科尔索的咖啡馆里可以看到一些议员；他们在聊天、商量、谈判；那里有一种议会里肮脏的、不体面的勾当所散发出来的恶臭。我还常常遇到一些外省的唯美派，他们竭力模仿巴黎的假绅士；和往常一样，学生比老师走得更远。

    我在巴黎经人介绍认识了诗人马里内蒂；他非常自信而且同样爱沽名钓誉；他给了我一本他的长诗《我那用红糖制成的心脏》：“如果您把它翻译出来，您就会使俄国发现一个明天的诗人……”我译出了一个片断并附上一个小小的序言：“要喜爱马里内蒂的诗是困难的。内心的空虚、特别是对朗诵艺术的低级趣味和嗜好使人对他颇为反感。”后来我出席了一个文学晚会——马里内蒂在会上赞扬未来派、技术的奇迹、征服世界。他日后追随法西斯分子是合乎逻辑的：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早先就幻想暴力；随着红色的水果糖而来的是鲜血……

    一天，我在佛罗伦萨遇见了30岁的乔瓦尼·帕皮尼；他那轰动一时的自传《一个毫无出息的人》是在这之前不久问世的。我们坐在一个小饭店里；年轻的作家们在争论有关未来派、“猫头鹰”(这是一个文学团体的名称)和柯罗齐的哲学等问题。我觉得帕皮尼是一个痛苦的、苛刻的人。突然，他惘然若失地微微一笑，说道：“不管您怎么说，主要的是一个人应该幸福，而且是能使别人也幸福的那么一种幸福……”

    在卢卡附近某地，我曾疲倦而饥饿地在一株树下睡着了。几个孩子把我唤醒。孩子们的母亲，一个肥胖的、黑皮肤的妇女，把我叫到家里，在桌上放了一大碗通心粉、一瓶葡萄酒，瓶的周围缠着稻草。我狼吞虎咽地把通心粉吃个精光，而女主人则在缝一件孩子穿的衣服，她瞧瞧我，叹了口气。“你有妈妈吗?”她突然问道。我说我的母亲在很远的地方——在莫斯科。这时候她没有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就唱起一首忧伤的小调。我离开了她的家；那是一个黢黑的南国之夜，萤火虫宛如晴空的繁星，不停地盘旋飞舞。

    在意大利，我相信艺术是可以发展的，幸福是可以取得的。但是，一个艺术将要遭到灭亡、幸福是不可想象的时代却已经来到了。
第三部分 8.法国人与俄国人——有趣的误解（…
    我坐在“丁香田庄”咖啡馆里翻译法国诗人的诗——我想编一本诗选。沃洛申把我介绍给亚历山大·梅尔赛罗，他是一个不大受人注意的诗人，但为人却很和气；他常给我带来一些书籍，并把他的一些较有名气的同志介绍给我。

    1906年，俄国大企业家里亚布申斯基决定出版一个名叫《金羊毛》的艺术杂志；杂志要同时用俄文和法文出版。需要一个能修改译文的修辞家。里亚布申斯基不惜重金聘请了一位真正的法国诗人。这件事能够办到可颇不容易，因为诗人都不愿长期离开巴黎。

    在巴黎郊区克列泰的一个前天主教修道院的屋子里住着几个诗人；他们写诗，自己烧饭，亲自用油印机印自己的作品。文学团体“修道院”就这样诞生了；它的成员有很多在日后成了名人：杜亚美、儒勒·罗曼、维德拉克。所有这些诗人都力求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从人人固有的思想感情中汲取灵感，这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在“修道院”中也有几个没有多大希望的诗人，梅尔赛罗就是其中之一；他沉湎在《金羊毛》的工作中了：在诗人的法朗吉(法国傅立叶空想社会的基层组织)里，生活是很单调的。

    梅尔赛罗常说他喜欢莫斯科，但是却不爱提到他特别喜爱的是一个莫斯科女人，一位官太太。他的生平的这一页是沃洛申告诉我的。法国诗人和莫斯科的官太太十分幸福，但是分别的时刻临近了。梅尔赛罗不愧是一个诗人，他制定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计划：“你跟我跑到巴黎去。”这个莫斯科女人提醒陷入情网的幻想家说，没有出国护照是不能离开俄国的。这个情妇有一个很不漂亮的妹妹，梅尔赛罗一向对她都不大注意；但在紧要关头她竟成了幸福的保证：“你和我的妹妹结婚吧，她会得到出国护照的，并宣称跟你同赴巴黎。我去给你们送行，到了最后一分钟，我就走进车厢，让妹妹留在月台上。护照，当然带在我身上。”梅尔赛罗很欣赏这个计划；举行了一个豪华的婚礼。这个情妇按照预定计划来到车站，但是在第三遍铃声响了以后，她却一动不动，只是挥动着一方小手绢：车厢里坐着合法的夫人。

    梅尔赛罗把强加于他的妻子带到“修道院”去了，她一看到与众不同的法朗吉就吓了一跳：她哪儿想得到，法国诗人的日子竟过得比莫斯科的店员还要糟!口角、责难、吵架开始了；“修道院”的诗人们再也写不出诗来。他们恳求沃洛申去解劝梅尔赛罗夫人(她还没学会说法语)。诗人之妻终于明白，更好的生活她是盼不到的，于是就回莫斯科去了。最使人感动的是这样的一件小事：梅尔赛罗每逢谈到他那狡猾的情妇的家，总要叹口气说：“他们经常有红鱼子吃!黑鱼子在俄国是人人都吃得到的，他们却吃红鱼子，他们是非常阔气的……”

    当时法国人还不大了解俄国。我曾在进步的“老鸽子”剧院看过由《卡拉马佐夫兄弟》改编的剧。舞台上挂着一幅沙皇的肖像，路过的人都向他转过身去画十字。我还记得我把阿·尼·托尔斯泰介绍给一个常去“丁香田庄”的年轻诗人的情形；诗人毕恭毕敬地和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谈话，但后来却信口雌黄地说：“您可知道，这里有人曾为您的去世写过文章，原来这是谣言……”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不禁发出了一种特别的、他所独有的雷鸣般的笑声，把桌上的高脚玻璃杯都震动了，这位可怜的诗人好不容易才嘟嘟囔囔地说：“对不起，我没想到您是伟大的托尔斯泰的儿子，我知道他的儿子也是一个大作家……”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曾经写道，在他1916年到了英国以后，有一个英国人曾热情地欢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

    《高鲁亚》报的一个批评家有一次去找马·亚·沃洛申，立刻就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您当然参加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仪，当时哥萨克把大学生们揍了一顿。我们对详细情形很感兴趣……”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德罗维奇非常喜欢愚弄人，于是就开始描述“详细情形”了；批评家欣喜若狂地写满了整整一本笔记簿；末了沃洛申说道：“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一切——当时我才四岁……”

    二十年后，我在巴黎买了一张欧洲大地图；在苏联北部印的不是省市的名称而是“萨莫耶德人”。1946年出版的拉鲁斯的《小辞典》提供了有关涅谢尔罗德、卡特科夫、旅行家奇哈乔夫的知识，但是对于像格里鲍耶陀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谢切诺夫、巴甫洛夫这样一些不大引人注目的人物却无片言只字……

    不过只谈法国人是欠公道的。既然我现在所回忆的都是一些十分有趣的事件，那我就不妨也谈谈英国笔会为我举行的一次欢迎会。那是在1930年。我收到一纸请帖，把我尊为笔会的一次例行午宴的贵宾，还附了一段很长的文字，说是希望我最好能穿晚礼服，但是也允许穿黑色衣服。午宴由名作家高尔斯华绥主持；他向我表示热烈欢迎，并说英国作家很高兴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看到摄制了《然娜·奈伊的爱情》这样一部出色影片的奥地利大电影导演。(奥地利导演帕布斯特确曾根据我的长篇小说拍摄过一部影片。)午宴又不是辩论会，于是我就和高尔斯华绥握手致谢。陪伴我的女客原来是一个上了年纪、袒肩露颈的英国女人；她为了给我解闷，就不停地谈论古代维也纳的风流韵事。我觉得自己是冒名顶替的，便说我不是奥地利人，而是俄国人。她顿时变得悲伤起来，满腔怜悯地说，她很爱俄国，和我一同感到痛苦，她问：“布尔什维克把你们那位可怜的将军怎么样了?……”(在我现在所描写的这次午宴之前不久，库捷波夫将军在巴黎神秘地失踪了。)我平静地回答说：“难道您不知道?他们把他吃了。”这位夫人手中的刀叉掉了下来：“真可怕!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法国人总爱说一个英国人的笑话：这个英国人在加来看到了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事后写道，所有的法国女人都是棕黄色的。我想起了我曾引导他们参观凡尔赛的那些俄国旅行者的谈话。一个教师艳羡法国人的富有——他在圣拉萨尔车站附近看见了一个喝红葡萄酒的流浪汉。“要是我回家去说——谁都不会相信：连流氓、乞丐都满不在乎地喝葡萄酒……”这个教师来自萨马拉省；所以他不相信葡萄酒在法国比矿泉水还便宜。另一个旅行者是实科中学的副校长，正好相反，他得到的结论是法国人都在要饭；他会说法语，在凡尔赛公园里认识了一个当地的中学教师；副校长一再地说：“这就是他们的文化，这就是他们的富有!一个中学教师，却没有一个女仆，妻子亲手做饭……”有一个过去是师范学校学生、后来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侨民，曾把他的一部中篇小说拿给我看：它写的是爱上了一个淫荡的法国女人的俄国唯心主义者的痛苦；作者用了一百页左右的篇幅去议论法国人的淫荡生活；其主要的论据是法国人甚至在餐厅里也要接吻。我企图向他解释，这种接吻和一句亲切的话或多情的一瞥是完全相等的，它们并不妨碍情侣们沉着地尽情享受羊角或猪肉烧豆，但是我白费了一番口舌；他顽固地答道：“我在妻子面前感到很不自在——要知道那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啊……这是一个下贱的民族!……”
第三部分 9.法国人与俄国人——有趣的误解（…
    一个人是难以了解异邦的风俗习惯的，即使他对这种风俗习惯仔细观察过一个时期；至于一个旅行者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在报刊(有俄国的，也有法国的)上读到过多少根据大仲马曾在下面坐过的枝繁叶茂的酸果蔓(酸果蔓是一种矮小的灌木，大仲马曾把它错误地描写为一种枝繁叶茂的大树，这里是指错误可笑的观念)制造出来的胡说八道啊!

