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

王一程

【编者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的研究室和相关学科建设，是我院“马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所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学概论》编写组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科项目评审组成员王一程同志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十二五”规划调研报告》，总结了“十一五”期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回顾了《政治学研究》等学术研究刊物支持发表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观点、抵制各种错误思潮方面的情况；评析了近期政治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错误或片面的思想观点和倾向，并对“十二五”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学术前沿和重点研究领域工作提出了若干建议。本期刊发该调研报告，供进一步交流与参考。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政治学中是具有基础理论和导向意义的重要分支领域。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未能坚持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和“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指示精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繁荣发展，以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出现了受西方政治学理论和学术话语排斥而被边缘化的状态。这种情况，直到2004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启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中央有关精神和部署的指导推动下，“十一五”（2006—2010）规划期间，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学科在机构设置、人才队伍培养、重点教材建设和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果。这些进展和成果，无论是对学术界及教育界的科研与教学，还是对社会舆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均产生了良好作用和影响。

但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仍面临许多尖锐挑战，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克服和解决的问题，有待“十二五”规划加大支持和引导力度，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取得更大、更深入的多方面进展和学术研究成果，对我国政治学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发挥更大、更深入的应有作用和影响。

一、“十一五”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工作成绩

（一）教材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主要是指，中央部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政治学概论》，自2004年下半年启动以来，迄今为止经过六次过程稿撰写研讨和三次送审稿审议修改，目前已进入最后审改定稿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可以作为政治学及相关本科专业教材出版投入使用。该教材结合中外政治学历史发展与当代现实，围绕政治与政治学、阶级与国家、国家权力与国家形式、国家机构、政治民主、政党、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民族与宗教、国际政治与世界格局等政治学基本问题，有针对性地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对大学本科专业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自觉抵制西方和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渗透，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会有良好的启迪和帮助作用。当然，该教材对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些政治热点难点敏感问题，仍存在一些理论回应欠缺和阐述不到位等薄弱之处，有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和学术理论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

（二）形成了大批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成果

一是研究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观点的专题文章。如《政治学研究》刊载的论文：《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2006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核心命题：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2006年第2期），《论科学发展观对毛泽东社会统筹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2006年第2期），《论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权利思想》（2007年第3期），《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恩格斯<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研究》（2007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与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社会公正的实现》（2007年第3期），《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社会主义及其变种的评析》（2007年第4期），《执政条件下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新发展》（2008年第1期），《浅析马克思关于国家作为“虚幻共同体”的思想》（2008年第1期），《试论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2008年第4期），《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道路的争论及其启示》（2009年第1期），《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2010年第1期），《<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社会公平的思想及现代启示》（2010年第1期），等等。

二是研究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政治建设的专题文章。如《政治学研究》刊发的论文：《党的政策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2006年1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民主发展观》（2006年1期），《试论民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6年1期），《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006年2期），《试论政治文明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2006年2期），《新社会阶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意义》（2006年2期），《试析当前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定位》（2006年2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政府责任》（2006年4期），《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思考及其现实启示》（2007年第1期），《健全执政党拒腐防变机制的思考》（2007年第1期），《政治协商制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2007年第2期），《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及必须坚持的原则》（2007年第3期），《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体系的新发展》（2007年第3期），《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2007年第4期），《论邓小平的政治监督思想》（2008年第2期），《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08年第3期），《试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价值》（2008年第4期），《从党内民主和村民自治看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合力效应》（2008年第4期），《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2008年第4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党的建设》（2008年第5期），《论用社会主义和谐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途径》（2008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2008年第6期），《“一个至上”与”“三个至上”辩思》（2009年第2期），《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意识对国家稳定的影响》（2009年第2期），《6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建设的成就与经验》（2009年第5期），《试论两新组织党的建设》（2009年第5期），《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2009年第6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思考》（2010年第2期），等等。

三是围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澄清是非抵制错误倾向的专题文章。如《政治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2006年第3期），《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2006年第4期），《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评析》（2006年第4期），《苏共失败的政治教训—兼析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2007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比较》（2007年第2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警惕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三股思潮》（2008年第1期），《中国人民的抗震救灾精神不容“普世价值”鼓吹者曲解》（2008年第5期），《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2008年第5期），《论“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及“普世价值”鼓吹者们的政治目的》（2008年第5期），《价值问题的复杂性与“普世价值”概念的误导性》（2009年第1期），《论戈尔巴乔夫的“列宁主义观”及其启示——兼谈苏共“文化领导权”丧失与苏联解体》（2009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吗？》（2009年第2期），《马克思的实践价值论与政治“普世价值”问题》（2009年第3期），《关于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2009年第3期），《“军队国家化”剖析》（2009年第4期），《“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2009年第5期），《试论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局限》（2010年第2期）等。

