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反腐的胜利

隔代反腐的胜利　　

    ——感悟我们现在是如何反腐败的　　

在某地，这几天人们茶余饭后议论得最多的是一位职务不是特高的县领导的被“双规”。因为几乎谁都没有想到，在这个县的官场的县级领导中第一个被“双规”的竟然会是他！因为他平时给人的印象不是太“大胆”，甚至还很谨慎，而从外表来看，那些胆子比他大得多的几位同僚竟然至今还是平安无事。一位基层官员告诉了我的答案：“胆子大的人是因为有持才无恐，胆子小的人是因为无持才有恐。既然有持，自然也就扳不动他。”（当然，凡“双规”了的不能全都说就一定肯定是腐败分子了）　　

这时，我忽然想，我为什么不对我们现在是如何反腐的作一个感悟？我首先想到的是历史，因为一位名人告诉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但我不是学历史的，只对文学有着天然的爱好，因而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目前最著名的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在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中的描述。在《大清相国》中，王跃文写了许多官场贪腐案，但最后处理的结果几乎都是职位最低的成了替罪羊，被杀头。而第一责任人往往只是被罢免或者降职了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呢？王跃文认为：“这应该是历史上真实的‘潜规则’，而且亘古未变。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自古而然。”　　

我又继续翻书和上网，想更进一步弄清我们是如何反腐败的。当读到一篇题名为《北周开国者与名士的不朽答问》（作者佚名）的文章后，我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了。现摘录如下，与大家分享：　　

宇文泰（北周开国者）问：“国何以立?”　　

苏绰（与诸葛亮齐名的名士）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　　

　    宇文泰不解，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那就给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受惠，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他能受惠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这样，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问：“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奥妙所在了。只有反贪官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　　

　    宇文泰大惑，说：“爱卿快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对于官，不必怕他贪，怕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官，保留听你话的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赃枉法了，把柄就在你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此为由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驾御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这个法宝。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硬去除掉，也会引来黎民骚动。对于贪官，你一是要用，二是要反，使官僚队伍成为清一色拥护你的人。”　　

　    苏绰突然又问：“如果因为用了贪官而招致民怨沸腾怎么办?”　　

　    宇文泰一惊，便问：“爱卿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只是那些贪官，把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　　

为你是贪官的后台。你必须让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　　

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们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　　

　    宇文泰问：“民怨太大的官吏，拿他们怎么办?”　　

苏绰答：“宰了，为民除害!把他们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你可以不负搜刮民财之罪责，而得搜刮民财之实惠。”　　

      苏绰最后总结说：“用纵贪来培植死党，除贪官以消除异己，杀贪官收买人心，没收贪官钱财充实国库，这将是长治久安之计。” 　　

这篇文章发到网上，改名为《反贪的奥秘》。但，这是说的古代的反　　

腐。那么，我们现在的反腐是否还是这样的？我不敢妄加评论。好在广东省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用他自己的言行帮助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在接受调查时说：“我是腐败分子，我的上任不是腐败分子？敢肯定，我的下任绝对还是腐败分子。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　　

后来不到一个月，罗荫国果真交待出来了100多名处级以上的官员。罗荫国曾经还是反腐败尖兵，身兼茂名市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2008年还在全国“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自我吹嘘“四个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协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的“功劳”。他揭发出来的不少官员，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运容、建设局局长朱裕锦、电白县委书记李日添等，都是2009年茂名市公开的廉政先进典型。这也应验了他所说的“腐败分子反腐败”。　　

除了罗荫国的“腐败分子反腐败”论外，我还发现了贪官自己总结的中国是如何反腐败的言论，即反腐“政治斗争论”、反腐“隔墙扔砖头论”和“不腐败不可能论”。　　

反腐“政治斗争论”的发明者据说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为陈希同一直认为自己廉洁奉公，收取外商三块劳力士　　

手表没有上交被定性为贪污受贿50多万元，纯粹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反腐“隔墙扔砖头论”的发明者是敛财1500万元的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宕昌县委原书记王先民。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反腐败是隔墙扔砖头，砸住谁，谁倒霉。没想到今天会轮到我的头上。”　　

“不腐败不可能论”的发明者是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赵仕永。赵仕永是这样说的：“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除了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还有一个众人实行的潜规则。”　　