    不必去嘲笑梅尔赛罗：他的错误是极富于人情味的。那个先前的师范学校学生，即曾对法国人的淫乱表示愤慨的人，在同自己的夫人分别时，肯定在车站上吻过她；而这在一个日本人看来却是一种不要脸的、不道德的行径。一切的不幸均在于人们把自己的习俗，或如现在所说，自己的“生活方式”，视为唯一正确的东西，并公开指责一切违反这种习俗的现象，至少也要暗自加以非难。

    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的认识，总是根据一些偶然的、浮光掠影的观察形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使是那些博学多识的法国人对俄国人又有什么了解呢?他们看见了一些富翁，这些富翁挥金如土，在蒙马特的销金窟里鬼混，一夜之间就在蒙特卡洛把面积与法国的一个省相等的地产全部输掉。在法语里出现了“大贵族”这个名词，这就是对富有的俄国人的称呼。知识渊博的法国人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们从中得知，俄国人喜欢一掷千金、鄙视债务、迷信上帝和鬼魂、对他所信奉的事物以及他自己都横加污辱、在公共场所吻着土地忏悔自己的罪孽。报刊上报道着俄国的秩序混乱、恐怖行动、革命者的英勇。法国人把俄国的革命者称为“虚无主义者”；1946年(即在十月革命后的30年)出版的详解字典对“虚无主义”一词作了如下解释：“一种在俄国拥有信徒的学说，力求彻底破坏社会制度，同时却没有提出以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的明确目标。”从一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这种学说只能吸引神秘主义者。碰巧法国人又知道了甚至在“大贵族”中间也有“虚无主义者”；这终于使他们确信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斯拉夫精神”，并用这种“精神”来解释以后的一切历史事件。

    我小时候读过几部描写德国人的俄国长篇小说；小说中的德国人有的是幻想家，就像屠格涅夫的伦蒙(长篇小说《贵族之家》中的人物)，另一些是精力充沛、眼光短浅的实干家，就像冈察洛夫的斯托尔茨(长篇小说《奥布洛莫夫》中的人物)。在革命前的俄国，德国人被看成是温和而正派的人。不久以前我偶然看到瓦·罗扎诺夫的一本书，他描绘了1912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德国：“诚心诚意地和这些正直的人，这些诚挚的劳动者握一握手，就意味着猛然长高了几俄尺……同德国人发生战争一事看来是不会使我感到震惊的。显然，这不是一个暴躁而又爱记仇的民族，不会在取胜以后就置对手于死地……德国人‘enmasse’(法语，意为大多数)或者是政治上头脑简单的人，或者是没有把周围的一切吃光的胃口。我不会害怕同德国作战，其故即在于此。但是同这些正派的人攀攀交情、做个朋友，倒是一件极其令人愉快的事……我会花光多余的钱，而且仅仅是为了善良的性格。我深信，这一切日后会得到数百倍的报答。我知道，这在目前是不符合俄国的国际地位的，而我现在之所以几乎是偷偷地、‘旁白’式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则是为了未来……你瞧，为了赢得四千万如此正派的人们的欢心，可能使其他民族感到难过，甚至还会使某些人稍微感到痛苦。”从那时以后，我们已经历了两次大战。罗扎诺夫的话并不比梅尔赛罗关于红鱼子的谈话聪明，但是也不会使任何人发笑。

    而俄国人也有这样的无稽之谈：提起法国人，就说他“迅速如目光，空虚如胡扯”，说他轻佻冒失、爱好虚荣而又放荡淫乱；谈到巴黎，就称之为“新巴比伦”，说它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它是时装的倡导者，还因为它是放荡淫佚的渊薮!(我的母亲生怕我去巴黎并非出于无因——这是有家喻户晓的传说作为根据的。)这个国家和上述这一类描写是多么不同啊，我在那里住过，那里的家庭观念要比俄国强烈得多；那里的人们珍视世代相传的习惯，有时也珍视偏见；那里的资产阶级的住宅连百叶窗都要关上，以免壁纸褪色；那里的人畏惧过堂风有如畏惧鼠疫；那里十时就寝、鸡鸣而起；那里的夜酒店里不大听得见法语；那里在国外居住过的熟人屈指可数!

    如今一架飞机在数小时之内即可横贯欧洲；一夜之间即可由巴黎飞抵美国或印度；但是人们却和先前一样互相缺乏了解。把他们隔离开来的不是思想，而是语言，不是感情，而是表达这些感情的方式：风尚习俗，生活细节。互不了解是繁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仇恨的微生物的培养液：“你瞧，他的生活和你不同，他不如你可又不愿承认；他说他过得比你强，他比你好；要是你不干掉他，他就要逼着你照他那样过日子。”可以就很久以前即被外交家们称之为“modusvivendi”，即暂时的休战达成协议；但是我觉得，缺乏相互了解，真正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有人说，我们这个行星早已考察清楚了，如今轮到火星或金星了。不错，制图家对所有的高原、岛屿和沙漠都了若指掌；但是一个普通人却还很少知道，在一个早已发现的岛上，在那些远古时代即已被人发现的国度，以及在那些认为自己就是发现者的国度里，他的同辈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之所以说这一番话，是因为我走遍了欧洲，到过亚洲和美洲，最后终于明白，要想了解别人的生活有多么困难。
第三部分 10.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1）
    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德罗维奇·沃洛申每次来到巴黎，总在女画家科鲁格利科娃拨给他的一间工作室里安身，这间工作室坐落在艺术家们选中的蒙帕纳斯区中心的巴松纳德街上。工作室里悬挂着埃及女王塔娅赫的一幅画像，画像下面有一张狭窄的沙发，马克斯(所有的人在认识他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就这样称呼他)常在沙发上盘腿而坐，在一只手提香炉里点起一种东方的松香，用酒精灯煮土耳其咖啡，阅读关于亚述艺术的书籍，以及有关共济会或立体主义的书，还要给莫斯科的报刊写些诗歌和关于展览会以及主要演员的通讯。他在工作室的门上写道：“叩门时请高声通报叩门者姓名。”不过他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只有一个罗马尼亚哲学家叩门的时候他才不去开门，因为这位哲学家总是要求他的著作尽快在彼得堡出版，还要求沃洛申预支给他一百法郎的稿费。

    左：1916年特·伊·索里克与伊琳娜·爱伦堡在尼斯。

    中：马克斯·沃洛申在巴黎。

    右：马克斯·沃洛申画像，巴·库斯托基耶夫画。

    安德烈·别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觉得沃洛申是一个标准的巴黎人——这是根据他对法国文化的精通和他的外表得出的结论：一撮修剪得整齐别致的胡子，一顶大礼帽，还有他的风度，由于我是在巴黎认识马克斯的，因此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当作一个巴黎人；我觉得他倒像一个俄国的马车夫，而且与其说他有一部激进社会党人的胡子，还不如说他有一部马车夫的胡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巴黎人的胡子开始匿迹，但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激进社会党人出于对高尚的19世纪传统的敬意，仍留着大胡子)。不错，俄国的马车夫不戴大礼帽，这是法国马车夫戴的，但是大礼帽戴在马克斯又长又密的头发上的确很像马戏团的道具。

    沃洛申在巴黎不仅以一个俄国人闻名，还以一个头等俄国人闻名；他爱向法国人描述纵火自焚的分裂派教徒、莫罗佐夫或里亚布申斯基的怪癖、恐怖分子、彼得堡的白夜、“红方块王子派”的画家、古罗斯假托神命的先知。据安德烈·别雷说，在莫斯科马克斯曾因他所描述的下列事件而名噪一时：无政府主义者向法约餐厅投掷的一枚炸弹，饶勒斯的能言善辩，列米·德·古尔蒙(1858—1915，法国作家、评论家)的渎神罪，著名的数学家彭加勒，同年轻的里什宾共进早餐。沃洛申的听众到处都有，而他又善于并喜欢谈天说地。

    孩子们玩的游戏不下数百种，有的颇费脑筋，有的非常简单，这不会使任何人感到惊奇；但是有些成年人，特别是作家和艺术家，直到暮年还保留着对游戏的喜爱。高尔基说，契诃夫常坐在椅子上用帽子捕捉太阳的“光点”。毕加索酷爱描绘马戏团的小丑，常常以一个业余的斗牛士的身份参加斗牛。诗人奈兹瓦尔编了一辈子的星占表。巴别尔总是躲着大家，这并不是因为别人会妨碍他的工作，而是因为他爱捉迷藏。马克斯常常想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故弄玄虚；把普希金的某些不大为人所知的诗作寄给编辑部，并断言它们的作者是药剂师西沃拉波夫；他送给一个大叫大嚷地说要服毒自杀的姑娘一包泻盐，并对她说这是一包印度尼西亚的毒药；他甚至在工作的时候也做游戏；他有一篇名叫《阿波罗和耗子》的论文，这篇东西除了称之为游戏之外就无以名之。他的博学多识是世所罕见的；他能在国立图书馆里从早晨一直坐到晚上，他所选的书也很出人意料：有时候是克里特岛上的出土文物，有时候是中国的古代诗词，有时候是朗之万对气体的电离作用的研究著作，有时候是圣茹斯特的作品。他是一个大块头，体重一百公斤；他可以像一尊活佛那样坐在那里传经布道；但是他却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在做游戏。他走路的时候微微跳动；甚至他的步态也可说明他的为人——他在言谈中、诗作中和生活中都是一跳一跳的。

    他曾把疑虑重重的彼得堡文学界狠狠地愚弄了一番，或者如现在所说，取笑了一场。不知道从哪里突然来了一个名叫切鲁比娜·德·加布莉亚克的有才能的年轻女诗人。《阿波罗》开始发表她的诗作。谁都没看见过她，她只不过常常给杂志的编辑马科夫斯基写信，他背地里爱上了她。切鲁比娜说，她的祖籍是西班牙，曾在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受过教育。切鲁比娜的诗博得了勃留索夫的称赞。所有的高峰派诗人都希望见到她。她有时候给马科夫斯基打电话，她有一副悦耳的嗓音。谁也不曾怀疑到，根本就没有什么切鲁比娜·德·加布莉亚克，有的只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有才能的女诗人伊·伊·季米特里耶娃，她写诗，而沃洛申则帮助她愚弄彼得堡的诗人们。古米廖夫也爱上了切鲁比娜，而马克斯却不过是逢场作戏。气愤的古米廖夫要跟马克斯决斗。马克斯叙述道：“我朝空中开了一枪，可我不走运——我在雪地里丢了一只胶皮套鞋……”(伊·伊·季米特里耶娃日后继续写了一些好诗。萨·雅·马尔夏克在临终前不久曾要我去看他。他向我谈起伊·伊·季米特里耶娃的遭遇，据他说，在20年代，他曾和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一起为儿童剧院写过几个剧本——《猫屋》，《公山羊》，《懒汉》等。这些剧作均由两位作者共同署名发表。后来伊·伊·季米特里耶娃被流放到塔什干，1928年在那里去世。剧作再版时，她的名字不见了。萨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感到苦恼，因为苏联读者不知道伊·伊·季米特里耶娃，即过去的切鲁比娜·德·加布莉亚克的命运和创作。他跟我商量，他该如何是好，于是我便在此插入这几行话，聊以尽到我对萨·雅·马尔夏克和我年轻时曾醉心于其诗作的切鲁比娜·德·加布莉亚克二人应尽的双重职责。)

    沃洛申真是什么都想得出来!他每次前来都要说一个新的故事。他非常厌恶香蕉，因为——这是某一位澳大利亚的研究家考证出来的——害了亚当和夏娃的那只苹查根本不是苹果，而是香蕉。他曾在塞恩街上的一家古玩店里发现了犹大所得到的30个银币之中的一个。18世纪的作家卡佐特在1778年曾预言，孔多塞(1743—1794，法国启蒙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将在狱中服毒自杀，以免上断头台，而沙姆福尔(1741—1794，18世纪的法国作家)则因害怕被捕而割破自己的血管。他并不需要别人相信他的话——他只不过在做有趣的游戏罢了。
第三部分 11.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2）
    他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并寻找他们的共同点；他向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证明，立体主义同工业城市的兴起有关，这不仅是一种艺术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拥护那些最极端的流派——未来派、光线派、立体派、至上主义派，和考古学家交朋友，他可以一连几个钟头大谈其弥诺斯时代的花瓶、古代俄罗斯的咒语、普希金的一行诗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喝醉酒，也没见到过他堕入情网或当真动了肝火(他很少生气，生气的时候总是尖声大叫)。他不断地把新人引入文坛，帮助别人举办展览会，向俄国刊物的编辑部推荐年轻的法国作者，向法国人证明，他们必须看看新涌现的俄国诗人们的作品的译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曾告诉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曾受到马克斯的鼓舞。沃洛申一下子就肯定并爱上了年纪轻轻的马林娜·茨韦塔耶娃的诗，他对她很亲切。在艰苦的内战时期他收容过迈娅·库达绍娃，她用法文写诗，后来成了罗曼·罗兰的妻子。

