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平：思想的魅力——《战略与管理》若干争论的回顾

杨平：思想的魅力——《战略与管理》若干争论的回顾

二、 林顿·拉鲁什为中国指出的另一条道路

1993年底，杨浪拿来一篇英文稿件，题目是《中国的复兴一未来100年的紧急计
划》，作者是美国人林顿·拉鲁什，据译介者介绍，林顿·拉鲁什基本不为美国主流
社会所容，他因主张本体经济学，对现存英国伦敦金融帝国主义势力和美国华尔街金
融势力严辞抨击，并主张彻底摆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控制的现存世
界秩序。因此，他被美国各主流媒体封杀，他的文章几乎不能发表。林顿·拉鲁什为
此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席勒研究所，并积极组织政治活动，甚至准备参与美国
总统选举。

拉鲁什的文章标题有些危言耸听，但其内容即便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力。他认为，中
国繁荣的光环并不应该使人们忽略这样的事实：“财富正在从内地农村地区转移到沿
海地区，并输出到国外；与此同时，内地却在渴求投资。中国的根本问题一劳动力以
农民为主的前工业结构，基本的基础结构亟需现代化一仍未解决。与此同时，“很快
富起来”的思想到处遍布，腐蚀了国民精英的道德，减弱了他们推出这个大国赖以立
国的长远决策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正当中国农民需要对农田大量投资的时
候，他们的购买力却急剧下降。”拉鲁什认为，与欧美相比，中国在关键方面落后了
不止一百年。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劳动力大军在工业中就业的比例早在十九世纪70年
代就比中国今天的还高，德国1880年城市化的特征就比今天的中国强得多。据1990年
的统计资料，中国人有26.3％生活在城镇，而1877年德国已达39％。

1994年1月我们刊发了拉鲁什的文章，2000年末，当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中国的经济
迟迟滞留在缓慢回升的阶段时，回顾他的文章仍然不无启发。从大的方面看，近9亿规
模的农民不具备购买力，是导致3—4亿人口的城市工商社会生产剩余找不到出路的根
本原因。所谓内需不足，其实就是农民需求能力不足，而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需求
不足的根源，乃在于近几十年来对于中国农村与农业社会基础投入的严重不足。中国
现代化是个百年梦想，但对这条现代化道路而言，8—9亿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不能解
决，则城市社会的任何现代化都只是一个外壳或装饰而已。

对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拉鲁什主张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放到与目前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一世界银行一关贸总协定所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通过以能源密集、
资金密集方式重建和扩大全国的物质基础结构，从而彻底转变就业结构，将千百万失
业和未充分就业人员吸收到日益技术型的活动中来。拉鲁什总结道：“总的来说，需
要做的是回到古典的民族经济原则上去，这些原则是德、美、法、日和其他国家崛起
成为工业强国的基础。”


拉鲁什文章发表之际，正是1989年政治风暴过去之后中国社会内部关于“中国向何处
去”的争论相对沉寂之时。未来的方向已经确定，与国际主流文明融合占据了决策集
团和各主要利益集团的思维空间。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也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冲
击着拉鲁什所主张的“民族经济”的各种有效屏障，将民族国家的统治集团逐渐贬斥
为国际资本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从更现实的角度评价，由于中国的外部环境相对和
平，民族经济发展所赖以进行内部动员的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加之社会主导意识形
态的瓦解，希冀中国走上另一条发展之路的劝诫无异于梦想。


新的世纪开端之际，回顾林顿·拉鲁什文章的价值在于，如果中国沿现有经济发展之
路难获成功，或者更具体地说，如果现有发展之路不能解决8—9亿农民的现代化，不
能够使他们在摆脱土地的同时在城市社会获得较为广泛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则开辟另
外一条道路的历史性课题就必然摆在面前。那时，拉鲁什警告的现实意义便会格外凸
显。

值得一提的是，林顿·拉鲁什此后还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1994年第
六期上刊发了农业部农村政策中心研究员温铁军在访问美国时与拉鲁什的对话，在该
篇对话中，拉鲁什预言国际金融资本体系的总体危机即将到来，他认为，世界金融市
场正在新一轮动荡之中，而西方金融资本的卫士却宁愿听任牟取暴利的少数人在金融
帝国的空中楼阁倒塌之前捞上最后一笔，然后将货币体系崩溃的恶果转嫁给社会公
众，尤其是依靠西方主要货币进行贸易的发展中国家损失会更为惨重。拉鲁什断言，
以伦敦一纽约为轴心的金融帝国，正在极力地把刚刚解体的苏联和正在发展的中国纳
入病人膏肓的西方货币体系，吞噬这些国家的血来使西方垂死的金融资本回光返照。
就我的记忆而言，这是最早预言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面临危机的警告。此言出后不久，
墨西哥金融风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天，美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累累险象仍
让人们担忧不已，拉鲁什的预言如果真有一天不幸彻底言中，则不但中国已日益国际
化的经济结构将遭遇沉重打击，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重新笼罩的前景也决不是
危言耸听。