而在同属我们一个国家的对岸的台湾省，国民党执政后立刻对担任台湾省领导人的陈水扁的贪腐行为进行了清算，民进党人立刻攻击国民党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意为你为什么不反你国民党内部的腐败。　　

选择性反腐论在大陆也有市场，民间流传得最多的版本是，如某地发现一起腐败案件后，如果查处的这个腐败分子是某某领导的亲信，有时就会有领导发话：“好了，就不要再查下去了。”于是，原指望能轰轰烈烈的反腐立刻草草收场。　　

这，或许就是中国反腐败的现状。但，对这些论调，我应坚决予以反驳。　　

首先，陈希同们应该清楚，假如陈希同没有收受三块劳力士手表，政治斗争又能奈他其何？！　　

其次，知道不？马克思说：“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砖头落下来，选择了你，具有必然性。砸住了你而不是砸住了别人，具有偶然性。你被抓了，并被判了刑，具有必然性，因为你有腐败问题。如果你没有腐败问题，砖头能够砸住你或者说能选择你？！　　

而哪些“不腐败不可能论”者，实在是花岗石脑袋，好像他的犯罪应归咎于行贿人。其实他忘了一个法则，即事物的发展变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倘若他廉洁无私，“潜规则”能发挥作用? ！　　

只是罗荫国的“腐败分子反腐败”论，虽然以偏概全、言过其实，但我们不得不警惕。因为它使我想到了某学者的“不腐败才要亡党论”。对于腐败一定会亡党亡国，我是一直持怀疑态度的，所以，早在2007年5月7日，我就写了《质疑腐败会亡党亡国》（见《李云飞作品集·我的胡说》），而这位学者比我的言论更加惊人。他是这样认为的：　　

“我的观察表明，腐败是有作用的，不是‘反腐败会亡党’，而是‘不腐败才会亡党’”。 　　

“对于‘不腐败才会亡党’的判断，错误的理解是以为我在说‘应该腐败才不会亡党’，正确的理解是‘党为了生存而容忍腐败’。那么，为什么‘不腐败才会亡党’？为什么党要容忍腐败？简单的答案是：因为党有比廉洁更重要的东西，因为还有别的东西比腐败更能威胁党的生存。”　　

“很显然，在对地方官员的‘行为约束模式’里，廉洁不是最首要的‘治官’目标，忠诚才是最首要的目标。在我看来，‘忠诚、政绩、廉洁’是当代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约束模式’。腐败会失去民心，但失民心却未必失天下，而不忠诚却会直接威胁政权。与‘官心’相比，失民心只是政权的间接威胁，失民心因此未必失天下。换句话说，官忠诚比民忠诚更重要，失官心才会失天下，因为失官心就是官心完全倒向民心的一边，或者官心完全无力控制民心（包括对自由化心慈手软）。关键还在于，政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心。把经济搞上去，把就业搞上去，把福利搞上去，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对腐败的不满搞下来。
    “ 所以，忠诚是政权之根本，腐败是忠诚的必要之恶，政绩则是腐败的稀释剂。对一个政权来说，忠诚是永恒的稀缺品。忠诚很昂贵，所以忠诚需要回报。历史上的政治忠诚，都是以钱和权作为回报的，钱不足就补之以权。钱权当然是没有够的时候的，但如果约束官权也太昂贵，官权约束就要让位于忠诚约束。贪官不怕，就怕贪官不听话。所以说：只有忠诚最重要，苯和贪都在其次。贪不是罪，大贪也只是小罪，不忠才是大罪。贪可忍，不忠则万无可忍。”　　

“如果‘忠诚、政绩、廉洁’是地方官员的‘行为约束’，那么，‘忠诚、关系、政绩、资历、廉洁’则是地方官员的‘晋升标准’。官员的‘晋升标准’造就了两大类型的地方官员：一是‘升迁型’，二是‘物质型’。　　

“如果’忠诚、政绩、廉洁’是地方官员的‘行为约束’，那么，‘忠诚、关系、政绩、资历、廉洁’则是地方官员的‘晋升标准’。官员的‘晋升标准’造就了两大类型的地方官员：一是‘升迁型’，二是‘物质型’。　　