    他的衣着很特别(大礼帽与其说是一顶帽子，不如说是一块装装门面的招牌)——一条丝绒裤，而在考特贝尔时还穿一件小褂子，他一本正经地称它为“长袍”。大家都暗暗地笑他；萨沙·乔尔内写了一首关于《瓦克斯·卡洛申》的诗，但是马克斯并不见怪。有一个一跳一跳的马克斯，他说艾菲尔铁塔是按照古代阿拉伯的一个几何学家的图样建成的。还有另一个马克斯——他和母亲(她名叫普拉)一同住在考特贝尔；这第二个马克斯曾在艰苦岁月里喝过稀粥。熟人和半生不熟的人都能在他家里找到一个栖身之处；他一生中帮助过许多人。〓

    马克斯的眼睛是和蔼可亲的，但是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无动于衷的、冷冰冰的人：他对生活感兴趣，但却是个旁观者。也许曾经有过一些真正激动过他的事件和人物，但他却不愿谈起；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自己的朋友，其实他没有一个朋友。

    他还是一个画家：画水彩画——他画的考特贝尔四周的群山都具有“艺术世界”的一种特定的风格；他能在一天之内画五幅水彩画。但他喜爱与他所作的水彩画不相似的绘画。在他的诗里有许多绘声绘影、活灵活现的描写；他正确地看出了：

    巴黎在雨中盛开，

    宛若一株灰色的玫瑰……

    他对巴黎还作了这样的描写：

    褪了色的镀金层上铁锈色的斑点，

    灰色的天空，还有树枝编成的篱笆——

    像一条条晦暗的静脉呈蓝黑色。

    对考特贝尔的描写是：

    烧焦了的、赤褐色的野草。

    碘酒色的田亩和胆汁色的斑点。

    起初我很尊敬沃洛申，就像一个小学生对一个有经验的大师。后来我对他的诗冷淡下来；我开始觉得他的那些谈美学问题的论文就像教堂里的把戏：我在寻找真理，可他却在做孩子的游戏，这使我生气。

    在他的游戏之中有一种人智学游戏。安德烈·别雷曾长期相信施泰纳(1861—1925，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人智学的创始人)，就像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老太婆相信罗马教皇一样。而马克斯却总是一跳一跳的。他到巴塞尔市附近的多尔纳去了，几个人智学学者在当地修建了一座庙宇似的东西。战争开始了；多尔纳在中立的瑞士境内，靠近阿尔萨斯的边界。“庙”(我还记得，我在和马克斯谈话的时候总是说“你的神庙”)的修建者天天夜里听见炮声，安德烈·别雷和沃洛申也在其中。不久沃洛申便带着一本在多尔纳写成的诗集来到巴黎；诗集名叫《Annomundiardenti》(拉丁文，意为《沸腾世界的一年》)。这些诗和别的诗人在当时所写的诗迥然不同：巴尔蒙特挥舞着武器；勃留索夫幻想着帝都(古代俄罗斯对拜占庭帝国国都君士坦丁堡的称呼)；伊戈尔·谢韦里亚宁叫喊道：“我要把你们带往柏林!”而沃洛申则忘掉了他那些孩子的游戏，写道：

    不知道，不记得也看不见，

    像盐那样凝结，

    向雪地走去!

    不许不爱敌人

    也不许不恨兄弟。

    ……

    这些天既无敌人，又无兄弟：

    人人在我心中，我在人人心中……
第三部分 12.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3）
    当时我正在写《前夜集》：我不能像沃洛申那样做一个英明的旁观者，我诅咒、揭露、发狂。马克斯很喜欢我的新作；他决定帮助我，便把我带到采特林家中去了。

    采特林一家是维索茨基茶叶商行所属的家庭之一。正如我前面所写，这个茶叶王朝的许多成员都是社会革命党人或同情社会革命党(其中有著名的戈茨)。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采特林没有参加地下工作，他用笔名阿马里写作革命诗，这个笔名译为俄文即“玛丽亚”——他妻子的名字。这是一个羸弱的、瘸腿的人，不断的金钱上的要求使他厌倦了。他的妻子比较能干。除了沃洛申之外，常到采特林家中去的还有画家迪埃戈·里维拉、拉里奥诺夫、贡恰罗娃；常去的还有鲍·维·萨温科夫——一个灰心失望的恐怖主义者，他是曾在报刊上引起一场风波的长篇小说《灰色马》的作者；关于他的事我以后还要谈到。现在我只谈采特林一家。他们有时邀我去作客；他们有一个装满古代瓷器的玻璃橱、许多版画；而我所想的却是，虚伪的世界到底什么时候崩溃。我曾在一首长诗里描写了采特林家的一次晚会，但是慎重地把他们称为米赫耶夫一家，而把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称为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我用火柴来代替茶叶：

    他爱在晚上发愁。

    瞧，夜幕重又……

    正如莱蒙托夫的诗：“你也将得到休息……”

    当一个园丁可真不坏，

    无忧无虑地把花草灌溉。

    清晨倾听鸟儿的歌唱，

    池畔青草的喧哗……

    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两家火柴工场，

    还有百万证券。

    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妻子和女儿涅莉，

    他搜集版画，他是诗人。

    有时他感到奇怪：

    我是果真活着吗?

    晚上米赫耶夫家宾客盈门：

    神智学者，立体派画家，说笑话的清客，

    还有某团体的一位女主席，

    仿佛是“失明军人赈济会”。

    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很得体地向大家微笑。

    “好，紧握您的手。”“再来一杯?”

    “高更也不难看，可我见过小塞尚……”

    “请原谅我的冒失，他要多少?”

    “十法郎的东西卖八法郎……”

    “啊，立体派，真宏伟!”

    “不过，您知道，这令人厌烦……”

    “我倒喜欢这些小玩意儿，却不爱眼睛……”

    “您可知道黄道带的意义?施泰纳叫我神魂颠倒……”

    “我要结识老爷们，我要去巴塞尔……”

    “但愿您知道我们的社会多贫困!”

    我们要举办音乐会。

    永远失明——这真可怕……

    “新闻吗?没有。不过洛夫琴被捕了……”

    “真无聊。我不看报……”

    “喂，喂，你们可听到一桩奇闻?……”

    客人们谈的就更多啦——

    谈凡·高的一只耳朵，谈寻神，

    谈失明的士兵，

    谈救生犬，

    谈墨西哥的舞蹈，

    还谈元音重复……
第三部分 13.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4）
    我对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也许不够公道，但这是处境使然：他是一个富有的、好客的、稍稍有些苦闷的庇护文艺的财主，而我却是一个食不果腹的诗人。

    马克斯说服了采特林向昙花一现的“谷粒”出版社投资，这个出版社出版过沃洛申的选集、我的《前夜集》和我翻译的索朗索瓦·维永的作品。

    左：伊·伊·季米特里耶娃——切鲁比娜·德·加布莉亚克。

    右：韦列米尔·赫列布尼科夫。

    采特林写过一首关于12月党人的长诗，写了很多年。1917至1918年的那个冬天，采特林一家在莫斯科常邀请诗人们前去吃饭喝茶；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常常前去——从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直到马雅可夫斯基。当我写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时候，我要

    详细描述一次值得纪念的晚会(几乎所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传记作者都提到过这次晚会)——马雅可夫斯基朗读了长诗《人》。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喜欢所有的人：有经常即兴赋诗、写十四行贯顶诗的巴尔蒙特；有头号学者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有断言维索茨基商行的末日已到的马雅可夫斯基；有生着一张苍白的、史前猿人脸庞的半疯狂、半天才的韦列米尔·赫列布尼科夫，他时而谈论一个冻死了的士兵，时而一再地说，他，韦列米尔，如今是地球的主席，而当他对文学方面的话题感到厌烦的时候，就躲到一旁，在地毯上坐下来；有当时经常发表拥护索菲娅公主反对彼得大帝的演说的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只有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使主人感到有点难于应付，他一来就说：“对不起，我把钱包忘在家里了，可马车夫正在门口等着……”

    采特林不信维索茨基商行末日将至，虽然他同情社会革命党人并赞赏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厨师街上的采特林的房子被一伙以列夫·乔尔内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占据了。采特林一家希望布尔什维克能把无政府主义者赶走，把房子归还原主。无政府主义者真被赶跑了，但是采特林一家却没得到房子，于是决定到巴黎去。他们在1918年夏天和托尔斯泰一同前往(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是采特林家的常客)。

    采特林一家在巴黎曾向《现代论丛》杂志投资，一度接济过布宁和其他流亡作家。后来他们到美国去了；他们的家存文献和屠格涅夫图书馆一起下落不明。

    马克斯在考特贝尔住了一个时期。他对革命既不赞美也不诅咒。他想多了解一些情况。他不再援引维利耶·德·利里·亚当的话和卡佐特的预言，而沉湎于俄国历史和自己的遐想中了。他不能理解革命，但是在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之中却有一种不是他所固有的严肃。我在考特贝尔时他表现得很勇敢：1920年5月，他把参加秘密会议的布尔什维克赫梅利尼茨基-赫梅利科藏在自己家中的阁楼上。夜里一些弗兰格尔分子来找沃洛申，要求交出赫梅利尼茨基：原来在会议的参加者中有奸细。马克西米利安·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没藏任何人。赫梅利尼茨基因举止不慎而暴露了自己。

    白党逮捕了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有一个女人说，似乎他曾在敖德萨拷问过她。沃洛申到费奥多西亚去了，他找到了白党侦察机关的首脑，对后者说：“按照您的工作性质来说，您不必对俄罗斯诗歌有多么深刻的了解。我来此是为了声明，你们所逮捕的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大诗人。”他帮助了曼德尔施塔姆，后来又帮助我逃出被弗兰格尔分子占领的克里米亚。他做这种事不是因为他有革命的思想，不是的，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热爱诗歌，热爱俄罗斯——不管采特林一家和其他作家在国外怎样召唤他，他始终留在考特贝尔。他于1932年去世。

    考特贝尔附近有一座名叫雅内恰尔的山，山的轮廓很像马克斯的侧影。沃洛申就葬在那里。1932年秋，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写道：

    他来到这样的时代：“按我们的心愿唱吧，

    ——否则我们就把你消灭”，

    他来到五光十色的时代——却只有孤独：

    “我想独自躺下”……

    ……

    亘古的寂静，

    十字架是一株孤寂的苦艾……

    诗人被葬在

    最高的地方。

    他的诗如今已鲜为人知，但是作家以及和文坛多少有些联系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字：马克斯的别墅和新建的厢房如今是作家基金会的创作室。可能，曾有一个诗人在这座别墅里得到了灵感，马克斯在死后又再一次把一个初学写作的人引上了文坛。

    我有时自问，玩孩子的(有时是荒谬的)游戏玩了半辈子的沃洛申，为什么会在艰苦考验的年代表现得比他的许多同辈的作家更为聪明、更为成熟，而且也更人道?可能是因为他天生不是一个活动家，而是一个旁观者——这种天性是屡见不鲜的。在歌舞升平的年代，马克斯表演神秘剧和滑稽剧与其说是为了别人，不如说是为了自己。而当1914年夏，一出时代悲剧的序幕揭开之后，沃洛申既不愿登台，又不愿在别人的台词中插进一句自己的尾白。他不再插科打诨，而企图理解他先前没见到过和不知道的事物。对他的回忆有时使知道他的人们发笑，有时使他们感动，但从来不会使他们感到屈辱，而这就够了……
第三部分 14.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1）
    倘若我说，我在1911年认识了一位诗人，他有一张温和的、若有所思的脸，一头波状的柔发，潇洒的举止表现出他好幻想的天性，他的片刻的欢乐常被深深的苦闷所打断，当时的文学界正在议论颓废派的“格里夫”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那本小书，勃留索夫在百般赞扬这个“几乎是初次登台的人”的同时，也说出了他的担心，“他能否保持一蹴而就的高度并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呢”，那么未必会有人猜得到是谁。如果我引用我记得烂熟的一些诗句，例如：

    青草，你为什么喧哗?