对比一下各式各样的经济学派，林顿·拉鲁什的“丑话”值得中国人认真听取。

六、赶超战略引发的争议

在编辑《战略与管理》的四年多时间里，“赶超战略的反思”这一专栏是延续时间较
长的讨论之一，从1994年第六期，一直延续到1996年第一期。这次讨论起因于林毅夫
等人的一篇文章“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林毅夫是北大教授，在学术界有相当影响，
并活跃于国际国内各种学术场合，迄今为止仍然是主流经济学界的代表性人物。

林毅夫等人在文章中认为，自1949年建国以来实行的以重工倾斜为主要特征的赶超战
略，通过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并保证资源优先流向
重工业部门，中国的确实现了重工业优先于其他部门的增长。然而通过考察各国经济
发展成败的经验和教训时发现，凡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
义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都不理想。因此，归根结底，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于
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不同发展战略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不
同。林毅夫在文章中建议道：“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停留在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
制度上的修修补补，而必须在宏观政策上有根本性的变革，即转而实现充分利用比较
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林毅夫文章涉及发展战略的重大命题，编辑部上下十分重视，我们准备就这一课
题展开讨论。为了造成讨论的氛围，我们将编辑部的一篇存稿与林文并列发表，这即
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力群的文章——“重工倾斜政策的再认识”。在编发
该文时，我特意加了一个副标题——“兼论赶超战略”。


刘力群是北京学术界的一个奇人，有人称他为“铁嘴”、“国侃”，意指其聊天能力
极强，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温铁军曾说过一段与刘力群聊天的往事。在共同赴
东北开会的24小时火车旅行中，刘力群从上车伊始便开侃，一直侃到下车为止。让人
既服气又恐怖。我与刘力群接触较多，对他的记忆力和思辨力非常佩服，对他的学理
思路也比较信服。

刘力群这篇文章写作较早，他本人对现在发表并没有太大的动力，但不曾想却因为林
毅夫等人的新作而激活了旧作。刘在文章中认为，“依靠革命而独立的国家所产生的
全社会动员，使之能够提高积累强度，并早日建成作为国民经济动力和装备部的重工
业，这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能否成功的关键。”在针对进口替代战略和赶超战略成本
代价太高的批评进行回应时，刘力群写道：“虽然进口设备便宜，负担轻一些，但如
果本国的重工业发展资金流向国外，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则本国产业结构将永远落
后。”刘认为：“过去我国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得益最大、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
就是机电部门。实际上军工高精尖部门的水平距发达国家水平是很接近的。”

林毅夫和刘力群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在经济学界引起较强烈的关注，针对各方面的
反映，勤于笔耕的林毅夫等人又写了一篇“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
战略，”与此同时，王小东(笔名石中)也相应撰写了争鸣文章。在新的文章中，林毅
夫等人再次重申“赶超战略不能导致经济发展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压抑了市场
机制的作用。”同时以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强力推荐“比较优势战略”。“所谓比
较优势战略，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来
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比较优势战略的核心是国内不同资源的相对价格的对比，而不
是同类资源相对价格的国际对比。所以，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并非一定要依赖对外贸
易”。“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幅员越辽阔，地区间资源禀赋的差异越显著，对内贸
易越活跃，发挥比较优势的含义就越丰富。”

王小东在批评林毅夫的“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一文中则认为，“当我们
谈论赶超战略的巨大代价时，我们不应忘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一个大国为了其长远
的生存与繁荣而必须付的代价，或曰长期投资。如果我们不愿付出这个代价，那么我
们将在其他方面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自1840年开始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
直在支付这种代价。”王小东同时尖锐地批评比较优势理论的某些观点：“对于经济
发展而言，一个部门有没有前途，并不取决于其产品的单件相对价格，而是取决于其
在整个产出的附加价值中所占的份额。”中国的问题是，那些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
动密集型产品，“已面临生产能力庞大，但需求弹性小，附加价值低的窘境。这就是
说，如果我们抱着现有的比较优势不放的话，已经走不了多远了。”“中国如果不搞
赶超战略，就很有可能被新的技术革命再次甩到后面(不幸的是，可以预见，今天的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很难逃脱这一悲惨命运)，这
次很可能比十九世纪更惨。”


此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李力，社科院拉美所江时学、上海复旦大学国政系胡伟希
等人也分别发表文章参与讨论，他们的文章各有侧重，价值偏好也不相同，但其论述
深度均超出了编辑原有的期待。1996年第一期，林毅夫等人又撰写了回应文章——
“资源结构升级：赶超战略的误区”，此次讨论就此基本告一段落。