“‘升迁型官员’未必不腐败，但他们更懂得不要因小失大。所以，在忠诚　　

和关系不成为问题的情况下，‘升迁型官员’更注重政绩和廉洁，尽管有时不得不通过腐败买通关系。‘物质型官员’未必不想升迁，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他们更注重当下的实惠；当腐败已经是官场和社会的潜规则的情况下，不腐败反而会寸步难行；因此，腐败只是‘物质型官员’的通行证。　　

“说‘现有的监督制度几乎完全无效’，却并不意味着现有的惩罚制度完全失灵。这是‘警察巡逻制’和‘消防灭火制’的对比。中国在惩治腐败问题上，事前的‘警察巡逻制’不灵，但事后的‘消防灭火制’却不软。许多人不原意承认这个事实，可它却是当下的中央制度权威没有崩溃的一个表现。所以，中国地方政治是腐败而不失控，我称之为‘腐败有能’，是古人‘用贪官，反贪官’的治国之道的当代实践。这也是贪官越反越多的原因。”（以上引文见方绍伟《不腐败才要亡党》）　　

虽然对这位学者的观点我不敢全部苟同，但一时我也找不出充足的理由驳斥。它就又使我的思绪回到某个地方的反腐上来。如果不是这个地方的市纪委首先查处一名科级官员，那位县级官员能够“带”得出来？（或许不排除没有诬陷）。还据传，这名科级官员被市纪委“双规”后，该县的领导多次或者向市纪委为其讲情，或者提出由县里自己查处，但都遭到了市纪委的拒绝。因为市纪委领导知道，这位科级官员在县里是几次被查办，但几次不仅是有惊无险、安然无恙，而且通过查处还与有的办案人员成为了铁哥(当然，前几次的被查办和这次的被查办，或许他真的没有搞腐败，对他也是诬陷)。　　

而对这个县领导的求情行为？老百姓是这样认为的，这名科级官员一天在市纪委，某些领导人的心中一天就不得安宁（谁能保证这名科级官员一定是新时期的“江姐”？）。当然，对老百姓的这种认为我是要反对的，因为这是一种仇官的阴暗心理。不过，老百姓认为的某些领导，并没有包括这位去求情的领导。但，不想将事态扩大，为求稳定而人为的制造稳定，则几乎是当前所有当政者的普遍心理。　　

而中国的多数人，虽然现在天天喊要反腐败，但据我的观察，天天喊要反腐败的人中有一多半人其实只是要反别人的腐败；如果自己有腐败，则绝对是不允许反的；甚至有的还用反腐败的方式自己搞腐败。对正在查办的腐败分子，有的甚至还有“惺惺惜惺惺”之感，或者期望他能“顶住”，不要“咬”出更多的同党来。对于整个腐败行为，社会也已经由原来的"深恶痛绝"逐渐转变为"习以为常"了，只要不触及个人利益就听之任之，甚至抱着"改变不了环境就适应环境的心理"而自愿加入贪腐大军。想到这里，我已经是冷汗淋淋。　　

而我们的纪委，虽然党章规定，可以对同级党委监督，但党章又规定，纪委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开展监督。这样一来，如果纪委真的监督了同级党委实际上就是儿子在监督老子。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就只能够上级纪委查处下级党委。而做为对官场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官场上的“朋友”是很少有"越级上访"的，他只会与他的直接上级发生"交易"和"关系"。因而下级党委中的人与上级党委中的人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上级纪委查处下级党委，如果上级党委有人干预，下级党委中的腐败分子也就很难查出来了。　　

如果还不信服，2011年3月22日《今日说法》播出的一调查纪录片《一个女人的七本日记》，更能说明以上问题。报导说，四川省自贡市一个叫刘娅的女子欺骗四川省自贡市民营企业九鼎集团董事长王杰，挪用公款，霸占股权，伪造结婚证书，侵占他人财产。这名叫刘娅的女子竟然有能力使当地民政、工商、公安、法院、银行等众多部门以及自贡市11名常委涉及。这样一个小小的案件，居然连结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真是无法想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看来，中国的反腐真要想有点成果，更多的就只能够像这个地方的反腐，不管这个地方的反腐最后是何种结果，但总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反腐模式，即来一个爷爷抚养孙子式的“隔代反腐”。这就是：省级反腐机构查处县级官员，市级反腐机构查处科级官员，县级反腐机构查处股级官员了。　　

（原写于2011年6月24日，修改于6月30日）