    是弓弦把你吓坏了吗?

    是因为鹌鹑的鲜血太烫，

    才使你的锦缎动荡?——

    那么，也许少数诗歌爱好者或非常细心的文学研究家会明白，我说的是阿·尼·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在他后来写的一篇自传里谈到诗集《在蓝色的小河对面》时说：“我至今也不否定它。”不仅1911年的诗出自《彼得大帝》作者之手，这个年轻的诗人当时就已经是那个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本人：许多人都记得他很胖、秃头，主要的是他学

    会了掩饰自己的某些特征，又故意强调另一些特征。要想了解我现在所说的是什么，只需去看看在30年代见到过托尔斯泰的人们所写的那些业已发表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在对事件和托尔斯泰所说的故事或笑话的描述上，其鲜明的程度虽各有不同，但是它们所写的却始终是那个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津津有味地说着，津津有味地笑着，而在两次雷鸣般的笑声之间说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他使人看不出他是一个艺术家。

    尤里·奥列沙在谈到1918年秋他同托尔斯泰的第一次会见时说：“既为了自娱，也为了使朋友们开心，他

    扮演着一个角色。扮的是谁呢?不是皮埃尔·别祖霍夫(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吗?可能是!他这不是在告诉我们，他写的那些古怪的地主之中的一个该是一副什么模样吗?”不，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常常扮演(应该承认——扮得很出色!)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本人——一个由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形象。

    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位“几乎是初次登台的人”已经出了名：他写的那些关于伏尔加河左岸的“怪人”的短篇小说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已具有成熟的托尔斯泰的一切特点，但这些特点还未定形；那张在日后仿佛专为素描画家创造出来的脸在年轻的时候还需要一块写生画家的调色板。这不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自然法则：有些人到了晚年变得比较温和，最初的锋芒、耿直和棱角一年年被磨掉了。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则正好相反，他在年轻的时候倒温和得多，也可以说是更为阴郁，而最根本的是，他不善于(或不愿意)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使不受他所接触的人们的干扰。

    我不记得是谁把我带到托尔斯泰那里去的，似乎是沃洛申，但也可能是画家多谢金。1911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住在巴黎，后来在1913年春又来到巴黎；在这两次之中有一次，他和他的妻子，女画家索菲娅·伊萨科夫娜住在达萨斯街上的一所公寓里。公寓的旁边就是“丁香田庄”咖啡馆，我经常整天坐在那里写作。我给托尔斯泰介绍了形形色色的名

    流：“诗人之王”保罗·福尔、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挪威画家季里克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在莫斯科曾写过一篇关于巴黎的特写，在文中回忆起“丁香田庄”：“在左岸的栗子树下、奈伊元帅的纪念碑旁的一个古老的小酒馆里，诗人、散文作家和新闻记者满怀着法国式的热情、勇敢和富丽堂皇的赤贫捍卫着创作自由和独立，把桂冠加在新道路的开拓者的头上……就在这个栗子树下的小酒馆里，您总能在黄昏时分见到窗口有一个身材像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高大、白发苍苍的人和一位风韵犹存的白发夫人。这就是挪威画家和他的妻子。他们在巴黎住了20年，每天都要到栗子树下来。”

    他喜爱巴黎，而且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认识了它。“永远笼罩在透明的淡蓝色烟雾里的巴黎，以及它那彼此雷同的房屋、顶楼、教堂的圆顶和凯旋门显出一片单调的灰色，它被花环似的绿色林荫道切断和包围……”“庞大的城市整天不倦地生活着、轰鸣着、微微摇动着，入夜灯火辉煌，但是当您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整天之后，您所感到的不是疲倦，而是一种平静的、淡淡的哀愁。您能感觉到，这里的人都已理解了死亡，并喜爱一种忧郁的生活之美……”“巴黎已很古老，老得令人可怕。半圆形的铅灰色屋顶鳞次栉比，顶楼上的窗户窥视着阴暗的天空。上面是烟囱，烟囱，烟囱，烟雾。云雾是透明的，全城密林广布，仿佛是用淡蓝色的阴影砌成的……”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在他去世前数月曾对我说，战争结束后，他要到巴黎去住上一年，在塞纳河岸的大街上找一个住处，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还记得他的话：“巴黎能使人对艺术产生好感……”尤·康·奥列沙所说的那个扮演过“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个可笑角色的怪人，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巴黎是一个游览者：他不观察，不赞叹，不唾弃，而是立即开始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他在这个城市里有时是很忧郁的，但即使在这种忧郁里他也依然是幸福的。(我说的不是他被迫迁居巴黎的那些年，当时他对他所离开的俄国是念念不忘的。我已说过，侨民们具有自己的气候。托尔斯泰在14岁的时候曾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信中引了一首古老的民歌：“唉，唉，唉，离开了亲娘住在异乡，阿福纽什卡闷得发慌。”他在侨居巴黎的时候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布罗夫的心情》，并加了一行题词：“唉，唉，唉，住在异乡，阿福纽什卡闷得发慌。”要表达一个被迫离开故乡的人的心情，恐怕不能比这表达得更好了。)
第三部分 15.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2）
    我十分了解彼·彼·孔恰洛夫斯基给他画过像的那位托尔斯泰——脸孔和一幅静物画融为一体，人和日常生活合而为一。但我现在要谈的是另一位托尔斯泰——忠实于艺术的托尔斯泰。他所说的那句话“巴黎能使人对艺术产生好感”并非出于偶然。他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永远不相信自己，永远感到不满足，苦心孤诣地寻找着用以表现他所想表现的事物的形式。他在成年的时候也常常谈到这一点。他在同青年作家谈话的时候总是竭力劝导他们热爱工作；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许多不幸、不满以及当他惊异而不安地翻阅他在前一天写成的作品的时候所经历的那几小时痛苦的时刻告诉别人。他曾多次对我说：“伊利亚，你明白吗——写的时候还觉得不坏，可事后一看却使人恶心，你明白吗——使人恶心!……”1941年初，他的中篇小说《侨民们》的新版问世(初版名叫《黑金》)；我觉得这部作品并不成功，但我从来没有同托尔斯泰谈到过这一点；他在书上写道：“赠伊利亚·爱伦堡，这是一部极不完善、极不成熟的中篇小说。但是，我的朋友，重要的是对一个艺术家所作的盖棺之论。你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常常把“不成熟”一词当作贬词使用：每当他谈到他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喜欢的一幅油画或一行拙劣的诗句时，他总是说：“这不成熟……”

    他曾想学习绘画，但很快就把这事搁下了。在我们认识以后，他常常满怀热情地谈起绘画；这可能是索菲娅·伊萨科夫娜的影响，因为她是画家；但托尔斯泰也具有欣赏大自然、面容和作品的天赋。他常和许多工匠来往，其中有细木工，翻砂工，装订工，这些工匠不仅都熟知自己的手艺，而且也热爱它，同时还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他在自传里写道，沃洛申所译的亨利·德·雷尼耶的诗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给了他什么样的印象：“用铜模压制出来的形象使我震惊。”亨利·德·雷尼耶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诗人，但是他擅长于描写，他正是以技

    巧使托尔斯泰为之震惊。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还写道，在寻找语言的人民性方面，他曾向阿·米·列米佐夫、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沃洛申请教。早在这个时期之前——在少年时代——他曾偶然撞进了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那个著名的“塔”里。沃洛申曾告诉我一段可笑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托尔斯泰企图掌握象征派的思想和词汇的那个时期。他在柏林遇见了曾向他说了许多有关人智学问题的安德烈·别雷。别雷一般说来是个难于了解的人，尤其是当他解释自己那混乱的信仰的时候。此后不久，在“塔”里进行了一场关于布拉瓦茨卡娅、施泰纳的谈话。托尔斯泰为了要表示他也不是门外汉，突然说道：“我在柏林曾听人说，似乎埃及人的形象现在正在改变……”大家都笑了起来，托尔斯泰吓得打了个寒战。过了许多年，我曾问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马克斯所说的那个关于埃及人的故事是不是他杜撰出来的。托尔斯泰大笑起来：“你知道，我上了一次当……”

    关于形象的改变的谈话、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寻神说、劫数——所有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符合托尔斯泰的天性。当他掌握了若干技巧、找到了自己的题材之后，便和象征派告别了(他和沃洛申的友谊仍继续保持)；他在短篇小说里，后来又在三部曲里嘲笑“颓废派”。1943年12月，我和他一同从哈尔科夫回莫斯科。当时火车走得很慢；我同阿·尼·托尔斯泰占了一个单间；在其他几个单间里有康·西蒙诺夫和一群外国记者。托尔斯泰几乎一路上都在回忆往事；似乎他想在这两天之内做完我现在打算做的事情：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他

    突然出我意料地怀着喜爱和敬意回忆起象征派诗人来，他说，他曾向他们学到许多东西；他也回忆起“塔”来；后来他突然大动肝火，说如今的年轻诗人既不尊重过去，也不了解艺术的全部艰辛；他说应该把康·西蒙诺夫叫来，好好劝导他一番：应该怀着虔敬的心情跨入艺术之宫，就像他当年登“塔”时那样。

    后来他谈到了勃洛克。在长篇小说《两姊妹》里有一个名叫别索诺夫的颓废派诗人；许多人正确地在他身上看见了一幅勃洛克的漫画像。托尔斯泰解释说，他想嘲笑“勃洛克的模仿者”。但是不用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赋予了别索诺夫若干勃洛克的特点；他向我承认了这一点；我相信，他这是出于无意。创作的心理状态和各种各样的作家碰到过的那些可悲的故事(只要回忆一下契诃夫写了《跳来跳去的女人》之后同列维坦发生的争执就足够了)表明，一个活人的个别特征、举止、谈吐，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被熔进我们称之为“小说中的人

    物”的那种熔合物之中；同时一个艺术家也并非永远都看得清楚，回忆是在何处结束，创作又从何处开始。在别索诺夫身上人们看到了勃洛克的某些特点，这个看法是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难以忍受的。他对我谈起了他和勃洛克在战争时期的一次见面，谈到勃洛克是一个很仁慈的人；后来他就不再作声，在黄昏时分又吟诵起勃洛克的个别诗句来了。

    (还有一个证据——布宁的《回忆录》。布宁在82岁的时候企图诬蔑所有的作家，不管他是右派还是左派，是苏维埃作家还是侨民：高尔基和阿·尼·托尔斯泰，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索洛古勃，巴尔蒙特和勃留索夫，赫列布尼科夫和帕斯捷尔