除《政治学研究》外，《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期刊、报纸、出版社也发表了属于上述三类内容的大量研究成果。

专题文章有：《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中保证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邓小平是如何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0期）；《关于行政体制改革若干提法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报》2007年9月26日）；《发展党内民主关键要端正认识》（《前线》2010年第3期）；《政治学领域需要注意和加强研究的若干学术和理论问题》（《求是内参》2006年第32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求是》2007年第10期）；《自觉划清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红旗文稿》2010年第9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的伟大历史变革》（《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1日），《发展党内民主须正确处理几个关系》（《人民日报》2010年3月31日），《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民日报》2010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人民日报《内部参阅》2006年第24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没有普世性》（《光明日报》2009年3月19日），《党的文献工作要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发挥作用》（《光明日报》2009年11月17日）。论文集：《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中俄政治改革与发展》（新华出版社，2006年11月）；《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上、下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执政党的经验教训》（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6月），《十月革命与当代社会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11月）。专著：《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邓小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诸范畴初探》（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12月）；《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0月）。龄外，还有8集DVD大型教育参考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①]，等等。

“十一五”期间，还出现了一些认真思考和探讨如何进一步构建中国政治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学术成果。发表的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初建探析》（《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我国政治学学术发展中的基本关系论析》（《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6期）、《以机制创新和机制治理推进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创新》（《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坚持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国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2月）等。

取得上述进展和成果说明，“十一五”期间，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初步形成了良好发展势头，在政治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边缘化的局面有较大改观。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要切实做到坚持以人为本，保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当代中国和世界形势，科学研究和对待重大历史和现实政治问题，坚持改革和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二、“十一五”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工作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十一五”期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果，但是，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势与任务要求相比还存在相当大差距、不少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边缘化的局面虽有较大改观，但学界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观点、分析模式和话语系统的风气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状况，与在当前世情、国情条件下，符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尚未真正形成有直接关系。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和建设任重道远，对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果不可高估。

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面对着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尖锐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经济社会和利益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复杂变化的背景下，西方一直在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国内泛起的“自由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主义”、“宪政主义”以及“新儒学”等思潮不断兴风作浪。虽然这些思潮泛滥的势头受到中央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方针的抵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但仍在不断扩散其影响和渗透，试图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达到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政治图谋。这说明，对上述错误思潮挑战的严重性不可低估。

三是党内外和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队伍在一些重大根本问题上存在思想认识混乱和观点主张分歧。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落实党中央提出的这一要求，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队伍内部率先统一思想认识。但是，在与划清上述界限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少妨碍统一思想认识的观点，甚或在思想政治倾向上存在分歧和对立。

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因为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彻底解放同时解放全人类需要逐步创造和最终具备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必要条件。但近年来一些理论工作者，如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德刚教授，以“在《共产党宣言》问世的1848年，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为由，声称这一科学概括和纲领性主张“激进并含有空想因素”[②]。该教授还以片面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也有缺陷”的说法，把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资本剥削雇佣劳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内容统统归结为只是“具体结论和个别论断”[③]。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空洞化的倾向，理所当然地引起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网民读者的质疑、揭露和批判。[④]

该教授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还撰文“呼吁中共吸取将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匆匆写入党章和宪法的教训，建议今秋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不要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写入党章”[⑤]。对此，敌对分子刘晓波评论说：“在近些年不断出现的现任官员提出的异见中，董德刚先生的声音，具有极为罕见的直接针对性、挑战最高权力的大胆性和对中共传统的颠覆性”，这证明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逐渐瓦解，党内价值观不断分化，党内异见层出不穷”。[⑥]

值得注意的是，“十一五”期间，反映意识形态领域混乱、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对立、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状况不断出现。例如，2006年，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西山会议”[⑦]攻击共产党执政“非法”，主张走“台湾现在的模式”，搞“多党制”、“军队国家化”[⑧]；2007年，《炎黄春秋》发表人民大学教授谢韬文章宣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⑨]；中央党校教授杜光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⑩]；2008年，刘晓波等炮制的“零八宪章”出笼，集中提出要求接受西方“普世价值”，实行所谓“民主宪政”的政治纲领[11]；同年，“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呼吁“必须加快”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 [12]；2010年，北京海淀区中学历史教师袁腾飞肆无忌惮地谩骂“中国经过三大改造阶段，在探索中，曲折向错误发展，使中华民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从1956年到1978年，中共就没干人事。22年的时间白白浪费了。1956年之前，其实也没干多少人事”的课堂教学视频上网长达两年后，成为网民点击和争论的热点[13]，等等。

上述情况说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极为重要。对这些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澄清事关政治改革和思想理论建设方向的大是大非，应该成为“十二五”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研究的重点领域、重大课题任务。