此处之所以大段落地引用讨论双方的观点，乃在于这一问题迄今仍未能有结论，它们
仍然在深层次上困扰和影响着中国宏观战略的制定者和决策者。


客观评价，林毅夫等人是具有从战略上观察和提出问题能力的学者，对于体制改革仅
从微观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入手的现实弊端，他们较其他主流派经济学家更能敏锐地
从宏观战略层面着手分析。回顾和检讨一下90年代初、中期中西部地区出于赶超东部
的急迫愿望而盲目上马的一大堆项目，林毅夫呼吁以比较优势而确定各地区、各国的
发展战略，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林毅夫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从经济学层面剖析发展战略的优劣，而忘记了在一
个以民族国家划界的世界上，尤其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中，经济战略从来与国家安全
等政治战略密不可分。这方面，离开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显得十分无力。反观
王小东、李力等人的文章，其中的许多断言已被当代社会进程所验证。90年代后期东
南亚国家的一厥不振，中国低技术生产能力的全面过剩，已经一再警告战略决策者和
制定者，没有清醒的国际政治经济比较，没有方向明确的发展战略，市场机制既使确
立起来，也会带来大量问题。

七、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一个敏感的话题

在所有批评《战略与管理》的意见中，对《战略与管理》集中讨论民族主义火气最
大，观点也最尖锐。迄至今天，这种批评仍然不绝于耳，既便《战略与管理》此后发
表了一系列批判民族主义的文章，也无法消除一些人心中的怒气。这一话题似乎造成
了一种使批评者具备道德优越感的氛围——鼓吹民族主义便是当局的帮凶，鼓吹民族
主义便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

回顾起来，《战略与管理》曾先后两次讨论民族主义，一‘次是1994年4月进行的“变
动中的世界格局与民族主义”，一次是1995年11月的“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其中
又以后一次讨论规模最大，涉及问题最多，影响最持久。
1995年11月，我们邀请了近40位各种观点和各学科领域的学者聚集深圳，专题探讨民
族主义问题，这也是我主持过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动机在
1996年第一期《战略与管理》“编辑手记”中有较详尽的表述，此处引述如下：“放
眼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产生的影响日益波及冷战后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转
型国家，亦即人们通常指称的从中央计划型体制向市场型体制转变的前苏联、东欧地
区，民族主义思潮伴随着各种意识形态正走向社会政治生活的前台；在广大的阿拉伯
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于内外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其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正
成为地缘政治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即便以世俗政权为主导的穆斯林国家，其政权
的民族主义性质及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特征，也在左右着阿拉伯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政
治走向；在发达的第一世界，保守主义思潮裹挟下的西方右翼势力纷纷抬头，面对西
方秩序主导之下的世界的各种跨国性课题，诸如自由贸易、移民、犯罪浪潮、环境保
护，其民族利己主义倾向愈益明显。冷战之后，憧憬全球化新秩序的人们迎来的却是
一个民族纷争、种族仇杀的冰冷现实，这一点，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的思索。

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不仅有其国际政治方面的含义，更
重要的是，它还与后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中，发展中国家既要完成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任务(以工业化国家的价值标准完成传统社
会的改造)，又要捍卫本民族的利益(不完全以西方价值为转移)，这种内在的紧张导致
民族主义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政治选择，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民族主义运动便成
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与此同时，评价和考察这种民族主义，也便成为后
进国家现代化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


民族主义话题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是我事先没有准备的，这也与我的知识储备有关。
在最初筹备这一专题时，我个人更多地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进行思考，其他方面只
有一些朦胧的感受。通过深圳的研讨会，通过此后刊发的一系列讨论文章，我的视野
也为之大开。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自欧洲逐步向全球扩散，
其重要的伴生现象便是欧洲范围内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和世界范围内殖民体系的
确立。在欧洲，现代民族主义成为摧毁封建主义的重大推动力量，而在全世界，欧洲
的民族主义则成为殖民主义体系的帮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而言，现代民
族主义从诞生之日起便具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是自我觉醒、抗击外
侮的重要精神资源；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必须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科技
制度来实现民族利益的维护。回顾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
义运动，凡与世界进步潮流吻合的便多得到历史的肯定，凡不吻合者则多遭到历史的
淘汰。

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结合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种具备了国际主义价值的世界
潮流之后才获得最终的成功，从一开始，它便超越了朴素的民族主义而具备了超越一
民族、一国家、一地区的世界观。这种结合了社会主义价值的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导
致了第三世界广泛的民族独立潮流。从此，世界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世界从此迈向了
新的历史阶段。

冷战之后，旧的世界秩序瓦解，新的世界秩序重新酝酿。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世界挟民主、市场经济的价值观而欲构筑一个全球一体的西方世界秩序，另一方
面，是中国、俄罗斯、印度、阿拉伯世界欲在这一新秩序构筑进程中探索对自身更为
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于是，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成为世界范围内随处可
见的汹涌潮流。

世纪之交，当北约飞机无端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发生之后，此前国内关于民
族主义的争议事实上被暂时划上了句号。现有世界秩序的实质赤裸裸地显露在中国人
面前。

对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而言，论述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已经是件不需花费太多气
力的事情，而问题的另外一面在于，这种民族主义迄今仍然未能找到国际主义的普世
性价值观，它仍然停留在自我利益维护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朴素阶段。对比西方民族主
义(其表象一定体现为世界主义)的民主、市场经济价值观，中国的民族主义仍然缺乏
灵魂，缺乏超越一民族、一地区、一国家的国际主义世界观。

从这个意义上评价，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仍有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