    纳克，安德烈·别雷和茨韦塔耶娃，叶赛宁和巴别尔，沃洛申和库兹明。布宁回忆道：“莫斯科的作家们为了朗诵和分析《十二个》而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朗读者坐在伊利亚·爱伦堡和托尔斯泰的旁边，我记不清他究竟是谁了。由于这部作品——它不知何故竟被称为叙事诗——的声誉很快就变成根本不容置疑的，因而当朗读结束之后，起初笼罩着一片虔敬的沉默，接着可以听见不很响亮的赞扬声：‘了不起!好极了!’”布宁接下去叙述了自己的发言——他把《十二个》痛骂了一顿，把这篇叙事诗称为“廉价的、平淡无奇的把戏”。“托尔斯泰当时又给了我一个难堪；我说完以后，只听见他像一只公鸡似的向我叫喊起来……”我还记得那次晚会。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当时对许多事物都抱着怀疑态度，但却把布宁对勃洛克的诗所说的话称之为“亵渎行为”。)

    他常常回忆自己的诗作，而且总是出人意料——有时在漫步街头的当儿，有时在外交招待会上，有时在谈论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的时候，这使得他的对谈者为之愕然。1917至1918年冬，我们常到作家们忠实而又大公无私的朋友谢·格·卡拉-穆尔扎家去；我们在那里用晚餐、朗诵诗、谈论艺术的命运。我们总是成群结伙地在深夜回家。卡拉-穆尔扎住在清水塘大街，而我们有的住在厨师街，有的住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有的住在阿尔巴特的小胡同里。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总是讲一些荒诞无稽的趣闻轶事叫我们开心，有时又突然在雪堆中间停住脚步——他想起了一些诗句：有叶赛宁的，有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的，有薇拉·英贝尔的。
第三部分 16.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3）
    左：1913年阿·尼·托尔斯泰在巴黎。

    中：阿·尼·托尔斯泰画像，彼·孔恰耶夫斯基画。

    右：谢·格·卡拉-穆尔扎。

    1940年夏，我从巴黎回到莫斯科。托尔斯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伊利亚，到我的别墅里来吧”——他的别墅在巴尔维赫。(在此以前，我们闹了好多年别扭，甚至互不理睬。有一次，他在列宁格勒的一家烟草店里看见我站在柜台旁边，便悄悄地对我的妻子说：“您告诉他，这种烟草是次品。应该买这一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是为了什么闹的别扭。我问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的妻子——也许他对她说过我们闹别扭的原因。柳德米拉·伊利尼奇娜回答说，托尔斯泰自己也未必记得是怎么回事。这恐怕是对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的一个最好的说明了。)托尔斯泰在别墅里请我喝布尔冈红酒：“你可知道你喝的是什么吗?这是罗马涅酒!”他详细地探问法国的情况；我的描述自然是不大愉快的。后来我朗读了德国人侵入以后我在巴黎写成的几首诗。有一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再地重复道：

    ……和人一样愁眉不展的艺术……

    他是一个出色的说故事的能手；成千上万的人至今还记得他说了一辈子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在他童年时代，一个厨娘曾用一个尿盆盛菜汤；一个教堂执事把一个个台球赶进自己的嘴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可能会认为他写作的时候是很轻松的，其实他写作的时候很痛苦，有时一连工作几天也不休息，修改，重写，常常要把开了个头的作品丢掉：“你知道，写得不好……废品!……”

    他在青年时代曾醉心于出乎读者意料的情节和事件。他有时把他从某人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记录下来，有时只凭脑子去记：这些故事往往变成了短篇小说的基础。下面就是短篇小说《传教士》(初次发表时名叫《老太婆也会犯错误》)的来源。巴黎有很多偶然前来的侨民；其

    中有一个在1905年参加过兵变的鞋匠。他名叫奥西波夫，娶了一个法国女人，勉勉强强地过着日子，但他就是那个在异乡闷得发慌的阿福纽什卡；他开始酗酒。他感到不大痛快：为什么他的儿子是一个天主教徒?他跑到达留街上的一所俄国教堂里去忏悔，恳求神甫用东正教的仪式给孩子举行洗礼。神甫心软了，他不仅举行了仪式，还送给奥西波夫20个法郎。奥西波夫既不信天主教的上帝，也不信东正教的上帝，他把20个法郎喝光了。过了一个月，当他感到烦闷的时候，喝伏特加的钱却没有了，他决定去找天主教神甫，对他说，东正教徒把他骗了，但他可以“叫儿子重又改信天主教”。这个故事是我从吉洪·伊万诺维奇·索罗金那儿听来的。

    我告诉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一个鞋匠的故事；他笑了好久；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些什么。被他一下子看中了的“改信”一词在短篇小说中保留下来了，但托尔斯泰却“更进一步”——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狂饮无度的倒霉鬼，还是一个让孩子们全都“改信”并敲了说这个故事的人一笔竹杠的机灵鬼。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有时候他的短篇小说“鬼知道是从哪里产生的”：有的是从十年前某人所说的一个故事，有的是从一个可笑的字眼。我想起了革命后第一个冬天我们在夜间的散步。托尔斯泰肯定地说，我应该把他送到家里——他家在莫尔恰诺夫卡，因为我的模样会把强盗吓跑。(我已记不得我当时的衣着了，只记得一顶很像高筒僧帽的高帽子曾使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发笑。数年前我曾收到一张照片：上面是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和我，还有托尔斯泰的一行题字：“特维尔大街，1918年6月。”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戴一顶草帽，而我却戴着一顶墨西哥骑马牧人的高帽子。)托尔斯泰给我取了一个“臭烘烘的魔鬼”的绰号。不久他就写了一篇关于一个神秘主义作家和一头公山羊的短篇小说《臭烘烘的魔鬼》。那个作家并不像我，而且他戴的还是一顶低低的圆帽子，但臭烘烘的魔鬼并不是作家，而是那头公山羊；然而这个短篇小说毕竟是在那一分钟之内诞生的：当时托尔斯泰把我打量了一番，接着说：“你可知道，伊利亚，你是什么?一个臭烘烘的魔鬼。任何强盗都会被你吓跑……”

    他工作的时候不像一个建筑师，而是像一个雕塑家：他很早就把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提纲丢在一边；他常常写了开头，却不知道接下去该写什么；他多次对我说，他还不知道主人公的命运如何，甚至也不知道下一页将写些什么——主人公渐渐地活跃起来，形成起来，并把情节线索告诉给作者。(这是托尔斯泰成熟时期的情况。)

    有一种作家兼思想家的人物；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个作家兼美术家。一个人苦苦想做的事往往正是他力不胜任的。我记得，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在青年时代曾长久地坐在一本书前——他想为它题一句箴言；但是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第三部分 17.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4）
    他能通过形象、叙述、画面非常精确地把他所想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但他不会作抽象思维：每当他试图把某种一般性的、宣言性的东西插入短篇或中篇小说里去的时候，结果总是失败。他之离不开艺术，正如鱼儿离不开水。他最完美的作品——《伏尔加河左岸》、《尼基塔的童年》，当然还有《彼得大帝》——都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由，作家的叙述并不屈从其中有趣的情节；他在写那些取材于他自己的童年或俄国历史的短篇小说的时候，他的才能发挥得特别充分，因为他在俄国就像在一所住惯了的房子里那样感到轻松愉快、信心百倍。

    从他的思想来看，他是优秀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不是职业的定义，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无怪乎俄语“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的语言中与过去“脑力劳动者”一词的概念不同。)

    现在我要谈谈托尔斯泰同种族主义的第一次冲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的事。在“丁香田庄”对面就是大跳舞场“巴尔·比利耶”(这个建筑物现已拆除)。托尔斯泰夫妇有时也去跳舞。有一次，一个黑人邀请索菲娅·伊萨科夫娜跳舞；她把他介绍给丈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很喜欢这位黑人，并邀请他到公寓里去吃午饭。在寓公之中有一个美国人；他看见托尔斯泰把一个黑人带到餐厅里来，就勃然大怒。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便天真地向美国人解释，说这个黑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他甚至还想提请赐给他公爵的爵位呢。美国人什么都不愿听：“这样的公爵在我们那里都擦皮鞋。”于是托尔斯泰大发雷霆，把美国人从二楼上顺着楼梯扔到楼下去了——女主人号啕大哭，但寄居在公寓里的法国人却发出了赞许的喊声。

    在1917至1918年间，他是茫然的、伤心的，有时还很沮丧：他不能理解发生的事变；他常常坐在作家的“钟声”咖啡馆里；按时到住宅委员会去值班；他骂一切人又怜悯一切人，而主要的是感到困惑。伊·阿·布宁常到他那里去，布宁聪明而厉害，他说话也聪明而厉害，但是并不公道；我记得，他说有一个庄稼汉曾到他那里去预先警告他说，农民们决定烧毁他的房屋，把财产运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他说：“不好，”那人回答说：“哪会有什么好事……我要走了，我不在，他们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我想我是不会落人后的!”托尔斯泰不愉快地笑了。

    彼得堡的女诗人丽莎·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常到他那儿去；她谈论着正义、博爱、上帝。此后她的遭遇颇不寻常。她到巴黎之后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便削发为尼；她的法名叫玛丽亚。女儿长大以后成了共产党员。当托尔斯泰来到巴黎时，姑娘请求他帮助她到苏联去。在战争时期，女尼玛丽亚成了抵抗运动的一位女英雄。德国人把她送往拉文斯布吕克。有一次，又轮到一批囚犯被送进毒气室，母亲玛丽亚挺身替代了一个年轻的苏联姑娘。在我现在所叙述的那个冬天，丽莎深深的不安传给了托尔斯泰。

    他看见小市民的怯懦和无谓的计较，他嘲笑他们，但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次他把门上的一个小铜牌指给我看——“阿·尼·托尔斯泰伯爵”——接着大笑起来：“对于一些人是伯爵，对于另一些人是公民。”他这是在奚落自己。

    “夫人给印度王子端来一盘菜，她对科什卡说道：‘这是野味。’”这是他在吃午饭的时候笑着说的。后来他和一个年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了一会儿，就难过起来了。短篇小说《慈悲!》就是这样诞生的；托尔斯泰在事后写道，这是讥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尝试；他没有补充说明，他也嘲笑了自己的张皇失措。

    1921年春我来到了巴黎。托尔斯泰为我邀请了几位客人，有布宁、泰菲、扎依采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克兰季耶夫斯卡娅见了我都很高兴。布宁是毫不妥协的，他打断了我对莫斯科的描述，声称他如今只能和身份相同的人谈话，接着便扬长而去。泰菲想说说笑话。扎依采夫默不作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迷惘：“你看，简直无法理解……”此后不久，我就被法国警察当局从巴黎驱逐出境了。

    后来我在柏林见到了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他已经知道，他不久即可回俄国去了。别人在谈论他的那些文章中都提到路标转换派，提到“逐步接近”革命思想。我觉得事情既简单而又复杂。在这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热情：对自己民族的爱和对艺术的爱。与其说他从理论

    上理解了，不如说他感觉到了：他在俄国之外是不能写作的。而他对民族的爱则更使他不仅同自己的许多朋友反目，也同他自己身上的许多东西决裂了——他相信人民，也相信一切都应该照过去那样进行。

    20年后，在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我们常常见面，在当时，只有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爱和信仰。有人说，他那天生的乐观主义使他永远不会陷入苦闷；这话不对，我在1913年和1918年都看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不仅苦闷，而且有时还悲观失望(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开玩笑、嘻嘻哈哈、编造可笑的故事)。但在可怕的1942年夏，他保持着精神上的朝气：他稳稳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摆脱了他的天性所深恶痛绝的一切——怀疑、被迫寻找出路、孤独感。
第三部分 18.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5）
    1943年12月，我和他同在哈尔科夫旁听审讯战犯。我没有到那个绞杀死刑犯的广场上去。托尔斯泰说，应该去看看，这是不能逃避的。他从刑场上回来的时候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才开口说话。他说了什么?说的是一个作家所能说的话；说的是在他