三、 “十二五”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学术前沿和重点研究领域

（一）进一步加强事关政治体制（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理论和前沿问题的研究

2006年，中国社科院两位学者在《政治学领域需要注意和加强研究的若干学术和理论问题》一文中，针对所谓“民主就意味着政党轮替，民主就意味着领导权的开放竞争”，“中共一方面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把民主的公认定义和标准撇在一旁而自己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定义和标准，这实际上是否认民主的普适性，也就是否认民主本身”等观点；针对“政治学和行政学领域，长期以来，用所谓从‘人治’到‘法治’、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等这类来自西方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形容和概括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等现象，指出“要充分注意西化政治主张与西化学术倾向的关联”，建议对“民主是否具有‘普适价值’和‘公认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关系”问题，境内外自由化分子鼓吹“用宪政驯服统治者”、“不让政府侵害私有财产”，以及体制内一些学者提出“以人民民主宪政取代人民民主专政”、主张推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等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推出一批有现实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14]

“十一五”时期，学术界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有所增强，形成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但尚未引起普遍重视，距澄清是非、形成共识，还有很大距离。因此，“十二五”规划对这些前沿问题的研究应加大引导和支持力度。

（二）高度重视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间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关系的研究

党内、学术界、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队伍，对上述重大政治理论和学术前沿问题存在分歧甚至对立的观点主张，原因深刻复杂，但都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化最新成果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存在倾向不同的理解和解读有密切关系。例如，对“中共执政理念”是否发生了“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发展”[15]；再如，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是否就不再是“革命党”，而应完成从“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16]，等等。

最近，中央党校一家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有一定代表性、题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60年的主题转换》的文章。该文系统梳理和论证了“八个重大的主题转换”，即（1）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2）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的政治学转变；（3）党建研究主题的转变：从革命党到执政党；（4）从单纯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从单纯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社会所有制；（6）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7）从单一的国家中心体制到政府—社会—市场的多主体社会结构（制度）；（8）从崇尚“征服自然”到强调“保护自然”的自然观转换。[17] 应该说，此文有相当学术深度和资料文献研究参考价值。问题在于：这种“从……到……”的单向度线性概括模式，能否全面如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的完整内容实质？是否存在简单化、绝对化、片面性问题？说过去完全是某种情况，而且都是错误的；现在则完全是与过去相对立的另一种情况，而且都是正确的，这样的说法貌似有理，但仔细分析，从其论据、论证逻辑、到结论，大都与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并不完全相符，经不起认真严格的科学验证。

以该文关于“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的政治学转变”的论证为例，作者断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其一，在提法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表述越来越少，人们更多地使用‘人民民主专政’，其二，‘人民民主专政’不再与‘阶级斗争’相提并论，其三，‘人民民主专政’主要变成‘国家职能’的一部分，并且这一职能越来越表现为‘民主的运作’而不是强制的镇压。在学术层面上，人们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解读也逐步向‘民主政治’方面倾斜。”但是，只需与邓小平的论述相对照，就可证明，上述断言不能成立。

《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对此问题的表述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8]此外，众所周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至今仍然是我国宪法和中共党章明文规定的一条基本原则，并没有发生上述论者所断言的那种变化。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我们讲“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人民民主专政”，内容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的统一。

该文对另七个“重大主题转换”的论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或与事实不符，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的原意不符，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片面而非完整准确的理解，因此，其观点结论也就难免是片面的和错误的。此类片面、错误的理解和阐述，往往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观点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所谓“传统观点”）的“突破”，进而有意或无意地把“突破”等同于“否定”，其效果则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加以割裂或对立起来，使人们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产生怀疑和否定性看法。

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至关重要。所以，“十二五”时期，有必要把调查了解和切实解决这方面的突出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一个重点领域。 

（三）支持引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客观公正评价前辈领导人是非功过的重大历史问题研究

众所周知，在这一领域，多年来一直存在着诸多重大敏感问题和尖锐对立的争论，近年来情况发展到不能不给予严重关注的地步。一些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全盘彻底否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观点甚嚣尘上。这类噪音杂音对社会舆论、特别是青年大众的政治心理，不断产生着和不断扩散着其潜移默化的恶劣影响，大有在一定范围压倒主流声音的发展态势，以致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严重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

这方面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十月革命、“苏联模式”、新中国前30年的功过是非和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产党和人民领袖的评价上。导致错误观点易于影响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政治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的宣传思想教育薄弱，对有关历史问题的事实真相传播和传承存在误区和片面性，使刻意渲染、人为夸大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失误曲折的错误观点有机可乘。

鉴于这一领域错误观点影响危害的严重性，建议“十二五”规划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引导和加强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全面正确、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

除上述三方面需要特别提出加强的重点研究领域，“十二五”时期，应继续大力支持和加强对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突出问题的政治学研究，特别是属于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类课题；继续大力支持和推进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机结合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研究。这两方面研究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无需赘言。

（摘自《理论研究动态》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