    之前屠格涅夫、雨果、俄国诗人康·斯卢切夫斯基都曾说过的那些话……

    他晚年很倾心于过去的朋友。他常同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和他的妻子纳塔利娅·弗拉基米罗夫娜见面。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要谈到伊格纳季耶夫。托尔斯泰很喜欢他；他们在某一点上有着相同的道路——他俩都是从先前的另一个俄国走向革命的。常到托尔斯泰家去的还有弗·格·利金、彼·彼·孔恰洛夫斯基、医生加尔金、所·米·米霍埃尔斯。托尔斯泰顽强地写作《彼得大帝》的第三部。1944年秋天他已病了；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皱着眉头，竭力想开玩笑，突然像是精神恢复过来——他谈起自己的作品来了：“第五章写完了……我的彼得大帝还活着呢……”他勇敢地和死神搏斗，支持着他的与其说是他的生命力，不如说是艺术家的热情。

    在斯皮里多诺夫卡的一次庆祝红军节的招待会上，大家的情绪都很好：战争快结束了。突然在各个大厅里传开了一个噩耗：“托尔斯泰逝世了……”我们知道他的病很重，但这依然显得那么荒谬——不公正、不可思议、可怕。

    他有一次对我说：“伊利亚，你至死都得感谢我——我教你学会了抽烟斗……”我现在的确是满怀着深挚的谢意在想念他。除了抽烟斗之外，他没教会我任何东西……他比我年长九岁，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一位长者。他没有教过我，但用他的艺术，用他那常常戴着一副愉快的假面具的细致入微的心灵，用他对生活的酷爱，用他对朋友、人民、艺术的忠诚使我高兴过。他在革命以前即已成熟，并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跨向另一个世纪的力量，1941年他和俄罗斯站在一起。每当我看见他那巨大的、沉重的头颅，我总觉得：这个人是什么都记得的，但记忆并没有压倒他。我之所以感谢他，是因为我们曾在1911年那个沉闷而平静的年代见过面，是因为1945年1月10日——在他去世前的六个礼拜，当他在病中过自己的生日的时候，我去过他的别墅；我感谢他还因为，在35年期间，我知道他活着、骂人是

    鬼、哈哈大笑并在写作——夜以继日地写作，而且他写的东西令人一读之下就会因其尽善尽美的句子而喘不过气来。
第三部分 19.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1）
    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

    有一种人人皆知的象牙之塔的形象，凡是企图逃避现实的诗人和美术家都看中了这种塔。我从来不曾在这种塔里住过，也不知道它是否存在。我也不曾在诗人维·伊·伊万诺夫曾经住过、年轻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也常光顾的那个“塔”(确切地说，是一个阁楼)里住过。我们总共有百把人，都是憎恨现存社会的诗人和美术家；其中有法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大家都是囊空如洗、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但对于自己要创造一种新颖的、真正的艺术的心愿却十分执著。我们住在一个沉闷的、幽暗的咖啡馆里，它和象牙之塔毫无相似之处。

    马雅可夫斯基在1924年末曾写道：

    紫色的

    巴黎，

    阿尼林中的巴黎，

    在“洛东达”的窗外，

    站起。

    马雅可夫斯基看到了被旅行者视若名胜古迹的“洛东达”；这已不是那个乱糟糟、臭烘烘的咖啡馆了，而是一座业经修缮、扩建并重新粉刷过了的古迹。外国人前来倾听向导的解说：“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经常坐在这张小桌旁边……莫迪利亚尼常在那个角落里给来咖啡馆的人画像，一幅画换一杯白兰地……”

    现在连可以让旅行者参观的地方也没有了：在“洛东达”的旧址已盖起一座影院。仅仅在电影制片厂里有时重建一座“洛东达”的道具，以便摄制描绘“末代名士”那种狂热而神秘的生活的影片。影片的荒唐甚至不在于主人公们不像人物的原型，而在于导演们未能觅得足以启迪那些能使“洛东达”的参观者为之振奋的思想和感情的锁钥。

    这个咖啡馆同其他成千上万的咖啡馆没有什么不同。马车夫、出租汽车司机和职员都在锌皮柜台旁边喝着咖啡或开胃酒。后面是一个黑黢黢的房间，一抽起烟来就烟气弥漫，永不消散，里面摆着10张到20张桌子。这个房间一到晚上就挤得满满的；一片喧嚷声：就绘画问题进行争论，朗诵诗歌，讨论在哪里能挣到5个法郎，互相争吵，又和好如初；有谁喝醉了，大家就把他拖出去。“洛东达”在深夜两点钟关门一小时；掌柜的有时对老主顾特别通融，只要他们安分守己，就允许他们在黑黢黢的空屋子里坐上个把钟头——这是违犯警规的；咖啡馆在三点钟开门，就可以继续不愉快的谈话了。

    咖啡馆的老板利比昂从未想到他的大名竟能载入绘画史中。这是一个购置了一家不大的咖啡馆的忠厚的、发福的老板；“洛东达”偶然地变成了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怪杰们的大本营，或者如马克斯·沃洛申所说，一群“废物”诗人和画家(其中有些人日后成了名流)的大本营。利比昂是一个平庸的中等资产者，他起初很瞧不起这一帮稀奇古怪的顾客；看来他把我们当作无政府主义者了。后来他对我们习惯了，甚至对我们产生了好感。有人告诉他说，有些人靠绘画发了财：花很低的价钱从默默无闻的画家那里买来几幅画，20年后赚了一大笔钱。这种生意经对于利比昂并没有很大诱惑力；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赌博，而收买绘画——这是抽彩：要是在1000个画家中将来有一个能出名，就算很好了。他情愿沽酒为生。当然，他有时也花10个法郎向莫迪利亚尼买一幅画——因为酒菜堆积如山，而穷光蛋却身无分文……利比昂有时还送给一个诗人或一个画家5法郎，生气地说：“拿去找一个女人吧，瞧你那对疯狂的眼睛……”他的下唇上无时无刻不叼着一小截熄灭了的香烟头。他外出的时候大都不穿上衣，只穿一件小坎肩。

    一天，我正在“洛东达”里坐着，女画家米亚姆林娜求我替她抱抱她那个吃奶的孩子——她要到对面去买香烟。过了半个钟头，又过了一个钟头——米亚姆林娜还不回来。孩子嚷起来了。利比昂走了过来，他听了我的话显然不相信：“我可知道你们这些人——养了娃娃，可后来又竭力想摆脱他们。好吧，把他送到我那里去吧——我有一个老太太，她会帮你的忙的。真是一位好爸爸!……”利比昂住在“洛东达”的旁边；那是一所小市民的住宅：红色的厚窗帘，墙壁上挂着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上帝保佑!他从来不把莫迪利亚尼或苏京的作品挂在自己家里。他眷恋自己的主顾，但不眷恋他们的作品……

    二月革命以后，被沙皇政府调往西线的一个旅的士兵来到了“洛东达”：他们听说能在这里找到俄国的侨民。士兵们要求把他们遣返俄国。警察开始找利比昂的麻烦：他们说什么“洛东达”是革命者的总部；他们禁止军人到这个咖啡馆里来；利比昂亏了大本；他什么都怕：这是一个凶险的年头，克列孟梭决定对国内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警吏恣意横行。利比昂叹叹气、发发牢骚，然后就把“洛东达”卖给了另一个老板，而自己则在一个离艺术家们较远的安静的地方买了一家不大的咖啡馆。但是当时他明白了，他对一般的顾客是不感兴趣的。他有时到“洛东达”来，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叫一杯啤酒，忧郁地四下里打量。几年以后，他去世了；画家们和诗人们(其中有一些当时业已出名)参加了他的葬礼，于是利比昂也和他的许多主顾一样，享受了身后的哀荣。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清清楚楚地写道：“我像往常那样，坐在蒙帕纳斯林荫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面前放着一只空杯，等待着有人付给有耐性的堂倌六个苏，把我解放出来。”接着我叙述了被我看成是一个鬼怪的胡利奥·胡列尼托走进了咖啡馆；这当然是一种虚构。我在“洛东达”里遇到了一些曾在我的一生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们，但是我未曾把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看成鬼怪——当时我们大家都是鬼怪，也都是被鬼怪放在小锅里煎熬的受难者。我们很少去看戏，这不仅因为我们腰无分文，还因为我们自己也得在一出冗长而又杂乱的戏里扮演角色；我不知道这出戏的名称该是什么——滑稽戏呢，悲剧呢，还是马戏团的活报剧；也许最恰当的名称还是马雅可夫斯基想出来的“宗教滑稽剧”。
第三部分 20.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2）
    当然，“洛东达”的外观是够美的了：有种族的大混合，有饥饿，有争吵，再就是毫无社会地位(同时代人的承认一向来得很迟)。吸引电影导演的正是这种光怪陆离的景象。当一个偶然的来客、汽车司机或银行职员在咖啡馆的柜台旁边喝了一杯之后，瞧瞧这个阴暗的房间，他就会愕然一笑或愤然离去：即使在对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巴黎人眼里，这一帮人也是那么怪诞不经。

    令人惊异的首先是五花八门的人物和语言——不知是国际博览会的陈列馆呢，还是未来的和平代表大会的预演。有很多人的名字已被我忘了，但还记得一些；其中有的已显身扬名，还有一些则已黯然失色。下面是一份极不完备的名单。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科布、柏列兹·桑德拉、科克托、萨尔孟，画家莱热、弗拉明克、安德烈·洛特、麦尚杰、格雷兹、卡诺、拉迈、尚塔尔，批评家埃利·福尔；西班牙人毕加索、胡安·格里斯、玛丽亚·布兰沙尔，新闻记者考尔普斯·巴尔加；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赛弗里尼；墨西哥人迪埃戈·里维拉、萨拉加；俄国画家沙加尔、苏京、拉里奥诺夫、贡恰罗娃、什捷连别尔格、克列缅、费得尔、福京斯基、马列夫娜、伊兹德布斯基、吉列夫斯基，雕塑家阿尔希片科、察特金、梅夏尼诺夫、因德利包姆、奥尔洛娃；波兰人基斯林、马尔库西、戈特利布、扎克，雕塑家杜尼科夫斯基、利普希茨；日本人藤田和川岛；挪威画家佩尔·克罗格；丹麦雕塑家雅各布森和费希尔；保加利亚人帕斯金。不容易想起来了——大概我漏掉了许多人的名字。

    这一伙客人的外表也同样能使不熟悉情况的人惊异不止。例如，谁也不能对莫迪利亚尼的衣着作一番确切的描述；景况好的时候他穿一件浅色丝绒的短外套，系一方红色绸围巾；而在他长期酗酒、手头拮据、或有病在身的时候，他就缠上一身花花绿绿的破布。日本画家藤田穿一件家常的长衫四处溜达。迪埃戈·里维拉挥舞着一条雕花的墨西哥手杖。他的女友，画家马列夫娜(沃罗比约娃-斯捷别利斯卡娅)，喜欢穿得花花绿绿的，她的声音响亮、刺耳。诗人马克斯·雅科布住在巴黎的另一端——蒙马特；他白天来的时候总穿一件晚礼服，雪白的胸衣耀眼刺目；一只眼上总是戴着一个单眼镜。一个头上插着羽毛的印第安人向所有的人炫耀自己的粉画。女黑人艾莎仰起她那覆以蓝黑色的粗硬发卷的大脑袋，纵声狂笑，一口白牙在薄暮中闪闪发光。雕塑家察特金穿一件工作服，一条以脾气暴烈出名的丹麦种短毛的彪形猛犬陪伴着他。女模特儿玛尔戈照例一来就脱衣服；有一天她对我说，她的理想是当女王；我很惊奇，她解释说：“你这个小傻瓜!女王是每一个人都想强奸的呀!……”克列缅和苏京总是坐在最黑暗的角落里。苏京有一副心惊胆战而又委靡不振的样子；他仿佛刚被人唤醒，还没来得及洗漱、刮脸；他的两眼像是一头被捕获的野兽，也许这是出于饥饿。谁也不注意他。谁想象得到，这个出生于白俄罗斯的一个名叫斯米洛维奇的小地方的孱弱少年的作品，将成为全世界的博物馆梦寐以求的珍藏呢?……

    我还记得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什捷连别尔格把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带到“洛东达”来的情形。我和他们同坐在一张小桌旁。卢那察尔斯基称赞斯坦朗的绘画，他还说弗朗茨·施图克是一个颓废的、然而却很有趣的画家。我不同意，依我看来，斯坦朗是不足道的，而施图克是一个低劣而又缺乏审美感的

    颓废派，但我同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在一起

    却很惬意：我感到自己像是在莫斯科。他走后，利比昂对我说：“我没想到你还会有正经朋友。这位先生是你的同乡吗?他能帮助你翻身出头的……”

    在描述“洛东达”的顾客们色彩缤纷的景象的时候，我应该承认，我也不亚于其他的人。早在“丁

    香田庄”时期我就是奇形怪状的。托尔斯塔娅回忆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曾寄过一张明信片到咖啡馆来，明信片上未写我的姓名，而是写着：“Aumonsieurmalcoiffe”——“一位不梳头的先生”——而他们也就把明信片恰好给了我。在“洛东达”里我完全成了一个流浪汉。1916年沃洛申曾在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一个病态的、胡楂满腮的人，一头刚硬的长发，奇形怪状的发绺四下

    披散，戴一顶向上撅着的、宛如中世纪的尖顶帽的宽边细毡帽，腰弯背曲，两肩和双足都向里拧着”。马克斯断言，每当我“在巴黎其他各区出现，就引起行人的骚动。只有古代雅典街道上的昔尼克派哲学家和亚历山大街道上的基督教苦行僧才能引起这种情绪”。

    “洛东达”的常客在它那个圈子之外是默默无闻的。但毕加索却已经有了名气，报上有时候刊载关于他的文章；有人对利比昂说，“俄国的苏堪公爵”(休金)正在收购帕勃洛的绘画，他十分尊敬地向他问好：“日安，毕加索先生!”

    帕勃洛住在蒙马特，后迁居蒙帕纳斯，在离“洛东达”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工作室。我从未见他醉过酒。他看上去像一个年轻小伙子；爱恶作剧。有一次他和迪埃戈同来，说他们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窗下演奏了一支小夜曲：《MèredeGuillaumeApollinaire》。译为俄文意为《阿波利奈尔的母亲》，但用法语说起来却并不十分悦耳。
第三部分 22.两位法国诗人
    我不知道，何以在那个时期我结交的画家多于诗人。也许是因为绘画语言具有国际性，但也许只是因为画家们在“洛东达”咖啡馆里呆的时间长些。

    1914年初，一位画家把我叫到“洛东达”黑暗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前：“我把阿波利奈尔介绍给你。”当时我迷上了这位诗人，试图翻译他的若干诗作。一首诗的开头是：

    秋天的山谷郁郁葱葱，然而有毒，

    乳牛在山谷里缓缓行走，

    吸吮着黑色的、黏滞的毒汁。

    那淡紫色山谷里的番红花，

    使你的眼神像番红花那样茂盛淡紫，

    从你的眼里也溢出同样可怕的毒汁，

    缓缓淌进我的生命……

    不难料到，我有多么激动。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并未注意谈话，只顾瞧着阿波利奈尔，想必都瞧得入神了，他只得笑着说：“我又不是漂亮姑娘，而是个中年男子。”他并不像“洛东达”那些老主顾，衣着和举止都毫不奇特，说话响亮，笑容可掬，虽说他本是在罗马出生的波兰人威利盖姆·科斯特罗维茨基，却宛如一个好心的佛来米人(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他热情洋溢，日后我也许仅仅在捷克诗人奈兹瓦尔身上看到过这样的热情。

    我在“洛东达”里见过他几次。他爱开玩笑，有一次建议我们写一出关于蛇、苹果和毕加索的神秘剧。帕勃洛是个迷信的西班牙人，听到“蛇”这个词就感到不安，便在桌子底下做了几个奇异的手势以祛邪避灾。

    我认为阿波利奈尔的诗过分和谐，便把他列入古典派，并向迪埃戈·里维拉抱怨道：“阿波利奈尔——这是雨果、普希金。他写道：‘迷人的潘(希腊神话中阿耳卡狄亚的森林和丛林之神)、爱情和耶稣都死了。猫儿忧郁地在咪咪叫。我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迪埃戈答道：“这是因为阿波利奈尔是法国人，也就是说，他虽是波兰人，但用法文写作……”(我不止一次下决心不用法文写一行诗，而且的确不曾写过。)可我对待阿波利奈尔的诗是不公道的：他不仅是一位大诗人，也是一位新时代的人，只不过稍稍沾上了一些古代欧洲道路上的银灰而已。

    战争初期他自愿走上前线；起初他颂扬战争，后来看到战地生活的可怖便把它写了下来。1916年春，一枚炮弹在掩体旁爆炸，一个弹片击穿了头盔，阿波利奈尔头部受了重伤。剧烈的头疼和左半身瘫痪，要求作颅骨环锯术。阿波利奈尔的健康遭到损害，到1918年11月，在战争结束前两天，他死于“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一种危险的流行性感冒。

    当我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有人从图书馆给我送来一捆有关20世纪第一个25年的诗人们的书，其中有一本诗人马克斯·雅科布的书信集。1915年他在给炮兵旅准尉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一封信中写道：“相当著名的俄国诗人伊利亚·爱伦堡在我们这儿；他向我翻译了自己的诗作。他认为自己是雅姆的学生，但他更像你或海涅。他的诗里有一种类似最后审判的气氛：人们去找坐在咖啡馆里的一个老头，‘莫非您不知道，最后审判来临啦?该走啦!’但老头答道：‘出什么事啦?最后审判?我不能去——等我回家吃晚饭哩……’他的诗并非全都如此出色，不过但愿像此人这样有才能的诗人能多一些……”当时马克斯·雅科布觉得我是有才能的，但这是一种否定的才能，我自己却常常想到自己的短处。

    马克斯·雅科布曾说，他想把我的一些诗译成法语。我们俩曾在他家一起工作；他住在蒙马特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去“洛东达”时照旧穿得非常考究，可回到家里就脱下出门穿的服装，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箱子，再穿上一件又脏又破的上衣。

    (1917年末，我在莫斯科收到马克斯·雅科布一封信；他告诉我，有人在“秋季沙龙”的当代诗歌晚会上朗诵了我的诗作的译文。我没有回信——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马克斯·雅科布有一些使他近似另一个马克斯——沃洛申的特点：二人除了写诗之外还兼作画，二人都非常喜欢游戏、胡闹、愚弄别人。当马

    克斯·雅科布被汽车撞伤，急救车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他恳求大夫们通知他的女儿，虽说他根本就没有女儿。他信奉天主教：他常要别人相信，基督和玛利亚向他显过灵。我不知道，什么是出于信仰，什么是出于游戏。他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圣母向他显灵时曾(用暗语)对他说：“马克斯，你不要脸……”毕加索是他的教父。

    真正使马克斯·雅科布着迷的是艺术；他写过一些柔情脉脉并含讥笑意味的诗，时而揭露沾沾自喜的资产者，时而天真地忏悔，他预见到了物理学、天文学的腾飞，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敏感，这种敏感使他预见到许多事情；他曾描写几位部长和几个唯美派正就纯艺术、就法兰西的伟大在作空泛的谈话，而他们的上空则是被闪电划破的锡色的苍穹。

    他在卢瓦尔省的天主教修道院里住了多年；他在那里碰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马克斯就不得不戴上一枚黄星——他是犹太人。他给友人们写了些令人伤感的信：他知道他面临着什么。一天，抵抗运动参加者保罗·艾吕雅前去找他：他想告诉雅科布，年轻的法国诗歌要感谢他的是什么。

    1945年1月，巴黎广播电台广播，德国人杀害了马克斯·雅科布。后来我获悉了他的死的详情。1944年初，德国人把马克斯送往德朗西的羁押点。那里的犹太人又被送往奥斯威辛(雅科布的亲人全都死在那里)。马克斯当时68岁；他是因病在德朗西去世的；死里逃生的人们说，他临终时还竭力鼓舞并安慰别人，真是死而无愧啊。
第三部分 23.画家莫迪利亚尼的悲剧（1）
    每当我和莫迪利亚尼谈天的时候，他几乎总要向我朗读《神曲》中的几行三韵句诗：但丁是他喜爱的诗人。在《前夜集》中有一首注明1915年4月所作的诗：

    你生在低矮的阶梯上，

    莫迪利亚尼，

    你的喊叫是海燕的呼唤……

    一盏略低的油灯射出油腻的光线，

    热气腾腾的头发泛出一片幽蓝!

    突然我听见可怕的但丁——

    在呜呜声中，忧郁的词句四向迸溅……

    但丁不仅是可怕的；我记得《炼狱篇》中的几行诗：诗人同他的旅伴登上了一座山，坐下来静静地回顾走过的旅程。我现在也想同活着的莫迪利亚尼(他的朋友们都叫他莫迪)在一起坐一会儿。他曾被人当作一部风靡一时的影片的主人公，有几部庸俗的长篇小说也对他作了描写。难道影片的导演能安安静静地在小小的石头台阶上坐一会儿，并考察他十分陌生的一条道路上杂乱的足迹吗?……

    一个传说就这样产生了：一个饥饿的、放荡的、整天醉醺醺的画家，一个名士派的末裔，他总是在两次酗酒之间短短的几小时内画一些独特的肖像画，他死于贫困，而死后却成了名人。

    这一切既真实，又不真实。说真实，是因为莫迪利亚尼的确常常挨饿、喝酒、吃印度大麻酚的仔儿；但这并非出于对放荡生活或“艺术的天堂”的热爱。他丝毫也不想挨饿，他的胃口总是很好，他也不是故意自讨苦吃。也许他比别人更是专为幸福而生的。他迷恋甜蜜的意大利语、托斯卡纳旖旎的景色及其古代大师们的艺术。他并非是从大麻酚开始……当然，他可以绘制一些能使批评家和订购者皆大欢喜的肖像画；那他就能得到金钱，得到一所优越的工作室，得到人们的赞誉。但莫迪利亚尼既不会撒谎，又不会随波逐流；凡是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十分直率和高傲的人。

    我在艰苦的日子里见过他，在有一线希望的日子里也见过他；我见到过泰然自若、文质彬彬的他，脸剃得光光的，面色苍白而微微有点粗野，眼睛温柔多情；我也见到过狂乱的、黑色刚毛满脸丛生的他——这个莫迪利亚尼尖声喊叫，像一只鸟；也许像一只信天翁；我在诗里提到海燕并非有所借喻。

    (莫迪利亚尼很喜欢波德莱尔的一首关于一只被水手们取笑的信天翁的诗——《一位长了翅膀的旅客被困在地上……》。)

    我曾说过，他是一位美男子；女人们总是盯着他瞧；在我看来，他的美永远是意大利式的。但是他是一个谢法德——人们这样称呼那些被逐出西班牙后迁往普罗旺斯、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犹太人后裔。

    有一次我和莫迪利亚尼一同来到巴士德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他面向大街进行创作，神色安详。在旁边的一张小桌上，有几位可敬的人物在打牌。我在抄莫迪向我推荐的几首诗，什么也没听见。突然莫迪利亚尼跳了起来叫道：“住嘴!我是犹太人，我可以同你谈谈。懂吗?……”玩牌的人都不响了。莫迪利亚尼付了咖啡钱后又大声说：“真倒霉，咱们怎么钻到这个只有猪猡才光顾的咖啡馆来了……”我们出来以后，我问他邻座的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莫迪答道：“他们说拿一把刷子涂来涂去是最丢人的事，还得打他们300年的耳光……”

    他曾告诉我，他的祖父是罗马人，为了想种柳树而买了一小块地；但根据法律是禁止犹太人占有土地的；祖父大发雷霆，便搬到里窝那去了，有许多犹太人家族自古就定居在那里。莫迪曾向我朗读16世纪犹太诗人伊曼努伊尔·里姆斯基的意大利十四行诗——它们是一些讥刺的、悲痛的、同时又充满了对生活的讴歌的诗。莫迪利亚尼告诉我罗马人从前怎样庆祝狂欢节：犹太人协会必须提供一名充当走马的犹太人，这人浑身赤裸，在欢腾的人群与主教、使节和太太们的哄笑中，以比大步前进的马快上三倍的速度跑遍全城。(我当时曾写过一首有关此事的长诗。)

    我是在1912年认识莫迪利亚尼的；当时他已是一位老巴黎了。在我们相识之后不久，他为我画了一幅肖像；大家都说画得很像。此后他便常常为我画像；我曾有一夹子他作的画。(1917年夏，我随一群政治侨民一同回俄国去。经过英国的时候，当局宣布禁止携带任何手稿、绘画、图片、甚至书籍出口。我把我当时所有最珍贵的东西挑了出来——一幅毕加索的静物画，巴拉丁斯基的一部题有他的签名的《埃达》，莫迪利亚尼的画——然后把皮箱暂存在临时政府的大使馆里。这个政府的确是临时的，而那口皮箱也就永远不知下落了。)

    1911年在巴黎莫迪利亚尼为安娜·阿赫马托娃画的肖像。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现在所

    住的房间(在列宁格勒一所古老的住宅里)，是一个狭小、森严、未加装饰的房间；仅仅在一面墙上挂着一帧年轻的阿赫马托娃的肖像——那是莫迪利亚尼的作品。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告诉我，她怎样在巴黎结识了一位非常谦逊的意大利青年，这个青年恳求为她画一幅肖像。这是1911年的事。那时，阿赫马托娃还不是阿赫马托娃，而莫迪利亚尼也还不是莫迪利亚尼。但是这幅画(虽然其手法同莫迪利亚尼后来的作品有所不同)线条的准确、熟练和艺术的感染力却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影片和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是处于绝望和疯狂状态中的莫迪利亚尼。但莫迪利亚尼并不是一个只会在“洛东达”喝酒，只会在被咖啡溅污的纸上画画的人，他在画架前打发了不少岁月，用油彩画裸体画和肖像画。
第三部分 24.画家莫迪利亚尼的悲剧（2）
    他读书之多总是令我惊异不止。我似乎还没有见到过第二个像他这样喜爱诗歌的画家。无论但丁、维永、莱奥帕尔迪、波德莱尔还是兰波，他都要背诵。他的油画不是偶然的幻想——这是为画家所洞悉的一个由天真和智慧的特殊结合所构成的世界。当我说“天真”这个词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幼稚、天生的平庸或故作粗俗；我把天真理解为一种新颖的感受能力，一种直感，一种内在的纯洁。他所作的肖像画全都和模特儿惟妙惟肖——我是就我所认识的人作此判断的——如兹博罗夫斯基、毕加索、迪埃戈·里维拉、马克斯·雅科布、英国女作家比阿特丽斯·赫斯金格斯、苏京、诗人弗朗斯·埃伦斯、季列夫斯基，最后还有莫迪的妻子然娜。他从不迷恋背景或任何外在之物；他的油画展示了一个人的天性。例如，迪埃戈·里维拉肥胖笨重得几乎有些古怪；苏京经常保持一种悲戚的困惑表情，一种固定不变的厌世的苦闷。但奇怪的是，莫迪利亚尼的形形色色的模特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把他们统一起来的不是老一套的手法，不是外在的表现方法，而是画家的处世态度。兹博罗夫斯基和他的那副宛如一头驯顺的毛发蓬松的牧羊犬的尊容，茫然若失的苏京，穿着衬衫的温柔的然娜，一个小姑娘，一个老头子，一个女模特儿，某位大胡子先生——所有这些人

    都像被人欺负的孩子，虽然有些孩子长着满脸胡髭或一头苍苍白发。我想，莫迪利亚尼所想象的生活可能是由十分凶恶的成年人所布置的一座巨大的儿童花园。

    当然，传说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莫迪利亚尼的生平能使编剧的人着迷了。不久以前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莫迪利亚尼作的一幅小小的肖像画在美国的一次拍卖中以十万美元售出。莫迪利亚尼一辈子所花的钱也不足这笔巨款的四分之一。我曾多次目睹，罗扎利老婆子，第一村路上一家微不足道的意大利小饭店的老板娘，是怎样用一小块肉或一份通心粉就从莫迪利亚尼手中换到了一幅画；她不愿要，但他坚持要给——他又不是要饭的；于是罗扎利便瞧瞧那些涂满了细细的、支离破碎的线条的小纸片，悲哀地叹口气道：“我的上帝……”还有一点也是实情，那就是一些博识多闻的绘画鉴赏家也不理解他的作品。对于喜欢印象派的人们说来，莫迪利亚尼对光线的冷淡、构图的清晰、对模特儿的任意改变，都是不能接受的。大家都在谈论立体派；有一些被破坏的观念所控制的艺术家，同时又是工程师、建筑师和设计师。对于立体派油画的爱好者说来，莫迪利亚尼是一个旧时代的残余。

    传记作家指出，1914是莫迪利亚尼得意之年：他找到了一下子就理解并爱上了他的作品的画商兹博罗夫

    斯基。但兹博罗夫斯基自己却是一个倒霉鬼：这位年轻的波兰诗人来到巴黎，希望作一次前往神话般的基西拉岛的航行，却在“洛东达”里面对着一杯咖啡一筹莫展。他身无分文，和妻子同住在一所小住宅里，莫迪利亚尼常在那里工作。而兹博罗夫斯基却把他的油画夹在腋下，从早到晚在巴黎城里四处奔走，妄想用一个意大利画家的作品去引诱真正的画商。

    说它真实，最后还在于莫迪利亚尼有时确被不安、惊恐、愤怒所支配。我记得在一间堆满废物的工作室里的一个夜晚；屋里的人很多——有迪埃戈·里维拉，有沃洛申，还有几个女模特儿。莫迪利亚尼非常激动。他的女友比阿特丽斯·赫斯金格斯用很重的英国口音说：“莫迪利亚尼，您别忘了您是一位绅士，您的母亲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太太……”这些话在莫迪身上就像符咒一样灵验；他一言不发地坐了很久；后来忍不住了，便动手毁坏墙壁，剥去灰泥，想把砖头抽出来。他的手指血淋淋的，眼神是那么绝望，我受不了，便走到堆满雕刻品的碎屑、打碎的碗碟和空箱子的肮脏的院子里去。

    在战争时期，他晚间常到画家们进晚餐的一家饭馆去；他坐在室内楼梯的梯阶上；有时朗诵但丁的诗，有时谈大屠杀，谈文明的毁灭，谈诗，除了绘画以外，无所不谈。他一度迷上了16世纪的法国医学家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他要我相信，诺斯特拉达穆斯准确地预测到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兴亡、教皇国的完结、意大利的统一；他还援引那些尚未应验的预言：“在意大利建立一个共和国——这无关紧要……比较重要的是——人们被流放到岛上去，一位暴君将要执政，一切没有学会沉默的人都要被关进监狱，人们将开始遭到屠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破烂不堪的小册子，开始叫喊起来：“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见到了空军的诞生。所有胆敢不按时微笑或啼哭的人，很快就要被送到极地去——一部分送到北极，另一部分送到南极……”

    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一批消息传来后，莫迪向我奔来，拥抱我，并兴奋地尖叫起来(有时候我简直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年轻的姑娘然娜开始常到“洛东达”来，她很像一个小学生；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头浅色的头发，她怯生生地打量着画家们。听说她正在学画。我在回俄国之前不久，曾在沃瑞拉尔大街看见莫迪利亚尼和然娜一起散步。他们挽手而行，面带笑容。我想：莫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1921年5月，我又来到巴黎。人们迫不及待地把一切新闻都告诉我。“怎么，你不知道莫迪利亚尼已经死了吗?……”对“洛东达”的朋友们的情况我毫无所知。莫迪总是咳嗽、受冻；肺病由此引起；肺都烂完了。他于1920年初死在医院里；然娜没有去坟地；当朋友们在葬仪结束后回到“洛东达”时，才知道一小时以前然娜跳楼自杀了。莫迪留下一个小女儿——她也叫然娜。

    一切就是如此。莫迪利亚尼是朋友们集资安葬的。一年后他的作品的展览会在巴黎揭幕。人们著书谈论他；他的绘画成了人们发财的工具。不过这种事是那么平淡无奇，简直不值得多说……

    在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博物馆里——在纽约或斯德哥尔摩，在巴黎或伦敦——我都见到过莫迪利亚尼的作品。他有时也画裸体画，但他的大部分作品是肖像画。他创造了许多人物，他们的忧伤、麻木，他们那备受迫害的柔弱和在劫难逃的噩运，使博物馆的观众为之震惊。

    也许某一位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会说，莫迪利亚尼轻视自然，他的肖像画上的女人，不是脖子太长就是手臂太长。似乎一幅画就是一册解剖学图表!难道思想、感情和激情不能使比例改变么?莫迪利亚尼不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他不是从一旁去观察人们，他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是那些怀着爱情、痛苦和忧伤的人的肖像；同时画上的日期也不只是一个画家的路标，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路标：1910年至1920年。如果说莫迪利亚尼不知道脖子上的颈椎骨有多少，那是十分可笑的——他在里窝那、佛罗伦萨、威尼斯的美术学校学这些学了许多年。他还懂得一些别的事：例如，在像1914年这样的一年内包含了多少年。如果连貌似永恒的关于人的价值的概念都会发生变化，那么一个画家又怎会看不到自己的模特儿那业已发生变化的面孔呢?

    莫迪利亚尼的画将告诉子孙后代许多事情。我现在看见，我那遥远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就在我的眼前。在他的心中蕴藏着多少对人们的热爱和对他们的担心啊!人们写啊，写啊——写“他喝酒，胡闹，最后死了”……问题不在于此。甚至也不在于他那像古老的寓言一般富有教益的一生遭遇。他的命运同别人的命运是紧紧联在一起的；如果有人想了解莫迪利亚尼的悲剧，那就让他别去回忆印度大麻酚，而去回忆一下窒息性瓦斯，让他去想想茫然若失的、麻木的欧洲，想想这个世纪所经历的曲折蜿蜒的道路，想想莫迪利亚尼的被铁环紧紧扼住的任何一个模特儿的遭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